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批评与文学批评——重读列宁论托尔斯泰
陈然兴[1]
（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我们以往对列宁论托尔斯泰文章的研究存在着研究思路与对象性质之间的错位。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论是在意识形态批评的层面上而不是文学批评的层面上进行的，其研究对象不是托尔斯泰的作品，而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意识形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命题不能理解为“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而应该正确地理解为“托尔斯泰主义是反映俄国革命的历史条件的镜子”。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政治实践，它不仅不会把文学政治化，相反，它可能通过揭露和批判各种意识形态性的批评而在更高的层面上保障文学自身的价值。
关键词：列宁论托尔斯泰；意识形态批评；文学批评
列宁论托尔斯泰的系列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极为特殊且难能可贵的一部分。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马歇雷曾赞道：“这是一个史无前例且罕见的事件，一个政治领袖和科学理论家全面地探讨一个特殊的文学问题。”[2]对于马歇雷和国内大多数研究者来说，这组文章毫无疑问应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我们以往的研究也主要是在这个方向上进行的。但是，这组文章的根本的政治性又使它与一般的文学批评难以调和。过去我们从肯定的方面讲，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和战斗性的辩证统一，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越来越不满意这种本质上极其含混的提法。有不少的学者开始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反思这组文章在方法论上的问题及其结论的合理性。比如，一些学者认为，在这组文章中，列宁从纯粹政治性的角度批判了托尔斯泰的作品，而丝毫没有顾及托尔斯泰作品的“文学性”价值以及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情怀，他们不约而同地呼吁“让文学回归道义”[3]。这种声音迫使我们重新来审视这组文章，重新认识它的对象、性质、结论和方法。
一 列宁论托尔斯泰文章的性质
批评文章的对象和性质是由它的提问方式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它所提出的个别论断决定的。衡量批评文章的对象和性质，就是要就它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考察，它的理论主张不仅仅表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更主要地表现在使这个问题得以成立的隐含前提之中。重读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列宁在文章中提出了怎样的问题，他又是在怎样的理论前提下提出问题的？
毫无疑问，列宁对自己的提问方式是有自觉意识的。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开篇，列宁就对自己文章的标题，即文章的结论进行了先行的说明，“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理解、显然避开的革命联系在一起，初看起来，会觉得奇怪和勉强。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现象的东西，怎么能叫作镜子呢？”[4]这里，列宁通过提出一个矛盾来强调自己的提问方式的特殊性。这个矛盾的一方面是托尔斯泰对俄国革命的“显然不理解”和“显然回避”。矛盾的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在他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5]。从托尔斯泰对俄国革命的主观认识来讲，他是“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现象”的；从托尔斯泰作品的客观意义来讲，它又“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这个矛盾中暗含着一个理论前提，即作品的意义不等于作家的思想，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列宁所要阐释的对象。
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作家思想之间的差异，在当代批评理论中是一个共识。但是，对这种差异的解释却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从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视角来看，这种差异最终来源于作家的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矛盾；而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视角来看，这种差异最终来源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矛盾，即语言自身衍生意义的能力与言语表达之间的矛盾；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视角看，这种差异则是由作品的历史生存本身所决定的，即作品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被不断地重写从而产生其具体的“效果”。列宁的阐释与所有这些理论都不同。他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即通过分析文学作品和作家思想产生其中的具体历史条件来揭示它们之间差异产生的必然性的。在列宁这里，作品的意义与作家的思想并没有被彻底割裂，它们的差异也不是绝对的，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历史生活最终决定着它们各自的特点，包括它们的差异本身。因此，在列宁的文章中，托尔斯泰的作品与托尔斯泰的观点、学说往往被一起提及。比如，他说，“列夫·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他的天才艺术作品和他的学说中非常突出地反映出来的时代，是1861年以后到1905年以前这个时代……这个时期的过渡性质，产生了托尔斯泰作品和‘托尔斯泰主义’的一切特点”[7]。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也没有把文学作品与作家思想混为一谈。然而，他的论述的重心是在作家思想上而不是在作品上。从论托尔斯泰系列文章的具体表述看，列宁重点是把作家思想与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通过揭示作家思想本身的性质、内在矛盾来阐述托尔斯泰作品之于俄国革命的意义。这种理论重心的选择本身具有科学的、辩证的性质。
在提出托尔斯泰作品的意义与托尔斯泰的思想之间的矛盾之后，列宁马上对这个矛盾进行了分析。他连续用四个“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表述将托尔斯泰作品与其思想中的矛盾展开。于是，一个矛盾整体被清晰地分解为四对矛盾：（1）天才的艺术家——信仰基督的地主；（2）对社会弊病的真诚抗议——消极颓废的“托尔斯泰主义者”；（3）批判资本主义剥削、暴露了资产阶级与工人群众的深刻矛盾——鼓吹不以暴力抵抗邪恶；（4）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鼓吹宗教。在这四对矛盾中，主要矛盾是（2）和（3），它们可以归结为是托尔斯泰思想中固有的矛盾；次要矛盾则是（1）和（4），它们涉及托尔斯泰作品的艺术品格与作家的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列宁的文章选择了这个矛盾整体中的主要矛盾，即托尔斯泰思想本身的矛盾进行了充分的阐述。而在这个主要矛盾中，列宁还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托尔斯泰主义的消极、反动的一面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官方评论和自由派不约而同地鼓吹托尔斯泰主义的消极的一面，使它成为了一种阻碍俄国革命的思想。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8]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批评就是用辩证法认识事物的光辉的典范。
在辩证地分析了问题的前提之下，列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托尔斯泰主义’的显著矛盾是由什么造成的，这些矛盾表现了我国革命的哪些缺陷和弱点？”[9]这个问题所问及的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托尔斯泰主义与它所产生其中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列宁文章所要揭示的是意识形态与现实的相互关系而不是艺术与现实的相互关系。这两个问题不能混淆。尤其是在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列宁那里仅仅是提及，却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它们更不能混为一谈。因此，不能像B.诺维科夫那样断言：“举世公认，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艺术同现实的相互关系问题典范。”[10]
托尔斯泰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关系，这个对象本身决定了列宁的批评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意识形态批评的基本性质。列宁文章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对问题的解答，而首先在于他对问题的提出。要知道，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托尔斯泰作品的意义与托尔斯泰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在官方评论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评论中是不存在的。在后者的批评中，托尔斯泰作品的内容与其意义是和谐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伟大的、可以作为“人类的良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的文章就是直接针对它们而做的，通过揭露“托尔斯泰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这种矛盾产生的社会根源，列宁的文章有力地抨击和揭露了那些妄图借助托尔斯泰的世界声誉传播反动思想的意识形态活动家们。
总之，从列宁所提问题的性质、他的提问方式，包括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和目的等方面来看，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都不是在文学批评的层面上进行的，而是在意识形态批评的层面上进行的。
二 镜子的本体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不仅是列宁论托尔斯泰文章中第一篇文章的标题，也可看作这一组文章的总标题。它概括地表达了列宁的核心观点。然而，这个标题的隐喻性也给后来的阐释者带来了极大的混乱。长期以来，人们围绕“镜子”的比喻做了很多文章，很多人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的理论依据。于是，出现了一个广为流传而在列宁的文章中从未出现过的命题：“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例如，傅腾霄在文章中说，列宁“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意味深长却又力排众议地称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11]。陆贵山、周忠厚在其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也说，“革命导师列宁是从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观点来分析、评价托尔斯泰的文艺作品的。他称赞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创作了一幅‘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照现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12]。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的角度来讲，“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命题不能算是错误，但是它极易让人产生误解。
首先，它会让人误认为，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简单直接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沦于机械反映论的错误中去。而事实是，列宁在第一篇文章的第一段就提出了一对矛盾——托尔斯泰对俄国革命的“不理解”“显然避开”与托尔斯泰作为伟大的艺术家，“他的作品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之间的矛盾——从而揭示了文学反映现实的复杂性。其次，这个命题还会让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标准是文学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现实。事实是，列宁对托尔斯泰艺术成就的高度赞扬是独立的，从来没有把托尔斯泰的艺术成就与他的作品“反映出俄国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这两个问题混淆在一起。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我们的确能找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俄国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13]然而，这只是一个论断，就为什么说伟大的艺术作品必然具有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功能这个问题，列宁没有进行阐述。我们只能说，列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而不是得到了一个结论。最后，“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个命题还会让人误认为，列宁的批评就是简单地拿作品内容与现实生活做比对的结果。事实是，这种比对在列宁的文章中很少出现。在《列夫·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中，列宁对《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一段话进行了评述：“‘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能恰当地说明1861—1905年这个时期特征的了。”[14]列宁在这里似乎是在拿托尔斯泰作品的内容与现实做比对，但是列宁论述的重点在于从这段话中读出托尔斯泰对这种具体的历史现实的回避。所以列宁接着就说，“但是这样明确地、具体地、历史地提出问题，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却是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情。他总是抽象地发议论……”[15]文章接下来是一大篇对托尔斯泰学说的内容和性质的论述。这就是说，列宁没有停留在作品内容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比对上，而是转向了对作者思想的阐释和批判上。总之，把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个结论不加批判地转述为“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将会扭曲列宁文章的性质并严重损害列宁文章所包含的理论启发性。
毫无疑问，在标题中“镜子”一词指示了“列夫·托尔斯泰”与“俄国革命”之间的一种反映关系。然而，“列夫·托尔斯泰”这个词作为“镜子”的本体在这里到底指的是什么？我想，与标题中的“镜子”相对应的是文章中出现的“镜子”以及反复出现的“反映”和“表现”的概念。我们不妨把其中最为重要的段落集中起来看一看：
（1）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矛盾条件的镜子。[16]
（2）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17]
（3）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19世纪最后30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18]
（4）托尔斯泰的观点中的矛盾，仅仅不是他个人思想上的矛盾，而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这些东西决定了改革后和革命前这一时期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心理。[19]
（5）艺术家托尔斯泰的作品，思想家托尔斯泰的观点反映的正是旧俄国的一切旧“基础”的这种迅速、激烈而急剧地被摧毁。[20]
（6）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直到最底层都在掀起汹涌波涛的伟大的人民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长处。[21]
（7）托尔斯泰的批判所以这样感情强烈，这样热情奔放，这样有说服力，这样清新、真诚、具有力求“追根究底”找出群众苦难的真正原因的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22]
（8）列夫·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他的天才艺术作品和他的学说中非常突出地反映出来的时代，是1861年以后到1905年以前这个时代。[23]
“镜子”一词在文章中仅出现两例，如（1）和（2）所示，作为反映的主语，起到反映俄国革命现实功能的是“托尔斯泰的观点”“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托尔斯泰的思想”。而在其他段落中，只有在（5）和（8）中，列宁把“艺术家托尔斯泰的作品，思想家托尔斯泰的观点”共同作为“反映”的主语。而其余所有与“反映”“表现”概念相连的都是“托尔斯泰的思想”“托尔斯泰的观点”“托尔斯泰的学说”“托尔斯泰的批判”等。可以看到，列宁从来没有把“托尔斯泰的作品”单独地与“镜子”“反映”“表现”等概念相联系，因此，“镜子”这一比喻所要揭示的“反映”和“表现”关系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即“托尔斯泰主义”和俄国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本身与这个现实的关系。
一般认为，“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就是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它们大致可以看作是一回事。但是，我认为，一方面，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不仅体现在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在他的政论、日记、书信和其他文章中，而且在后者中的体现无疑是更加直接的。另一方面，托尔斯泰的观点、学说与托尔斯泰的关系跟托尔斯泰的作品与托尔斯泰的关系是不同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当然属于托尔斯泰，是他作为艺术家的天才创造的产物；而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也就是“托尔斯泰主义”则不是托尔斯泰所创造的。列宁指出：“托尔斯泰学说不是什么个人的东西，不是什么反复无常和标新立异的东西，而是由千百万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所处的一种生活条件产生的思想体系。”[24]这“千百万人”就是俄国农民，“托尔斯泰如此忠实地反映了农民的情绪，甚至把他们的天真，他们对政治的疏远，他们的神秘主义，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愿望，他们的‘对邪恶不抵抗’，以及他们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无力诅咒，都带到自己的学说中去了。千百万农民的抗议和他们的绝望，就这样在托尔斯泰学说中融为一体”[25]。因此，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既不是他的个人创造的产物，也不属于他个人，托尔斯泰主义是1861—1905年千百万农民对自身生活处境的情绪反应和思想认识的总和。
因此，与“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个命题相对应的是列宁的这样一句话：“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矛盾条件的镜子。”[26]也即是说，托尔斯泰的观点、学说，即托尔斯泰主义是反映俄国革命性质、动力和弱点的镜子。当然，这里不存在机械反映的意思。通过揭示一种意识形态由以产生的社会条件，通过揭示它的内容和性质来认识社会现实，是需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理论阐释来完成的，列宁的批评就为这种理论阐释提供了范例。
三 意识形态批评与文学批评
程正民说：“列宁的文章虽然带有强烈的政论色彩，并且侧重于思想分析，但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好像列宁评论托尔斯泰只有思想分析，没有艺术分析，只能算是一种政论文章。这种看法显然不够全面，也脱离了评论文章的实际。”[27]他指出，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艺术成就是有分析。他说：“从艺术上看，列宁认为托尔斯泰创作最大的特色是‘撕下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28]托尔斯泰作品的伟大、天才以及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由这种创作特色所造成的。程正民的说法是极其牵强的。首先，一般被作为文学批评术语的“现实主义”一词，在列宁那里主要的不是指托尔斯泰的艺术手法，而是指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该词在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中仅出现过一次。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列宁列举了托尔斯泰作品、观点、学说中的四组矛盾，最后讲道：“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29]这里，“现实主义”主要的是指一种观照现实生活的方式，它与僧侣主义的逃避现实的观照方式矛盾地共存于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之中。其次，把“现实主义”看作是托尔斯泰的“特色”“独创性”“天才”之所在是不恰当的。作为艺术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的“现实主义”不是托尔斯泰的首创，他的作品的艺术力量也不是单纯由这种手法和风格所决定的，而是对多种艺术技巧的熟练运用而产生的综合效果。把“现实主义”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的唯一来源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偏见，这在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中是不存在的。
因此，真正“全面”的看法不是把列宁文章涉及的各种方面随意地延伸，而是要客观地分析这些不同方面，并在把握了这些不同方面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真正的问题。客观地讲，尽管在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列宁高度地评价了托尔斯泰的艺术成就，就托尔斯泰的艺术才华及其作品的艺术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但是，所有这些评价都是以命题式的论断形式来表述的，列宁对其评价标准和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没有任何的论证，这都是一些“没有问题的答案”。傅腾霄虽然认为，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是文学批评，但是他得出的结论令人失望。他说：“列宁的论断，只是给我们研究托尔斯泰，打开了一条光明之路，并不能代替我们对托尔斯泰所应当进行的包括艺术分析在内的种种研究。”[30]他没有认识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由列宁批评本身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论的确不是在一般文学批评的层面上进行的，而是在意识形态批评的层面上进行的。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与文学批评在其对象、任务和性质上都是绝不相同的。意识形态批评的对象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思想体系，它渗透在各种社会话语之中，并且直接地、具体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列宁的对象——托尔斯泰主义仅仅是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托尔斯泰的作品和学说之中，但是它绝不限于托尔斯泰的作品和学说，它本质上不是托尔斯泰的个人创造。因此，当列宁说“托尔斯泰的观点、学说”的时候，必须始终记住，列宁谈论的是由农民阶级的时代意识构成的，并在广大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列宁策略性地使用了“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仅仅是为了针锋相对地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官方评论进行论战，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扫清思想障碍。
托尔斯泰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所造成的政治后果促使列宁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列宁说：“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耽于幻想、缺乏政治素养、革命意志不坚定这种不成熟性。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斗争的准备，像托尔斯泰那样对邪恶不抵抗；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31]马歇雷认为：“列宁是在试图说明‘农民’革命失败的积极意义的时候遇上托尔斯泰的。”[32]这话不准确。应该说，列宁是在寻找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的时候遇上托尔斯泰的，也是在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思想论争的过程中集中论述托尔斯泰的，其目的是通过对托尔斯泰主义的科学分析揭示其空想性和反动性，批判资产阶级妄图利用托尔斯泰主义阻碍革命的阴谋，从而使工农群众认清自己的处境并坚定地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文学批评是对围绕作品而形成的文学活动进行的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可能包含对作品、作家、读者的思想研究，但是这种研究永远无法离开作品本身。文学作品作为艺术作品的本性决定了一切文学批评都必须建立在特定的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而且其研究对象最终要落脚在作品中的符号和符号形式上。文学批评的任务多种多样，在不同的话语环境中，文学批评可能作为文学活动中的一部分起到引导创作和阅读的作用，也可能作为理论活动的一部分起到建构有相对独立性的人文知识的作用。当然，它也可能作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参与到意识形态论争之中。但是文学批评的对象决定了它主要是作为文学活动和理论活动而存在的，文学批评的政治功能必须依赖这两种活动而间接地得到实现。因此，文学批评是以基于作品事实而形成的现象为对象，通过艺术的或学理的分析和评价以获取经验或知识的理论活动。
可见，意识形态批评与文学批评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混淆两者会造成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们把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批评看作是文学批评中的一种，并把它冠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名目，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成了一种把文学政治化的批评。这种批评完全无视文学自身的价值，而把文学缩减为政治宣传和斗争的手段。这可能是对列宁论托尔斯泰最大的误解，这种误解不仅会损害列宁文章的理论价值，还会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声名狼藉。这种混淆的一种弱化的形式在马歇雷的论述中有所体现。他认为列宁的文章是在特殊情况下为文学批评附加了一种政治功能。他说，“在特殊的、具体的情境中，列宁在作为一般理论活动形式的文学批评中发掘出一种新的功能。写作论托尔斯泰小说的文章并不是一种消遣或闲谈。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对伟大人物表示敬意的问题，而是要在文学生产的时效范围之内为其指派一个真正的任务。美学与政治理论紧密联系，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思考指向一种实践目标”[33]。这种理解的含混之处在于，如果列宁的政治批评是从外部附加或指派给文学批评的，那么它就必然损害文学批评本身。反过来，如果文学批评在这里仅仅是列宁政治批评的策略性的幌子，那么它又完全没有必要。
不过，意识形态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不存在联系。首先，文学批评可能通过文学经验和知识的生产间接地介入意识形态论争之中，它往往在特定条件下不自觉地发挥着超出其理论范围的意识形态作用。因此，文学批评往往也是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性的批评。这时，它就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的对象。用詹姆逊的术语来讲，意识形态批评具有“元评论”的能力，即对意识形态性的批评进行批评的能力[34]。于是，意识形态批评通过这种“元评论”不仅不会使文学政治化，而且通过批判一切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利用而在更高的意义上保障了文学自身的价值。这一点在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中是可以得到证明的。
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始终贯彻着对官方评论和自由派评论的虚伪性的抨击。无论是官方评论还是自由派的评论表面上大谈特谈托尔斯泰的伟大，而实际上是要借助于托尔斯泰的声誉而传播其反动思想。他们对托尔斯泰的解读是意识形态性的，他们宣扬托尔斯泰作品中“属于过去的东西”，而压抑其中包含的“属于未来的东西”，其目的是利用影响广泛的托尔斯泰主义阻碍俄国革命的进程。因此，列宁说：“甚至在俄国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艺术家托尔斯泰。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成为所有人的财富，就必须进行斗争，为反对那种使千百万人受折磨、服苦役、陷于愚昧和贫穷境地的社会制度而进行斗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35]这就是说，如果产生托尔斯泰主义的社会问题不得到真正的解决，托尔斯泰就不可避免的是一个宣传反动意识形态的思想家和说教者，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要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谋而背负阻碍革命的历史罪过。只有通过革命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产生的物质条件彻底摧毁，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才能从这种意识形态利用中被解救出来，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和他的艺术作品才真正发挥其审美的意义而成为“所有人的财富”，成为“群众在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并为自己建立人的生活条件后将永远珍视和阅读的艺术作品”[36]。为了使托尔斯泰的作品“真正成为所有人的财富，就必须进行斗争”，列宁的批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这样一种政治斗争，它不仅不会把文学政治化，而且还在更高的、更长远的层面上保卫着文学自身的价值。
结论
综上所述，我认为，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不是典范的文学批评，这些文章尽管包含着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艺术上的评价，但这种评价并不是列宁论述的中心，列宁批评的对象不是“托尔斯泰的作品”而是“托尔斯泰主义”。因此，不能把列宁的结论“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简单地理解为“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反映俄国革命的镜子”，而应该正确地理解为“托尔斯泰主义是反映俄国革命的历史条件的镜子”。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极具理论启发性的部分，因为它构建了一种意识形态批评的范式，对此范式的认识和总结对于继承列宁遗产、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1]陈然兴（1983— ），男，汉族，河南南阳人，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叙事学、马克思主义批评。
[2]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 Ltd.，1978，pp.105—106.
[3]参见木易《论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及黄力之《让文学回归道义：反思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批评》（《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2期）。
[4]《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页。
[5]同上。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7]《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9]《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
[10]B.诺维科夫：《列宁的方法论与对作家的分析》，见《列宁文艺思想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02页。
[11]傅腾霄：《〈安娜·卡列尼娜〉与“俄国革命的镜子”——学习列宁论托尔斯泰札记》，《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
[12]陆贵山、周忠厚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9页。
[13]《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页。
[14]《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15]同上书，第101页。
[16]《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页。
[17]同上书，第186页。
[18]《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页。
[19]《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20]同上书，第40页。
[21]同上书，第71页。
[22]同上书，第41页。
[23]同上书，第100页。
[24]《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25]同上书，第41页。
[26]《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页。
[27]程正民：《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
[28]同上书，第171页。
[29]《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
[30]傅腾霄：《〈安娜·卡列尼娜〉与“俄国革命的镜子”——学习列宁论托尔斯泰札记》，《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
[31]《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
[32]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 Ltd.，pp.106—107.
[33]Ibid.，p.107.
[34]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2卷，王逢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8页。
[35]《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36]同上书，第1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