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慈《运书日记》
（代前言）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慈溪官桥村（今属余姚市）人，陈布雷之弟。1932—1941年间任浙江图书馆馆长。1938—1940年间兼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浙大龙泉分校主任。抗日战争爆发，联络浙江大学、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西湖博物馆等单位，创办《抗战导报》，呼吁抗日，并组织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其他善本书籍迁移工作，以避战争烽火。这些宝贵图书，起先转移到浙江偏僻山区，后来又辗转运到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又竭力促成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回浙江。数年前，我在偶然的场合中，得到陈训慈的日记手稿三册，其中有一册题为《丁丑日记》第五册（封面另有一行“抗日战争时期第一册”），起民国二十七年元旦至一月卅日，另一册是《运书日记戊寅日记之一》，起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卅一日（即戊寅元旦），止二月二十八日；两册正好衔接，所记为1938年头两个月搬迁《四库全书》途中之事。至于搬迁之始，当记于《丁丑日记》的前几册中。陈训慈在九十诞辰时，曾将三册《丁丑日记》捐献给浙江图书馆，2002年5月底我趁去杭州开会之机，到该馆浏览了这三册日记，其编号分别为《丁丑日记》第一、三、四册，而搬运《四库全书》之始正记在所缺之第二册中，真是遗憾。第三、四册中有关搬迁《四库全书》的内容则已由徐永明征得陈训慈哲嗣同意，整理发表于2000年3月台湾出版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十卷一期上。至于搬迁之末，当在《戊寅日记》之二以后诸册。据悉，陈训慈仍有数量不小的日记存于家中，但《戊寅日记第二》以后诸册恐怕亦缺，否则徐永明应当同时整理问世。又，在《运书日记》之最后，陈说其将应浙江大学之聘前往赣州，或许《运书日记》就此没有下梢?若然，目前《丁丑日记》之第五册与《戊寅日记》之第一册就更显其可贵，因为其中不但叙述了运书过程的种种艰辛困难，描述了不同人物对搬迁图书的态度看法，还展示了抗战初浙江省府及有关部门的应对措施，甚至还描述了浙东山区的风俗面貌，真正是难得的现代史料。
民国时期虽然去今不远，但因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加之新中国成立后运动不断，“文革”期间抄家焚书，不少有用的历史资料都烟消云散，而少数重要手稿能够历经劫难而保留至今，实属难得，因此将这一时期存留下来的手稿予以整理出版乃是积累现代史资料的重要举措。我在评论上海书店出版社所出《民国史料笔记丛刊》时，亦曾提及出版这类未刊稿的重要性，但这一工作须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尤其是拥有手稿的人士的支持才有成效。当然由于民国时期去今不远，某些当事人或其子女尚在世，有些材料公开发表也许会产生某些不便，也有些人会顾虑手稿的某些内容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会给作者脸上抹黑，其实这些想法都不必要。从学术的角度看来，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只要是真实反映历史的材料都是值得保存利用的，都是于社会有用的。为民族文化计，除去个人隐私之外，凡是函牍、日记、著述手稿都以公之于世为最佳选择。一千万字《竺可桢日记》的出版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于历史研究而言，没有什么材料是没有用的，虽然搬运文澜阁《四库全书》不是什么经国之伟业，但于保存民族文化精华则是一件值得赞扬的大事，因此有关搬迁该书的日记也就有发表的意义。据日本学者所言，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曾于1938年2月22日派了九个人从上海到杭州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但因该书已经转移而未得逞（见毛昭晰《浙江省图书馆志序》）。设使当时未及搬迁避难，必将落入敌手无疑。以是将两册日记整理出来，并统名之曰《运书日记》，以让读者理解当时之史实。对于始运之初及后来再度转运的情况，恰巧在《竺可桢日记》中有两处提到，故摘录之分别置于陈训慈日记的前后，以见其事之首尾（另外也可以参考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载《浙江省图书馆志》）。陈氏之《运书日记》为半文半白形式，有可读性，唯以毛笔行书写出，稍费辨认之功，然亦不甚潦草，少数难辨之字以■标之，疑似之字以（?）标在其后，然亦难免有误识之处，敬希读者教正。作者于文字甚为重视，不但写时斟酌修改，而且日后还再改三改，这由再改之墨迹较淡、三改之用圆珠笔可以清楚看出，整理以最后改定之文字为准，同时亦不轻易改动其用字，如“打销”不改为“打消”。又，其自注小字、原文中用“△”和“□”标识的缺字及偶有加着重点的字句，悉依其旧。原文多无标点，酌其意标之，分段亦悉其旧，不加调整。再，日记中有时在天头上有补充文字，则放于正文相应位置的边栏内。至于日记中对政府的批评，对时局的观感以及月旦人物、描绘风俗、讲述掌故种种内容，保存史料至夥，一概保留原貌，一字不更，以存其真。间有为读者阅读方便，由整理者加按语者，皆作注释于正文之下，以清眉目。另，本人尚存有陈氏《胶海逭暑日记》一册，写于民国廿五年八九月之交，并于卅六年重订于杭州，待日后闲暇时再予以整理公刊。
周振鹤
2013年3月16日
陈训慈《运书日记》整理出版以后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为整理者始料未及。可见读者对日记类读物的喜爱。陈氏本人对其日记十分重视，颇有当日记为著作之意。我所存日记仅三册，均非原始状态，而是经过一番誊清整理的本子。其中《运书日记》两册，《胶海逭暑日记》一册。后者封面上写明：“民国二十五年八九月之交于青岛，卅六年夏再客杭州重订并题耑。”可见并非将日记当流水账看待。此册日记一直没有时间予以抄出整理，2018年春节，儿子旸谷闲居无事，遂将其抄出，并稍加整理订正成稿，交予中华书局，俾附骥于《运书日记》行世。由此册日记中可见其时学术会议的状态，学人与官员的面相，青岛市政的建设，陈氏及当时学人对佛教的认识等等，实不亚于今日的一些微著作，有其可观之处。其中整理不当之处，仍希读者不吝指正为幸。
周振鹤
2018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