一　汉和葱岭以西各国的交往

汉和葱岭以西的正式交往当始自张骞之“凿空”。所谓“凿空”，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云：“谓西域险扼，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6]可见张骞出使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战国后期至汉初，匈奴日益强大，“东败东胡，西破月氏，南逼河套”，从而称雄漠北。汉初六十年国力尚未恢复，对匈奴只能采取妥协政策，与匈奴和亲，并且每年向匈奴赠送大批缯絮财物，但匈奴仍不时侵扰汉边，掳掠汉朝的边民及财富。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在位）即位后，开始发动对匈奴的反击。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与汉联合共击匈奴。张骞一行一百多人出陇西赴大月氏，经过匈奴控制的河西地区时被匈奴所获，被扣11年，后乘机逃脱，辗转到了大宛，后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经宛都，宛王“为发导译，抵康居，康居传至大月氏”[7]。当时大月氏已立新王，吞并了大夏，安居乐业，加上距中原太远，无意进攻匈奴。张骞不得要领，于武帝元朔三年（前126）返回长安。张骞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却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况。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欲联络居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招引其返河西故地，以“断匈奴右臂”。这一次的使团有三百多人，“多持节副使”，至乌孙，因乌孙畏惧匈奴，且离汉远，不知汉之虚实，“王不能专制”，不愿远徙。张骞于是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及旁诸国，张骞归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又遣数十人随张骞使汉，“因令窥汉，知其广大”[8]。而张骞所派副使回国时也带回了许多所到国的使者。

张骞西行，不仅达到了“断匈奴右臂”的目的，而且开通了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使得汉和中亚、西亚、南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政治与贸易往来关系，“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9]。此后随着李广利伐大宛，取天马，以及宣帝神爵二年（前60）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汉与西方的联系更加密切。“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汉朝则西去“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人，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10]。汉和西域的交往达到了一个高潮，这和张骞的开拓之功是不能分开的。

当时汉和中亚各国的交通是从长安经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到敦煌，敦煌郡龙勒县有玉门、阳关，由此西行有南北二道。《汉书·西域志》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处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11]

随着中西交通的畅通，汉和葱岭以西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和汉发生交往的国家有大宛、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身毒、犁轩（大秦）等。

大宛：《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可知自大宛以西人种文化上大同小异。汉和葱岭以西交往，最直接的就是大宛。大宛地处中西交通要道，“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弥、于阗”，是中亚的一个大国，其地即今中亚费尔干纳一带。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经过大宛，得到大宛王的帮助，至大月氏。张骞第二次出使乌孙时，也曾派副使到大宛。大宛民以农业定居为主，兼从事畜牧业，“其地有蒲陶（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子马也”。汉时从大宛归国时，带回许多农作物种子，在中原培植，著名的如葡萄、苜蓿等[12]。

汉武帝闻大宛产名马汗血马，号为“天马”，“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大宛因汉绝远，不予，并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汉武帝兴兵伐大宛。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征战，汉军尽管损失严重，但于武帝太初四年（前101）最终获胜，得到大宛良马，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并与之结盟而去。大宛之战，大大提高了汉朝的威信，“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13]。班固亦云：“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14]东汉时期大宛除一度依附莎车外，一直与汉保持着友好往来及通商关系，直到西晋仍向朝廷献汗血马。

大宛有时又作渠搜。《拾遗记》载元狩六年（前117），“渠搜国献网衣一袭。帝焚于九达之道，恐后人征求，以物奢费，烧之，烟如金石之气”[15]。有学者认为此渠搜即大宛[16]。

康居、奄蔡：康居“与大宛邻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经过大宛，大宛王发导译将其送至康居，由康居再至大月氏。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至乌孙时，也曾派副使出使康居。此后康居和汉建立了经常的往来。康居为中亚大国，“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17]，汉代康居已由锡尔河以北的游牧地区扩展到锡尔河以南即索格底亚那地方。也即汉魏以后的粟弋、粟特国[18]。

《汉书·西域传》：“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慢，不肯与诸国相望。”[19]康居始终轻侮汉使，西域都护派员到康居，其席位在乌孙使者之下，都护郭舜建议和康居断交，然汉廷出于通贡、重致远人的考虑，接受了康居侍子，此后康居“终羁縻而未绝”。

《梁书·康绚传》亦载：“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20]康绚即康居侍子的后代。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击败北匈奴，永元三年（91），复置西域都护，以班超为都护，进一步加强了西域同中原之间的联系。康居大约在这时期又开始和汉保持官方联系。章帝建初三年（78），班超曾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攻姑墨城，班超为此上书：“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21]

奄蔡国在康居西北，东汉时称阿兰、聊国，属康居，与康居同俗。汉丝绸之路北道西逾葱岭则可至康居、奄蔡。

大月氏：大月氏在汉代又称大夏。月支本是活动在中国河西“敦煌祁连间”的一个部落，后为匈奴所迫，迁至塞地。公元前130年左右，大月氏为乌孙所破，从塞地西徙，占据了阿姆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并征服了吐火罗人所建大夏王国，“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肹顿、都密，凡五部翕侯”。大夏故地就成为大月氏的国土。故汉代亦称之为大夏。至公元1世纪最终建立了以大月氏为首的贵霜政权，“后百余岁，贵霜翕侯丘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22]，将领土扩展到了兴都库什山脉以南。至贵霜王迦腻色迦在位时期（Kanishka，约100—126在位），贵霜帝国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索格底亚那、花剌子模、大宛均曾归其统治，其领土亦伸入今印度旁遮普、信德一带。并曾一度越过葱岭入侵于阗、莎车和疏勒。而汉本其故号，仍称其大月氏。

关于西汉和大月氏的交往记载不多。《拾遗记》曾记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大月氏国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23]，后武帝以为不祥，送还西域。近年在敦煌汉悬泉遗址出土大量汉代简牍，其中有一些涉及西汉中后期与大月氏使者来往的情况。如简V92DXT1411②：35载：“甘露二年三月丙午，使主客郎中臣超，承制诏侍御史曰□都内令霸副侯忠使送大月氏诸国客……”简V92DXT1210③：132，记永光元年（前43）四月，“使大月氏副右将军史柏圣忠将大月氏双靡翖侯使者万若山副使苏赣皆奉献言事……”简I 91DXT 0309③：97载：“客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24]可见西汉中后期大月氏和汉使者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

大月氏同中国的交往主要是在东汉时期。明帝永平十七年（74）班超复设西域都护，平通汉道，大月氏（贵霜）表示愿意归附汉朝，并助讨龟兹。章帝建初九年（84），疏勒王忠反叛，并联合康居，班超以大量锦帛赠贵霜王，“超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令晓示康居王”。在月氏王的斡旋下，康居退兵，“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超”[25]。

章帝章和元年（87）匈奴立莎车王贤子不居征为莎车王，不久又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章和二年（88）西域长史班超遣诸国军，并得到月氏的援军，击破莎车，使莎车归属于汉。后月氏因助汉击车师有功，遣使向汉“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这一要求为班超所拒，引起月氏怨恨。永元二年（90），“月氏遣其副王谢率将兵七万攻超，超众少，皆大恐”，班超劝慰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岭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果然谢既攻打班超不下，又抄掠无所得，只好派骑兵持金银珠玉去贿赂龟兹，班超设兵伏击月氏兵，尽杀之，并“持其使首以示谢”，于是谢惊服，遣使请罪，退兵，“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26]。

东汉安帝元初年间（114—119），疏勒王遣舅臣磐至月氏为质子，“月氏王亲爱之”，后臣磐在月氏扶助下，返国为王，因而臣磐与月氏关系相当密切。汉顺帝时，臣磐多次向汉贡物，如阳嘉二年（133），“臣磐复献师子、封牛”[27]，所献之物大多来自大月氏等地。

1965年，西安西北汉代长安城内出土了一只陶罐，内有带铭文的铅饼共13枚，1973年，陕西省扶风县姜塬又出土了两枚这样的铅饼，夏鼐先生认为结合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来看，“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28]。近来，我国学者林梅村认为，这些铜饼和铅饼上的铭文应当是用草体希腊文拼写的中古伊朗语。他指出公元1世纪前期，贵霜王朝建立，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贵霜内乱不已，境内的大月氏人大量地流亡东方，进入东汉避难。我国出土的这些铭有草体希腊文的铜饼与铅饼，很可能就是流寓到中国的贵霜大月氏人在三辅（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中部地区）及其西邻地区频繁活动留下的遗物[29]。

身毒：又称天竺，即今印度。当时“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其时皆属月氏……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30]。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民间商业往来至少在开通西域之前的汉朝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张骞在大夏所见经印度输入该地的蜀布、邛竹杖即可说明蜀地商人早已运蜀货至身毒，这些蜀货再通过身毒转销至大夏。由此可推测，可能在汉朝初年就存在一条从四川经云南到缅甸的贸易通道[31]。张骞二次通西域后，曾分遣副使访问身毒，大概身毒也曾派使前来。此后，汉和身毒的贸易往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斯坦因在汉代玉门关遗址的一处烽火台中发现一片带有婆罗谜（Brahmi）文字的丝绸残片，他认为该丝绸是在西汉末年由中国内地制造的[32]。这是汉与身毒之间有丝绸贸易往来的一个明证。

东汉时期，汉和身毒之间有官方往来记载。汉和帝时期（89—105），身毒“数遣使贡献”[33]。此后由于西域各国政治动荡，以致身毒使者只能改从海道和中国南方的日南互通使节，“后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34]。

一般认为，从汉明帝时起，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佛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35]一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也是最可靠的记载。

安息：即中亚帕提亚王朝（Parthia），其建立者为阿尔萨息斯（Arsaces），他约于公元前247年，建立了一个以尼萨（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阿什哈巴德附近）为中心的独立王国，即阿尔萨息斯王朝，中国史书称安息。公元前2世纪中期（前174—前136），米特里达特斯（Mithridates）在位，安息王朝达到极盛期，开拓了东越兴都库什山脉到达印度河流域，西及幼发拉底河的广大地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其副使曾到达安息国都番兜城，受到隆重接待。史载：“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其接待规格是相当高的。在其副使归国时，安息王亦派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琛、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36]。此后双方使节及商贾络绎不绝。

东汉时，安息继续与汉通好奉献。《后汉书》载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遣使献师子、符拔”。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37]。《后汉书·和帝纪》亦记此事。李贤注引《东观记》曰：“时安息遣使献大爵、师子，（班）超遣子勇随入塞。”[38]可知这次安息来使是由班超之子陪同进京的。

而中国与西方（大秦）的丝绸贸易，也基本上为安息所控制和垄断。《后汉书》载：“其王（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大秦）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39]此外，汉和帝永元九年（97），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40]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安息为垄断丝绸贸易，故意阻止甘英西使的一个计策。

一般来说，在汉与大秦的丝绸贸易中，安息人更多的是起了中间人的作用，而不是消费者的作用，安息通过垄断中西丝绸贸易获益甚丰。

大秦：又称黎鞬、犁轩，亦称海西国。过去多指罗马帝国，现在一般认为指其东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其地“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烷布……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41]。

大秦（罗马）和中国的商业往来，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开始有了，中国的丝绸大量转运到西方世界。在古代罗马，丝绸制的服装成为当时贵族们的高雅时髦的装束。不过这些贸易在当时主要是靠活动在里海等地的游牧民族（即大月氏、斯基泰）之手完成的。东汉时由于丝绸贸易的需要，罗马积极探索与中国交往的道路，但一直遭到安息的阻碍。“其王（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大秦）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魏略》亦云大秦“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42]。但民间的商业往来仍在进行，罗马商人对建立与汉代中国之间的商业往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汉和帝永元九年（97），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至条支时，被安息人婉言拦阻。甘英寻找大秦十有八九是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商业上的考虑。直到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43]。该记载不见罗马史籍，学界多认为这是罗马商人假冒使节之名而来。可知东汉以来大秦和中国的往来多走海路，其中日南（今越南中部）成为罗马商人登陆的一个贸易大港。永宁元年（120），掸国（今缅甸东北）王雍由调遣使诣阙（洛阳）朝献，“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达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44]。可以说，至少在东汉时期，如果中国与罗马之间有间接的经济交往，也是通过海路进行的[45]。其中日南港在东汉时成为汉王朝海外贸易的窗口。

条支：是汉代中国人对安提阿克（Antioch）的省译。西汉时的条支是指公元前30年罗马并吞叙利亚以前西亚的安提阿克王都，都城在地中海滨的安提阿克。东汉时期的条支则是波斯湾头两河出口处的安提阿克城[46]。

西汉时汉使最西到达乌弋山离，《汉书·西域传》云：“绝远，汉使希至……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当时只知道从乌弋山离“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入甕。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47]。《后汉书·西域传》亦云：“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东汉时期和条支的交往开始有所发展。汉和帝时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抵达条支，后误信安息海商的劝阻而止于条支，得知“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48]，由此陆道可至大秦。条支以产大鸟（鸵鸟）闻名。《后汉书》载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班固《西都赋》亦云上林苑有“黄支之犀，条支之鸟”[49]。该条支大鸟即鸵鸟，通过安息之手而至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