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可持续生计研究
无论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还是可持续生计框架，本身都是建立在当代学术界对贫困复杂内涵的拓展性理解基础上的。可持续生计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开展二十多年，积累下大量的研究成果，成为本研究必须吸取的智识资源。本部分首先对一百多年来学术界关于对贫困内涵的演进谱系进行系统梳理，然后，紧紧围绕着国内外学术界对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展开综述，以期在此过程中澄清研究定位，明确研究视角。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可持续生计框架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将在第二章进行详细阐述。
（一）对贫困内涵的拓展性理解
对贫困的感知与探讨，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广泛地反映在各种文学作品、哲学著作以及宗教典籍等文献中。但贫困现象作为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对象，只有短短的一百来年。尽管卢梭、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人对工业革命以来大规模的贫困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批判与研究——尤其是恩格斯曾在1845年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9]，然而，学界基本上公认英国经济学家朗特里（SeebohmRowntree）1901年出版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标志着现代社会科学对贫困现象研究的开端。1899年朗特里在英国约克郡进行了一次大型家计调查，在此基础上，第一次为贫困家庭基于经验性数据建构了一个明确的贫困标准或测量尺度。其在该书中，从收入和消费支出的角度对贫困做出了界定：家庭收入水平不足以满足维持机体正常功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状态。据此理念，其计算出最低生活支出的金额，建立了收入与消费维持（生计维持）基础上的贫困线概念。[10]
朗特里开创的基于收入与消费维持基础上的贫困概念，是从个体生理最低需要角度出发的，该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人们便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基本功能得到正常发挥了。因此，朗特里的贫困意涵是一种绝对贫困的概念。195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Calbrainth）从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维度，提出了相对贫困的概念，明确指出，是否贫困不仅取决于维持生计所需要的基本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社会中其他人的收入水平。[11]随后，英国学者鲁西曼（Runciman）和唐森德（Townsend）提出并发展了相对贫困理论。[12]唐森德1979年提出了“相对剥夺”的概念，进一步深化了相对贫困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他指出：“在一个社会中，任何个人、家庭或群体，如果缺乏资源以获取各类食品、参加社会活动、享有生活条件和各类设施，不能依照其所属社会成员习惯性的、广受鼓励或广为认可的方式生活，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们处于贫困之中。”[13]
无论是朗特里的绝对贫困概念还是唐森德的相对贫困概念，其共同的核心维度都仅仅局限于收入与消费支出范畴，是从维持基本生存或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准所需要的最低基本消费品货币水平来度量贫困。食品消费的卡路里法以及平均收入比例法就成为收入与消费维持基础上测量贫困的两种经典量化方法。[14]
由朗特里所开创的基于收入与消费支出理念上的贫困理论影响巨大，长期以来主导着人们对于贫困的理解以及相关的福利政策实践。然而，这种看待贫困现象的理论视角是非常狭窄的。第一，收入与消费维持理念下的贫困观，把人视为生物人，而非有着社会性需求的社会人。根据英国研究贫困问题的权威之一唐森德的总结，“生计维持的思路把人的需要简化为物质需要，也就是衣食住，而不是社会需要。在批评者看来，人是需要扮演各种角色的社会存在。他们不单单是各种物品的消费者，更是生产者，并且参与到与物品生产相关的社会活动之中”[15]。第二，收入与消费维持理念下的贫困观，仅仅从经济维度来审视贫困，也漠视了贫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能力发展，资产建设以及心理认知等多重维度。第三，收入与消费维持理念下的贫困观忽视了财富或资产的不平等及其真实内涵，这是一个巨大的缺憾。针对收入与消费维持理念的贫困观所忽视的能力维度与资产（财富）维度，国际学术界逐步发展出了能力为本的贫困观以及资产为本的贫困观。简言之，贫困的内涵不仅仅是收入和消费的匮乏，本质上应拓展到能力匮乏以及资产匮乏的更广阔维度上。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阿玛蒂亚·森与迈克尔·谢若登，前者发展出了影响深远的可行能力理论，后者形成了以资产为基础的福利理论。
阿玛蒂亚·森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1998年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著作与经验性研究，构建了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可行能力理论。可行能力理论散见于其发表的大量文献中。[16]在长达20多年间所发表的系列著作中，森一以贯之，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贫困内涵的能力或自由匮乏维度。所谓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理论，也被称为可行选择理论或实质性自由理论。相对于抽象的先验制度主义的自由权利理论，森突出强调要从人们实际能够把握的实质性自由、实质性机会或实质性选择的生活角度，来度量或透视贫困问题。在森那里，实质性自由等同于可行选择（可行选项集合），等效于可行能力。可以说，在森看来，自由、选择、能力是同一个意思。其在1999年出版的著名专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明确提出并发展了可行能力贫困（Capabilities Poverty）概念。可行能力贫困是：“用一个人所实际上能够把握的可行选择，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个体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选择集合来衡量一个人的处境或贫困状况。”[17] 可行能力视角下的贫困观，不仅仅是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匮乏，更是自由选择能力缺失或权利遭受剥夺。基本可行能力的匮乏或遭受剥夺主要表现为：严重营养不良、慢性流行病、较低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适应环境能力、信息基础匮乏、社会资本匮乏等。影响能力剥夺的因素除了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社会公共政策、社会制度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民主参与的程度等。[18]森发展出来的可行能力理论，在贫困理论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将贫困的收入与消费维持的狭隘内涵拓展到实质性自由或能力维度，将对贫困现象的解释从单纯的经济维度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等多重维度。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在人类发展和国际反贫困政策领域影响巨大，现在已成为众多国际机构用来度量贫困和设计反贫困政策实践的主流观念。它彻底改变了过去以收入和消费支出单一维度来度量贫困的方法，人们开始采用反映人类发展需要的实质性自由或可行选择的多样性综合指标来度量贫困，并设计整合性的反贫困政策。[19]需要强调的是，可持续生计框架正是在森等学者对贫困内涵的拓展性理解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森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对单纯以收入与消费为基础的贫困观进行激烈批判的另一个关键视角是强调资产或财富在贫困内涵中的重要性。换言之，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与消费匮乏，更重要的是资产匮乏，原因在于穷人普遍缺乏制度化积累资产的有效机制。对资产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探讨，早期较为深入的是卡尔·马克思，20世纪70年代是约翰·罗尔斯。[20]然而，专门系统地对资产与贫困之间关系的实证探讨，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迈克尔·谢若登教授。谢若登于1991年出版了其名著《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他强调了资产或财富建设在反贫困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性。所谓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与消费的匮乏，根本上是资产或财富的匮乏。为什么资产匮乏如此严重？在总结多学科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他发展出了资产的福利效应理论。他提出，“人们在积累资产时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具体而言，资产改善经济稳定性；将人们与可行有望的未来相联系；刺激人力或其他资本的发展；促使人们专门化和专业化发展；提供承担风向的基础；产生个人、社会和政治奖赏；并增强后代的福利”[21]。也就是说，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激励穷人进行资产积累，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且将会逐步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行动模式，具有极强的积极心理效应。资产积累导致人们着眼于长远，不再局限于当下；有助于约束人们的当下消费，增加储蓄；有助于抵抗各种非预期性风险，增强人们面向未来的积极心态；等等。因此，反贫困的关键在于，要变革现有的社会福利政策，并通过各种经济与财税等公共政策帮助穷人积累资产，设计有显著激励效果的政策措施鼓励穷人开始积累资产。比如：通过家庭储蓄配额，建立儿童教育储蓄账户、医疗与养老保险账户；实施普遍性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变革不鼓励穷人资产积累的各种救助制度；等等。事实上，现代福利政策实践日益重视资产或财富积累在反贫困中的重要作用。正如迈克尔·谢若登所强调的，“福利政策的失误是一种民族观念的失误”，传统国家福利政策对穷人资产建设的忽视是错误的，“收入只能维持消费，而资产则能改变人们的思维和互动方式”[22]。其所倡导的资产建设理论与政策深刻揭示了资产或财富积累对穷人的积极效应，并设计、实践了资产建设的个人发展账户模式，该模式已在美国等多个国家得到实践和发展。资产建设理论对于穷人的资产，尤其是金融资产积累的重要性，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下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的拓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在对贫困问题的理解上，不平等视角下的贫困观是一种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贫困理论。从不平等角度看贫困由来已久，但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带来了两极分化，导致大规模结构性、制度性贫困。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待贫困的基本看法，注重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对于贫困现象的解释和处理。然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在全球化、知识经济及其所导致的系统风险社会时代，显得力不从心。换言之，仅仅从收入与财富再分配的角度来解决贫困问题困难重重。从不平等的角度来审视贫困，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与财富的衡量尺度上，必须对不平等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拓展性理解。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知识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系统风险频发的新时代背景下，众多学者借助于不平等理论重新审视贫困现象，认为贫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系统性社会风险所导致的社会排斥的结果，是日益加剧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平等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结果。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不平等的要义越来越体现在社会排斥上，即很大一部分人由于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较弱以及社会保护的匮乏，在非预期性风险突然降临之际，手足无措，无法有效应对，表现出极强的脆弱性。罗伯特·钱博尔（Robert Chamber）对全球化风险社会背景下贫困群体的脆弱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贫困群体在面对风险社会所产生的各种非预期冲击时所面临的孤立无助状态，穷人因其缺乏有效抵御日趋增多的风险手段与能力而直接遭受各种全球化风险的冲击，进而形成恶性循环，难以摆脱贫困状况。[23]因此，重要的是要打破这种负反馈系统，通过制度化机制减缓或消除各种脆弱性冲击所导致的社会性排斥，增强穷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社会性投资，建立社会投资性国家，进而增强社会的包容力以及贫困群体抵御系统风险的能力，成为反贫困的重心所在。这种观念的集大成者是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第三条道路”思想主张在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下，要对传统中平等与不平等内涵进行新的理解，用包容性界定平等，用社会排斥重新诠释不平等。“第三条道路”思想拓展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仅仅着眼于收入与财富维度的经济不平等的狭隘观念，要求建立社会投资性国家，以期消除广泛存在于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排斥机制及其影响，逐步增强社会制度和文化上的包容性。
除了以上四种典型的贫困观，近年来，从个体微观视角兴起的行为科学为贫困现象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心智维度上的拓展性理解，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穆来纳森等人基于一项行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发现，长期稀缺会俘获人们的大脑（Scarcity Captures the Minds），减少人们的思维带宽（Bandwidth）容量，产生一种稀缺心态（Scarcity Mindset），最终导致稀缺性思维模式，致使心智能力大幅下降，丧失判断力、洞察力与前瞻性，削弱行动执行能力。[24]穆来纳森的研究揭示了长期陷入稀缺状态的严重性，贫困不像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及右派们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由于穷人自身不够努力，也不像社会民主主义者等左派们所强调的那样，主要是由于社会结构制度不平等，这些认识仅仅抓住了贫困现象的冰山一角。问题的真相在于，穷人不是不够努力，也不是仅仅靠左派们所强调的再分配机制以及消除社会排斥就能轻易改变，而要体认到长期陷入贫困对穷人行为与思维模式客观影响的严重性。换言之，长期贫困状态所形成的稀缺性思维模式，使穷人逐渐丧失了关键的判断力、洞察力与执行力。这些研究不仅为迈克尔·谢若登的资产建设福利理论从反面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而且把贫困的复杂性内涵拓展到心智思维的深层领域。这些研究从行为科学视角所揭示的长期稀缺对穷人的深刻影响，展现了更为深层的贫困意涵。
综上所述，在人类对贫困现象的认识谱系中，国际学术界对贫困内涵的多维理解集中反映了贫困问题的复杂性。从最初把贫困仅仅定义成收入与消费匮乏，到可行能力匮乏，再到资产或财富匮乏、权利匮乏或社会排斥导致的脆弱性以及稀缺性思维模式，我们可以发现贫困现象不仅涉及宏观的制度-文化结构维度，也涉及微观个体或家庭的收入、资产、能力以及心智维度。它不是单一维度主导的结果，而是宏观结构与微观个体（家庭）能动之间多重交互作用的结果（见图1-1）。消除贫困所需要的必要条件是如此之多，任何仅靠单一维度的贫困观所实施的反贫困措施都是不充分的。一百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贫困现象的理解历程及其相应的福利政策实践表明，通过发展理论，开展实证研究，人们对贫困现象的认识不断从单维走向多维、从事实走向规范、从碎片走向整合，强调贫困现象的复杂性、系统性与整合性的生态系统观念逐渐成为主流。现在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贫困是一种复杂性、系统性的匮乏。一百多年来的贫困研究也表明，任何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理论与实践，都需要从整体性视角出发，从整合性、系统性的多重维度来设计福利政策，只有这样，才可能实质性地缓解或消除贫困。因此，一种基于对贫困现象复杂性理解的多维整合视野就成为有效反贫困的内在要求。契合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充分体现了贫困的多维内涵。
图1-1 当代学术界关于贫困内涵的拓展性理解
（二）国外可持续生计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人类对贫困内涵的拓展性理解，国际学术界逐渐强调反贫困的要义不能局限于收入与消费维持基础上的基本需要满足，而应聚焦于贫困个体或家庭的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SL），并逐步发展出一种系统性、整合性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SLF），作为反贫困领域的分析与操作工具。本部分主要总结三十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可持续生计的相关研究，剖析国际学术界对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基本脉络与现状。概而言之，国际学术界对可持续生计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对可持续生计内涵与可持续生计框架方面的理论研究；二是对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应用性与实证性研究。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首次提出可持续生计概念，并将其确立为反贫困的基本目标。[25]当初，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将可持续生计的内涵界定为“具备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充足食品、现金储备量以及流动量”[26]。显然，这一概念依然属于传统的收入与消费维持的基本需要满足范畴。1992年，钱伯斯（Chambers）和康威（Conway）在《可持续农村生计：面向21世纪的实践概念》一文中对可持续生计的内涵进行了拓展，明确将能力维度注入可持续生计内涵。[27]这成为可持续生计研究的重要转折点，超越于收入与消费需求维持的可持续生计内涵为此后的可持续生计研究拓宽了思路。显然，这一内涵的拓展吸纳了阿玛蒂亚·森等诸多学者对于贫困研究的新理念。随后，生计的能力维度被引入英国政府发布的《国际发展白皮书》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28]1998年，卡尼在《实施可持续生计框架》中明确将能力（Capacities）、资产（Assets）以及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活动（Activities）作为生计内涵的基本要素。[29]同年，谢菲尔德（Shepherd）在《可持续农村发展》一书中，在对长期主导着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的现代化范式弊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生计思路的概念化进行了系统阐述。[30]也是在同一年，斯库尼斯（Scoones）在《可持续农村生计：一个分析框架》一文中对可持续生计概念做出了被学界普遍认可的经典界定：“一个生计维持系统要包括能力、资产（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社会资源）以及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活动。只有当一个生计维持系统能够应对压力和重大打击，并且可以从中恢复过来，还可以在现在和未来保持甚至提高其自身的能力和资产，同时不损害自然资源的基础时，它才具有可持续性。”[31] 斯库尼斯等人对原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做了详细的分析与概括。[32]2000年，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建立了一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问题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作为用于可持续生计研究与实践的一般性分析与操作框架，并发展出相关的指导原则。[33]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五大要素：脆弱性背景、生计资产、转型结构与过程、生计策略以及生计产出。其中，脆弱性背景分析包括重大事件的冲击、趋势性变化以及季节性变迁。生计资产分为五类，分别是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构成了贫困者用于生计维持的资源条件。转型结构与过程通常是指影响贫困者脆弱性背景及其生计资产的结构性因素和实际运转过程分析，结构性因素包括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实际运转过程分析主要指涉及的相关法律、政策、文化以及制度等转变造成的影响。生计策略是指贫困者运用生计资产所开展的各种生计活动。生计产出是指生计策略的产出结果，可用于衡量和评估生计策略的实际效果。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强调以人为中心、整体性视角、促进微观与宏观的联系、动态性、优势视角以及可持续目标等基本原则（详见第二章相关内容）。该分析框架被学术界和实务界广为接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标准陈述。除了DFID模型，其他各类组织针对不同的目标与环境也发展出了诸多可持续生计框架。[34]2002年，卡尼在《可持续生计框架：进展与变化的可能性》一文中回顾了可持续生计思路的演化过程，总结了可持续生计框架在不同情境中的应用，并指出不同组织或机构针对不同的目标对象和侧重点，对原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必然要做出相应的修正和调适，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环境。[35]有研究者发现，原有框架的生计资本中缺少了政治资本维度以及地方本土性知识维度，认为应该考虑将其加入到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去。[36]
进入21世纪之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理论探索几乎止步不前，更多的研究者转向了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应用性与实证性研究。大量的相关学术文献集中于将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地区的研究。法林顿（Farrington）等人概括了可持续生计思路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早期运用案例，比如在巴基斯坦和赞比亚贫困乡村做的贫困研究、在纳米比亚所做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等。[37]艾利逊（Allison）和伊利斯（Ellis）结合可持续生计方法对小型渔业养殖管理进行了研究。[38]近年来，切尼（Cherni）等人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古巴乡村社区居民生计与可再生能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卡基（Karki）探讨了区域保护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维斯塔等（Vista）以菲律宾农村椰果庄园为对象，开展了土地变革与农户可持续生计之间关系的研究；阿莫德等（Ahmed）研究了孟加拉国以捕虾为业的渔民可持续生计策略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等等。[39]2013年，莫斯（Morse）和诺拉（Nora）出版了《可持续生计框架：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批判》，认为大量的相关应用性研究并没有详细阐明被广泛接受的可持续生计概念在真实世界中的运作机制。他们通过对天主教区发展服务组织（the Catholic Church's Diocesan Development Services Organization）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在非洲农村地区开展的一项历时两年多的小额信贷方案——部分是通过增强当地社区与国际捐助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帮助其提升现存的小额信贷运作效能——运作过程的研究，呈现了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实际运作机制，并对现有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内在蕴含着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割裂意涵提出了批评。据此，他们提出要超越可持续生计概念，倡导一个更为全球化的可持续生活方式（sustainable lifestyle）观念，认为这是一个有着细微差别而又更具包容性的方法，它不仅包括人们如何形成一个可持续的生计，还包括人们怎样过可持续的生活。[40]
尽管国际学术界关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最初设计主要是用于发展中国家农村反贫困，且大量的应用性研究基本上聚焦于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领域，然而，也有部分研究者提出可以尝试将可持续生计思路拓展到城市贫困研究领域，并初步探讨了城乡可持续生计之间的差异。吉尔曼（Gilman）指出城市家庭生计不同于农户生计，可持续生计框架可以根据城市贫困家庭面临的独特环境加以改造，以用于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分析。[41]艾米斯（Amis）和比埃尔（Beall）各自都强调了城市家庭生计更多地依赖于劳动力就业市场，更为直接地暴露在市场化风险面前。[42]有研究者认为，城市贫困家庭面临着比农户更为复杂、更为脆弱的生活环境，其生计维持系统更需要跨部门、多领域的协作，需要采取高度机制化、整合性的生计策略。[43]尽管有学者一直倡导将可持续生计框架应用于城市贫困群体的研究，不过，这方面的研究总体而言还十分薄弱，适切于城市贫困群体生计特征的分析框架也有待发展。
总之，国际学术界对于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构建与发展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环境及农户生计特点的。尽管有部分学者倡导建立适用于城市贫困群体生计特点的分析框架，然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仅处在初期的理念倡导与探索阶段。另外，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可持续生计框架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对贫困现象复杂性的拓展性理解，并体现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详述参见第二章），因此，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与调适能力，完全可以经过合理的改造而适切于复杂多样的环境。只不过，这种改造并非易事，不可能经过稍加修补即可套用，而是需要建立在对不同的宏观结构因素以及具体贫困问题的真实理解基础上。接下来，我们对国内学术界关于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三）国内可持续生计研究
进入21世纪，国内学术界对于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研究开始出现，近十年来基本上呈现稳步增长趋势。根据中国知网关于“可持续生计”（包括“可持续性生计”）主题词检索的结果，截至2016年12月，共有1418篇相关研究论文，2005年之前仅有10余篇文献，2005～2010年（含2010年）平均每年约50篇，2014年、2015年和2016年每年稳定在200篇以上（见表1-1）。相关研究论文的稳步增长反映出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可持续生计研究领域重视程度的提升。国内学术界对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研究经过前期的引介阶段后，主要围绕着农户生计问题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失地农民以及进城农民工的可持续生计研究逐渐兴起。另外，对于城市贫困问题的可持续生计研究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发展到呼吁倡导与前期探索性研究阶段。
表1-1 中国知网“可持续（性）生计”主题历年研究文献数量分布
2000年，祝东力翻译了由辛格和吉尔曼所撰写的《让生计可持续》一文，发表在《国际社会科学》上。该文介绍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与思路，这篇论文可能是中文期刊中最早介绍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此后获得了较高的引用率（目前已被引用165次）。[44]2003年，马萨（Martha）与杨国安在《地理科学进展》上发表了《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国际进展》一文，对国际上可持续生计思路做了较为全面的引介，并将其与脆弱性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45]2004年，李斌、李小云、左停在《农业技术经济》上发表了《农村发展中的生计途径研究与实践》一文，对生计内涵、可持续生计框架、生计途径的研究和实践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评述。[46]这些作品对于早期普及国际上发展出来的可持续生计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也有几篇综述性质的研究论文发表，它们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最新进展。[47]
国内学术界对于可持续生计的应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户方面，包括对农户的脆弱性、生计资产、生计策略等方面进行的经验性研究。李小云、董强、饶小龙等人尝试建构一个中国农户生计资本测量的指标体系，并基于此对农户脆弱性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群体的农户的脆弱性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生计资产的单一或多元匮乏是农户脆弱性的主导因素。[48]该文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中国农户生计资本的测量做了探索性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其建构的测量指标体系的信度与效度有待进一步检验。沿着该思路，许多研究者对不同环境下的农户生计资本进行了相应的量化研究，基本思路大同小异。[49]除了对生计资本现状进行测量，还有学者尝试运用国际上测量脆弱性的常用方法，对农户脆弱性进行测量。伍艳运用国际常用的预期贫困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VEP）测量方法对秦巴山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进行了测量，研究发现生计资本的多重匮乏是导致农户慢性贫困的根源，其中，多种生计资本匮乏的农户，其脆弱性程度最高，金融资本匮乏型、人力资本匮乏型以及社会资本匮乏型农户的脆弱性高于农村平均水平。[50]也有学者试图建立多层次的评价指标模型。[51]在对农户生计策略方面的研究上，梁义成等人基于多元概率单位模型对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策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家庭结构变量与生计资本状况对农户多样化生计策略的决定性影响。[52]其他相关研究也证实了不同的生计资本状况决定着不同的生计策略及其运用能力。[53]另外，在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量化研究方法，具体使用的相关技术手段是多样的（见表1-2）。
表1-2 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技术手段及其代表成果
续表
总体上，国内学术界对农户可持续生计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可持续生计框架具有沟通宏观与微观的整合性优势。然而，现有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农户生计资本与脆弱性测量与分析，缺乏宏观的政策制度分析以及宏观与微观的整合性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憾。事实上，这一缺憾也体现在如下各个领域可持续生计的相关研究方面。
国内学术界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除了运用多种方法与技术对传统意义上的农户生计进行实证研究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聚焦于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分析。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失地农民群体成为可持续生计研究的重要对象。由于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以及传统的生计方式，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现实问题。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通过在北京、山东、浙江、四川等地区的专题调查研究，主张通过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进行资产积累、促进生产就业、纳入社会保障机制等政策措施帮助失地农民使其生计可持续。[54]2005年，唐钧、张时飞在《京郊失地农民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中对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系统建构进行了大力呼吁，提出了相关政策措施。[55]这期间对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基本上处于政策倡导与初步研究阶段。此后，对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入到更为广阔而深入的专题范围，关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可持续生计框架、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刘家强等通过对成都市的调查，发现失去土地不仅意味着失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也意味着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随之失去，认为在重构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框架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基本前提，这一主张强调“土地换保障”对于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性。[56]赵曼、张广科探讨了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内涵以及相关的制度需求。[57]成得礼基于修正后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了失地农民生存发展所面临的脆弱性背景，并以成都、南宁的抽样调查数据为例，测量了失地农民的生计维持资本，探讨了城中村在失地农民生计资本建设中的功能。[58]黄建伟等在ＳＬＡ可持续生计框架以及成得礼所修正的适用于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建构了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框架。[59]由于失地农民的生计维持资本系统中的社会资本遭受了重大的转变，有不少学者重点探讨了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问题。[60]当前，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对失地农民的整体生计资本状况及其相关因素研究逐渐引起重视。比如，万章浩基于襄阳市失地农民的抽样调查，分析了失地农民生计资本的状况，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失地农民的生计资本对自主创业生计策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61]可以预期，随着国内学术界对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建立以及可持续生计指标体系的完善，对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生计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等有较高信度与效度的高质量实证分析将会逐步出现。
尽管国内学术界对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研究浩如烟海，然而，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生计进行的研究数量较少，整体上要比对传统农户以及失地农民的研究弱得多。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农民工群体不像传统农户与失地农民那样生活固定，较强的流动性对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应用而言难度较大或不太适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深层原因可能是农民工群体在身份以及生计策略上的分离及其历史性（农民工群体迟早要成为历史），使相关分析框架难以定义研究对象，有不少相关研究把农民工群体纳入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的一部分，这削弱了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学术独立价值。然而，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可持续生计框架研究将成为未来可持续生计研究的重要领域，开始倡导将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于农民工群体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探讨农民工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独特性。[62]潘云新等探讨了农民工所面临的失业、疾病、工伤等生计脆弱性风险，并提出了预防农民工生计风险的相关政策建议。[63]栾驭等则对农民工生计资本与社会融合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64]苏飞等基于杭州农民工的调查研究，认为农民工生计资本存在着教育培训缺失、人力资本不足，租房生活为主、物质资本薄弱，收入水平低、金融资本虚化，边缘感较强、社会资本匮乏等突出特征。[65]总之，目前学术界对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研究比较匮乏，突出表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分析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的基本框架，而相应的高质量、大样本抽样调查研究还基本处在空白状态。
相比之下，学术界对城市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研究更是十分薄弱。[66]关信平和唐钧是较早研究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学者。关信平较早指出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将逐步朝着长期化和稳固化方向发展，认为城市贫困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在于贫困群体的机会匮乏与能力匮乏。[67]唐钧则较早地倡导对城市贫困群体进行可持续生计研究，其于2003年发表的《城市扶贫与可持续生计》一文从可持续生计的角度探讨了城市反贫困的政策措施，强调要依托社区，承认并促进非正规就业在城市反贫困中的积极功效，创办就业中心，健全小额信贷，发展城市贫困人群的可持续生计。[68]2005年，唐钧在《城市低保制度、可持续生计与资产建设》一文中基于可持续生计目标对城市低保制度的救助理念与机制进行了反思，探讨了城市低保制度的未来发展与转型的重要前瞻性议题，主张可将其从“单纯的社会救助扩展到包括可持续生计与资产建设在内的整个反贫困的社会政策”[69]。经过最初的倡导之后，将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于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近乎停滞，在关于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的大量文献中，可持续生计方面的具体研究极为匮乏。直到最近几年，有个别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城市贫困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2012年，刘璐琳在《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城市新贫困问题治理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城市新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面临的脆弱性背景，指出经济社会转型、生计资本匮乏、城市管理制度、不利的社会文化以及不利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对于城市新贫困人口生计脆弱性的影响。[70]2015年，胡彬彬分析了城市贫困群体区别于农村贫困群体的脆弱性特征，认为城市贫困人口存在着结构性致贫根源、更为脆弱的经济背景、高度风险的生活环境、诸多社会性排斥以及更易被边缘化的心理状态。在此基础上，其修正了ＳＬＡ可持续生计框架，初步探索了中国城市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基本要素。然而，该框架存在着简单化、笼统化以及缺乏可行性等缺陷，并没有具体建立起适切于中国城市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的一般分析框架，也缺乏必要的实证研究基础。在对中国城市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指标体系构建以及大规模抽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面，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仅有的个别实证研究在测量指标体系以及样本规模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71]
（四）小结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可持续生计方面的大量研究，发展了适应于各种情境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并做了大量的应用性研究，这都为本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和参考借鉴。然而，当前国外大量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社区发展及其贫困家庭的可持续生计分析上。国内学术界对于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聚焦于传统农户和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框架的系统建构与实证研究，而对于城市贫困群体（家庭）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前期探索阶段，仅有的相关研究要么仅仅局限于宏观政策倡导层面而流于空泛，要么缺乏较为扎实的实证研究而失于清浅。另外，现有研究还普遍忽视了可持续生计框架在沟通宏观与微观联系、整合多维视角方面的内在要求，在实际研究中，大多仅仅着眼于微观视角，缺乏宏观政策因素的分析。换言之，可持续生计框架本身强调的整合多维视角的优势，在实际研究中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因此，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现状及其存在的突出困境，剖析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对其生计策略的现实影响，并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深入探讨当前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框架建构的关键环节、现实路径及相关政策制度变革，已成为当前学术界关于可持续生计研究以及城市反贫困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术问题与知识发展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