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
十月十一日，瑞典学院宣布把二〇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十二日清晨，我上街买下了《信报》、《明报》、《苹果日报》、《南华早报》等十一家报纸，读了有关莫言的全部新闻和全部文章。这才发现，莫言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感到“又惊又喜”。与莫言的感受不同，我“只喜不惊”。莫言得奖，我们的母亲语言再一次赢得历史性的胜利，当然“喜”，当然高兴极了。就个人情感而言，八九出国之后，我除了写作大量评述高行健的文章之外，对于莫言也给予“黄土地上的奇迹”（参见下文）这样的最高评价，现在终于证明，把莫言视为奇迹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地球北角的瑞典学院的文学批评家们，对此，当然是喜极了。不过，我确实不感到惊讶。高行健获奖之后，我在香港各大学做了多次讲演，讲后听众几乎都提出一个问题：高行健之后最有希望得奖的是谁？我坦率地回答：可能是莫言和李锐。理由是他们不仅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绩和最高水准，而且早已进入瑞典学院院士们的视野，代表作都已译成英文，部分还翻译成瑞典文。当代中国作家虽然也有其他杰出者，如贾平凹、阎连科、余华、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残雪等，其水平也可获奖，可是，都没有莫言与李锐幸运，他们的作品都未能及时地译为院士们看得懂的文字。
瑞典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英明、非常有见识的选择，为世界文学批评史写下极为精彩的一页。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真正超越政治、超越市场，只把文学水平与文学质量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他们的评选，不设政治法庭，不设道德法庭，只作审美判断。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一百一十年来，始终守持真文学视野，眼睛只盯着真作家、真诗人、真文学，所以赢得了全人类的敬重。从文学的视角看，莫言虽不能说就是“世界冠军”，但他肯定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他和高行健一样，在我心目中都是天才。只是他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高行健属于冷文学，长于内敛，自始至终用一双冷静的眼睛看人生、看人性、看世界、看自我；而莫言则属于热文学，长于外射，生命充分燃烧，双臂热烈拥抱社会现实。两人都是中国当代文学“荒诞”写作的先驱，但高行健更近卡夫卡，莫言更近马尔科斯。两人都充满灵魂的活力，但高行健的语言似更精粹，结构更为严谨，小说“艺术意识”更强；而莫言则挥洒自如，天马行空，语言虽不如高行健简约，却汪洋恣肆，一泻千里，其幽默更是自然独到，读后总是让我笑弯了腰。最让我震撼的《酒国》、《生死疲劳》和《蛙》，其想象力则几乎可以说抵达了极致。二十年前，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读了《酒国》之后，身心被摇撼得难以自持，舍不得把小说印刷本送人，就和妻子菲亚在复印机旁站了半天，复印了两本，一部送给马悦然夫妇，一部送给罗多弼教授。事隔二十年（二〇一一），我又再次讲述《酒国》，把它和《受活》（阎连科）、《兄弟》（余华）放在一起进行评论。潘耀明兄把此文（《“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发表于《明报》。文中我如此说：
《酒国》、《受活》、《兄弟》三部长篇对现实的批判均带彻底性，因此不约而同，三位作者所采取的文本策略都是把自己的社会感受和病态发现推向极致，其对现实与人性黑暗面的见证也都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三位作家均把“魔幻”、“半魔幻”、极度夸张、黑色幽默等方式带入文本，以突出现实的荒诞属性。西方二十世纪的荒诞戏剧与荒诞小说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荒诞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侧重于对荒诞的思辨，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另一类是侧重于揭露现实的荒诞属性，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无论是遥居海外的高行健还是留住大陆的莫言、阎连科、余华，其作品都是侧重于批判现实的荒诞属性。而且，批判得极有力度，让人读后惊心动魄。其艺术效果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让人震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莫言并非把批判现实作为自己的创作出发点。他自然地关注人性、呈现人性并发现现实社会中的“荒诞”属性，因为关注得真诚，写得真实，又自然地显现出罕见的批判性力度。《生死疲劳》的艺术手法与写作风格类似《酒国》，但它的历史内涵更为深广。《酒国》写的只是市场化、城市化瞬间人们的疯狂，带有很大的喜剧性，而《生死疲劳》则悲剧与荒诞剧同时展示。它通过一个在土改运动中被处决名为西门的地主“六道轮回”（先后投胎为驴、牛、猪、狗、猴最后又再度投胎为人）的故事，呈现了从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的中国转型期的大动荡和悲喜歌哭。小说把巨大的历史沧桑与佛教的转世轮回融合为一，然后作出神奇性的宏大叙述，令人读后不能不拍案叫绝，也令人不能不承认莫言的巨大叙事才能和艺术的原创性。有些论者，因为莫言曾有“法兰克福书展退席事件”和参与“联袂抄录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事件”而认定瑞典学院的决断带有迎合中国当局的倾向，其实，这恰恰证明瑞典学院只考虑文学价值，不干预作家的某些带有政治性的行为，也就是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并不被某些政治表象所遮蔽而直接拥抱作家作品。能穿透表象而看到真实的文学存在，这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何况就精神倾向而言，莫言并非面对黑暗不语“不言”。他的正直声音布满天下，每一部作品都有巨大的良知呐喊和良知力量。对于数十年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政治荒诞现象，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给了充满正义感的回应。从《红高粱家族》、《酒国》、《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到《檀香刑》、《丰乳肥臀》、《蛙》以及《食草家族》、《红树林》，甚至短篇小说集《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等等，哪一部不是对时代的回应，哪一部没有良知的呼吁？如果真要从“政治标准”苛求，把莫言放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大毒草”，红卫兵有足够理由对莫言进行十次“檀香刑”和一百次“牛棚”处罚。瑞典学院是正确的，它不把莫言看作“谴责文学”和“社会批判小说”，而是面对莫言的心灵、想象力与审美形式，看到了莫言在抒写时代现象时超越时代而进入文学的永恒之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拥有清醒的良知感觉，但他们对作家只有高标准的文学要求，没有文学之外的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唯其如此，它才拥有面向全球复杂语境进行择优选评的可能。
对于莫言，我在十五年前就说过许多毫无保留的评论语言，以至认定他是“黄土地上的奇迹”。无论是对高行健还是对莫言，我都没有“评论家相”。莫言比我年轻十几岁，但对于他，我从未有过“寿者相”。唯有一次，那是一九九五年，他的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教授要到北京看他，问我要不要带信，我便写了一封短信表达了我的期待。我在信中说，高尔基曾说托尔斯泰如果生活在大海里，一定是一条鲸鱼。我希望他能成为文学沧海中的一条鲸鱼。老葛返美时带来莫言三页纸的回信，全信情感真挚而笔调幽默。他说，你期待我当鲸鱼，可是周边却太多鲨鱼。我读了信之后，只是为他祝福，但愿鲨鱼们的牙齿能对“赤子莫言”齿下留情，别吃掉这个天真的、政治上有点“幼稚”的文学天才。此时，这个天才健在，而且瑞典学院给他锦上添花之后正在经历“光荣”的高峰，所以我不想多说了，只想把十二年前和十五年前和去年写的四篇短文，重发于下。这些文章面对一个比我年轻的、又让我衷心喜爱的作家，文字比较质朴自然，讲的全是由衷之言，今天重温一下，觉得往日我讲述的倒是一个很真实的莫言，与诺贝尔无关。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于香港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