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先师顾随先生

周汝昌

在这个盛会上，我心情非常激动，我不太善于言谈，特别是讲到先师羡季先生，那我就更不知如何表述我的衷怀了。所以我在这样的感情、这种精神状态之下，真正是悲喜交集，万感中来，一切心情，不知从何说起。我们这次隆重的纪念会，规模尽管不算很大，意义却是不小。会上有老师生前友好，有高等院校的领导同志，有文化界的友好，还有新闻界的关怀者，虽然人数上是我们同门弟子为主，但这绝不只是我们个人的师生之谊。这是我感到的第一点。

今天我在这里怀念老师，有我个人的感情，但这是次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思索我们大家聚会一堂，在老师逝世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什么？过去，提起顾先生来，就说是词人，特别是早年，在北京的文化界、教育界，一提苦水词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正因为苦水词人这个称号大家熟知了，这也就掩盖了他老的全人。是个词人哪，会填词，长短句，倚声，诗余等等，不过如此而已。而我们如果是这样看顾先生，那就把这位大师太狭隘化了，缩小了。顾先生就只是这么一个作词的人吗？不是，顾先生生前曾半严肃、半幽默地和我说：“我实际是个杂家。”“杂家”，听起来似乎不太高明。但老师的这句话，我们掂掂它的斤两，“杂”，就是说老师一生的学问，无所不包，可以说不是一部文学史的问题，而是一部中华文化史的事情。不是汉魏六朝、唐诗宋词元曲，不仅仅是这个意义，我们中国的文化人，如果真想分类，那可就很难，譬如陈寅恪，你把他归到什么“家”里？我时常在想，怎么称号老师？老师自己那是谦虚，又带着一点幽默，和弟子谈心。我们不能那么办。陈寅恪先生评论王静安的时候，说这是一代文化托命之人，一代文化的命运寄托于他的身上啊！我看老师也正是这样身份的人。我在一篇文章中又曾说老师是“哲人”。“哲人”不是旧时一个文人墨客、吟风弄月。“哲人”是指他的思想高度。这不等于他就是一位思想家，建立一个顾羡季思想体系，不是这个意思。他首先是用诗人的眼来阅世，来观察宇宙、万物、人生、社会，又以诗人的心感受，以诗人的笔表达。可是他这个感受和表达的思想内容是什么？我姑且借一句成语（不大确切）：“悲天悯人。”你跟顾先生一接触，你首先感觉到他不是一个萎萎琐琐的小门小户小儒，小文人，他胸襟的博大，情怀的广阔，找不着一个很恰当的说法，于是就借用了这四个字。你如果谈老师不认识这个方面，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想申明这一点，我怎么举例子？实在不好举，姑且用零言碎句，略表一二。比如老师早期的一首词《木兰花慢》，他写当年的盲眼的算命先生，有两句我永远不能忘记：“试问一支笛子，甚时吹到明朝？”古人中只有南宋的范石湖作过这类题材的小诗。我们中华一部文学史，大概很少写小贩一类人，写穷人用某种手段，博得三升米二升豆子，养活他一家数口，大概就范石湖写过。其他我没发现。老师写这个当然也是很同情、很怜悯那个盲先生，他没有办法谋生，只好给人算命。你要说算命是迷信，不要提倡——我没有提倡的意思，我是说，他这样的处境，他这样的生活，他的命运，顾先生注意到了，这样写了。那么，这里的意义仅仅是像范石湖同情一个穷苦人吗？你体会体会，一支笛子，甚时吹到明朝，这是一种什么胸怀啊！稼轩有一首《生查子》，五言一句，一共才八句，顾先生在《稼轩词说》里给这一首的分量，我的感受是最重的。我读别人的著作，没有这样的感受，也受不到这样感动——我说到此就要激动，我声音要变调，眼里有泪花。“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大禹治洪水，万世之功，不可计算的悠悠，那么伟大，那么长远……目前呢？太阳又落下去了，滔滔江水昼夜不息，光阴是不待人的，国家的恢复事业如何了呢？所以稼轩说，我不是在看景物啊，我自思量大禹呀。你看这稼轩写到末句，开头一个“我”字，这“我”多渺小呀，但末一字是“禹”，把“我”和“禹”联系起来，这个思想境界，不该批判他渺小了吧！我由此也深深体会到顾先生的思想境界。

我还要说，老师最爱国，沦陷期间那苦难的岁月里，我最不能忘记老师的一首《浣溪沙》的下片：“南浦送君才几日，东家窥玉已三年。嫌它新月似眉弯。”送君几日，好像是不太久吧？实际是很久很久了；“东家窥玉”巧用宋玉《登徒子赋》以为比喻。“三年”与“几日”一为呼应，就不答自明了；“嫌他新月似眉弯”，好像是写风情，这都是写亡国之痛，“东家窥玉”写的是日本侵略军，窥我神州已达三年之久，所以看着新月都很难过。新月是一弯蛾眉，古往今来，这是最美的景象，但是顾先生却用一个“嫌”字，含义最深。老师的再一首诗写北京秋天炒栗子上市了：“秋风瑟瑟动高枝，白袷单寒又一时。炒栗香中夕阳里，不知谁是李和儿？”这个李和儿是北宋时最有名的炒栗名手，在金人攻陷汴梁后，流落到燕山，仍以炒栗子为生。有一次宋朝使臣到了燕山府，他把使臣拉住了，说我是东京李和儿，行了礼洒泪呜咽而去。一个炒栗子的怀念故国的典故，顾先生用了写成那样的诗句，你说这是爱国不爱国？这就不必回答了吧。

老师给咱们同门学长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我想不能不讲到顾先生登堂讲授这一方面。你不会忘记他那是怎样一种讲授。我不说顾先生是教育家，那太一般了，教育家，办学，不一定会登堂说法。顾先生怎样讲课？他讲课不是照本宣科，顾先生上堂之后，全副精神，全部感情，那不是说我有一点知识告诉你们，这张三，那李四，这张长，那李短，这个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人……他不给你讲这个，这有很多书可查的，干嘛要我来啊？顾先生一上台，那是怎样一番气氛，怎样一个境界？那真是一个大艺术家、大师，他一到讲堂上，全副精神投入，就像一个好角儿登台，就是一个大艺术家，具有那样的魅力。这一方面如果不讲求，我们的教育事业要承受极大的损失。因为你首先要使学生爱听，一切精神智力都调动起来，他敞开心扉，准备接受。老师就是这样，一定要向老师学习。老师讲堂上的风范、风采、艺术——还不要说人品学问——我今天没法形容传达了。但是我们有一个热切的希望：有关的高等院校在我们这个纪念会后，能运用这个意思，使之能发生一点作用影响，希望在这方面多多地做些工作。顾先生那种讲授不是供人照搬的，也是无人能够照搬的。但顾先生那种精神大有可以学习的，要发扬发挥。这是我一点非常恳切的希望。

今天的纪念会，这样隆重，诸师友发言这样热切，出我预想之上。但一个纪念会是无法去做另外的工作的。我倡议，应当成立一个顾先生学术研究会。这是完全应该的也有条件的。我恳盼我这愿望能够实现。

以上是我在纪念会上发言的录音整理稿。当时因时间之限，欲申之意犹然未尽，今借纪念专刊的宝贵篇幅，略作补充，并对纪念会筹备组会后再编印纪念专刊的盛意表示感谢。

为纪念先师逝世三十周年，我谨赋七律一首，其词云：

哲人真际待覃思，苦水词名是旧时。

六代文心梁慧地，一池砚采汉张芝。

登堂法雨天香落，即路明驼倦影移。

节序中元秋正好，神皋草树有余悲。

这八句诗，概括了我对先师的理解和认识，崇敬和怀思。我认为，先生绝对不是一位文人词客那一类型，他实际是一位学富思深的哲人，而他的真实造诣与境界，并非一般常流所能轻易窥见，因此对他老人家的“评价”，还是有待于非常深入的精研渊览，方能定其品格之高位。旧来以“苦水词人”而蜚声宇内，也不过他的小小的方面而已。我认为他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可以拿“近代的刘勰”来作比。这就是我第三句所表述的意思（慧地，刘勰的释家法名）。这是非常崇高的，绝非泛泛可比。第四句则是说到先生书法的高深与精彩，罕与伦比。

但先生的讲授艺术，同样是超群绝伦，我在第五句中以佛家的升堂说法、香花乱落为喻。然而先生并不是一个出世之人，他是入世的奋斗的自强不息者。他教导人要不断“精进”（禅家语）。他在旧时，深感于世途之艰难，他担荷着历史的重负，向前吃力地迈进，他自号“倦驼庵”，可见其意味之一斑——这就又是我诗中第六句含义了。

他是一位极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巨匠。这样的人，我们应当给予崇高光荣的称号才是，可惜我国还未能考虑这方面的事。（有关部门在评“十佳”这，“十佳”那，以至“艺术大师”等等，倒很热衷。这也是我们目前的一种文化形态吧。）国家之光，民族文化之瑰宝，所应得到的重视与荣誉，是应该大大超过先生之所已得的方为合理。

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而同时又是一位深邃的学者。在一般情况上讲，此二者是很难兼备，甚至相互矛盾、彼此“不利”着的两大“文化构成因素”。但先生实实兼具两长双美。所惜者，先生的学者的这一方面，知者更鲜了。这是我常常暗自感叹的一桩事情。

我与先生通信，始自1941年侵华日军解散燕京大学之后。直至先生逝世前，基本不曾间断。抗战胜利以后，我重返燕园，记得先生书札中话及，希望我做个作家，而不做学者。当时我虽然在诗词研究与写作上正处于旺盛阶段，但生性又喜欢探讨学术。听了先生那番话，还不能充分理会其间深意，以为大约先生见我还有一点创作才能，这种人比那能写几篇“论文”的人更少更可贵些，所以那样勉励我。但到解放前后，先生自己的韵文创作已不像前期那样富有，而显著地转向了学术研究这方面来了。他的研究课题与计划，我是曾经略知一二的。在先有“章草大系”一目，统研中华文字书法的全史。后来有《红楼梦》的大型分章全讲，草目都写给我了。（不幸随后因故未能全部完成。部分遗稿又毁于十年浩劫之中。）但是自从50年代前期起，先生与我通讯忽然进入了一个奇迹般的发展阶段；此阶段中，先生因书札往还生出的许多讨论主题，引发了兴致，其多年的积学深思之未宣者，却以此际的兴会与灵感所至，给我的信札竟然多次“变成”了整篇的论学研文说艺的长篇论文，全部都是格子纸亲笔精写，其文章与字迹之美，使我加倍地爱不释手。这些“书札论文”，所涉之层面至为深广，可说是先生为文治学的成熟期的一大迸发与结晶——也就是说，先生平生的后期，已然做出了一位高深学者的贡献。甚为重要，岂待烦辞。

不幸的是，这些无价之宝，因60年代先生在津门的高、孙两位门弟子，欲为先生编印文集，向我索去（当时并无复印和清缮的条件）。从此，这一批瑰宝，遂不可踪迹。我努力追询，也无结果。这是先生和后人的极大不幸，也是中华文化财富的一大损失。每一念及，五内焚灼。由我的处置不善，而致此损失，我的责任感始终在鞭笞我的心之深处。

当我还在四川大学外文系教课时，先生已然被天津的师范学院请去任教了，先生尽了最大的努力，想争取调我到他的身旁，但因人事关系作梗，川大也不肯放行，未能如愿。后来老师才对我讲出心事：他有一桩蕴蓄已久的宏伟的学术计划，想与我共同完成，因难到一处，而深致叹慨。先生的这项计划，并未向我宣明主题旨趣，以我臆断，大约是一部可以继《文心雕龙》之后的性质规模相类似的研究著述。由于先生过早地离开人世，这个令人空付想望的计划也就化去。每一念及，辄深痛惜。

鲁迅先生论文论学，教我们一定要重那个“全人”，而不许“取舍”、“抑扬”致离真实。我常想，先生的“全人”与“真实”，几人能知？谁有资格来作一次较为实际的评价与介绍？这件大事自然受业门人责无旁贷，何况我是与先生“通讯受业”历史最久的一个特例，似乎理应有所作为，方不负先生的一生心血与情义。但我此刻，所讲所写，不过如此粗略浅薄。抚膺自揆，惭疚难言。

谨以此文，献于先生灵前。其余拙意已见于《苏辛词说·小引》（收入拙著《诗词赏会》前编），即不复赘。

受业周汝昌谨述

庚午秋明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