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临安府知府群体述论
摘要：临安府自升府讫南宋灭亡的近150年间，约有130位知府履职。通过对该群体的出身、选拔与迁转、籍贯分布及任职特征进行分析，从中可以窥见：知府出身分布深受宋代作为科举社会的属性的影响，宗室举进士并出任知府这一趋势，是北宋以来针对宗室政策调整的体现，同时昭示了“宗室士大夫”阶层的崛起；知府地域分布的变化与失衡，凸显了知府群体乃至整个南宋政权中官员构成的本地化倾向和两浙官僚集团势力的崛起；知府的任职与府政的运行深受政局走势与权臣干预的影响。
建炎三年（1129），杭州升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迄南宋灭亡，接近150年。虽名义上只称“行在所”，但临安府实际上与北宋东京开封府并无二致，为天下诸州府之冠冕，号称“天府”，“警跸所在，呼吸四方，根柢万寓，其事势增，实视古之京兆”。不仅行政建制独出诸州府之上，其行政长官——知府或府尹及其群体，同其他州府长吏相比也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在此近150年间，自季陵始、翁仲德止，出任知府或府尹的官员约156任130人。对于这样一个标志性的群体，值得进一步探究，但目前的研究尚未称得上深入。就笔者搜讨所及，只有林正秋、徐吉军两位学者在这方面有所措意。林正秋先生曾先后发表《重视城市建设的南宋知府——赵与筹（上、下）》《重视民生的南宋知府——马光祖》《重视民情的南宋知府——赵子》《重视城市建设的南宋知府——袁韶》《重视民情的南宋三任知府——赵与欢》等论著，对赵与筹、马光祖、赵子、袁韶、赵与欢5位知府的事迹作了介绍。徐吉军与林正秋两位先生的同名专著《南宋都城临安》的相关章节也有一定的论述。但以上成果主要是对临安府知府的个案研究，未能对整个群体给予足够的关照，仍然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因此，本文拟从临安府知府群体的出身、选拔与迁转、籍贯分布与任职特征等几个方面作初步的探讨，总结某些共同的特征，同时借以窥见这些现象背后所折射的宋代制度规定、政治格局及宋廷制定政策的取向等问题。
一、出身
130名知府中，可以确定出身的有79人。完全出身恩荫者13人，为卢知原、梁汝嘉、周淙、韩彦古、莫蒙、李椿、赵磻老、韩彦质、钱象祖、史弥坚、黄荦、颜颐仲、赵与訔，约占16%。科举出身者63人，约占80%，占极高的比例。科举出身的知府中，有58名属于进士科出身，并且有三名状元，即绍兴十八年（1148）王佐、嘉定十年（1217）吴潜与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除常规的正奏名进士出身外，尚有少部分属于特赐第或制科出身。特赐第者5人，为钱伯言、钱端礼、王炎、姚宪、家铉翁。制科入等者2人，为孙觌、赵立夫，但此二人均是在已取得进士身份之后再分别中式词学兼茂科和法科。此外，神宗“熙宁变法”时，改革科举，行“三舍法”，这一做法为徽宗朝所继承，因此有3人于徽宗时三舍释褐，即汪思温、沈该、赵士璨。
通过以上数据，不难窥见，临安知府出身分布情况同作为科举社会的宋代完全契合。宋代官员入仕的主要途径不过科举与恩荫，正如杨万里所说：“仕进之路之盛者，进士任子而已。”其中又以科举最为重要，被视为正途，而进士科又是重中之重，宋人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如果高中状元，更是荣耀无比，宋初尹洙曾宣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宋人的这种认知可从南宋曾出任临安知府的宰执官身上得到充分验证：曾出知临安府的宰相有7人，为吕颐浩、沈该、谢深甫、钱象祖、吴潜、文天祥、贾余庆，除贾余庆出身不明、钱象祖由祖钱端礼荫外，其余皆为进士高第，而吴潜与文天祥更是勇夺魁首；曾出任知府的执政官有14人，为李光、席益、汤鹏举、钱端礼、林安宅、王炎、姚宪、沈夏、袁说友、袁韶、余天锡、马光祖、曾渊子、家铉翁，除钱端礼、王炎、家铉翁出于恩荫外，其余亦皆为进士出身。科举出身对官员的吸引力还体现在，不少官员已经由恩荫入仕，但仍然选择以有官人的身份应举，以取得进士科名，如韩彦直系韩世忠之子，初以恩荫入仕后又中进士第。更有甚者，很多在仕途上业已取得较高成就的官员仍然对进士科名孜孜以求，上述五名被授予特赐第的官员中，几乎都是在已官至尚书、侍郎时被赐予进士科名。
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是，大量宗室由进士出身进而出任知府。出任知府的宗室多达17人，为赵士璨、赵子、赵彦操、赵磻老、赵不流、赵师、赵善坚、赵彦励、赵善防、赵善宣、赵时侃、赵立夫、赵与懃、赵与欢、赵与筹、赵与訔、赵与稙。而考中进士者高达9人，此9人为赵子、赵彦操、赵善坚、赵时侃、赵立夫、赵与欢、赵与懃、赵与筹、赵与稙。北宋立国初期，对宗室入仕有严格限制，宗室大多授予环卫官，坐享俸禄。但中后期以后，随着宗室人口增殖，生计压力上升，这种防范被迫有所放松，神宗时进行宗室改革，颁布《宗室法》，允许宗室通过科举入仕。到了南宋，宗室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宗室通过科举入仕已成定制。宁宗朝，宗室出身的赵汝愚还曾官至宰相。大量宗室举进士并出知临安府这一趋势，是北宋以来针对宗室政策调整的鲜明体现，即由直接授官到应举入仕的转变。同时，也昭示了一批科举出身的“宗室士大夫”阶层的崛起。
就家庭出身而言，这一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家族性。所谓家族性，是指一个家族中数人甚至是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相继出任知府。这些家族中，主要以南方特别是两浙的家族为主，这些家族既有以科举起家者，也有以军功起步者，亦不乏外戚与宗室家族。钱端礼与钱象祖以祖孙先后出知临安府，钱氏乃吴越王钱镠之后，钱端礼为秦鲁国大长公主之孙，是外戚家族的代表；史弥坚与史岩之叔侄先后出任知府，明州史氏家族一门涌现3位宰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28位进士，权势煊赫之极，是科举起家的家族典范；余天锡、余天任、余晦则是以兄弟叔侄先后出知临安府，余氏与史氏家族关系密切，余天锡曾被史弥远延聘为家庭塾师，并为其寻访赵贵和（后来的理宗）及参与废济王之谋，也是通过科举实现进身之阶；韩世忠三子彦质、彦直、彦古亦先后出任知府，韩氏虽以军功起家，诸子最初皆以恩荫入仕，但后来易换文资，彦直还考中进士，最终完成从军功家族到科举入仕的转型；赵与懃、赵与欢、赵与筹、赵孟传叔侄4人也曾先后担任知府，赵氏兄弟之父赵希怿为太祖七世孙，一子与愿自幼为宁宗养于宫中，先封荣王，后立为太子，卒谥景献，希怿与其子因之贵显。是宗室家族入仕的突出代表。
二、选拔与迁转
地方长吏在宋代通常称为“亲民官”，实一地治乱安危所系，其选任颇受朝廷重视。况且临安府为行在所在，典司毂下，庶事浩繁，知府更属要剧之任，所以其选任尤为朝廷究心。宁宗朝，宰相赵汝愚曾就临安知府的选任说：“臣窃惟临安虽号为驻跸之地，其实事体所关，盖与神州无异。凡为守臣者，谓宜精选公忠端亮、深知治体者为之，所补盖非他都比也。”
赵汝愚所说“宜精选公忠端亮、深知治体者”，标准比较空泛，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结为临安府知府“多卿监、从臣兼”，大致指出了出任知府官员的级别，但概括并不严密。其实，能够迁转或出任临安知府的官员主要分为三种：浙漕官员，即两浙转运使副、计度转运使副、转运判官；卿监官，九寺五监的卿监、少卿监；尚书省六部的权尚书、权侍郎。这三种情形占了知府群体的绝大部分，而且还呈现某种时段性，早期是第一种情形为主，中后期多为第二三种情形。此种选拔标准与偏向的出现首先与国家的铨选规定，即官员资序问题相关是毫无疑义的，但宋廷应该也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南宋立国初期，连年战争，开支浩瀚、帑藏空虚，当时先务以理财为急，精明强干的财计官员受到特别倚重，反映在地方上，就是往往以浙漕知临安府，此外浙漕官署同临安府衙署相近，便于就近赴任、政务交接应该也是因素之一。“绍兴和议”成后，政局趋于稳定，开始改以九寺五监的卿监、少卿监兼任知府，这应当是出于卿监官事务清闲，与事务繁忙的临安府正相互补。间以作为侍从的尚书省六部的权尚书、权侍郎兼任知府，主要还是出于增重事权、便于弹压的需要。
至于以“从臣”担任知府，之前尚属于默认的规则，并未见于国家的正式规定。直至干道年间皇太子兼领临安府尹时，才由孝宗专门下诏明确少尹由侍从官担任：
（干道七年五月）十二日，诏：“皇太子领临安府，少尹已差侍从官。所有判官序位，依两省官奉使法，推官序位在诸州之上，任满日仍理为知州一任。”
在皇太子兼领临安府尹时期，包括少尹在内的属官的地位、待遇和级别相应得到了进一步提高。饶有趣味的是，由侍从官担任知府最集中的时期恰好处于南宋政权建立初期和末期，这是由于这两个时期国家皆处于危亡时刻，往往由朝廷派遣亲近侍从官镇守，甚至是宰相、执政亲自坐镇，比如早期的吕颐浩和后期的文天祥。
至于知府的升迁，总体来说，前景颇为光明。临安府130位知府中，如文前所述，官至宰相者7人，曾任执政者14人，曾任尚书者又有10人。南宋一朝历十帝，“居相位者六十一人，位执政者二百四十四人”，出判临安府之宰相有7人，占总数为11%；执政有14人，占比接近6%。宰执合计21人，占130位知府的16%有余。尚书及其以上侍从官31人，占比接近24%，这意味着曾任知府的官员中接近四分之一都做到了尚书及以上的高官。北宋时，开封府知府同三司使、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俗称为“四入头”，是步入执政的重要阶梯。众多官员同样通过临安知府这一职位走向宰执高位，因此堪称仕途中的要津，也从侧面反映了临安府作为驻跸之地的重要性。
三、籍贯分布
130名知府中目前可以确定籍贯的有73人，按照路分划分，如下表所示：
总的来看，两浙路一枝独秀，所占比例达半数以上。两浙路内部，仅明州（后升庆元府）就高达9人，超过除两浙路之外任何一路的总数。除两浙路所占比重较高外，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也占有一定比例。但仅就南北方的对比而言，已经严重失衡，北方地区只有9人，南方则高达53人。如果考虑到某些被统计为北方籍贯的知府中，很多属于流寓南方已久的北方官僚及其后裔，比如韩世忠三子彦古、彦质、彦直，这种失衡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另一个有代表性的指标是，在临安府知府出身背后的仕宦家族中，南方特别是两浙的家族，无论在人员的入仕数量，还是权势的煊赫程度上都已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出于诸种因素的交织。就深层次或者长时段的因素而言，地域之间的失衡植根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自安史之乱后，国家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五代、宋以后这种局面更加明显。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南方在文化发展上相对于北方也取得了优势。两浙人才荟萃，号称士大夫渊薮。这在科举取士上表现尤为明显，南方地区无论在取士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胜于北方，随之而来的是在官员入仕上亦占据优势。南宋时，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就中央而言，朝堂上南方出身的宰执比例远较北方为高；就地方而言，临安府知府的南北分布也验证了这一点。
短时间、突发因素则是政权与领土的变动。“靖康之变”后，随着北方大片国土沦陷，大批北方官僚士大夫也失陷于金人之手，或为金人掳掠北去，或被迫仕于伪朝。即使在“绍兴和议”达成之后，金人还曾屡屡照会南宋索还南下的北方官员及其家属。经此大变，北方世家旧族零落殆尽，政治势力遭受重大打击。知府群体中，早期的吕颐浩等人都是随宋高宗南逃的北方籍贯官僚。但随着“绍兴和议”后两国相对和平局面的形成，直到南宋末期，临安府知府中几乎不再出现北方籍贯的官员。
北宋初年，传说宋太祖留下了“不得南人为相，内臣主兵”的祖宗家法，宋代南北方官员的力量对比问题也一再被讨论。但从临安府知府群体看，此时，南北方的力量对比已经严重失衡，南方已占据绝对优势。推而及之，南迁的北方官僚集团同以两浙为代表的南方官僚集团的势力对比也呈同样的发展趋势。以南宋历史上权势最为熏灼的4位权相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为例，除了秦桧曾为北宋旧臣外，其余3人几乎都可算作是两浙本地的官僚集团势力。这种强烈的反差更凸显了南方官僚集团势力日益占据着南宋政权的核心地位和南宋政权的本地化。
同时，两浙本地的官僚士大夫自身也有一种维护本集团利益的强烈诉求和自觉意识。南宋内部，本地官僚同南下的“归正人”之间存在激烈的矛盾斗争，如孝宗朝丞相史浩，通过他对归正人的歧视态度，用戴仁柱的话说就是：“一个南方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同时也是一位把南方本土利益摆在恢复北方领土这一宏大政治目标之上的朝臣”。其子史弥远专权20余年，更是因在用人上竭力援引其明州（别称四明，后升庆元府）同乡而为人所诟病。这都鲜明地体现了两浙官僚士大夫对本地利益的巩固与维护。
至于两浙路及明州的突出表现，也要归结于朝廷政策的具体调整。上文已提及，“靖康之变”后金人掳掠大批北宋大臣北上，众多官僚士大夫失陷，以及在当时动乱的时局下，很多官员拒绝赴任或请求致仕，刚刚在南方立足的南宋政权便面临人才匮乏的窘境。因此，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南宋政权想要站稳脚跟，势必要倚重南方特别是两浙的士大夫，他们明确提出要选拔两浙士大夫以为朝廷之用，右谏议大夫郑瑴向宋高宗进言：
陛下南渡，出于仓卒。朝士大夫、省台寺监、百司职事之臣，获济者鲜，当擢吴中之秀以为用。况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敌于此。庶几速得英才，以济艰厄。
郑瑴的建议当时还是出于“以济艰厄”的权宜之计，而随着南宋政权渐趋稳定，对南方士大夫的重用归于常态化，两浙特别是明州占据临近行在的地利，遂导致不仅临安知府的人选多来自南方，整个南方特别是两浙官僚集团势力也在迅速崛起。
四、任职特征
首先，代理、兼任知府越来越多，系衔烦琐。早期临安府知府还是以专任为主，而越是南宋中期往后，代理、兼任知府的情形越来越多，其表现是知府系衔中几乎都带有“暂”“兼”“权”，有时甚至三者皆有。由于知府兼任的职位太多，不仅担任临安府知府，甚至兼任一系列的中央官职，同时也导致知府系衔越来越烦琐。试以南宋初期担任知府的季陵和中后期的余天锡为例作一对比：
（季陵）建炎四年四月以徽猷阁待制季陵知临安府。
（余天锡）绍定五年壬辰十月二十日，以权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检讨官、兼崇政殿说书、试户部侍郎、兼同详定敕令官兼知临安府。绍定六年癸巳十月十五日，除权户部尚书，兼职依旧。绍定六年癸巳十二月五日，除户部尚书、兼检正、兼详定敕令官。
这一方面与宋朝官制的复杂多变有关，资历浅者任知府常带“权”或“权发遣”名号。另一方面，知府的人选很多时候艰于采择，许多知府属于临时任命、短暂代理，一旦正官到任，旋即解职。但往往很长时间没有正官到任，于是一任又一任地由临时委派的官员负责。由于很多知府并非专任，通常身兼大量其他职事，这对临安府的治理无疑是一种妨害。
其次，任期短、流动性大。历任知府中，任期可以考知的有139任。其中任期小于1个月的有8任，任期介于1个月和6个月之间的有51任，介于半年和1年之间的有32任，介于2年和3年之间的有8任，任期在3年以上的只有5任，平均任期只有11个半月。任满3年者5任，分别为梁汝嘉、赵时侃、袁韶、赵与筹、潜说友，其中又以袁韶与赵与筹任期最长，袁韶任期长达8年，赵与筹更是接近11年。任期最短者为陈景思，只有3天。总体看来，能够任满3年者少之又少，赵与筹与袁韶只是特例，绝大多数的官员任期少于1年。南宋一代国祚不过150余年，而出守临安的知府竟达156任130人，官员的流动性极高。宋代一般规定3年为一考，很多知府都不能成一考，且往往不能正常迁转。
这在于，临安府庶事浩穰，号称难治。知府若事务处理不当，即会引起皇帝的不满和台谏的弹劾，动辄被放罢、勒停的，不知凡几。而且同任何朝代的京师一样，临安府是达官贵人、强宗豪右所居，如果知府不能长袖善舞，也会动辄得咎。如知府李椿，为官甚有政绩。但任职未满3月，“竟以权贵不幸解去”。又秦桧当政时，其孙女崇国夫人丢失一只狮猫，秦桧令临安府限期寻找。知府曹泳惶恐不已，出动全城禁军大肆搜求，结果仍未找到。秦氏欲降罪于官兵，最后通过崇国夫人的仆人求情，才勉强了结。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
其孙女封崇国夫人者……爱一狮猫，忽亡之，立限令临安府访求。及期，猫不获，府为捕系邻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猫。凡狮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赂入宅老卒，询其状，图百本，于茶肆张之。府尹因嬖人祈恳乃已。
“冗官”问题同样是造就这一局面的因素。从北宋真宗朝之后，“三冗”问题开始抬头，南宋中后期则愈演愈烈，“近岁东南郡守率待阙五六年，蜀中亦三四年”，以至于朝廷要专门下诏“禁经营留阙者”。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官员职位间的互兼外，减少任期、加强官员的流动性也是解决员多阙少的方法之一。因此，知府任期短、流动性大亦寄寓了宋廷解决“冗官”问题的意图。
最后，知府任职与府政深受权臣的干预与政局的影响。临安府作为都城，是连接地方和中央的中枢，也是各路政治力量博弈的舞台。知府群体在不同的政局环境中体现不同的面向，又与当时的权力中枢，特别是权相的不同权力表现密切相关。
历任知府中，固然不乏清正廉洁、精明强干而又政绩突出者，比如赵子、马光祖等。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于南宋100余年间相继擅权，相应时期临安知府的选任阶段性为权相所操纵。他们或为控制朝政，任用私人；或招权纳货，贿赂公行，任用无耻士大夫。秦桧在位期间，千方百计迎合高宗的投降路线，大肆迫害异己，结党营私，为了控制朝政，竭力引用私人。其妻兄王，及不学无术、行伍出身的姻亲曹泳，均被任为临安知府。韩侂胄擅权期间，宗室赵师大肆贿赂并谄事之，极尽丑态。某次为博韩侂胄欢心竟学起狗叫，被百姓谑称为“狗叫侍郎”，经过苦心钻营，得以屡次出任知府。《宋史》载：
韩侂胄用事，师附之，遂得尹京……侂胄尝饮南园，过山庄，顾竹篱茅舍，谓师曰：“此真田舍间气象，但欠犬吠鸡鸣耳。”俄闻犬嗥丛薄间，视之乃师也，侂胄大笑久之。以工部尚书知临安府。
南宋各个权臣擅权时，知府同权臣二者之间的互动表现为，权臣会为了便于掌控而提拔自己的心腹党羽或者政见一致的人担任知府，而这些人上任之后也往往想着投桃报李。于是当某些事务不便出面时，权臣便常常假手于临安知府，而知府为了谄媚或依附权臣，也往往乐于秉承其旨意充当打手的角色。如此，临安府的政务运行免不了要受到权臣的干扰与掌控，也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政局。如庆元六年（1200），进士吕祖泰上书论韩侂胄并讼赵汝愚之冤，韩侂胄大怒。知府赵善坚秉承韩侂胄旨意，企图以好语诱之，以倾其他道学党人。吕祖泰识破其计，坚执不从，于是便被“临安府从杖一百，真决，免刺面，配钦州牢城收管”。又如，度宗咸淳年间，太学生叶李与同舍生康棣等人伏阙上书，声讨贾似道擅权误国。贾似道即嗾使其党羽、时任知府刘良贵诬陷叶李“僭用金饰斋扁”，锻炼成狱而将其发配漳州。
五、结语
临安府知府群体可以视为南宋政权的“晴雨表”，借此可以窥见整个南宋政权的政治走势和制定某些重大政策和决策的取向。临安府知府出身状况体现了科举对宋代官员仕宦的重要影响，大量宗室进士出身的知府的出现，则是北宋以来针对宗室科举政策调整的体现，即由直接授官到应举入仕的转变。知府地域分布的变化与失衡根源于地域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实际上也凸显了临安知府群体，乃至整个南宋政权中官员构成的本地化倾向和两浙官僚集团势力的崛起，以及两浙本地的官僚士大夫主观上的一种维护本集团利益的强烈诉求和自觉意识。从任职特征来说，知府代理、兼任情况的增多则隐含了南宋政权不断寻求解决“三冗”问题的尝试，临安府知府的任职与府政的运行深受政治格局和权臣干预的影响。
（杨竹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