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境的學術——《中國藝文圖志》叢書總序
從學術史來看，在國際漢學（或稱中國學）研究領域，近代日本確實有舉世矚目的一面，知名學者輩出，研究著述顯赫，成爲清末以來海外中國學研究的一大據點。甚至連陳垣、胡適等學人都曾一度哀歎：漢學正統要麽在法國巴黎，要麽在日本京都[260]。
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在中國學研究上令人刮目相看，究其原因，可以説，除得天時、地利[261]，以及良好的研究環境之外，還有研究者自身的一些因素。譬如，趕超歐美中國學研究的强烈意識，注重文獻考證與實地調查相結合的治學方法等。近代以來，日本學者憑借良好的漢學功底，借鑑并融會中國學理，尤其是乾嘉考據學路徑與成果，同時積極參用西方所謂科學的研究方法，以文獻資料和實地考察相結合，走出了一條研治中國學的有效途徑。
受對外擴張的國策影響，在域外實地考察方面，近代日本學者捷足先登，其活動與成果尤爲醒目。這與當時足不出户的大多中國學者形成鮮明對照。尤其是在建築、考古、宗教、美術等領域，近代日本人的涉華實地調查更是令人驚歎，湧現出諸多知名學者和一批影響深遠的著作。如本叢書所涉及的學者伊東忠太、關野貞、常盤大定、大村西崖、木下杢太郎等，即是其中之佼佼者；所收録的著作如《中國建築史》《中國古代建築與藝術》《中國文化史蹟》《中國佛教史蹟踏查》《中國雕塑史》《雲岡日録》等，至今仍爲學界所推崇。
從時間來講，甲午戰前，日本學者來華考察尚屬個案，如史學家市村瓒次郎、美術學家岡倉天心等。甲午戰争之後，來華考察的學者才開始多起來，尤其是20世紀前三十年，堪稱日本涉華實地調查之繁盛期。進入戰争年代，則達到頂峰[262]。以甲午和日俄兩大戰争爲契機，日本加快了中國大陸擴張步伐，與此相應，各種形式的涉華學術調查亦迅速開展起來。
建築領域，伊東忠太（1867—1954）是最早來華實地考察的日本學者。其一生涉華調查不下十次，著有《中國建築史》、《中國建築裝飾》（五卷本）、《東洋建築之研究》（上下卷）、《法隆寺》等大量著作。他不僅是近代日本建築學科的創始者，也是東亞建築研究的先驅，甚至有“工學泰斗”“建築巨人”之稱。其於1925年撰述的《中國建築史》，是日本第一部較全面系統的中國建築通史，在學界影響深遠[263]。這一著述的問世受惠於多次來華實地調查，是其二十餘年來對中國建築考察與研究的結晶。此前，他已先後六次來華開展建築考古活動。
第一次是在1901年7、8月份，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期間。伊東忠太受官方派遣，偕同攝影家小川一真等來到北京，參觀史蹟，並重點對紫禁城及其建築進行了詳細考察、測繪和拍攝，事後出版了大型圖録《清國北京皇城》以及附有大量實測圖的《清國北京紫禁城殿門之建築》等。伊東也因此而成爲第一個對皇城進行全面實測調查的外國人，其所得調查資料也是最早關於紫禁城建築的公開文獻。直到1920年代，瑞典漢學家喜龍仁（Osvald Siren）才獲准進入紫禁城考察，并留下測量和拍攝記録[264]。
第二次是1902年3月開始的長達3年的海外遊學時期。其中有一年多時間在中國境内考察，足蹟遍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北、湖南、貴州、雲南等十餘省市。這次長時間大範圍的調查，收穫頗豐，僅事後發表的相關論文或考察報告等就多達十餘篇。其考察對象不僅僅局限於各地建築，還有雲岡、龍門、千佛崖等大型石窟以及五臺山、峨眉山等佛教聖地。其中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的“發現”，可謂此次考察的最大收穫。他根據文獻記載和實地尋訪，找到了這一湮没已久的藝術寶庫，并公之於衆，轟動一時[265]。隨後，有衆多日本學者來此考察，并留下大量考察文獻，僅近代日本人的雲岡石窟調查一項，其分量就足夠一本書來記述了[266]。
第三次是1905年對東北地區的調查。日俄戰争硝煙未泯，伊東等人即奔赴旅順、奉天等地，對寺廟、古蹟，尤其是宫殿建築等進行考察。事後發表《滿洲的佛塔》（1907）、《滿洲的佛寺建築》（1909）等論文或報告。
第四次是1907年對江蘇、安徽、浙江、江西諸省的調查。有《南清地方探險記》（1908）、《南海普陀山》（1908）等報告。
第五次是於1909年末至1910年初對以廣東爲主的中國最南端省區的考察。發表《廣東之建築物》（1910）、《廣東之回教建築》、《北、中、南清建築之特徵》（以上1910）等，並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中國建築總論》（1—6）[267]。
第六次是1920年山東省調查。東自青島，西至泰安、曲阜，對齊魯大地之遺物、遺蹟進行了詳細考察，并大有所獲。此次考察詳見其《山東參觀旅行記》（1920）。
通過以上六次調查，伊東忠太幾乎踏遍中國主要省區，基本掌握了各地古建築實況，並在此基礎上，發表有關中國建築與遺物的論文或報告四五十篇，還與人合編《中國建築》圖集[268]。當然，這些實地考察及其成果爲其撰寫《中國建築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不過，他仍謙虚地承認：“其實中國廣大無邊，予既往之探查，只不過是大海一滴、九牛一毛而已。”[269]因此，他認爲中國建築史之大成，需建立在全面徹底地考察中國所存文獻與遺蹟之基礎上。其後又多次來華考察，并出版了五卷本《中國建築裝飾》[270]。可以説，這是其中國建築藝術研究之輝煌成果，也是對前述《中國建築史》之補充。
在實地調查的同時，伊東忠太還與營造學社、中國畫學研究會等機構及成員多有交往。營造學社成立後不久，伊東即前往拜訪朱啓鈐先生，“晤談竟日，頗恨相見之晚”[271]。還應學社之邀，作了“中國建築之研究”的講演[272]。其在講演中指出：“在古來尊重文獻、精通文獻之支那學者諸氏，調查文獻絶非難事。對於遺物，如科學的之調查，爲之實測製圖，作秩序的之整理諸端，日本方面雖亦未爲熟練，敢效犬馬之勞也。但最爲杞憂不能自已者，文獻及遺物之保存問題也。文獻易爲散佚，遺物易於湮没。鄙人於支那各地之古建築，每痛惜其委棄殘毁；而偶有從事修理者，往往粗率陋劣，致失古人原意。……在理想上言之：文獻遺物之完全保存，乃國家事業。一面以法律之力，加以維護；一面支出相當巨額之國帑，從事整理。然在支那今之國情，似難望此。然則捨盼望朝野有志之團體，於此極端盡瘁，外此殆無他途。”[273]因此，他將保存中國古建築文獻與遺物之理想，寄託於以朱啓鈐爲首的營造學社同仁。其在講演最後所言，尤震人耳目：“鄙人爲支那建築計，以爲將來所取之針路，不在模仿外國，必須開拓自家獨創之新建築。獨創之新建築，如何可以出現？曰：以五千年來支那之國土與國民爲背景而發達之樣式爲經，以應用日新月異之科學、材料構造設備等爲緯；必於其間求得清新之建築。此爲目的，即支那古建築之研究，亦爲當急之務，不辯自明。温故知新，雖屬老生常談，實歷久如新之格言也。”[274]伊東的這一建議或忠告，在八十餘年後的今天讀來，仍不失其現實意義。
繼伊東忠太之後，又先後有關野貞、塚本靖、伊藤清造、藤島亥治郎、村田治郎、長廣敏雄、水野清一等來華進行建築及建築藝術考察，并留下一大批考察報告或研究成果[275]。
其中，關野貞（1867—1935）是與伊東忠太並駕齊驅的另一建築史學者。他在涉華建築與實地考古方面，也是一位先驅者，一生來華不下十餘次。將伊東忠太與關野貞兩人的建築調查與研究對照着看，更富有意義。伊東重視建築史，尤其是建築美術與工藝的研究，擅長建築史宏觀建構。而關野則側重建築與考古研究，尤其是運用考古學方法，對建築及其藝術作詳實考證，以微觀研究見長。可以説，兩者各有長短，互爲補充。綜合來看，則可得到較爲清晰的中國建築研究輪廓。
關野貞初次來華調查是1906年，此前他主要從事日本及朝鮮的古建築、古寺社調查或修復。關野與東京大學同事塚本靖以及帝室博物館平子鐸嶺三人於1906年9月至翌年初，自北京出發，經鄭州至西安，對沿途各地的古蹟遺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進行了詳細考察，從而探明了中日韓三國在建築及其藝術上的部分淵源關係。這也是他多年來一直十分關注的課題。
爲彌補初次來華未能於山東境内詳細考察之遺憾，1907年秋，關野貞又專程奔赴齊魯大地，對建築遺蹟、石刻造像等展開調查，還從嘉祥縣和濟南府各獲得一方漢代畫像石，千里迢迢運回日本，成爲當時東京大學的珍貴藏品，甚至得到天皇“御覽”[276]。此次考察後，發表《中國的陵墓》（1908）、《中國山東省漢代墳墓表飾》（1916）、《山東南北朝及隋唐之雕刻》（1916）等論文，爲其探討中國雕刻藝術和陵墓及碑碣變遷夯實了基礎。
1913年對中朝邊境考察之後，1918年初，關野貞又受文部省派遣，對中國、印度及歐美古建築及其保存情況進行調查。這次他經朝鮮陸路進入我國東北，一路考察到北京，再由北京至大同、房山、保定、彰德、開封、鞏縣、洛陽、鄭州、太原等地。回到北京後不久，又南下歷訪濟南、青州、青島等，然後從青島海路抵上海，再由上海至浙江、江蘇等地考察。此次在華考察長達7個月，大有收穫，其中最得意的當屬在太原近郊探訪到天龍山石窟遺蹟。爲衆多精美的石窟造像所吸引，他放棄當天離開的原定計劃，在天龍山上住了一宿，翌日又接着攀登瀏覽，並對多數石窟進行了初步考察和拍攝，事後撰寫了考察報告《天龍山石窟》（《國華》，1921）。他的這一所謂“發現”與伊東忠太十餘年前找到雲岡石窟一樣，在學界亦引起不小轟動。也許正緣於此，日本至今仍流行着伊東忠太發現雲岡石窟、關野貞發現天龍山石窟之説。其實，這些石窟遺蹟並非什麽隱秘之所，地方志等文獻多有記載，且當地也並非無人知曉，甚至有的石窟之前已有外國人曾經踏訪過[277]，根本不存在發現之説。伊東、關野等人的這類探查活動，之所以被盛傳或渲染，與近代日本日趨膨脹的國家主義思潮不無關係。
從規模來看，天龍山石窟雖遠不及敦煌、雲岡和龍門等大型石窟，但其石刻造像幾乎涵蓋了中國佛教造像史上各時代的經典之作，故備受學界關注。繼關野貞之後，又有木下杢太郎、木村莊八、田中俊逸、常盤大定等學者，以及美術商山中定次郎等先後來此考察或拍攝。這一藝術寶庫本應得到珍惜或妥善保護，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自關野貞“發現”之後，僅七八年時間，石窟造像幾乎慘遭滅頂之災，無數佛首被生生鑿取，有的整體被盜，其慘狀真是難以言表。當然，從結論來講，導致這一現狀的原因固然多種多樣，但與跨國美術商山中商會頭目山中定次郎的兩次造訪以及該商會的大肆搜購轉賣行爲有直接關係。
關野貞多次來華調查，不僅獲得研究上極爲重要的感性認識，而且於各地拍攝并製作了大量圖片、拓本等，爲此後的研究與著述奠定了基礎。他與常盤大定合編的《中國佛教史蹟》（6册，附評解，1925—1931）以及遺稿《中國碑碣形式之變遷》（1935）等，即實地考察成果之體現。尤其是前者六卷本圖集可謂中國佛教建築與佛教美術調查研究之集大成，至今仍爲學界推崇。
進入1920年代後期，隨着東亞考古學會（1927）和東方文化學院（1929）等涉華重要調查機構的設立，日本學界的對華考察步入頻繁化、規模化、綜合化階段[278]。從1930年開始，關野貞又先後六七次來華從事古蹟調查工作，地區多集中於東北以及熱河，調查對象主要是遼金時期的建築、陵墓以及熱河古蹟等。因爲偽滿洲國成立後，出於國策需要，日本方面主動協助偽滿政府保護熱河遺蹟。關野貞、竹島卓一等受日方委託，對熱河進行了多次詳細考察，後結晶爲五卷本《熱河》，除其中一卷爲解説之外，其餘四巨册均是相關圖集，收録圖版300餘頁，600餘幅[279]。這是日本人最早對熱河進行的全面系統考察，其圖版資料等爲日後熱河遺蹟的修復保存起到了一定作用。另外，在對東北、華北等地的遼金時期建築進行多次考察之後，關野貞與竹島卓一又編輯出版了《遼金時期的建築及其佛像》[280]。直到去世前一個月的1935年6月，關野貞還曾來華調查遼金建築。
關野貞在先後十餘年實地考察的基礎上，撰寫并編輯了大量有影響的論著和圖録資料集。圖集除上述幾種之外，還有與常盤大定合著的《中國文化史蹟》（12輯，各輯均附解説，1939—1941）。遺憾的是，這套大型系列圖集尚未完成，關野不幸病逝，編輯出版工作只好由常盤大定繼續下去。
關野貞生前有關中國的論考等，後彙編爲《中國的建築與藝術》（1938），由岩波書店出版。可以説，這部書是其在中國古建築與美術研究方面所獲成果之集大成，與伊東忠太所著《中國建築裝飾》一起，一直被學界視爲中國建築與藝術研究領域的傑作[281]。
常盤大定（1870—1945）是著名宗教學家，也是真宗大谷派高僧，曾任母校東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佛教史。生前來華七八次，其中，僅1920年代就曾五次來華考察宗教文化遺蹟，在佛教實證研究領域屬先驅者。他第一次來華是1920年9月至翌年1月，考察路線爲瀋陽、北京、房山、大同、張家口、太原、洛陽、漢陽、宜昌、廬山、南京等，考察對象主要是各地石窟、寺廟、道觀等遺蹟、遺物。事後出版了《古賢之蹟——中國佛蹟踏查》（1921）。
第二次時間在1921年9月至翌年2月。行程爲青島、濟南、泰安、曲阜、兖州、濟寧、北京、石家莊、鄭州、開封、洛陽、漢口、長沙、九江、南京、揚州、鎮江、蘇州等，回國後撰寫出版了《中國佛教史蹟踏查》（原名爲《中國佛教史蹟》，1923）一書，其中還附帶11幅地圖，以及作者實地拍攝的112幅圖片。第三（1922年9—12月）和第五次（1928年12月—翌年1月）主要是對南方各省的調查。包括上海、寧波、漢口、廬山、杭州以及廣東、福建等省市。加上第四次（1924年冬）對東北大連、旅順以及山東青島、濟南等地的考察，中國南北各地主要文化勝蹟，尤其是佛教遺蹟等，基本爲其踏遍。常盤在踏訪中，尤其注重對史蹟的拍攝、拓製和記録，所作日記也一絲不苟，每次都留下數量可觀的圖文資料或日記。《中國佛教史蹟踏查記》（1938）即其多次來華探訪記録之匯總，成爲我們了解當時中國現狀，尤其是佛教史蹟或文物的難得文獻。書中不僅資料豐富，記述詳細，而且於踏查過程中的所得所感也時有披露，讀來頗有趣味。
如前所述，在對中國多次考察的基礎上，常盤大定與關野貞合作，編輯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國佛教史蹟》，後來又在此基礎上，增加儒、道等部分，擴充爲《中國文化史蹟》。
這套十二輯的《中國文化史蹟》，自1939年5月開始，歷經兩年，才由法藏館陸續出齊。此書分圖録和解説兩部分，圖録採用大開本珂羅版印刷，散頁藍布帙装，限定四百七十套發行，這在當時物資匱乏的戰争條件下，可謂豪華版了。每輯收録圖版約百餘張，全套圖片近兩千幅。解説獨立成册，便於對照研究。這是一部全面系統介紹中國建築等文化史蹟的大型著録，網羅了中國十餘省區的文化勝蹟，尤其是宗教建築、石刻雕像等，堪稱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上的一大圖鑑。從取材範圍之廣、收録内容之豐富、附加解説之詳細等方面看，可以説當時及其後很長一段時間無出其右者。當然，美中不足的是，内容排列顯得凌亂，不夠系統謹嚴，如山西大同之史蹟，分别收録於第一輯和第八輯。河南省史蹟分録於第二和第五輯。山東史蹟，尤其是同一地區，如長清縣史蹟亦分散於第七和第十一輯。利用起來確有不便之處。另外，欠缺圖版攝影日期，也是一大缺憾。
由於當時正值日本侵華時期，爲實現徹底征服中國及其人民的野心，日本更需要了解這個國家，了解這一國土上的歷史文化，《中國文化史蹟》的出版正迎合了這一需求，故出版後反響强烈。出版方又及時籌劃出版四卷作爲其續輯[282]。但隨後出版的只是逸見梅榮與仲野半太郎合著的《滿蒙的喇嘛教美術》（1943）。直到1975年《中國文化史蹟》再版時，原定計劃中的兩卷本《滿蒙文化史蹟》才得以作爲其增補出版，並改名爲《東北篇》（島田正郎與竹島卓一合著）。
常盤與關野兩人從未結伴來過中國，他們的實地考察都是分頭進行的，但是從研究著述來看，兩人合作可謂黄金搭檔，因爲建築史蹟研究本身需要多學科知識，尤其是美術、考古和宗教知識。關野側重建築和美術考古，常盤則側重佛教及佛教爲主的宗教史，兩者互爲補充。從兩人合作的圖集解説中也不難看出，關野多從藝術史角度，而常盤則多從宗教史立場出發，進行評説。這種基於各自專業而共同開展的著録及解説值得肯定。
大村西崖（1868—1927）爲美術史學者、評論家，曾任母校東京美術學校教授，講授美學、考古學、東洋美術史等課程，還擔任過帝室博物館雕刻科主任。早在1901年即撰述《中國古代雕塑》綱要，1905年又編寫《東洋美術小史》，作爲講授教材，翌年增訂再版公之於世。1910年改編爲《日本繪畫小史》和《中國繪畫小史》。1906年參與審美書院的設立，編輯出版大量以中國書畫爲主的美術書籍。同時提倡并致力於文人畫之復興，著録《文人畫選》（系列圖集）等，對中國文人書畫的普及與研究貢獻尤大。上海中華書局版《中國文人畫之研究》（1922），即其所著《文人畫之復興》（1921）與陳師曾著《文人畫之價值》的合刊。另著有《中國雕塑史》（原名爲《中國美術史——雕塑篇》，1915）、《密教發達志》（1918）、《東洋美術史》（1925）等著作。商務印書館民國時期曾編譯過其《中國美術史》，後多次再版。
大村西崖編著《中國雕塑史》時，尚未有來華之經歷，但其著述本身多得益於其他來華實地調查者帶回的圖片資料，以及流失到日本的大量中國雕刻實物。另外，流寓京都的羅振玉所藏金石文物拓片資料等也助力甚大。羅氏在爲其撰寫的序言中曾披露：“宣統甲寅冬，爲予浮海之三年，有遠客扣門，持吾友藤田劍峰君介紹書以至者，曰大村西崖君。劍峰書言：西崖究心古美術有年矣，今將著《中國雕塑史》，欲見予齋所蓄古器物，及古刻墨本，以助其造述。乃與縱談吾國古雕刻事，則稱引群籍，若瀉瓶水，固已驚其見聞之博矣。爰出行篋所有者遍視之。君則汲汲於謁舍中，寫其影，録其文，日力不足，焚膏繼之，至丙夜不止。寫不能盡者，又請以郵筒相往來。於是益歎君用力之專且勤也。”[283]
該書是作者中國美術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也是最早的一部中國雕塑通史。初版於1915年8月，分本篇（即文字篇）和附圖（圖版篇）兩種，本篇以日本新鑄五號活字印刷，六百餘頁。除羅振玉外，著名作家森鷗外、建築史學家伊東忠太、關野貞等也都親自爲其作序。附圖以珂羅版單張印行，計434張，978幅，藍布帙裝爲兩函。因發行數量有限，雖售價不菲，但出版後很快銷售一空。如今日本的圖書館等藏書機構亦罕見其初版。1917年和1920年兩次再版，仍供不應求。1972年，國書刊行會據1917年版加以複製，但不久又售罄，儘管1980年又推出再版，但目前仍難以入手。其爲學界所重，由此亦不難窺知。連羅振玉也曾大爲讚賞：“解韜繩讀之，書厚逾寸，密行細字，無慮數十萬言。徵引至繁博，肇於太古，而下逮趙宋。敘述井井有條理，蓋言吾國雕塑之書，未有如此之詳盡者也。”[284]
羅氏的評價並不誇張。葉恭綽在《我國雕塑漫話》的講演中，有這樣一段開場白，似可印證這一點。“我久已想做一篇論我國雕塑的文字，但因有關係的資料未曾搜集完整，故未下筆。後來看見日本人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編得很好，要想超過他的，極不容易。因此更懶於動手。此次全國美展要我説些關於雕塑的話，我想這個題目恐怕説的人很少，因此爲供給需要起見，不得不將我的意見寫出這一篇來。其實無甚專門的價值，不過大概説説罷了。”[285]此講演作於1929年，距大村西崖該書問世的1915年，已相去十四年，但葉氏仍認爲要想超過他這本書“極不容易”。
大村西崖本人也曾披露，爲編著這本書，十餘年來披覽各種文獻多達四五千卷，收集觀覽實物拓片無數，僅造像碑銘等就多達一千五六百種。[286]
這本書對當時及其後的學界的確影響甚大。梁思成於1929年至1930年在東北大學講授中國雕塑史時，就曾參考過此書，後來根據其授課記録整理而成的《中國雕塑史》提綱，也有提及。因爲當時，梁先生尚未親歷雲岡、龍門、天龍山等地作實地考察，其雕塑知識或研究心得大多得益於大村西崖、喜龍仁等學者的著述，以及歐美博物館所藏實物。其在開篇所言頗能代表當時中國學者所處的環境及心境。“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藝術，向爲國人所忽略。考之古籍，鮮有提及；畫譜畫録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詳。欲周遊國内，遍訪名蹟，則兵匪滿地，行路艱難。故在今日欲從事於中國古雕塑之研究，實匪淺易。幸而——抑不幸——外國各大美術館，對於我國雕塑多搜羅完備，按時分類，條理井然，便於研究。著名學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盤大定，關野貞，法國之伯希和（Paul Pelliot），沙畹（Edouard Chavannes），瑞典之喜龍仁（Osvald Siren）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車。而國人之著述反無一足道者，能無有愧？”[287]
也許正因爲梁先生較早言及這些海外學者及其著述，我國學界至今仍將大村西崖的《中國雕塑史》和上述常盤大定、關野貞合著《中國文化史蹟》，以及沙畹《北中國考古圖譜》（1913—1915）、喜龍仁《五至十四世紀的中國雕塑》（1925）看作是中國古代雕塑美術的“四大名著”[288]。尤其是大村西崖的這部著作，從研究著述角度來講，堪稱最早的中國雕塑史專著。美國學者亞歷山大·梭柏（Alexander Coburn Soper）早期研究中國佛教美術時，也曾將大村西崖這本書奉爲指南，且大量節譯成英文，納入自己的著述中[289]。
1921年後，大村西崖先後五次來華實地考察或進行學術交流。1923年第二次來華時，與吴昌碩、王一亭等發起創設中日美術俱樂部（西湖有美書畫社），還曾編刊《禹域今畫録》，將十餘位中國近代畫家及其創作介紹給日本讀者。1924年末至翌年初第四次來華時，還應邀於北京大學作了風俗史研究與古美術品之關係的講演[290]。1926年第五次也是生前最後一次來華，主要目的是前往江蘇吴縣甪直鎮保聖寺，實地調查羅漢塑像。當他從天津南開大學秘書陳彬龢來信中得知該寺院尚殘存唐代雕刻名匠楊惠之遺作後，興奮不已，當即決定前往調查。後撰寫出版了線裝本《吴郡奇蹟——塑壁殘影》（1926）一書，内收其調查經過、研究心得，以及當時拍攝的一些大型圖片。這些文字及圖片，今天看來，尤爲珍貴[291]。前述梁思成《中國雕塑史》中，對此也曾有言及：“宋塑壁遺物以正定龍興寺爲重要，甪直楊惠之壁已毁，幸得大村攝影以存。”[292]
無論在赴華調查或學術交流方面，還是在著述方面，都處於旺盛期的大村西崖，不料竟身患肺癌，於1927年3月8日離世。後來其嗣子輯録其生前詩稿出版之際，羅振玉特賦詩以贈。“洛下初相見（東邦稱西京曰洛陽），於今十八年。同傾蓬島酒，晚踏薊門煙（在京都時君約飲圓山公園，君晚歲遊禹域復相見於津沽）。翠墨千通集（君編佛教美術雕塑史，從予假六朝以降造像記千餘通），新書萬口傳（所著密教發達志一時紙貴）。風徽猶未沫，插架有遺編。”[293]簡短的幾行詩句，卻充滿着對故人的欽慕與懷念。
近代日本學者的涉華學術調查及研究，範圍廣泛，内容豐富，情況也十分複雜，以上只是選取其中幾名學者爲例，述其大略而已。不過，管中窺豹，亦可見一斑。
人們常説，學術無國境，然而，時代不同，呈現的情景也各異。尤其是在近代中國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來自日本的越境學術調查及研究，情況更爲特殊、複雜。不管涉事學者是否有意識，他們的行爲本身都與國策有關。這就需要我們了解當時的背景、動機等，以做出客觀正確的判别。從這一意義上來講，這些文獻本身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素材。
社會發展日新月異，學術研究亦不斷推陳出新，尤其是伴隨着考古等新發現，學界進步早已今非昔比。今天看來，這些著述或圖録固然有時代局限，内容不乏疏漏甚或錯訛之處，有的解説及其觀點也明顯失實或欠妥。但若置身於當時的環境，又不得不承認其先導作用，尤其是在我國諸多學科發軔之際，這些海外學者的調查研究多有開創之功。因此，不應忽視越境學術調查與研究對我國學術發展的刺激和影響。當然，最值得强調的，還是那些實地考察所得的照片、拓本、手繪圖等視覺資料。在經歷了長期戰亂及無數次運動之後，本應引以爲豪的中國文化遺蹟、文物等多遭破壞，有的已面目全非，有的甚至蕩然無存。有鑑於此，這些視覺資料越發顯得珍貴。
另外，在考察或利用涉華實地調查及其文獻時，應突破國度或語種局限，盡可能將相關文獻資料綜合起來看，多方參考，比照互證，這樣才有望接近史實。比如，在清王朝摇摇欲墜的1907年這一時點上，就先後有日本桑原隲藏、宇野哲人、關野貞，以及法國沙畹、德國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等學者於華北或西北大地考史漫遊，他們分别留下了長短不一的考察記録或數量不等的視覺資料[294]。另外，時任陝西高等學堂教習的足立喜六也四處尋訪考察，并撰寫了《長安史蹟之研究》[295]。若將這些文獻記録加以比照，就有可能較全面客觀地了解當時的社會風貌以及遺物史蹟等實況，同時還能窺知作者各自的立場和視點。早期有關中國建築與藝術的考察，除伊東忠太和關野貞等日本學者之外，尚有法國謝閣蘭（Victor Segalen）、瑞典喜龍仁以及德國伯施曼等學者，他們所留下的文獻記録同樣也應該對照查看，互相參證[296]。
就目前我國人文學科而言，提高學術質量和研究水平，仍是關鍵。但要做好這一點，仍需要在文獻材料和研究方法上大幅度提升，這也是當今有識者之共識。尤其是文獻材料方面，需拓展的空間仍很大，僅從本文涉及的“越境學術”方面來看，不少有價值的研究著録至今尚未介紹過來。每念及此，筆者總有一種説不出的滋味，同時内心又總在期盼基礎文獻資料的建設能得到應有的重視。這套叢書雖微不足道，但我相信它定能爲學界所接受，會對學術研究提供諸多有益的參考和啓示，同時也將爲保存和修復文物古蹟發揮重要作用。
（初稿於2015年夏秋之交，2016年春稍作修改）
The Trans-border Academics：Preface to A Graphic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Abstract：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time, with their fine sinological foundation, referenc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text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China's Qing Dynasty, vigorous incorporation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western sciences and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data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the Japanese scholars have blazed an effective trail to sinological study. Through investigations of such Japanese scholars as Itou Tyuta, Sekino Tadashi, Tokiwa Daijyo and Omura Seigai who frequented China for research as well as their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reveal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of Japan's academic study involving China, and explores and points out the influence and promoting function of these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achievements on academic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