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屈、贾到王夫之的“湘学”研究

(一)屈原、贾谊与“湘学”研究

屈原和贾谊虽为贬逐流寓湖南的非湘籍人物，但长期流放谪居湖湘，湖湘的风土人情与他们的思想相交融，形成了屈、贾富有湖湘特色的学术思想，为湘学的形成和传承发展奠定了基础。

屈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诗人，因遭谗言两度贬逐湖南，长期流放于沅湘间，最后于汨罗江自沉殉国。他是湖南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第一位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人物。对于屈原的相关研究从古至今都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成果众多。这些成果大多集中在对其生平经历、哲学思想和文学成就的研究，特别是楚辞研究。从汉代至今，王逸、朱熹、王夫子等无数学者为其作注、补注、补正、集解、集注等。贾谊的《吊屈原赋》是有文献记载关于屈原与湖南研究的第一文。相似的人生境遇使贾谊过湘江时，投书以吊屈原，以表达自己的不幸和悲郁心情。但迄今所见有关屈原的研究，绝大部分属于文学领域，尤以《楚辞》研究最为突出，有关屈原与湖南的研究论文虽数量不少，但多集中在湖湘文化研究方面。

董楚平从屈原之死探及他的爱国、人格、气质，对屈原的个性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研究。他认为，“对于一个开创了整整一个文学时代的伟大诗人，只满足于社会、历史等方面作一般性的探讨，尚不足以穷究屈原之所以成为屈原”[19]。为此，他以屈原之死为契机，以屈原本人最可靠的作品为依据，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从个性分析探讨的角度，对屈原自沉汨罗江的死因做出了富有新意的阐释。董先生的研究是以诗人的文学属性来剖析屈原死因的，在其作品的论及中虽然涉及了许多有关湖湘地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内容，与湖湘地域的学术思想联系并不紧密。

杨义以屈原诗学为源点，从屈原创作楚辞的“重华情结”与“求女异行”:追求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融合梦;“九歌”世界:开拓民间智慧进入文人传统的巨大潜能;南音真传:地域文化对于审美形态的意义三个方面，论述了屈原对湖湘诗性文明的开拓。认为“把长江文明引入中华文明发展的总进程中的首功是屈原。屈原丰富、改造、拓展了中华民族精神结构中诗的神经”[20]。观其全文，对屈原的诗性与湖湘文化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论述，见解较深，观点独到。高华平通过分析屈原作品中诸多“美”字的含义，认为屈原所谓“美”，实包含了德才、内外二者兼备的意思;而所谓德才、内外也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唯有这些内涵的和谐统一才堪称“美”。屈原的“美政”理想，应该看作他对执政者个人政治人格、君主政治人格以及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面貌的一种设计。屈原的这一政治理想与当时的诸子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超出于诸子之上，是对诸子政治理想的吸收、扬弃与整合。[21]以文学的“美学”视角，对屈原作品中蕴含的“美政”思想及其与诸子思想相互联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尚属深刻。

众多学者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了分析论述，认为屈原被流放到湖南后，很多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也产生于湖南，对后来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湖湘文化爱国主义文化的重要源头。

由于屈原长期流放沅湘间所开创的骚体诗影响深远，以致有学者认为:“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22]因而后世学者对其研究大多注重文学方面，而忽略了他蕴含在文学作品即楚辞之中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的研究。屈原创作的楚辞大部分篇章做于湖南，深受沅湘间湘楚地域文化影响，湖湘地区的风土人情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楚辞中的思想精髓被后世的湖湘学者所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正因如此，著名湘学人物、经学家叶德辉将湘学源头追溯至楚祖鬻熊、形成于屈原，认为“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23]由此看来，叶德辉可能是近现代以来将屈原纳入湘学体系的第一位学者。

贾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因遭权贵毁谤被贬为长沙太傅，寓居长沙达3年多。贾谊贬谪长沙，湘楚文化丰富了他的思想内涵，使其思想成为湖湘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贾谊的研究，古今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其生平经历、政论思想和文学汉赋等方面，而贾谊与湖南的相关研究并不很多。

贾谊与屈原有着相似的人事遭遇，两人都曾流寓湖南，以至于司马迁著《史记》时将其合撰《屈原贾生列传》。邓桂姣对屈原传本身及合传贾谊传的种种主观倾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屈原贾生列传》之所以合传，是因为“该合传的立意即在围绕忠信而见疑、贞才而不遇的人生，探讨志行操守、生死去就的命题。明此，乃可继续探讨该传的录文立意”[24]。从司马迁的写作目的、立意、行文等入手，研究角度微中见大。陈甲标从屈原、贾谊遭贬湖南的人生境遇，论述了他们的经世精神及其对湖南学风的影响，以曾国藩“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25]为归纳点，认为“湖湘经世学风的源头是屈原、贾谊的经世精神及其对湘人的深刻影响”。焦俊霞以贾谊的《过秦论》为例，通过对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分析及其与秦代的对比，认为贾谊中肯地探讨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贾谊认为，秦兼并六国，用的是法术诈力，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是必要的。但统一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就应该改弦更张，施仁心，行仁政、德政，以仁义为本。秦朝之所以灭亡，就在于取得政权以后，仍然以法术诈力为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国策，不懂得“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贾谊建议汉文帝要吸取秦亡的教训，实行“仁义”治国。他的思想不仅对汉文帝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对后世影响也较大。[26]王兴国的《贾谊评传》在充分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认真分析前人及时人对贾谊研究的成果，以评传的形式对其生平事迹、著作真伪及写作年月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考辨，同时对其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文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索、分析和评述，提出了许多富有学术价值的真知灼见，是一部关于贾谊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此外，王先生还在其副篇中将贾谊与晁错、陆贾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对比研究，阐释了贾谊与晁、陆二人思想的异同之处。

综观学界对屈原、贾谊的研究，不难发现其研究面广、成果多。但是从屈原、贾谊与湘学研究的层面看，其研究是相当匮乏的。虽然研究屈、贾与湖南有关的论文和专著也不少，但重点多集中在湖湘文化方面，且内容上大多关注其爱国主义思想和求索精神层面。

(二)周敦颐与“湘学”研究

周敦颐对南宋湖湘学派的创立有先导之功，其学说对二程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周敦颐为湘学之鼻祖。此论发端极早，晚清近代学者杨毓麟、叶德辉、钱基博等都认为周敦颐是湘学的开创者。方克立主编的《湘学史》中则赞成周敦颐是湘学鼻祖的说法。陈代湘还认为，有学者不同意周敦颐是湘学的开创者，其根本的误解在于把湘学等同于湖湘学或湖湘学派。[27]但尚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如王立新认为，南宋以前湖湘地区的思想学术，甚至周敦颐的理学，原则上都不能直接地称之为湘学。周敦颐成为湘学中人，其学术对于后世产生的重要作用并不是直接的，是后世通过湖湘学派的宣传和影响间接实现的。[28]

(三)湖湘学派与“湘学”研究

胡安国是南宋湖湘学派的开创者，一生致力于精研《春秋》。龙飞提出，其精神实质可用八个字概括:勇于担当，经世致用。对于胡安国“春秋学”的真谛，其子胡宏一言概括:“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胡安国的出发点在于直接指导宋朝处理金人入侵与黎民流离、人伦沉丧的现实问题，具有直接现实性。这样一种现实性开启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方向，对湘学精神的形成乃至中国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29]

有学者认为，胡安国子胡寅、胡宏为湖湘学的奠基者。胡寅从道学立论而辟佛以崇正，胡宏以道为其哲学逻辑结构的至高范畴，提出道性本体学，对二程以后喜爱空谈的学者们提出了批评，主张切合实用的教育宗旨，使经世倾向进一步成为后世湖湘人才最明显的特点。[30]陈代湘认为，胡安国对于湖湘学派的创始功不可没，但他在哲学理论上贡献不足，真正构建了完备的哲学体系，从而奠定湖湘学派理论基础的是胡宏。他的哲学包含本体论、心性论、功夫论，涉及哲学的主要领域，且他终生不仕，隐居讲学著书，在湖湘形成研究与传播理学的风气，对培养湖湘学派人才群体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31]

张栻曾是胡宏的门人，作为南宋乾道、淳熙时期著名的学者和湖湘学派重要领袖，张栻使湖湘学派在当时成为“显学”。其思想影响极其深远，不仅注重“躬行”，强调“践履”，如“天理人欲，同行异情”的观点，也与明末的王船山具有一脉相传性。元时修宋史，丞相脱脱将张栻与朱熹并列其举。张栻平生与朱熹结下极其深厚的学术友谊，其学说对朱子的哲学体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种学术的交流，不仅促进了各自思想的成长与发展，也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与完善。而朱熹对周敦颐极为推崇，他继承与改造了周敦颐的宇宙本体论，对胡宏的思想亦有批判与继承。[32]

值得注意的是，吴康从南宋时期的学术思想流派和地域传承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异同等方面，对“湘学”和“浙学”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湘学与浙学同源，因异地传承而分流”[33]。但双方学术的交流互有往来并相互影响，思想观点也有诸多契合之处。

(四)陆、王与“湘学”研究

有学者认为，在思想的传承上，陆象山之学由程明道引发，王阳明之学远承陆象山而成。王阳明不仅曾在湖湘地区讲学，而且身边还聚集着一群王门弟子，被称为“楚中王门”。其中最著名的是蒋信、冀元亨、刘观时等人。冀元亨强调“识仁体”，刘观时主张“观必有所见”。蒋信以个人道德修养为中心，力求修成一种光明俊伟的人格。蒋信的心学思想既是对王阳明、湛若水心学的继承，又是对湖湘学派的弘扬。作为湖南人和王门弟子的双重身份，他们丰富了湘学的内涵。作为湘中儒者，也是湖湘文化发展脉络上的重要一环。[34]除上述三人外，王嘉秀、唐愈贤、吴鹤、王文鸣、胡珊、刘德重、杨介诚、何凤韶、唐演等人，都是“楚中王门”的重要人物。

(五)王船山与“湘学”研究

学界一致认为，王船山是湘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他继承与发展了湘学，在湘学发展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方克立认为王船山是从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关键人物，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他对湘学精神和学风的继承与改造来看。宋时的湖湘学派一贯注重外王事功，但却被朱熹批评为“只务践履”、“气象迫狭”，没能发展为理学中的正统和大宗。500年后而有王船山，湖湘的学统与学风才得以继起和发扬，并将其整合到明清之际的思潮中，将经世致用之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二是从学术思想的传承来看，王船山认为行先于知，知来源于行，其重视“行”的知行观与湖湘学派的“学贵力行”的观点在方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在理欲观方面，王船山否定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说教，提出“理欲皆自然”的自然人性论观点，认为天理与人欲是统一而非对立的。这种观点与宋时湖湘学派中的胡宏等人的观点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且在学理深度上有很大的发展;三是从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厚传统来看，王船山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民族矛盾异常激化的时期——明末清初，其一生的思想行动，都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和意志。湘学中深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传统，可以说由王船山发挥到了极致，并对近代湘学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35]

王立新重点探讨了王船山在经世致用思想方面取得的进步。他认为王船山继承了春秋学传统，将夷夏之辩推向了极致;批判王阳明的心学，尤其批判王学极端的李贽;认为船山思想具有十分浓烈的启蒙特点;而对人才十分重视，这是船山浓烈的经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36]赵载光提出，船山学术尊崇周敦颐、张载、发展了周、张性气合一，以诚论性思想的主要方面，进一步强调气的实在的物质属性，提出自己的“继善成性”理论。船山批驳了朱熹对胡宏的批评，批判王学的“阳儒阴释”，打出周、张正学的旗号，也弘扬了与周、张学术一脉相传的胡宏、张栻湖湘学派。[37]

(六)清代中叶文人与湘学研究

清代前期，由于统治者的压制，湘学并不兴盛。但清初历代湘南学政潘宗洛、董思凝、李周望、谬元等人都曾大力推崇、宣传过王船山，为王收入清国史馆《儒林传》做出了贡献。康乾以后，湖湘学术逐渐复兴。清代的湘学坚守自周敦颐、湖湘学派到王船山以来的学术方向，讲求文化的大本大原而又注重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如李文炤和王文清等都注重有经世特征的礼学。清代学术的主流考据学一直没有成为湘学的主流，但湘学并不排斥考据学，只是轻视那种专作文字训诂、音韵名物为主要内容的考证，而继承清初顾炎武、范祖禹等人在地理、历史方面的考证，如严如熤等人。这种考证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对于现实经济、军事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湘学坚持性理之学，以天下为己任，为近代湘学及人才的兴盛埋下了伏笔。[38]张久钺、邓显鹤可以说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湘学学者。张九钺生于文学世家，其诗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之所长，学问与性情兼备，思想内容深厚广博，艺术风格以雄奇豪放为主，尤长于七言歌行，在清代湖湘诗坛独树一帜，成就颇著。[39]戈丹认为，张久钺的诗歌追慕太白，效法太白，而其诗学太白却能推陈出新不落窠臼，即所谓“太白后身是紫岘”，是清代很值得研究的一位诗人。

梁启超的《说方志》有言:“邓湘皋(显鹤)为湘学复兴导师。”邓显鹤率先大规模搜集访求船山遗书，校勘并刊行，是发现并推崇王船山学术思想的第一人。有学者评价:邓显鹤以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倾毕生精力从事搜寻、整理、编纂并刊刻了大量的地方文献。他自幼嘉吟咏，工诗古文，所为诗文史志，均是有益于湘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又以撰述与教育相始终，振拔寒孤，教泽在人。[40]此外，邓显鹤也是著名的诗人。周芳提出:“邓显鹤论诗反对区分唐宋，不喜门户宗派，但又独尚江西诗，推崇杜、韩、苏、黄，诗作恣肆纵横，自成一家，在道光朝执湖南诗坛牛耳。其声名远播于江浙、两广、云贵一带，在道咸时期的宗宋诗风形成的前期发挥了作用。”[41]

何绍基(1799—1873)的成就主要在文学方面。兰石洪提出，何绍基是清代道咸间宋诗运动的一面旗帜，以此来评价其对宋诗运动中的理论贡献。“他以坚实创作和深刻圆通理论推动了宋诗运动兴起和发展。他作为宋诗运动前期理论家，其理论吸收清代前中期几大诗歌流派长处，避免其不足。其诗论表现在:人与文一，标举不俗，明理养气，学人诗人有机结合。”[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