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北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诸族及其汉化

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秦国灭亡战国时其他六国中最后一个国家（齐国）后，嬴政改称“始皇帝”，废除分封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字”，徙天下豪富于京师咸阳十二万户。又于秦始皇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前215—前214），派遣将军蒙恬发兵十三万北击匈奴，收河南地（今河套南，包括今陕北），设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徙谪戍守，后又徙民三万家以实之。同时，将原秦、赵、燕三国所筑北边长城连接起来，重新修缮扩展，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郡（今东北鸭绿江边），延袤万余里。原秦所筑长城则成为防御匈奴的第二道防线。秦始皇命大将蒙恬领兵坐镇上郡，威震匈奴。陕西北部成为秦朝防御和震慑匈奴的大本营，迁徙的秦人为华夏族大规模入居陕北地区之始。是时，秦强而匈奴弱，匈奴单于头曼北徙。但是，秦末内地战乱，北边戍卒散亡，于是匈奴南下复据河南地。此时，匈奴冒顿杀父头曼自立为单于，东破东胡，虏人民财物，西击走在河西走廊的月氏，日益强盛。

西汉建立初，国力衰弱，匈奴骑兵不时侵扰汉朝北边，兵锋达于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及上郡肤施（今延安一带），陕北等地深受其害。汉高祖七年（前200），刘邦亲击匈奴，被匈奴围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后用陈平计，乃得脱围。刘邦采用刘敬“和亲”之策，即与匈奴和好，嫁公主于单于，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于匈奴冒顿单于，每年赐匈奴大批絮、缯、酒、米、食物，约为兄弟以和亲。此后，匈奴大举进攻汉朝的战争稍止，但仍不断攻掠汉地，其仅掠汉河套南及今陕北之地，见于记载就有三次：一是汉文帝三年（前177），匈奴右贤王入河南地，犯上郡，杀掠人民，汉遣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进击于高奴（今延安北），右贤王出塞退走。二是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在今陇县），候骑至雍（今陕西凤翔）、甘泉（宫名，在今陕西淳化西北）。文帝遣大军迎击，单于留塞月余，乃返。三是文帝后六年（前158）冬，匈奴绝和亲，各遣三万骑入掠上郡、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北），杀掠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月余，汉兵至，匈奴退走。

汉武帝即位后（前140），汉朝国力日渐强盛，对匈奴的寇扰及汉的屈从，并不甘心，时时欲伐匈奴。在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后，武帝重用著名的将领卫青和霍去病，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对匈奴的战争。与陕北地区相关的有：

一是在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卫青率大军出云中，攻占了河套以南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地，置朔方、五原二郡，徙汉民十万以实其地。经过此役，西汉解除了匈奴对上郡和京师长安的威胁。

二是在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率军两次出陇西，击败匈奴休屠王（在今甘肃武威地区）和浑邪王（在今甘肃张掖东）等部，俘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后浑邪王因休屠王又不愿降汉而杀之，兼并其部众投汉，共计四万余人。武帝在大封匈奴降将以王侯的同时，稍后又将匈奴降众分徙于北边五郡（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九原）塞外，上郡全部、西河（治今内蒙古准噶尔旗）、北地（治今甘肃庆阳西北）部分地区，均在今陕北境内。因其故俗，后又设置属国，复增原秦的典属国官，置都尉、丞、侯、千人等。上郡属国为其中之一，即是说，有部分匈奴降众已居于今陕北之地。至此，匈奴衰弱，改变了汉初匈奴强汉弱的局面，基本制止了匈奴对汉北边的寇掠，维护了包括陕北在内的汉朝北边的安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卫青、霍去病成为汉代抗击匈奴的名将。

此后，为匈奴役属的乌桓、丁零、乌孙等族先后掀起反匈奴统治的斗争。匈奴统治阶级内部分裂，五单于争国，相互屠杀兼并，终于导致了统一的匈奴国家的分裂，形成南、北匈奴分立的局面。南匈奴单于呼韩邪，在五单于的争夺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当时匈奴人口大减，牲畜损耗十之八九，人民饥馑。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降汉自救，遣子弟入侍长安。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亲自来京师朝见，汉宣帝宠以殊礼，位在诸侯之上。竟宁元年（前33），呼韩邪单于第三次至京师朝见，元帝以宫女王嫱（昭君）赐单于。这就是历史上传为千古佳话的“昭君和番”。至是，汉匈和好，边境安定达六七十年。

此外，西汉武帝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有一部分西域胡人也迁入今陕北地区，《汉书·地理志》载上郡的二十三县中有龟兹，汉属国都尉治所。颜师古注：“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西域龟兹胡人何时降附，汉何时置此属国，已难考证。

汉匈和好关系到西汉末王莽执政后，即发生变化。王莽采取了轻侮匈奴的错误政策，导致汉匈关系恶化。东汉建立后，匈奴内部再次因天灾、内乱而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单于比，欲追随其祖父呼韩邪单于“依汉得安”之迹，袭号为呼韩邪单于，降汉。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南匈奴因为北匈奴所逼，东汉政府允许其部众南迁到沿边八郡（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居牧。八郡中北地、西河二郡已包有今陕北地区。南匈奴部众大规模移居陕北地区，是在东汉永和五年（140）及其后。当时，北匈奴已西迁，南匈奴势力渐强，内部再次发生大的变乱，一部分匈奴攻围南单于王庭美稷（今内蒙古准噶尔旗北），杀汉朔方、代郡长史，东引乌桓，西牧羌胡数万，攻掠并、凉、幽、冀四州。在这种形势下，东汉将并州刺史所属的西河郡治由美稷迁于离石（今山西离石），上郡改治夏阳（今韩城），朔方改治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南匈奴单于庭也由美稷迁到离石北面的左国城。这样，南匈奴部众也就随之南迁，散居于河套南，包括陕北和山西汾水流域。而东汉也就逐渐失去了对河套南，包括陕北地区的控制。

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爆发后，内地群雄混战，南匈奴单于率部参与了群雄的角逐，转战于今山西、河北等地，最后于建安十八年（213）投降了曹操。匈奴单于呼厨泉来朝见的机会，留其于邺城（今河北磁县南），遣右贤王去卑返平阳监国；又分并州匈奴为五部，各立其贵族为帅（后改“都尉”），选汉人为司马进行监护，听其部落散居上述六郡之地。

匈奴部众虽然大部分聚居于并州，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居雍州，即今陕西的北部地区。近年来，在陕北发现了许多东汉时匈奴的文物、墓葬，即是明证。如在陕北神木县纳林高兔匈奴墓中，曾出土了一批包括金怪兽、虎、银虎、鹿、羊等动物饰品，造型生动、逼真，属于典型的匈奴艺术品。在神木与榆林交界处，还发现了一方“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铜印。“汉匈奴”，意为归降汉朝的匈奴（即“南匈奴”）;“为鞮”（薁鞮、若鞮），为汉“孝”的意思，名号；“台耆”（屠耆），则为单于子弟意；“且渠”为官号。这方铜印，当是东汉时迁于陕北的南匈奴部中一位匈奴沮渠官的印章。

又据《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匈奴“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至今陕北还有不少姓呼衍者，且有“呼家塔”（神木县北）之类的地名存留。

至三国魏、西晋十六国时，北方以匈奴及其属部的鲜卑、丁零以及秦汉以来大量迁入关中的羌族等又先后徙居陕北地区。

在西晋初塞外以匈奴为主的北狄诸族，还不断地南徙入内地。西晋初年，塞外匈奴及其属部为南下的鲜卑所逼及遭大水灾，纷纷“慕义向化”，而晋武帝又广事招徕，因此，大批塞外匈奴及其属部纷纷内迁。据《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记，从西晋泰始元年至太康八年（265—287）先后有八批匈奴及其属部数十万口投归西晋，被徙入内地。其中，有一部分迁居于雍州，即山陕黄河以西，今河套南，包括陕西渭北、陕北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西晋初内迁至并、雍等州的“匈奴胡”或“匈奴”并不一定都是匈奴族，也有许多原属匈奴统治的属部在内，史籍有时也统称为“北狄”。《晋书·北狄匈奴传》载于晋初入塞的北狄就有19种之多。据学者研究，入塞北狄19种中，只有“屠各”“贺赖”“赤沙”三种为匈奴族；“赤勒”，即敕勒，也就是丁零、高车；“羌渠”“力羯”种，可能与羯胡有关。关于屠各的名称，早在汉代已出现于史籍，或称为“休屠各”“休著屠各”“休屠”等，是指降附西汉的河西休屠王部众。但是，到魏晋时，屠各一名的含义扩大了，成为对入居内地，与汉人杂处的匈奴部众的统称。因此，史籍对原南匈奴单于后裔、建立前赵的匈奴刘氏一族，有时也称为“屠各”。晋初入塞的北狄19种中，只有屠各，而无匈奴，并说“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也就是这个缘故。

十六国时，匈奴刘曜在关中建前赵，于是，原并州五部匈奴又大批迁入陕西。此时，长安和陕北许多郡县成为匈奴屠各聚居之所。氐族苻氏建前秦后，匈奴屠各主要集中在渭北各地，尤以贰城（今黄陵境）、鄜城（今富县）、洛川（今洛川北）、定阳（今延安临真镇）等地为多。史称前秦建元元年（365），苻坚击败贰城一带的匈奴右贤王曹毂等，曹毂降，苻坚遂“徙其酋豪六千余户于长安”；后又分其部落，“贰城已西二万余落其（毂）长子玺为骆川侯，贰城已东二万余落封其小子寅为力川侯，故号东、西曹”。如每落以五口计，东、西曹一共有二十余万口，迁长安三万多口。

前秦还在上述地区设置冯翊护军，现存前秦建元三年（367）的《邓太尉祠碑》记：护军“统和、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上郡肤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鲜卑）、支胡、粟特、音（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由此碑可大致了解前秦时陕西渭北、陕北各族杂居的情况。

西晋时，这一地区的匈奴又与鲜卑族融合，形成了一种名为“铁弗匈奴”的杂胡。铁弗，意为“胡（匈奴）父鲜卑母”所生后代。铁弗匈奴居朔方（河套南），十六国时曾于陕北建立夏国，都统万城（今陕北靖边北白城子），后夏国统万城为北魏攻占，部分西迁陇西，为吐谷浑所灭。

丁零，又名敕勒（赤勒）、高车、铁勒，原居匈奴北面北海（今贝加尔湖），属阿尔泰突厥语族的民族，北匈奴西迁后，逐渐南迁，至魏晋时，有部分部众已迁入河套及陕北之地。如上述西晋初入塞的北狄十九种中就有赤勒。《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记：勃勃的曾祖刘虎曾经被前赵刘聪封为“楼烦公”,“拜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雄据肆卢川”。其祖刘豹子（务桓），曾为后赵“平北将军、左贤王、丁零单于”。既然刘虎、刘豹子均封有“丁零中郎将”或“丁零单于”之称号，其所统治的地区一定有许多丁零部落。刘虎、刘豹子统治的地区在河套南朔方一带，肆卢川，当在今陕西榆林西北，靠近河套。

鲜卑族，为东北地区东胡之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族族，原役属匈奴，史又称其为“白虏”。北匈奴西迁后，鲜卑族雄踞漠北，与匈奴逐渐融合，形成一些杂胡，如上述的“铁弗匈奴”，还有“鲜卑宇文部”、后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等。魏晋时，鲜卑也大量迁于陕北地区。见于记载有两支：一是称“三交五部鲜卑”，三交城，在今靖边北。晋安帝义熙三年（407），赫连勃勃降后秦，姚兴曾“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二是以三城（今延安东延水南）为中心的薛干等部。薛干，史书又作叱干，有时又讹为薛于、薛千，“常屯聚于三城之间”。北魏登国六年（391），魏击铁弗匈奴刘卫辰，薛干部帅太悉伏（又作它斗伏）降魏。后因卫辰子勃勃逃奔薛干部，魏屡索不给，魏太祖亲讨之，太悉伏南逃降后秦。不久，又返回岭北（今礼泉九嵕山北）,“上郡以西诸鲜卑、杂胡闻而皆应之”。北魏天赐四年（407），赫连勃勃“讨鲜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众万数千”。至此，薛干部臣属于夏。直到北魏神□元年（428），魏平夏统万（今靖边白城子），薛干部人又尽为魏之编户。

此外，还有不少与匈奴有关的西域胡人、关中羌族等迁入陕北地区。所谓“西域胡”，是泛指今新疆和中亚（古称西域）一带的民族，中国史籍有时又以族名、国名（地名）来称呼这些民族。魏晋时，陕西地区就居住着不少的西域胡人，见于记载的有“支胡”“粟特”和“龟兹胡”等。上述《邓太尉祠碑》就记有支胡（月氏胡）、龟兹胡（白或帛姓），也有陕北“上郡肤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等。

到北魏统一整个北方后，陕北地区的匈奴屠各、丁零（时称高车或敕勒）、鲜卑以及西域胡、羌人等，均在北魏的统治之下，北魏于陕北地区设置“统万镇”“杏城镇”（治今陕西黄陵北）以统之。北魏延兴元年（471）十月，统万镇敕勒（丁零）曾掀起反抗北魏的战争，后被镇压。

在北朝时，陕北地区又出现了定居的高丽人以及卢水胡、稽胡、费也头等杂胡。

北魏、西魏时，在今陕北南边的黄陵县（北魏时为“中部”县，有杏城）还杂居有今朝鲜半岛的高丽人和卢水胡。20世纪80年代，在黄陵县西的双龙乡发现一通西魏大统十四年（548）造像碑，上面镌刻的供养人姓名中，最多的是似先氏（共11人）、其次是盖氏（共5人）。在黄陵县南的永寿县永泰乡也发现北魏神龟三年（520）造像碑上镌刻供养人名中，有盖氏（27人）、似先氏（4人）。据学者研究，似先氏、盖氏（其中有一部分）应为高丽人，并推测这批的高丽人，可能是北魏天兴元年（398）北魏灭后燕后“徙山东（太行山以东）六州民吏及徒何（慕容鲜卑）、高丽杂役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之后，迁居渭北及陕北等地，与当地各族杂处的。此说可信。

卢水胡，魏晋杂胡之一，其族源有匈奴、月氏、义渠等说，居卢水而得名。分布于河西走廊及陕甘一带。陕北南部黄陵一带均有，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有杏城（今黄陵县北）卢水胡盖吴、郝温领导的各族反抗北魏的起义，后被镇压。北朝后这里的卢水胡再不见记载，而出现了以“稽胡”为名的杂胡。

稽胡，又称步落稽、步落坚或山胡，是活跃于北朝时的杂胡之一。它应是以内迁南匈奴后裔为主体，融合了西域胡及山居土著（包括先秦以来的白狄、丁零及汉族的融合体）而形成的一种杂胡。如史籍所载：稽胡“盖匈奴之别种，刘元海（南匈奴刘渊）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其居地“自离石（今山西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稽胡社会发展较迟缓，以农耕为主，多山居，并逐渐汉化。

西魏建立后，稽胡大部分为西魏所统治。大统五年（539）有黑水（即库利川，今宜川丹阳川）部稽胡先叛；七年稽胡帅、夏州刺史刘平伏据上郡（治今甘泉西北），连岁寇暴，后为西魏所镇压。到北周武成初（559），延州（治今延安）稽胡郝阿保、郝狼皮、刘桑德等聚众投北齐；次年为周豆卢宁、韩果等击破。保定四年（564）丹州（治今宜川）、绥州（治今绥德）、银州（治今米脂北）的稽胡，与蒲川别帅郝三郎等又频起反周，后为达奚震、辛威等所镇压。天和二年（567）延州总管宇文盛城银州，稽胡白郁久同、乔是罗等袭击，为盛所败，盛又破稽胡别帅乔三勿同等。五年，开府刘雄出绥州巡边，稽胡帅乔白郎、乔素勿同等发兵拒之，为刘雄击破。此后，陕北的稽胡与河东（今山西）的稽胡又多次掀起反北周统治的斗争。

费也头，原为匈奴之牧奴，匈奴衰亡后，逃到河套一带，自号“费也头”（破野头），其种非一，主要是由鲜卑、敕勒（丁零）组成的杂胡。《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记：神武（高欢）袭西魏夏州（治今陕北靖边北白城子）,“禽其刺史费也头解拔弥俄突”。此费也头原为敕勒（高车）人，活动于今陕北之地。以后费也头分别为东、西魏所用，对唐之建国起了一定的作用。

经过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多年的割据、分裂时期，陕北地区形成多民族杂居错处的分布格局，先后有匈奴屠各、铁弗匈奴、丁零（敕勒、高车）、鲜卑、羌、高丽及西域胡、卢水胡、稽胡、费也头等杂胡聚居于此。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征服与被征服，建立政权及其覆亡，强迫同化和自然融合，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陕北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民族融合，使陕北民族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是十分突出的，有它自己的特点。而陕北又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典型地区之一，这些特点则显得更为突出。

首先，这一时期陕北民族融合之所以能有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相比的深度和广度，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北方各族的大迁徙创造了融合的前提和基础。造成这种大迁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因战争而造成的强迫迁徙，有自愿投归的内附，也有统治民族为镇戍而迁徙等。只有频繁的迁徙，才能形成杂居的局面，才能不断打破那种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从而创造民族融合最佳的地理环境和条件，才能使被融合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等特点和差别较快地消失，而与融合民族一致。如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迁入陕北之后，原来广阔的草原环境的改变，不得不尽快地使自己适应和从事农耕或半农半牧。他们内迁后不是在汉族政权的统治下，便是在其他及本民族政权统治之下，原有的内地较为先进的汉族文化必然对之产生影响。

第二，这一时期内迁陕北的民族众多，关系复杂，他们融合的主流虽然仍旧是汉化，但在融合过程中，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道路是曲折的。如徙入陕北的羌族，则大多是直接逐渐融入汉族；而北方一些民族，如匈奴、敕勒等，则是先鲜卑化或融入鲜卑之后，然后再汉化。还有一种较特殊的融合方式，即内迁陕北各族与汉族及其他族融合，先形成一种杂胡，然后再汉化。如陕北的屠各、铁弗、稽胡、费也头等均是如此。

第三，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包括陕北地区的民族融合，既有各族统治阶级的强迫同化，而更多的则是各族之间的自然融合；甚至还出现被融合的统治民族统治者采取强迫性的政策来促使本民族融合于汉族，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汉化改革。强迫同化，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加强而日趋强化，但在这一时期并不十分突出。相反，那种各族人民在生产和阶级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自然融合，则占主导地位。汉族人口较多，当时经济、文化较为发达，自然吸引、同化内徙民族。甚至内徙民族所建政权为了更好地统治广大汉族和其他族，继承了汉魏以来汉族政权的各种制度和文化，促进了本民族及其他族与汉族的融合等。

第四，这一时期陕北等地民族融合的主流和趋势是汉化，但这并非被融合民族的属性完全消失，简单地变为汉族，而是被融合各族的属性，诸如体质、文化习俗、服饰，甚至语言等，也影响着汉族，为汉族增添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传入陕北，与原来华夏（汉族）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经过冲突、分解、消化、吸收，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地方文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