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 研究背景
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全球性的重大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海洋污染等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发展，全球国家正在积极应对这些环境问题。为联合应对世界环境污染问题，联合国于1972年6月首次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正式在全球范围提出环境联合应对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相继的绿色经济的兴起，使得环境保护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1992年6月，联合国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3项文件。这次会议在人类环境保护与持续发展进程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具有积极意义。之后的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文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并于2005年正式生效。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来自192个国家的代表共同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这是继《京都议定书》之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可见，加强环境保护，控制环境污染是全球国家形成的共识。但是相关国家出于国家自身利益考虑，通过国际合作治理全球环境污染产生的效果并不佳，至今《京都议定书》的一期减排承诺尚未真正兑现。立足于我国实际，处理好自身环境保护，控制自身环境污染，就是对全球污染控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严重的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越来越突出。我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代价，《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研究数据显示，“1990～2009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5.6倍，但是能源消费增长了2.6倍，成品钢材消费增长了9.3倍，水泥消费增长了6.9倍，有色金属消费增长了13.2倍，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了2.4倍。2009年在参与世界主要国家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排名的72个国家中，中国排名仅69位。其中，中国的SO2、化石燃料燃烧和能源使用产生的CO2等污染物排放量，却位居世界首位”。
我国政府为我国环境保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96年6月，我国第一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向国际社会介绍我国环境状况。2006年6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全面回顾了我国自1996年以来的环境保护成果。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环境，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近年来，我国更是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环境治理政策，环境保护部于2011年5月启动了对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的上市公司开展环保后的现场督察工作，并重点检查群众反映强烈的企业，史上最严厉的《环境保护法》正式通过审议，并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拓展，NGO（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携手合作推进环保，成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一个重要的特点和新趋势[1]。继国家发布中国环境保护白皮书之后，2006年2月28日我国首部环境绿皮书——《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在京发布[2]，迄今已连续发布13版，反映了我国NGO对我国环境保护的深切关注。
尽管我国政府和NGO做了大量环境保护工作，但让人忧虑的是，我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中国首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发起人之一杨东平2006年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指出：“我国的污染已经呈现出‘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出现的污染公害已在我国普遍出现，我国已没有继续支持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环境容量。”
我国政府“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发展目标，“十三五”规划提出“完善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发展目标，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更是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设想，这些足见我国政府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但是为什么我国的环保成效不明显，如何分析这些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是学者应该着力关注的话题。
环境问题究其本质，属于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问题（周生贤，2010）。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强环保投资和提高环保投资效率，才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和降低污染浓度，从而真正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即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尤其在于确保环保资金的来源、投入和运作效率（李龙会，2013）。目前我国80%以上的环境污染来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沈红波等，2012），企业作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社会的主要经济主体，也是环境问题的主要制造者，他们应该在环保投资方面发挥最大的主体作用。现实状况却是，我国现阶段的环保投融资渠道较单一（苏明，2009），政府环保投资是我国环保资金的主要来源（鲁焕生等，2004；高红贵，2009；沈红波等，2012），企业本身环境治理也存在环保投资不足和环保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
企业环保投资不足的情况有望得到改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加上国家和政府对环保的日益重视和严格监管，企业开始重视环保投资，理论研究也为企业重视环保投资提供了有力支持。如企业自愿进行环保投资能使消费者加深对企业的良好印象，而良好的企业形象又会产生社会声誉，进而增加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需求，这就是所谓的“声誉效应”。消费者的环保意识越强，这种“声誉效应”就会越明显。在垄断竞争中，企业的自愿环保投资行为既可以作为一种与竞争对手进行有效竞争的策略，也可以看作是向消费者保证产品质量的可靠信息。一般看来，一个行业中的新进入者将会导致现有企业销售量的降低，产生“商业窃取效应”，但是企业可以通过环保投资来提升他们的声誉，避免“商业窃取效应”的发生，这说明企业从事环保投资行为具有积极效应。除此之外，企业自愿遵守环境管制政策能成为企业获取政府支持和激励的一种有效手段。可以说，企业有动力参与环境保护投资，并通过这种行为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事实上，企业环保投资近年在稳步增长。
但我国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内研究学者也证实我国企业环保投资的效率比较低下（尹希果等，2005；韩强等，2009；颉茂华等，2010）。也就是说，企业虽然能使企业环保投资总额上升，但却无法产生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结果。
政府对企业环保投资管理也存在着这种尴尬局面，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完善相关环境规制（如制定项目“三同时”制度、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等）对企业施加影响，治理企业环保投资不足问题。但是政府对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提高却影响较小，因为环保法规的执行不力，环境遵守成本超过预期收益，企业往往没有开展环保投资的主动性和热情（Dasgupta和Laplante，2001）。
可见，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效率更是当前企业环境污染治理面临的严峻问题。而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效率首先需要有合适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工具，因此，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及提高应是今后环保投资的研究方向之一。
但是，目前国内外缺乏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环保投资效率相关研究，不少学者基于国家层面展开环保投资效率的研究，如Zaim和Taskin（2000）利用非参数方法，为经合组织成员国构建了衡量环境质量的环境效率指数，研究了人均GDP与环境效率的关系；曹颖等（2010）针对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于2006、2008、2010年联合公布的“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提出我国应加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绩效评估体系；尹希果（2005）和颉茂华（2010）等运用“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对我国环保投资的运行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也有学者基于区域层面研究环保投资效率，如Jyri Seppala等（2005）基于芬兰Kymenlaakso地区采用列示图的方法对区域生态效率进行评价；G.Oggioni等（2011）基于水泥行业采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多国的区域生态效率做了评价；Zhang Bing等（2008）采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评价了中国的区域生态效率；高瑜玲、林翊（2018）利用DEA-BCC模型测度了2006～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区域生态效率，并采用Tobit模型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和区域生态效率的关系；胡卫卫等（2018）运用数量统计方法，借助DEA-BCC和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福建省9地市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测度并对生态效率的技术进步变动指数、综合技术变动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和全要素规模效率指数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罗能生、王玉泽（2017）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出1998～2013年中国省域生态效率值，并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任海军、姚银环（2016）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超效率模型测算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生态效率，比较高、低资源依赖度地区生态效率的差异；汪克亮等（2015）选择工业用水总量、工业煤炭消费量、工业COD排放量以及工业SO2排放量作为环境压力代表性指标纳入DEA分析框架之中，实证测算2006～201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5类工业生态效率（IEE）指标值，并考察IEE的地区差异与动态演变特征，采用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两种收敛分析方法检验IEE的收敛性，建立Tobit面板回归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IEE的影响因素；杨东民、李永卓（2016）利用陕西省资本市场数据采用回归模型，根据因子得分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生态环境保护绩效的效应；刘纪山（2009）基于DEA模型对我国中部六省环境治理效率进行了评价；王立岩（2009）基于两阶段DEA模型对山东省15个城市的环保治理效率进行了相对性评价；张红凤等（2009）从实证视角探讨了环境规制下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状况以及环境管制的绩效状况；张炳等（2008）采用基于投入型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价了中国的区域生态效率；Tao和Li（2011）也采用了DEA方法进行生态效率评价，指标量化思想与张炳等（2008）相同，二者区别在于生态效率公式中分子分母的选择及数据包络分析模型略有不同。或者研究学者从行业层面研究环保投资效率，如Sibylle Wursthorn等（2011）提出了基于行业层面的生态效率方法：把环境强度作为衡量生态效率的工具，其计算公式是环境影响/经济绩效；吴小庆等（2009）对我国19家环保类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张成等（2010）运用DEA方法对我国1996～2007年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许松涛和肖序（2011）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投资效率影响程度；沈能（2012）以我国2001～2010年工业行业为例，基于行业异质性假定，检验了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颉茂华等（2011）基于Richardson的残差度量模型，以沪深两市43家能源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何平林等（2012）以我国火电企业为例，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建了环境绩效评价实施流程等。
在不多的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环保投资效率研究文献中，也是多通过建立模型展开评价，如利用DEA模型对企业环境绩效展开评价，何平林等（2012）以我国火力发电企业为例进行案例研究，构建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环境绩效评价实施流程，通过效率值分析提供部门之间环境绩效横向比较的信息；通过投影值分析找出环境绩效不佳决策单元的薄弱环节，揭示其环境风险节点；通过敏感度分析挖掘各种输入、输出变量因素对于决策单元环境绩效的具体影响力，为不同决策单元的环境绩效管理找到工作重点；建立生态效率模型，戴玉才和小柳秀明（2006）将环境效率指标定义为“营业收入/（环境负荷总量+化石燃料消费量）”，以东京电力企业为案例，证明提高环境效率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该文中定义的环境效率思想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提出的“生态效率”具有实质相同的特点。大多数学者则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刘立秋、刘璐，2000；颜伟、唐德善，2007），选取多类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对决策单元的环境治理效率进行相对有效性评价。或者通过其他单一指标进行环保投资效率评价，如环境处理能力指数（process capacity indices）（Corbett和Pan，2002）、项目完成指数和生产效能指数（袁明，2007）、环境绩效指数（何丽梅、侯涛，2010）、废物循环使用百分比（Al-Tuwaijri等，2004）、环境绩效指数得分（Hughes等，2001；Ingram和 Frazier，1980）等。只有王帆、钱瑞（2017）以环境效率、社会效率、经济效率为准则层，基于2010～2014年沪深两户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不同年度、行业、地区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特征构建环保投资效率体系。
也有国际学术组织、政府机构利用多指标体系研究企业环保投资效率[3]。但是，从以上的文献综述与分析中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对环保投资效率研究还是更多关注宏观层面，缺乏微观层面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研究，尤其是利用资本市场或统计数据展开的实证研究方面鲜有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研究成果出现，更是没有跨行业研究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实证研究文献；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方法不统一，不同学者对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的使用方法不同，如有使用距离函数的DEA方法，有使用类似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提出的“生态效率”比值法等；在通过模型衡量企业环保投资效率文献中存在过多的DEA模型，而没有考虑DEA模型的应用局限。在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衡量企业环保投资效率时，不同的机构、学者其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设计也有很大不同，且评价指标体系更多地衡量企业环保投资的结果，没有考察企业环保投资的过程。
既有研究文献局限为本书探讨企业层面的环保投资效率提供了契机，也为从企业环保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构建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研究空间。本书希望通过综述、分析研究相关既有成果构建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试图在评价、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效率方面做出努力。
二 研究意义
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共同努力。具体到企业层面，应使企业充分认识到其逐步成为环保投资主体，环保投资的力度需持续加大，环保投资效率应不断提高的重要性。做到这些，需要环保投资理论学者和实际工作人员做到强化环保投入的基础作用，区分政府环保投资和企业环保投资，厘清企业环保投资的投资特性特征，强调环保投资的高产出投入比，多方面综合评价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等工作。
要做到上述工作，有必要综述、思考既往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研究成果，梳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核心概念，深刻分析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内容，形成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合理结构及对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效用实证检验等研究。这些研究或从理论方面完善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概念认识，或从实践方面找到适合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评价工具，也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法规、规章和制度提供经验证据。也就是说，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意义
一是构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完善了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企业环保投资具有一般投资的特征，讲究投资效率，但对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评价又有别于一般项目投资效率的评价。既往研究成果多用主流经济学效率理念评价企业环保投资效率，如用与最优投资规模的偏离表示企业环保投资的有效率和非效率，通过距离函数表达效率的DEA模型等。不同于既往研究，本书基于管理学角度界定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为企业环保总效益与企业环保总投入的比值，初步构建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该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环保投资过程的绩效进行评价，完善了企业绩效评价体系。
二是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也为微观层面研究环保投资提供了经验证据。本书借助于资本市场中财务报告、社会责任和企业环境影响报告书等公开报告数据，利用研究模型对构建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适用性进行了论证。既往研究中，环保投资主体多以政府投资为主，加上企业环保投资信息非常匮乏，环保投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面，更是鲜有利用资本市场数据对微观层面的环保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因此，本书的实证研究为微观层面研究环保投资提供了经验证据。
三是拓展了现代投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范畴。20世纪40年代之前，环境问题并不突出，现代投资理论主要是为社会再生产服务，其核心是生产投资，尚没有涉及环境投资。20世纪50年代环境公害事件不断在西方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出现，于是环境投资在投资理论中开始出现，可以说环境投资理论成为现代投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可持续发展观念影响下，环境投资理论从以前只研究投资规模和效益，开始向环境投资基本问题、环境投资与经济增长、环境投资优化配置等深层次研究发展。而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研究不仅关注企业环保投资带来的产出，还要结合其投入，追求高产出投入比。本书认为，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研究使环境投资理论在微观研究层面又有深入发展，除关注企业环境投资的结果外，开始注重企业环境投资的过程考察，因此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代投资理论。
四是扩大了会计信息及披露的研究范畴。环境日益恶化的现状促使社会关注企业记录及披露企业环保投资等方面的环境会计信息。企业作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社会的主要经济主体，也是环境问题的主要制造者，他们理应在环保投资方面发挥最大的主体作用。但企业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方面毕竟与政府不同，因此，需要对政府环保投资和企业环保投资做清晰界定和区分，并对企业环保投资做进一步分类。本书提出，企业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根据其投资逻辑过程，应包括环境预防投资、日常管理投资及污染治理投资等内容。同时强调了企业环保投资总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又进一步分为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环境效益。做到这些需要企业认真区分环境保护投入明细分类和经济效益明细分类，并要求企业区分其经济性质计入相应的环境会计科目，同时采用合适的方式予以披露，这些需要当前环境会计及时跟进、完善。因此，本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会计信息及披露的研究范畴。
（二）实践意义
一是在微观层面上，该研究完善了企业会计科目建设，提高了会计信息披露水平。通过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计算环保投资效率需要很多细化数据，如反映环境预防投资的“三同时”建设资产信息、环保产品研发信息等，再如反映环保投资直接经济效益的材料能源节省、环保产品销售净收益、废物综合利用收益等。这些需要企业用合适的会计科目反映并能从这些会计科目记录的业务中及时析出与环保投资有关的数据，还要以快捷的方式对外反映这些企业环保投资信息。因此，本书研究明确了部分可反映环保投资的会计科目，也涉及了说明企业环保投资会计信息的途径。也就是说，该研究完善了企业会计科目建设、提高了会计信息披露水平。
此外，投资者还可以把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作为经营者业绩考核指标。根据本书研究，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价值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企业经营者如果通过经营管理提高了环保投资效率，意味着带来了企业价值的增加，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能力得到了体现。反之，企业经营者能力则不强。因此，投资者可以把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作为评价工具来考核经营者的业绩。
二是在中观层面上，该研究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提供了依据。潜在投资者希望投资将来价值上涨的公司股票，本书研究建立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价值关系，使得企业环保投资效率成为企业价值的反映变量，因此，资本市场投资者可以通过计算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而做出投资决策，其他企业利益相关者也可以依据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是在宏观层面上，该研究将帮助政府环境部门制定相关环境法规、规章和制度。为控制严重的环境污染，保证国家的经济结构合理调整，做到国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制定合适的引导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政策。如政府可以以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为平台评价企业环保投资实际状况，并依据其制定奖惩制度，如对企业环保投资效率高的企业给予现金、税收优惠等奖励，对企业环保投资效率差的企业给予罚款、停产整顿等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