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港、澳、台及海外学者有关湘学研究

湘学作为湖南地方学术思想的重要标识，体现了湖南地方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精髓，自近代以来受到了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不少具有一定影响的成果。港、澳、台地区的湘学研究以台湾学者研究最为突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湘学源流和湖湘人物方面。

在湘学源流问题上，台湾学者多将“湖湘学派”称为“湖南学派”，他们认为“湖南学派”是指“宋代胡宏、张栻、胡大时、胡大原等所成的学派，谓天理与人欲同体异形，于未发、既发之解释，修养之方法，异于朱熹之说”[91]。因此“湘学的第一人为胡安国，继起的为他的儿子胡寅、胡宏，而发扬光大的人则为张栻”[92]。从学术渊源看，“湘学”是中原“洛学”在湖南的发展。“洛学”在“南渡以后，洛学传统有两大派。一传至杨时，其后有朱熹，称闽学。一传自胡安国、胡宏父子。宏有大弟子张栻，称湖湘之学。”[93]由此可见台湾学者将湘学归源于“洛学”南渡由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创立的湖湘学派，而将朱熹的学术思想归于闽学。这种从地域来划分湘学和闽学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应该看到由于朱熹曾任宋代荆湖南路潭州(今长沙)知府，在湖南地区为官多年，“湖湘学派”这一概念就是他最先提出来的，湖湘学派的理学思想同样深深地影响着他，因此朱熹的理学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湖湘学术思想，将朱熹的理学思想简单地归于闽学有待商榷。此外，一些台湾学者也认为湘学还有自己的学术思想源流。陈致平在《中华通史》中作“湖南学传授表”将湘学师承关系推至北宋初年的孙复，[94]而劳启光也从师承上认为“胡安国与游、杨二子论学，苦不能入，而见上蔡则深相契合。其后胡宏承父学而立说，遂深讥游氏，而倡‘性无善恶’之说，其门下有张栻，曾与朱熹辩议不休。于是，后世论者每据此以分别二程兄弟之学”[95]。陈致平、劳启光从学术传承和师承关系上剖析了湘学源流，但仅从传承和师承关系来归源湘学，未免有显简单，特别是将张栻与朱熹的理学观点之争来区别湘学与二程兄弟之学也欠允当，因为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体系与理学开山之祖的周敦颐的濂溪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产生于湖南的濂溪学派从学理上讲也亦可归于湘学。蔡仁厚则对南宋时期的湘学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宋室南渡，第一个消化北宋之学的，是胡安国的季子胡宏(五峰)。[96]蔡通过对胡氏家学、胡氏开创湖湘学统及传承的层层述略，使得湘学脉络清晰明了。

在研究湘学人物方面，台湾学者的涉及相当广泛，其中尤其比较重视对胡宏和张栻的研究。钱穆认为:胡宏作为理学巨子，自“南渡以来，湖湘之学称盛，而胡宏仁仲岿然为之宗师”。五峰(胡宏)自史转入理性，为“湖湘学派之变”[97]。对胡宏的理学思想为湖湘学派带来繁盛和转变进行了深切的分析阐释。台湾学者非常重视胡宏的理学著作《知言》，认为其“论理欲、论‘性情’，皆别出一解。……湖湘学派即由五峰开出。”[98]由于“《知言》，其书精深博大，程门诸大弟子概莫能逮”[99]。因此为后世湖湘学者所崇。为此钱穆著《朱子新学案》时，专列《朱子评胡五峰》并以《知言》为重点进行评述。此外，牟宗三从“心即理”之渊源对胡宏的《知言》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研究，蔡仁厚则对《知言》大义进行了评述，王开府也对胡五峰的心学进行了深入研究。

台湾学者对张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他的理学思想，张栻与朱熹交往甚密，门人弟子颇多，“朱子之义理讲贯，则多与南轩相切磋”[100]。陈荣捷从张栻与朱熹理学思想异同的角度入手，认为二者“最不同者，则朱子仁说以心之德爱之理为仁之两面，南轩则只言爱之理而不言心之德”，“盖南轩认仁乃是天地之心所由生，但不认天地以生物为心，故不言心之德。朱子仁说侧重理论，虽言学者汲汲于求仁，究于求仁之方，未有畅言。南轩则并言仁者之能推以至存义、存礼、存智。尤重要者，南轩以为仁莫要于克己，学者当以克己为道。”“克己为南轩仁说之重心。”[101]这样，通过比较朱张二人理学思想的异同，对张栻的“人学、心学”等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阐释。蒋励材以“醇儒”称颂张栻，认为南轩理学思想对湘学影响巨大、影响深远。

台湾学者对清代以来的湘学研究涉猎很广泛，但主要集中在经学、湘军和维新人物研究方面。其中研究较多的主要人物有魏源、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皮锡瑞、谭嗣同等。

魏源是台湾学者研究的热门人物之一。据台湾学者的初步统计，截至2003年6月，有关魏源的研究，共有专著4部，学位论文7部，学位论文中专章涉及魏源者7部，期刊论文42篇，专著中专章或论文14篇，学术会议论文1篇，报纸文章4篇。[102]其内容涵盖魏源的生平家世、时代背景、著作考述、思想渊源、思想形成与转变、思想内涵、经世实务、今文经学派、学术贡献、学术定位、影响与价值、文学成就、研究概况等诸多方面，涉及相当广泛，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政治、经学、史学、思想等部分。洪襦(1867—1929)可能是台湾地区较早撰文研究魏源的人，他认为:魏源具有雄才大略，本“可以有为而无所表现”，“以彼其才、其志，使得阅历兵间，实练其识……其造就固未可知，吾决其不在骆文公秉章、胡文忠林翼之下也”[103]。但这毕竟只是洪先生的推测，因为根据当时魏源所处的现实环境恐怕难展其志。这篇文章写于甲午四月廿一日夜晚，应是洪先生借魏源“本可有为而无所表现”以表达自己对当时国家时务的担忧。王家俭从魏源的经世思想和海防策略入手研究魏源，认为魏源的“海防政策”是中国第一次外患后，首部雪耻图强的方案，是“以国富兵强，充实海防为标的，以认识外情，师夷长技，讲求外交，改良内政为手段”的方案，“为中国指出一条朝往近代化的道路”，此方案虽未能实施，但却大大影响了“清末海防思想与洋务运动”。[104]将魏源置于中国近代史上“维新图强运动先驱”的地位。齐思和是研究魏源经学思想颇有影响的学者，他从检讨中国士大夫的虚骄闭固入手，赞美彰显魏源的进步先知，对魏源的思想渊源、时代背景和经世务实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翁瑞廷、黄克武、林盛裕、林美兰、方淑妃等都对魏源的政治思想、学术、史学、文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台湾学界对郭嵩焘的研究也多有涉猎。尹仲容、郭廷以、陆宝千等人对郭嵩焘年谱进行了研究梳理，对郭嵩焘生平经历、学术思想作了较为客观的陈述，成为台湾学界研究郭嵩焘的重要专著之一。汪荣祖以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为时代背景，以综合性传记的形式从中西方文明的视角对郭嵩焘的人生经历进行了深入分析。汪先生的研究多着墨于郭嵩焘的“感情世界”，侧重于生平经历及郭处理中国与近代世界关系的外交事务，对其洋务经历及洋务思想记叙详尽，而对其传统学术思想的表现及其成就虽有记叙，但不深入、不全面，存在明显的不足。[105]黎志刚对郭嵩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经世思想，在重点论述郭嵩焘的经世思想中的政治、社会、教育、经济、外交等思想的同时，对其以开放的胸襟学习西方知识，凭借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来相互比较并加以理性的评判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此外，陆宝千、孙致文等学者对郭嵩焘的生平、理学、礼学、史学、洋务及经学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台湾学者对郭嵩焘的研究虽有一定成果，但研究领域多偏重年谱、传记、洋务等研究，而对其经学和理学方面的研究却相对缺乏。

台湾学者对王闿运的研究多集中在其人其事及其经学思想研究。据台湾学者统计，研究其人其事和经学思想的有专著3部、论文11篇、资料汇编1部和一部书中的1章。[106]王闿运兼修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是清代湖湘学人中著名的经学家，但这些研究文章中论及其人其事的多，研究其经学思想的相对较少。魏怡昱是当今台湾地区研究王闿运经学思想颇有成就的学者，他根据王闿运“通经致用”、“经典淑世”的为学之道，以《春秋公羊传》的“拨乱反正”为论说主轴，对王闿运的《春秋》学进行了全面审视，并就王闿运治《春秋》学的方法、历程及特色进行了探析。但由于魏先生关注的重点是王闿运的《春秋》学与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秩序的关系，而对其治《春秋》学所基于的理论阐释是否正确允当却缺乏说明。就目前来看，台湾学界对王闿运的研究主要还是对其生平事迹的论述，对其经学也还只在《春秋》和《论语》二方面的治学研究，而其他方面还未涉猎。

台湾学者对王先谦的研究多在于其生平和学术方面。王先谦博览群书，重考据，对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和整理古籍多有成就，因此台湾学界在述其生平事迹的同时，对其学术成就多有研究，并主要集中在经学、文献学和史学方面。许维萍从王先谦的生平及时代背景、《诗经》学、《尚书》学、辑刻《皇清经解续编》四个方面对其经学成就进行了研究，就其《诗经》学的成书过程及其特色、《尚书》学所涉及的问题、辑刻《皇清经解续编》整理及其文献价值等进行论述，内容较为全面，唯有《皇清经解续编》叙述简要，未展开深入的析论，乃为之不足。台湾学者对王先谦“子学”学术方面的研究较多，其中在子学的庄学方面，赖仁宇的研究成就较为突出;而在子学的荀学方面，潘重规、龙师宇纯、李涤生、赵金海、黄圣旻等人成就较大。赖仁宇以读书札记的形式从王先谦的学术根源及其撰辑《庄子集解》的意图入手，以探究王先谦引证各家各书之条例及撷取众说之标准，然后根据研究结果来发现其撰辑《庄子集解》的瑕疵和不足之处，最后对其可取和缺失加以评述。潘重规对王先谦的《荀子集解》加以补正、补注，对王氏荀学训诂考辨多有建树。龙师宇纯、李涤生、赵金海也是以读书札记的形式对王先谦的《荀子集解》进行补注、订正、正字，其研究成就还是主要在文字训诂方面，而黄圣旻对王先谦的《荀子集解》则进行了全面性的研究。黄圣旻通过对王先谦的生平、受学、治学和著作的分析，深入全面地探究了《荀子集解》学术脉络和学术风貌。黄圣旻认为:王氏的《荀子集解》既是总结传统学术在荀学上的成就，又是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为荀学的出路奠立了扎实的基础，成为荀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物。[107]迄今，台湾学者对王先谦的生平研究仅止于传记、逸闻的简述，缺乏较为深入的学术性专论，集中于经学文献与子学部分的庄学和荀学，至于诸如史学、政治、文学等其他领域几乎尚未涉及。

在台湾，由于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被作为经学课程的入门教科书或参考著作而成为经学界最熟悉的晚清经学家。皮锡瑞的经学著作在台湾历久不衰，经学研究者大都经历过《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的洗礼后而成为经学爱好者。由此可见，皮锡瑞对台湾经学界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但是，相对于皮锡瑞在台湾经学界的盛名和崇高地位，对皮锡瑞本人及其学术进行深入研究的却不多见。据台湾学者统计，研究皮锡瑞的相关文献，去其重复，则单篇论文不过八九篇、专书一部(讨论皮锡瑞、廖平、康有为，固实际只得1/3)及4本硕士论文。[108]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两书。张火庆从分期、尊孔与明经，治经必宗汉学，传家法、守颛门等4个方面，对《经学历史》进行了论述。赵制阳对皮锡瑞《经学通论》中的《诗经通论》部分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论述，并作出综合评述，甚有见地，别具一格。胡楚生通过对《南学会讲义》的深入分析，得出皮氏《讲义》中以“孔门四科”调和汉、宋之学术，以“义利之辨”判分道学之真伪，以“变法改制”奠立自强之基础，以“保种保教”惕厉颓顽之人心等四大要旨，并论述了《讲义》对南学会的影响以及在清末维新变法思想中的地位。从台湾学界有关皮锡瑞的经学研究来看，主要限于皮对经学的梳理和论析，至于皮锡瑞的人生经历、治学态度、学术思想及政治观点等方面的研究还非常欠缺，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

谭嗣同既是湘儒学术大师，又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人物，因此，港、澳、台及海外学者多有研究。据台湾学者程克雅的相关研究统计，台、港、澳有关研究谭嗣同资料及著作文献有12 部(其中英文2部);专著及论文集18部或辑(其中英文6部或辑、日文1部、译著1部);单篇论文及期刊论文72篇(其中日本学者17篇);谭嗣同研究学位论文11篇(其中日1篇、英国1篇、美国2篇)。[109]内容主要集中在，谭嗣同的仁学与传统学术、仁学与晚清西学、仁学与佛学及谭嗣同与近代中国等方面。王樾、李增、邝芷人等对从仁学的基本概念入手，对谭嗣同仁学的“通”与融会思想进行了研究;邱荣举从人本及人文主义观点着手，对谭嗣同的仁学中所蕴含的“自由平等”和“人权”思想进行阐发。

日本学者坂元弘子从民族认同和性别意识入手，对谭嗣同仁学思想中的“会通”、“自由”、《平等》思想进行了研究。香港学者张灏、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以变法、反名教和批判意识为视角对谭嗣同的仁学与经学进行研究，并认为这是谭氏将经世致用视为维新变法的精神依据。林庆元、李喜所、赵世玮、雀香顺、曾海春、陈福滨等以晚清西学和洋务运动为背景，研究了谭嗣同仁学与其师法西方技艺和教育改革思想。台湾学者余英时、谢贵文、刘敬东，香港学者张灏，日本学者近藤邦康等从“批判意识”、“危机意识”、“超越意识”着眼，以晚清和民初为时代背景，对谭嗣同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地位、学行及其政治理想进行了论述。邱荣举、安庆安、林俊宏从政治思想入手，对谭嗣同的实务及推动湖湘新政的政治主张和成果进行研究。港、澳、台及海外学者对谭嗣同的研究相对较多，但是主要集中在对其仁学思想的研究，而其他方面，特别是对其维新变法思想的研究不足。

日本学界将湖湘学作为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高烟常信自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着手对宋代的湖南学(湖湘学)进行研究。他注重从文本入手来论述湖南学的学术思想，对湖湘学派主要人物的学术思想着力进行全面的考察。其研究成果《宋代湖南学の研究》是日本第一部研究宋代湖湘学的学术专著。高烟常信依次对胡安国、胡宏、张栻的学术思想及湖南学与朱子(朱熹)进行重点论述，其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就湖湘学来论及湖湘学，以期从湖南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朱熹的学术思想。就湖湘学来研究湖湘学，虽然对湖湘学派诸子学术思想的相互关联和观点异同容易进行比较，但很难对他们的思想加以展开进行研究，特别是对湖湘学后来的发展既未能展开，也没有作出更为详细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高烟常信的研究范围及其研究的问题意识受制于乃师友枝龙太郎《朱子的思想形成》一书中的观点。[110]这虽然是一个缺陷，但作为一个日本学者，他对宋代湖南学的研究仍然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

欧美西方学者对王船山生平及学术思想也有所研究。苏联学者佛·格·布洛夫以王船山的时代背景和学术传承为基础，对其哲学观点、社会政治观点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考察，并对王氏及其同时代人的观点进行评价。美国哲学家德·鲍泽和著名学者德·费尔本克对王船山的学术思想也有所研究。但是美国学者对王船山的研究兴趣只限于他的社会政治观点，而其他方面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除此之外，他们试图把王船山说成完全不符合中国哲学精神的人，使他的世界观丧失其民族土壤。德·鲍泽断言说:“不仅在对待历史的态度方面，以及在其民族主义方面，他是整个中国思想家当中非中国式的思想家之一。”[111]此正是美国学者评价新颖之处，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历史观方面确实大异于前人，正如梁启超所说，船山哲学“是为宋明理学辟一新路”，“已接近西方近代哲学”，“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112]因此可见美国学者对王船山的这种评价，应有可商榷之处。英国学者伊恩·麦穆伦对王船山的哲学思想与新儒教传统进行了研究，颇有见地，但由于受东西方语言文化差异的影响，其论述和评论难以深入展开。

港、澳、台及海外学者对近现代湖南的新政运动和社会发展方面也有所研究，其中以林能士和张朋园的研究影响较大。林能士从湖南的特殊历史背景、官绅维新思想着手，以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保卫局、课吏馆等为研究对象，对湖南新政运动发生的动力、基础、内容及失败原因进行析论，认为守旧绅士对新政的抨击，其目的主要集中在对倡导新政的新思想、新观念进行抨击，而对于各项具体的新政措施则抨击甚少。张朋园以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为主题，对1860年至1916年湖南省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个层面，不仅对湖南新政多有资论，同时对湘学研究也起到了开阔视野的作用。

总体看来，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湘学研究，以儒家文化圈为主，以台湾学者研究成果最多。由于目前国内学术期刊网还无法检索搜取港、澳、台地区及海外湘学研究的相关著作、论文及其他成果，所以只能从有限的资料中窥其一二，因而显得零散，只能是管中窥豹，要对其相关研究状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评述，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