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与互鉴:池田大作文明对话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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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池田思想研究的兴盛

我国的池田大作思想研究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总体上来看,20世纪后半期,池田大作先后十次访华、受到我国国家领导人接见的个人经历加之其坚定维护中日友好的主张与行动,为池田大作思想研究在中国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具体来说,20世纪60年代,由于创价学会这一新宗教团体在日本的飞跃式发展和其特殊的政治背景[13],引起了我国政界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对这一组织的关注。1968年9月8日,在创价学会第十一届学生部会上,时任会长池田大作在2万名青年学生面前发表演讲,呼吁日中邦交正常化,在日本和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从历史背景来看,当时中日两国虽已结束激烈的战争状态,但战争造成的伤痛和阴影尚难抹去,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也面临复杂境遇,池田大作这一呼吁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可以说,池田的这一呼吁为之后创价学会始终贯彻对华友好的方针奠定了基调。

1.著作译介与研究兴起

从20世纪池田思想研究的情况来看,创价学会组织发展状况考察与池田佛学思想释介是主要的研究对象。除了池田著作的译介类书籍,我国学者开始研究池田思想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池田大作的佛学、人学思想开始被关注,代表性的论文有《佛性在当代的闪光——铃木大拙、池田大作的佛教人道主义思想》[14]《池田大作及其人学思想》[15]等。

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思考与酝酿,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池田个人不断与世界各国、各领域的人士展开对谈,对谈集大量被译为中文并出版,池田思想开始被更多中国学者了解。同时,池田大作对世界、人类发展的热点问题的密切关注体现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与人文关怀,佛学中道思想与“生命尊严”的人学思想特质不断呈现,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2002年,学者冉毅完成了池田大作思想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人性革命”——池田大作“人学”思想的构建》,此文对池田大作的人学思想进行了细致梳理与剖析,后成书出版。此外,一直对创价学会发展保持关注的学者何劲松在深入研究日莲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池田大作的佛学特质,于2006年出版了专著《池田大作的佛学思想》。[16]这两部著作可谓我国池田大作思想研究的奠基性力作。

2.学术研讨会与研究机构设置

2004年,由北京大学和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池田大作思想研讨会“21世纪东方思想的展望”在北京大学召开,池田思想研究开始在中国教育界引起反响。自2006年开始,池田思想研究的大型研讨会连续五年在不同的大学召开,自2010年以后改为两年一届,会议提交论文数逐年递增(参见表1-1)。

表1-1 我国高校举办的池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统计

表1-2 我国高校设立的池田大作研究机构统计

续表

3.学术研究资助与研究成果

自2006年起,创价大学设立面向中国大陆的中日友好学术研究资助计划项目,其中池田大作的教育、宗教、环境、政治、民族、文学、国际关系等诸方面思想的相关研究资助达36项。2007年,中山大学池田大作亚洲教育研究中心的王丽荣教授的项目——“池田大作道德教育理论及其实践”获得了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金的资助,这标志池田大作思想研究进一步学理化。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池田大作思想研究相关论文数量也呈现飞跃式的增长态势,在中国知网以“池田大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统计结果可见,1989~1999年的十年里,池田大作思想研究的论文总数为76篇,而2000~2009年的十年里,论文总数达235篇,是上个十年的3倍有余,仅2010年一年就公开发表了池田大作思想研究的论文62篇,而2011~2013年仅三年时间里就发表论文逾百篇。[17]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到2015年,除2002年冉毅的博士学位论文《“人性革命”——池田大作“人学”思想的构建》[18],还有7篇硕士学位论文分别从教育、创价精神、环境观、女性观、师生观、和平观、中日友好思想等方面展开了池田大作思想研究,可见池田大作思想研究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