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台湾在清光绪十一年（1885）建省前隶属于福建。市场行使的货币主要由省城福州调拨供应，由福建巡抚调控，台湾本岛也自行铸造和印制了铜钱、银币、纸币，相辅行使，台湾与福建在货币领域里的关系十分密切。

台湾归属清廷之初，市场流通的钱仍为南明郑氏政权所遗留的旧钱。彼时，祖国大陆清朝替代明朝已有四十余年，清代的制钱（铜钱）已基本占领流通市场，清廷下诏台湾禁用前朝旧钱。但是，台湾缺铜，无铜料铸钱，福建巡抚奉旨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开铸康熙通宝背满、汉文“台”字钱，运送至台湾，投入市场回收前朝旧钱；台湾则以回收的旧钱遵清制铸康熙通宝背满、汉文“台”字新钱，成为台湾有史以来在本岛铸造的首批铜钱。大量新的制钱投入市场，前朝旧钱便逐渐退出流通，清钱在台湾也占领了市场。

康熙晚期，对外贸易恢复，国外客商纷纷来华贸易，大量白银源源流入，致使银价下降，钱价增昂，而铜钱又是民间交易行使的主要货币，市场流通铜钱匮乏，严重影响民生。特别是台湾，清廷视台湾为海上严疆，置戍兵驻守，制以万人，乾隆年间有一万二三千人，众多士兵的饷银，均须兑铜钱行使，在银贱钱贵的情况下，士兵与钱铺因兑换引起的纠纷日益尖锐。乾隆四年（1739）六月，台湾市面每两番银仅换小钱八百一十二文，此前每两番银换钱一千五六百文，后降至一千有零。士兵与钱铺较论钱价，致使钱铺关门停业。福建台湾镇总兵章隆、知府刘良璧等飞羽呈报闽浙总督郝玉麟、福建巡抚王士任，要求调拨铜钱一万串应急。郝、王获悉，认为“台地钱价，其贵大异寻常，况兵丁远戍，所支粮饷银，以之换钱为日用薪水，操演办公，较前更觉拮据”。随之飞奏朝廷，动用库藏黄铜器皿共九万八千余斤，配以白黑铅，鼓铸乾隆通宝背满、汉文“台”字钱万余贯，运台供军饷。次年，巡抚王士任又奏请买滇铜二十万斤，照鼓铸青铜之例，添办白铅、黑铅、点锡，合为四十万斤，在省城开铸乾隆通宝制钱，背满文“宝福”二字，先后运台制钱四万八千余贯，投入市场。台湾制钱短缺的困境才得以缓解。

台湾的经济开发在清代始全面展开，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但经济建设的资金投入和强化海防的军需也大幅增长，福建每年调拨给台湾的白银一批又一批，同治以前调拨的白银数量无可查考，自同治十三年（1874）起，每年由闽海关拨给白银20万两，闽省各库局拨给白银24万两，合计为44万两，至光绪十七年（1891）停拨，历时十七年，先后拨给白银748万两。大量的白银逐年由福建调拨给台湾，不但对台湾的经济开发和海防建设是巨大的财力支持，而且对台湾市场货币流通的调节也极为重要。白银和铜钱都是清代市场行使的主要货币，大量白银和铜钱由省城输入台湾，有力地推动了台湾的经济开发和发展。农业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增多。清末稻田种植达20余万甲（一甲约十亩），近三倍于南明郑氏治理时期的面积，年产米150万担，由缺粮转变为余粮，福建漳、泉两府，向赖台米接济。糖蔗种植面积扩大，蔗糖产量和出口增多，咸丰六年（1856）蔗糖出口量为15.9万担，至光绪六年（1880）增至106.1万担，二十五年间增加6倍多。工业方面，制盐、樟脑、琉璜、煤炭产量也大幅度增加。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进出口贸易也很活跃，同治四年（1865）起至光绪十九年（1893）止的二十九年中，出口贸易激增10倍多，进口增加不及3倍，由入超转变为出超。光绪十九年进口483.9万两，出口945.2万两，出超461.3万两。岛内交通原只有南北一条干道，后陆续修筑了纵横交错七条干道，总长达1376里，还兴建了由基隆至新竹的62英里铁路；航运也随之兴起，台湾与福建内陆对渡的港口增多，出洋的海船由单桅改为双桅，梁头增至二丈以上，南向至广州，北向至上海、天津、锦州，向外国购买的驾时、美斯两轮船，可远航至新加坡、西贡、吕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