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积极有为：中国外交的新特点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是以理念创新带动概念创新，再以概念创新指引政策创新，强调积极有为，倡导守变合一、义利合一与言行合一，有定力、有底线，展现出在全球大变革时代中国的大国担当与气魄。其中，“正确义利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外交理念创新。早在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就在外事访问中提出了相关概念的雏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职以后，习近平先后多次在会议上和访问中做出了相关论述，如“多予少取、先予后取”“欢迎搭车”等，并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这些理念和概念迅速转化为政策行动，融入周边外交、对非外交、“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援助等政策之中。目前理论和舆论界对相关政策的解读已经大量展开，但对正确义利观本身的研究尚不多。正确义利观并非简单的政治宣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对既有观念的扬弃和超越，同时也存在误解和争议。解决这些误解和争议的过程，是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与时俱进的方针在外交领域的体现，代表着中国外交的新思维与新特点。

（一）守变合一：全球化时代的合和国际观

国际政治讲道义吗？这是关于国际关系的一个永恒之问。中国先哲就这个问题有法家和儒、墨之辩。西方对这个问题也有长期的争论。其中乐观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康德，他相信国家可以像个人一样学习用善良和理性的方式行事。而马基雅弗利则是悲观一派的代表。他认为国际政治中不能讲人在社会中的道德。如果非要说政治家有道德的话，那就是竭尽所能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如果政治家在外交中受困于一般性的道义，那无疑是对本国人民犯罪。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大多数是马基雅弗利式的。这是西方思想输入的结果。秦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法家的国际观从来没有占据主流。但是近代欧洲的国际关系，却是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天堂。数百年间，西方国家围绕着领土、资源和利益进行残酷的丛林竞争，并通过殖民统治把这一套国际关系规则扩展到全世界。清朝末年，中国被迫在殖民列强的炮火中“开眼看世界”，切身体会到的是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反复听到的是西方政治家直言不讳的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强权即真理”，深深植入脑海中的是一幅列强环伺、鱼肉中华的“时局图”。因此，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国家，一百多年来，中国外交的核心主题就是“维权”“护利”。在国际道义问题上，中国人的看法普遍比较悲观。只有在“意识形态挂帅”的特殊时期，中国一度用革命的国际主义压倒了国家利益，还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经历了一些盟友的背叛和外交的混乱。国家利益至上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历史教训。

“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实际上再次抛出了这个重要理论命题：当今世界还跟过去一样，是一个赤裸裸的强权即真理的世界吗？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将长期进行。但大多数的理论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当代国际政治处在新旧交替的变革阶段。这种变革不仅是新兴力量崛起引发的格局变化，也包括国际规则和文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国际和平初现曙光。康德的预言被其后几百年的欧洲历史无情嘲弄，但至少在二战以后的欧洲国际关系中获得了初次的证明。看看今天欧洲国家间的关系，很难想象其一百年前的样子。人类社会在战争问题上似乎确实在向前进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是国家间的常态，和平是非常态。而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国家来说，和平是常态，战争是非常态。当然，我们不可能立刻从马基雅弗利的世界跨入康德的世界，中间还有许多曲折反复，对和平的威胁可能长期存在。正如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在以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关系中，国际道义有了重新认识和估值的前提。

第二是国际合作成为主流。即便是对国际关系持悲观看法的人，也承认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有大量的合作存在。我们能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找出一百条领土纠纷、政治矛盾、利益摩擦的事例，但也能找出一千条每天都在推进、不断拓展的对外合作事例。在当今时代，国家间的合作不只是一种政治意志，更是全球化推动的客观结果，有时候甚至不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从普遍的哲学意义上说，合作为道义提供了基础。合作性的国际关系，必然导致国际道义。比如，如果国家间不讲基本信义，那么国家间的合作怎么能够持久进行呢？没有基本的国际道德规则，一切为国际合作而制定的制度，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法、贸易和金融机制都将无以为继。国际合作性的增强，必定意味着国际道义性的增强。

第三是国际舆论力量增强。斯诺登事件代表了当今国际政治的一种典型特征：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外交事务的秘密性和隔绝性被加速打破。信息很难被封闭，大大小小的外交政策，都可能要接受社会价值的检验和丈量。两百年前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疯狂掠夺、草菅人命，欧洲人只看到殖民统治给本国带来的好处，而对具体的暴行所知不多。即使丑闻被揭露，还可以买通媒体、控制舆论。今天，跨国企业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舆论的风暴，甚至被本国人民所抛弃，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今天再要把所谓政治家的道德和普通人的道德分开是难以实行的。不能展现出普通人道德的政治人物，根本就当不了政治家。

上述国际关系的和平与合作特征，正好可以合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合和”二字。正确义利观的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是合和的世界观。在新的世界规则中，道义是必需，也是力量。而中国在这方面面临的形势尤其特殊。

（二）义利合一：中国传统的战略智慧

在中国古代的话语体系中，“义”的含义非常广泛，甚至在英文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一般翻译为“justice”，但它只包含了“正义”的概念，“信义”“情义”“道义”等含义都没有涵盖其中。但总体来说，“义者循理”“义者宜也”，是以“应该怎么办”而不是“需要怎么办”为核心的。《论语》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明确把义、利分立起来的。但儒家的义、利分立，并不意味着二者绝对的对立。而墨子则干脆说“义，利也”，把义利明确统一起来。习近平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在这个表述中，义是共同之利，利则包含应有之义。这种辩证统一的义利观，是对由西方发展起来的、以简单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代外交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要理解义利合一的辩证外交思想，就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宏观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在这方面，中国外交面临一些特殊的形势，包括：

首先，从宏观上来看是硬实力增长的同时软实力滞后。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阶段。一方面，由于国家间竞争继续存在，中国硬实力的增长必然引发一部分国家的猜疑、嫉妒甚至反制；另一方面，由于软实力缺失，中国尚不能充分把上升的实力转化为领导力，在周边、非洲等重要外交舞台上被西方妖魔化，矛盾多发、并发。中国要提升软实力，就必须在外交上超越“精致的利己主义”，多融利、分利、让利，这样才能交到更多的真朋友，获取深入的理解和尊重。习近平多次提到“亲、诚、惠、容”“国之交在民相亲”，其中的“亲”字，体现了中国的思想特色：对宏观“关系”格局的重视要大于对眼前微观利益的关注。“重情义”就意味着关系决定利益，而不是利益决定关系。这是中国式的处世哲学在外交思想上的反映。

其次，从中观上来看是国际领导力和话语权的缺失。这集中体现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建立和制定过程中。当前中国外交的一大特征是高度重视多边外交、积极推动国际创制。然而，任何一个国际组织背后都有一套价值观在支撑；任何一种国际规则，都是对国际上现存问题的看法。美国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领导创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中国要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就不但要指出现存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之处，还要系统地阐明当代“国际正义”的内涵，并创造性地提出其他国家能够普遍接受、共同获利的解决方案。中国外交要有价值观，这样才有话语权。“扬正义”“树道义”的过程，就是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过程。

最后，从微观来看还存在诚信不足和信誉缺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在国际信誉方面几乎无可挑剔。但在微观上，中国企业、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确实存在自身原因引发的声誉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这是把国内的诚信缺失带到了国外。其中也有一些只顾自身利益、缺乏宏观和长远考虑的狭隘利己主义思维的影响。在正确义利观中，讲信义是排在第一位的。没有信义，情义、道义、正义都难以取信于人。同时，信义也是一切合作的基石。中国外交要积极推进对外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竞争；讲信义不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

在上述三个层次上，义与利在中国外交的客观形势和发展需求下实现统一。从长远和宏观来看，义、利不存在得失的分别。只有在具体和微观问题上，存在如何合理分配资源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中国外交要超越过度精打细算、狭隘的国家利益思想。

（三）言行合一：国家形象的多维建构

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只是面子问题，更是活生生的利益问题。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纠纷，可能最终不会依靠军事对抗来解决，而要靠法理之争，其背后是国家实力和话语权的比拼。中国在海外的投资，最大的障碍可能不是国家间的政治矛盾，而是当地社会的接纳和认同；只有被当地社会接纳和认同，中国企业才能摆脱“政府爪牙”的偏见和产品卖不起价的困局。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即便两国政府达成了基本共识，还需要社会之间提升战略互信。近年来，中国大力提倡公共外交，领导人身体力行，希望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但不能把公共外交狭义地理解为宣传和传播工作。正确义利观实际上指明：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不仅要靠“讲好中国故事”，还要靠“做好中国实事”，把言与行结合起来。十八大以来，相关的政策实践已广泛开展，主要包括：

第一，扩大和深化对外援助。根据2014年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国在2010年至2012年对外援助资金893.4亿元人民币。2012年十八大以后，随着正确义利观的提出，中国的对外援助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进一步提升。从援助方式看，从政府间援助向民间援助、多边组织援助扩展，更加重视深入国外基层，直接服务于国外民众和社区发展。援助的内容也从基础设施建设向农业、民生、教育等方面发展。可以说，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援助迎来了思想统一和战略协调的新时期。“多予少取、先予后取”的外交方针通过援助工作贯彻执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倡议等的深入落实，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还将继续迈向更加成熟的阶段。

2017年5月，中国承建的肯尼亚铁路通车。该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修建的最大基建项目

第二，维护国际正义，提供公共产品。十八大以后，中国在与本国利益相关不大的国际热点问题上开始更积极地作为，以维护国际正义和安全。叙利亚内战爆发以后，中国在第一时间派出特使，对冲突各方进行调解，并积极承担叙利亚化武的护航责任。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常态化，与其他国家共同维护海洋秩序和航道安全。国家领导人在亚信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场合积极发出带有中国思想的和平和发展倡议。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金融机制等方面的慷慨出资，中国竭力为世界经济复苏和金融安全提供公共产品。

第三，规范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行为，要求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中国企业的人员和资产派驻全球各地，成为中国国际责任的重要承载者，也是中国形象和文化的代表者。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首次出访，就在与非洲国家领导人早餐会上提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社会责任问题，并在安哥拉专门宴请中资企业代表，要求企业促进中非友好、树立良好形象。此后，政府主管部门、驻外使领馆、中资企业自身等，对国际社会责任的重视都大大加强。政府和企业、政治和经济双管齐下，为正确义利观的贯彻落实插上了双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