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集中收录的论文都是我在2003年初至2016年6月发表的部分代表作，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集在某些主题上没有选录长篇论文，而是以短文替代之。从2002年到2015年，我提出了四个独具特色的概念：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新经济思想史、中国新李斯特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本文集就围绕这四个概念分四编编辑相关论文，在这里，笔者对这些论文写作的缘起、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创新点做一简单介绍。
解放思想和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迷信是中国经济学原创性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是本文集将“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安排为第一编的重要原因。其开篇论文就是以《专论》栏目发表于《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的《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该文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介绍给了国内学术界，是我国最早对中国经济学界盲目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潮流进行系统批判的论文。该文认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遭遇到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场运动对西方国家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批判，它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趋势不啻当头棒喝，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需要重新反思。在笔者看来，科学的真正精神是多元主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无疑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完全被放弃，但它许多严重的缺陷和“科学性”的多少长期得不到讨论，其霸权地位也已对学术自由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是战后美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教训，我们不应重蹈覆辙。笔者在2003年就提出，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这场国际运动所提出的问题，放弃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古典主流化和数学形式化这种取向，采取渐进的和试错的改革办法，兼收并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与发展之路。
在2003年至2006年初，笔者针对中国经济学界盲目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潮流特别是“只有一种经济学”的洋教条主义撰写了10多篇论文，并在2009年出版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一书。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集只是收录了《中国经济学革命论》一文，目的就在于真实地记录笔者这种反潮流的昂扬斗志：“余甘冒洋学究之敌，效法吾师陈独秀，首倡中国经济学革命论”。该文提出了中国经济学革命的八项主张：推倒以美国主流经济学统一中国经济学的企图，建设多元主义和兼收并蓄的经济学；推倒经济学帝国主义，建设开放的和跨学科的经济学；推倒故做客观中立的经济学，建设具有鲜明价值判断的经济学；推倒漠视现实并以数学和分析工具为核心的经济学，建设以思想和问题意识为核心的经济学；推倒形式主义和内容贫乏的经济学文风，建设通俗明了和内容充实的经济学文风；推倒妄称世界性的和普遍主义的经济学，建设响应时代需要的中国崛起的经济学；推倒物质主义经济学，建设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具有深切人文关怀和生态主义的经济学；推倒简化论和机械主义的经济学，建设以现代宇宙观为基础的中国有机主义经济学。
笔者长期从事发展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但经济思想史（主要是外国经济思想史）也是笔者的研究领域之一，2005年笔者就因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为引进人才从南开大学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担任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责任教授（也就是学术带头人）。自那时起，笔者就一直在思考：我在经济思想史学科方面做出哪些突破性的贡献，才能不负中国人民大学的殷切希望？2008年底，笔者在与姚开建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第12期的《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与“新经济思想史”研究》一文中，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新经济思想史”的概念及其两大研究任务：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提供思维材料，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支援意识。2010年，笔者又在《社会科学战线》第1 期发表的《“新经济思想史”刍议》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纲领，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该文中，笔者提出了一种由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所构成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新思路，并倡导以此为框架重新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化过程并对各种经济思想重新进行评价；重点研究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增添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作为研究内容；提出马克思经济学也起源于德国经济学传统而非只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作为研究课题；以“创造解释学”为基础，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在第二编“新经济思想史”这一板块中，除了《“新经济思想史”刍议》一文外，还收录了三篇文章：《美国学派：指导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新经济思想史与新李斯特学派丛书”总序》和《打造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派》。第一篇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该文秉承“新经济思想史”重点研究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经济思想史的原则，对经济思想史中已被“湮没无闻”的美国学派的经济理论和其在美国崛起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研究。该文认为，保护主义和内向型工业化道路是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而美国学派则为之提供了由“生产率立国、保护性关税、国内市场、利益和谐与国民银行”所构成的一整套国民经济学说和政策方针。这是一种有关落后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如何实行经济赶超的经济学说，对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我国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化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重新发掘美国学派关于美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逻辑，对于我国启动内需、重新审视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得失和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具有现实价值。该文是2010年获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学派与美国内需主导型的工业化道路：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借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该研究项目已经于2013年底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但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待出版，2017年春天最终面世。
第二篇文章是笔者为自己主编的“新经济思想史与新李斯特学派丛书”撰写的总序，在该文中笔者明确地提出了经济思想史学科新的研究目的或新任务：推动和直接从事理论创新并提供政策建议，提出了在我国建立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主张，并对为什么要创建中国新李斯特学派做了简单的说明。第三篇文章则是应《中国社会科学报》之约，就新经济思想史的新目的、新对象和新方法撰写的短文，收录到本文集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新经济思想史”刍议》和《“新经济思想史与新李斯特学派丛书”总序》相关讨论的不充足。
目前，笔者在“新经济思想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并未完全反映出我多年来就已形成的思想，要充分地写出这些看法，需要假以时日；当然，在这种过程中又会形成新思想。例如，在我国哲学界和经济学界，我是最早将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科学哲学及其经济学方法论介绍到国内的学者，但直到2013年，笔者才应《中国社会科学报》之约，写出了运用这种科学哲学对19世纪末的“方法论之争”提出全新评价的短文（争论的双方当时都还没有找到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所谓回溯法和溯因法这些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此后再无时间将之扩展成长篇大论。又如，自古典经济学解体以来的西方异端经济学思想史应该成为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重点，如何创造性地发展经济思想史中源远流长的历史方法也应该成为“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重点，这些看法都是几年前产生的，但愿今后几年能有时间撰写相关论文。总之，本文集收录的“新经济思想史”研究论文只是在这方面的初步研究，我目前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和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大国崛起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只有待这些项目完成后，才能较充分地反映我们在新经济思想史上的成果。
如果说“新经济思想史”针对的是经济思想史中一般性重大理论问题的话，那么，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则是面向中国重大现实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史问题的。实际上，笔者在过去几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这个方面：2012年初发表创建中国新李斯特学派的论文，2014年、2015年在第六和第七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上主持召开专题研讨会，2015—2016年初在四家杂志主持五期“纪念李斯特经济学2015年传入中国90周年”专栏，2015年出版研究团队的专著《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值得说明的是，国外早就有新李斯特经济学（Neo-Listian economics）之说，但其内容基本上只是对李斯特学说的重申、内在机理更详细的论证等，而我们之所以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旨在于就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重大挑战做出直接回应，其理论结构也将吸收马克思和新熊彼特学派的一些重要洞见，因此，我们在“新李斯特经济学”的英译上采用了New Listian economics。杨虎涛教授在评论《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一书时曾恰当地指出，“new”和“neo-”虽然都有汉语所说的“新”之意，但“neo-”所说的“新”更多地具有“复制、模仿（copy）先前事物”，而“new”则对原有事物具有较为明显的改进和突变[1]，而我们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就旨在于突破李斯特和Neo-Listian economics理论结构的一些内在局限性。本文集第三编“中国新李斯特学派”就集中在这个主题上，收录了笔者的四篇论文。
第一篇论文《新李斯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何以成立？》总结笔者过去十年的研究成果以及初步思考，提出了新李斯特学派的十大经济学说，这包括新李斯特国家致富新原则（出口价值链高端产品并进口价值链低端产品，在该文中称作“价值链高端保护及其追赶说”）、市场保护说、中国人力资本优势说、不对称全球化理论、发达国家产业保护说、国民经济平衡和有计划管理学说、国穷国富的实际工资说、主权信贷和国民经济自我融资说、资本的信息—智能生产率理论和价值链高端区域均衡发展说。这十大经济学说，除了新李斯特国家致富新原则已经在笔者以及与学生合作的相关论文中做了较多的研究外，其他九大经济学说仍有待于做出更详细的论证和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篇论文通过对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运用新李斯特国家致富新原则对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有关经济追赶的两种“机会窗口”理论进行了重大修正。按照佩蕾丝两种机会窗口的经典理论，“第一种机会窗口”不可能存在追赶机会，只有新兴产业或现在所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才有追赶机会，亦即“第二种机会窗口”。在佩蕾丝的理论中，“第一种机会窗口”只与传统产业相关，但是，由于以价值链分工为特征的新国际分工的发展，“第一种机会窗口”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也大量地出现了，因此，我们不应该再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同于技术追赶甚或技术赶超的“第二种机会窗口”，只有当中那些不与廉价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相联系的高创新率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才具备“第二种机会窗口”的资格。该文的案例研究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的发展模式无法承担起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重任，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仍然试图通过“第一种机会窗口”即继续沿袭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应对新工业革命，为了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第二种机会窗口”，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亟须重大变革。同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李斯特国家致富新原则适用于所有产业，只有抓住价值链高端，国家才能致富，这是我国转型升级的根本性要求。
第三篇论文是对《新李斯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何以成立？》一文中提出的“资本的信息—智能生产率”理论的展开论述，该文在批判性地考察19世纪美国学派关于“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理论，以及深入认识马克思关于机器大工业和科技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资本的信息—智能生产率”理论和智能工业化理论。这些理论认为，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以机器替代工人的体力劳动不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以人工智能系统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智能工业化是工业化的新类型及高级阶段，“资本的信息—智能生产率”和智能工业化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该文展示了如何运用笔者所倡导的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通过对经济思想史中旧有学说的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提出新理论，解释新现象，提出新的政策建议。该文发现并创造性地阐释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工业革命中“作为单纯动力的人和作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之间的区别”对于构建第三次工业革命分析框架的重大意义；提出了“资本的信息—智能生产率”和智能工业化的新理论，并对我国如何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提出了六项政策建议，该文2016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被《新华文摘》2016年第16期全文转载。
第四篇论文是《政府干预：中日大分流的关键》，该文是对笔者在“新李斯特经济史”具体研究项目上初步尝试的简短总结。历史研究在李斯特的经济研究中占有非常的地位，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文版的363页中，李斯特就用了156页（约占全书2/5的篇幅）讨论了当时西方主要国家国富国穷的经济史特别是经济政策史，对于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来说，经济史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10多年前，笔者在南开大学工作时就建议某些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同事运用演化经济学的范式对经济史进行研究，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后将之称作“演化经济史学”[2]，最近两年我更明确了发展“新李斯特经济史”的想法。“新李斯特经济史”至少在两个方面与“新经济史”不同：一是强调经济活动质量的选择对国穷国富的决定作用先于制度的作用；二是强调比较的、阶级和国家利益的、制度的、解释学的方法，批评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应用领域的计量经济史学的严重缺陷。
笔者在“新李斯特经济史”研究上最初的尝试是通过对中日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提出“中日大分流”的概念：日本在近代化中加入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而中国却沦为半殖民地，并对这种“大分流”提出了来自经济思想史视角的解释：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指导思想上的本质不同导致了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大分流”，并最终决定了其截然不同的命运。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是：作为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完全接受了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李斯特经济学，刻意模仿这三个国家的崛起之路。正是因为找到了导致西方国家崛起的“真经”，日本明治维新才取得了成功，而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领导集团对于指导西方国家崛起的这些经济思想和崛起道路一无所知。[3]笔者曾以这个主题作为部分内容申报了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6上半年北京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集中鉴定情况通报》中报道说：“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主持的重点项目……分析了近代以来中日发展不同际遇的原因，对学科建设和国家崛起的路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早在2013年10月，笔者就拟定了撰写《中日大分流（1840—1931）》的计划，但研究团队几经换人，进展缓慢，很可能要过三四年才能出版。
本文集最后一编是“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笔者是西方演化经济学最早的引进者和较全面的研究者，出版有独立撰写的《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演化经济学导论》，2004—2007年，主编和主译国内第一套演化经济学丛书，2011—2013年又与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陈劲教授合作主编《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由于文集容量所限，这里只收录了这方面研究的三篇论文。第一篇论文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的《理解演化经济学》，该文试图从基本理论入手，系统地评价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论文论证了新奇作为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意义，讨论了经济演化分析的基本框架，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大差别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较全面地总结了老制度主义、奥地利经济学、“新熊彼特”、“调节”学派、复杂系统理论和演化博弈论这六种研究传统的起源、演化及其主要发展。论文最后讨论了演化经济学四个重大前沿问题：众多研究传统将分化为两大阵营、四大研究传统面临创造性的综合、分析框架的完善和哲学基础等问题。
第二篇论文《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综合与创新》，该文认为，从经济思想史上追根溯源，演化经济学实际上属于源远流长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它是一种独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共同基础和对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普遍赞同为其创造性综合与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基础。演化经济学综合的目的为了避免其研究者作茧自缚，局限于狭小的主题范围，同时也是为了系统地建构演化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克服目前演化经济学理论研究难以深化和不利于对经验研究的协调等弊端。笔者在国内外是演化经济学综合问题的最早提出者[5]，早于著名经济学家霍奇逊类似构想12年。笔者在2002年的论文中提出了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之间的创造性综合，而霍奇逊2014年的论文强调的是新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的综合问题，在他看来，这两者在2000年以前基本上是处于分离状态之中，只是最近10年才建立了友好协作关系，由于两者都起源于制度主义，具有共同的基础，因此，综合性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6]
笔者在《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出版后不久就认识到2002年那篇论文的局限性，感觉到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有必要扩展到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的所有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考虑成熟后很久才于2011年发表了《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综合与创新》一文。新制度学派的一些研究成果确实可以综合到演化经济学之中，但其与老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之间的共同基础不如后两者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其他流派之间的共同基础更雄厚，因此，霍奇逊有关演化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方案存在局限性。
正如张林教授指出的，“当前，非正统经济学家形成的共识是：要成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替代性经济学体系，非正统经济学各学派必须融合发展，形成一套整体的非正统经济学理论”[7]，笔者有关演化经济学创造性综合的研究与奥哈拉和弗雷德里克·李等人的做法相类似。作为演化经济学的两个正宗流派，老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的鼻祖凡伯伦和熊彼特都属于古典经济学解体后源远流长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流派，在我国，由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属于政治经济学并专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特定含义，所以，对西方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的所有非主流经济学流派进行综合的演化经济学又可称作“西方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教育改革中，非常有必要在经济学院开设这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本科课程，其课时量不应少于“西方经济学”。
本文集最后一编的最后一篇论文试图为比较经济学提供一种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该文认为，虽然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在比较经济学领域中已经成为最有影响的分析范式，但由于它建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因此它在处理技术创新、制度演化和结构变迁等诸多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缺陷。为了克服这些缺陷，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为基础，提出了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新框架的构想，简要说明了它在基础理论上与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所存在的重大差别，论述了这种新框架的概念、体系内容和意义所在，综述了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并讨论了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重大前沿问题。笔者认为，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它为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新范式和新框架，同时它也是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被《新华文摘》2011年第16期全文转载。
注释
[1] 杨虎涛.中国为什么需要李斯特而非简单地回到李斯特？——兼评《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当代经济研究，2016（2）.
[2] 演化经济史学最早的尝试请见克利斯·弗里曼等。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沈宏亮，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50.
[3] 贾根良.甲午战争败于晚清政府的发展战略观——贾根良教授访谈录。管理学刊，2015（2）.
[4]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北京社科规划工作简报.第7期,http://www.bjpopss.gov.cn/website/project/web/jbcontent.jsp？document_id=00000000560c858301564e4cf02904e6.
[5]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学术月刊，2002（12）.
[6] Hodgson，G·M·andStoelhorstJ·W·（2014）.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the future of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10，p514.
[7] 张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正统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发展。社会科学辑刊，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