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二 经济与心理——与马克斯·韦伯的心理学对话
回想起来，对韦伯这本书的心理学角度解读，既出于知识上的敏感和现实兴趣，又同我在东京大学进修两年对日本经济发展及其经济精神的内在力量所持有的思考分不开。
M．韦伯那本影响学界头脑及思考取向近半个世纪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伦理与精神》），曾在他不曾认定有推动经济发展之精神动力的东方儒学文化圈碰上一场不硬不软、合情合理的遭遇仗。这一仗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不乏深邃有力的研究及论证，证实韦伯的定论有偏颇。但不论从社会学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读这本书，恐怕都不能说书中提出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本文试图从心理学角度对《伦理与精神》一书进行探索与解读，分析心理力量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必备的条件。
一、韦伯的中心议题／本文探究的问题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两个主题概念，用来论证“现代西方合理主义独特性的起源”，即“从发生学上解释西方合理主义的独特性”（导论，pp．25-26），或者说是韦伯用来回答“导论”开宗明义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归结于怎样一种环境。在他的中心议题下，韦伯讨论新教伦理这种“宗教思想对经济精神发展的影响，即对一种经济体制的精神气质的影响”（导论，p．26）。具体来讲，在韦伯的中心议题里，不是讨论资本主义活动本身的发展（他认为，这种活动在不同文化中只有形式上的差别），而是讨论独具特点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根源。用另一种泛化而又具有某种现实意义的概念表述的话，则是讨论现代社会或社会现代性的起源；同时，也不是讨论经济因素的基本意义，即经济状况所起的基本作用，他要讨论的是经济行为的精神因素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合理行为受到精神上的阻碍，则经济行为的发展也会遇到严重的内部阻力）；而这个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禁欲主义新教伦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这就是本文讨论所力图阐明的论点”（p．170）。
我在这里探讨的是韦伯这本书隐含的经济心理学思想并给以解释。“导论”提出的议题及其切入点，其实正是现代社会经济行为内部的精神力量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环境条件问题。经济精神和经济心理是两个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概念。在韦伯的论述中，经济精神是在精神气质或者说是精神品格的意义上使用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同义语，其核心是新教伦理的责任观念，“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导论，p．26）。
二、“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伦理
定义“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即使对于韦伯也是件难事，用他的语言表达，就是“必然引起某些同类研究所固有的困难”。这个困难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是存在的，因此，理解韦伯使用这个概念的用意和理解概念含义是同样重要的。
韦伯说，谋利、获取、赚钱、尽可能赚钱，这种冲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见之于侍者、医生、车夫、艺术家、娼妓、不正派的官吏、士兵、贵族、十字军骑士、赌徒和乞丐。可以说，凡是具备了或者曾经具备客观机会的地方，这种冲动对一切时代，地球上一切国家的一切人都普遍存在。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这里的意思是，谋利、赚钱这样一些内在冲动，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同时，韦伯肯定了对利润的追求、利用机会的营利追求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相关联的，他说，资本主义和追求利润是同一的，不能利用机会营利的资本主义企业注定要消亡（导论，p．16）。
另外，韦伯又说到物质财富“牢笼”将“不能与最高尚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直接相联”，自从禁欲主义试图重造尘世并在俗世中实现它的种种理想以来，物质财富获得了一种历史上任何阶段未曾有过的、愈来愈大且最终变得不可抗拒的统治人类生活的力量。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逃出了这个牢笼，“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牢笼之中”。
总之，引述的这两个看法，能让人进一步明白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概念是用以讨论作为现代西方独具个性特点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讨论其文化根源的。可以说，这是理解韦伯“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的外延限定。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含义，韦伯在书的第二章专门提及。韦伯用了一个有点自命不凡的术语——“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术语是用来解释“一种因其独特个性而有意义的现象”，“如果可以发现什么对象，使这个术语能够应用于它，并具有某种可理解的意义，那么，这种对象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即在历史的现实中相互关联的各种因素的复合体，它是由我们从其文化意义的观点出发，将那些因素组合而成的一个概念整体”（pp．190-220）。就是说，“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术语不是作为抽象的一般公式去把握历史现实，相反，它是被用来表示从独具个性的诸生成关系中把握历史现实。正是这样一种思考逻辑，使我们有可能透过对资本主义精神现象的解释并赋予意义的定义过程，发觉经济精神、经济心理和经济主体诸多关系的具体生成及其历史效果，发觉经济心理学上某些原生现象及其历史意义。
首先，韦伯从一个关系到那种精神的文献寻找历史现实，那就是富兰克林《告诫青年人致富之路》一书。韦伯引证较多的是关于金钱，“时间就是钱”，“信用就是金钱”。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意识到金钱具有孳息繁衍的性能，这就区别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里不同的金钱角色认同，令其孳息而不为金钱奴。在营利活动场合，信用之所以“就是金钱”，是因为它能带来金钱或利息及其积累，因为它有用。韦伯赞成富兰克林提出的谨慎、诚实，也是因为它们有用，它们可以保证信用，守时、勤劳、节俭也都如此，所以它们才成为美德。韦伯认为，富兰克林宣扬的绝不单纯是立身处世的手段，而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违背了这个伦理的规则不被人认为愚蠢，而被看作渎职。他说：“这才是事情的实质。它不单是那种到处可见的商业上的精明，而是一种精神气质。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特质。”（pp．21-25）
至此，我们可以用韦伯自己的语言来道破“资本主义精神”为何者。他说，“职业责任”这一独特观念，“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而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个人对其职业的内容应当感觉的而且确实感觉着的义务”（pp．27-28）。归结起来，就是对职业的责任及义务，或者说是“天职”观念。这样一来，“赚钱”经济行为携带的符号意义就发生了变化，它意味着职业的责任及义务，“是有义务实现的目的本身”，“一种天职的思想”。
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韦伯又是在合理主义意义上解释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合理的经营簿记制度，以严密计算为基础的合理化，是一种“以合理而系统的方式追求利润的态度”；二是“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p．50）。可见，追求经济成功是合理主义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只有勤劳、节俭等精神特质，还不能说就是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勤劳、节俭之类精神特质本身构不成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只有在合理主义整体中起作用，才是资本主义精神概念整体的构成要素。
综上所述，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解释为职业的责任及义务或称天职观念，也解释为严密计算和追求成功的合理主义，这实际上是从两个侧面来解释西方现代文明史实中的精神现象。当他从西方文化独特性考证赚钱时，营利、利润追求被赋予经济伦理意义，被视为职业上的责任及义务，回禀上帝的天职观念时，让我们感到他在侧重道德感情方面文化根源的讨论，而在韦伯从合理主义考证计算、簿记，小心、严密这些特质被赋予理性意义的场合，我们似乎感到“资本主义精神”与科学精神并无二致。
不论从哪个侧面理解“资本主义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并培养企业精神尤其是企业家精神，都极有益处。从这个现实需要看，将经济精神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同义语加以研究及提倡，是有益而无害的。
讨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经济精神，必然涉足经济伦理论题。“经济伦理”这个用语在韦伯书中多处出现，用以解释经济行为的伦理准则，用韦伯的话说则是“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宗教思想与其日常经济行为准则之间的联系”（p．143）。依照这个预想，韦伯从道德角度论证了新教徒的劳动以及通过劳动追求金钱利益的正当性，指出在禁欲主义新教那里，劳动、勤于其职而不是消闲和享乐，是上帝恩典的象征，从而劳动是一种公认的禁欲手段，是抵御清教统归于各种诱惑的特别手段，劳动这一经济行为从新教禁欲主义伦理中得到的这种神圣意义是经济伦理的基础。在韦伯的论证中，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形成包含两种含义：禁欲主义为实业家追求金钱利益以及一批劳动者登场提供了伦理支持，即只要实业家在道德品质和财富使用上无可指责，就可以追求金钱利益，并感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禁欲主义力量还准备了一批有节制的、尽职的、勤奋异常、把劳动视为上帝之所希望的一种生活目的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劳动者（pp．166-167）。就是说，经济伦理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形态，既是一种推动经济行为的道德力量，又是一种有着经济主体支撑的社会精神力量。
三、经济主体／企业家群体
在前边解读韦伯“资本主义精神”部分曾提出一个写作思考，即透过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释并赋予意义的定义过程，发觉经济精神、经济心理、经济主体诸关系的具体生成过程及其历史效果。希望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探明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相关联的经济主体及其具体生成。在这个问题上，韦伯为人们提供了如下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论证。
韦伯以职业统计和宗教关系的统计作为“资本主义精神”赖以存在的经济主体的社会依据。据此，韦伯说，现代企业的经营领导者和资本所有者中，高级技术工人中，尤其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较好训练的人中，新教徒占了绝大多数。他认为，解释这种事实的根本原因，“必须从他们宗教信仰的持久的内在特性中寻找，而不是只从暂时的所处历史政治环境中寻找”（p．10）。今天，人们对于韦伯的这个论点或许是一目了然，但在韦伯那里却是经过反复论证的结论。可以说，《伦理与精神》一书贯穿了以新教徒为主体的企业家群体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文化关联这一主题。应当注意的是，韦伯的这种论证，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其结论及观点，而且还在于其论证过程中提出或出现的问题。在这样的视野下，韦伯对其主题所做的论证是我们思考的坚实背景。
这部分主要探讨经济主体及企业家群体的文化意义。
经济主体这个概念在韦伯的全部论证中出现的频率极少，但它却是论证逻辑中最重要的“结”，避免了“精神”实质的失落而无推动经济过程之力，它把资本主义精神附着于经济主体，经济主体的出现及壮大，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反而是适应的结果，而这个经济主体就是中产阶级企业家群体。
韦伯不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个人包括企业家和劳动者自觉地接受经济伦理箴言是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会迫使个人服从于资本主义的行动规则，那些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规则的人将被排除在经济舞台之外。他说，今天的资本主义通过适者生存的经济过程，培养和选择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为了使适合于资本主义各种独特性的生活态度能够得到选择，即使这种态度逐渐支配其他态度，它也必须在某些地方发生，并且不能只在孤立的个人中间发生，而应是整个人类群体的共同生活方式。韦伯说，这才是真正需要说明的起源（p．28）。这里说得再直白不过了。韦伯寻找的是观念赖以附着的群体及其文化根源。这个群体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它的发生根源，从文化的意义出发，是西方清教徒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企业家。韦伯断定，“在现代开始的初期，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态度的唯一或主要的代表者，决不是商业贵族式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而主要是正在兴起的地位较低的工业中产者阶层”（p．39）。正是这个群体占据经济领地，并成为利益集团，科学技术的发展才可能有经济归宿和经济动力，虽然不能说西方科学的起源归于这些利益集团，但“科学和有赖于科学的技术的发展，由于具有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所关心的实际经济用途，因而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中得到了巨大的刺激”（导论，p．23）。
今天，我们来回味韦伯对西方现代初期中产者阶层的发生所给予的历史位置和社会评价，不禁感到兴奋，今天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好似正在发生并不断组织化、规范化和经验化；也不禁感到有望，忧思许久的经济心理研究终可在与经济研究相关的领域展开。
这样的感觉是否早了些？其实不然。因为与中产阶层发生相关的条件问题，同样为韦伯所十分重视，并且着笔很多。因此，在我们面对中国企业家群体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必然要把与中国企业家命运攸关的条件问题纳入思考框架。
这里，综合韦伯的观点，提出三方面问题：合理的企业组织形式问题、企业家群体个性问题、企业家职业社会化问题。
合理的组织形式与企业家群体生成及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合理的组织形式，现代企业合理化过程将无从实施和实现，甚至可以说，合理的组织形式是现代社会经济过程及其现代性确定的结构性条件。在韦伯那里，这个组织形式同西方资本主义独特性是共生并互补的，因而被相提并论。他说过，合理工业组织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唯一特质，如果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另外两个重要因素，这个现代组织也是不可能的。首先是法律规定的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的分离即经营活动与家庭的分离，其次是与此相关的合理簿记即合理的经营簿记制度，“西方中产阶级及其各种特性的产生，这个问题显然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起源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独特性质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完全是由于它们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密切结合的缘故”。可流通证券的发展，投机的合理化即股票交易，等等，“若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全部这一切，纵使可能出现，但对于社会结构，对于现代西方一切与此相关的具体问题，都不会具有同样的重大意义”（导论，p．21）。这已很清楚了，合理的组织形式是现代社会结构的独特性质，它在组织运作上有自身的独特性质。这一点，在我国企业运营中已经作为问题被重视，其中，既有组织设计问题，也有社会环境对组织体生态的保护及改善问题。
企业家群体个性问题之所以成为韦伯中心议题必然涉及的问题，不仅因为它是经济主体，而且更因为它作为现代经济精神的主要代表者，要应对来自守成力量的对抗，要在社会评价层面上以社会集团名义（而不是用个人力量、以个人名义）纠正“金钱享受”观念，提倡职业的责任与义务即天职的观念，要有足够的内在力量保证经济成功。在这方面，韦伯对企业家群体给予了足够的肯定：“人们不容易承认，一个新型企业家只有性格异常坚强，才能避免丧失忍耐自制，避免道德上和经济上的败落。而且除了远见卓识和活动能力之外，只有非常鲜明和高度发达的伦理素质，他才能博得绝对不可缺少的顾客和工人对他的信任。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给他力量，去克服无穷无尽的障碍，首先是现代企业家所必须做的强度无限的工作。”（pp．42-43）韦伯认为，企业家身上的这些道德素质与适应过去传统主义的道德素质完全不同，这是一种转变；这种转变是使新精神渗入经济生活的关键。在研究中，我们的确感到类似于韦伯说的企业家群体个性是贯彻现代企业精神或企业家精神、实现“精神”转变的关键。
然而，企业家群体及企业家精神不是天生禀性，天职“这种态度绝不是天性的产物。单是低工资或高工资不能唤起人们这种态度”。这个结论是韦伯在详细考证了新教徒的职业特征之后得出的。他发觉，新教徒从社区和家庭的宗教气氛所偏重的教育中获得的心理与精神特性，决定了他们的职业选择，从而又决定了他们的职业生涯（p．9）。韦伯的这个思路在关于“流动与分层”的研究中很有影响，导致对某种职业阶层的研究与对其前辈职业及其流动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比如，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万成博的《日本企业领袖》一书，对日本企业家所作的代际研究，从对多数企业家祖辈-父辈背景、职业特征、流动特点等的考察入手，论证了日本企业精英的社会性格，成为日本极有影响力的经典著作。
我在这里提出职业社会化，是想把韦伯的意思引向我们研究的领域来讨论。
“职业社会化”这个用语，是以心理学意义的社会化为基础扩展而成的。心理学意义的社会化是指心理主体的心理、行为特点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社会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社会环境中诸多要素经过主体特有方式受纳而转换为主体所有，成为主体心理、行为的构成要素；二是主体具有的特点经人们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而转换为群体或社会范围内的某种或某些心理、行为方式，这两个层面发生和实现的过程是相关而又互动的。
在这种意义上看职业社会化，首先是指职业主体或经济主体在职业选择和职业确定方面有一个类似于心理学上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就职前夕才发生的，它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有一种人会早些时候，另一种人会晚些时候）不知不觉地以各种形式发生着。在这方面，韦伯所说的新教徒从家庭和社区气氛所偏重的那类教育中获得心理与精神特征，决定了他们的职业选择、决定了他们职业生涯这个史实，是以另一文化背景、另一内涵和方式实际地发生在人类家庭、社区及学校的。最重要的是，人们在怎样的生活情境中、以怎样的方式、有怎样的意识水准去应对这种事实。还应看到，在这种事实中，极为重要的是为人们永远惦记着的后代人素质问题，希望和期待他们一些什么的问题。从心理学意义的社会化来看职业社会化的另一层现象，就是人们在必然面对和应对的生活情境、人际沟通及其互动过程中，不同主体自身的特点逐渐传布并转换为群体特性，这是人类生活经验得到积累的过程，是人类文明必需的一种社会积累。就职业社会化而言，这一层更多的是将内在于不同主体的经验外化为群体共享的职业氛围、价值情趣等情境因素。现在我国企业家比较集中、比较成熟的地方出现的职业经理人联谊活动，就其形式来说，就可视之为职业社会化、经验共享的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从企业家预备队的形成看，这样的职业社会化也是有社会意义的。
四、成就动机／经济心理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力图在经济精神概念意义上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精华，在经济主体意义上理解资本主义中产阶级企业家的个性特征，从而把在经济心理研究中的有关问题引向议题。在这部分，出于同样的意图，是把韦伯著作中有关心理的讨论择出，力图引向经济心理研究议题。
关于心理动力。韦伯论证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文化气候必定发生的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思路，即韦伯称之为传统主义的那种态度和反应是“人们在适应有秩序的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环境时所遇到的最大内心障碍之一”（p．32），“资本主义企业最适合的心理动力则出自这种资本主义精神”（p．38）。这是因为，传统主义对中产阶级经济给予指责又觉得无法避免，资本主义精神对新事物给予伦理上的支持和鼓励。不论作为守成主义的传统主义观念体系，还是作为现代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都在客观上构成一种精神环境，都属于社会精神，具有社会力量，带有客体特性。心理动力内在于个体或很多个体，是一种内在力量。任何一种为社会体制、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社会沟通和价值体系所支持并提倡的“社会精神”，只要被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多数人接受并转换为心理动力，就在实际上成为社会行为的内部驱动力。
关于心理动力问题，还应该注意到“认同”这一心理过程的中介作用。“社会精神”转换为心理动力必须有对这种精神的认同。这在韦伯那里，就是他在讲职业的责任及义务时说的，职业责任是“个人对其职业的内容应当感觉的而且确实感觉着的义务”。“感觉的而且确实感觉着的”，正是某种认知状况和认知过程的完成（并不是最终完成），其中的关键在“认同”，而认同完成与否取决于内容。被新教伦理赋予“天职”意义的劳动和勤勉，“是对上帝应尽的义务”，是对上帝“恩宠”的回报，而不是赚钱的手段，“赚钱”的内涵在新教伦理范畴中标志着职业美德和能力，因此，在韦伯的结论中出现这种果断伸张：“赚钱欲”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但绝不能代表那种使独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变成一种群众现象的心理态度，而这一点才是事物的关键所在（p．31）。此外，在韦伯另一处的分析中也深刻地隐含了心理学上“认同”的思想，他所详细分析的新教禁欲主义被世俗化以及这一精神品质对个人产生的激励作用，即把分析视线投向了心理层面。新教伦理的世俗化过程就是在世俗生活中被接受、被认同；而一旦被接受、被认同，就在激励下出现驱动行为的心理动力。这种心理、行为过程在韦氏逻辑中是那样严格而又活生生。禁欲主义运动中所有宗教派别都认为，宗教恩宠状态是一种地位，这种地位只有通过某种特殊行为（禁欲主义——笔者）加以证明而获得，这便对个人产生了一种激励，使之在自己的行为中监督自己的恩宠状态，从而使禁欲主义渗透到行为之中；这种禁欲行为意味着根据上帝意志合理计划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圣徒的宗教生活已不再在尘世之外的修道院度过，而是在尘世之内，在它的各种机构中度过（pp．138-139）。
下面要提出的一点是成就动机。在韦伯的逻辑中，成就动机是与新教伦理精神一脉相承的问题。成就动机这个概念在韦伯的书中并没有提出，但在其论证逻辑中隐含了成就动机课题。在韦伯之后，荷兰的麦克莱兰的成就动机研究就是从韦伯出发的，同时又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将心理学动机研究领域引向社会、文化、经济领域。麦氏的研究在实际上沿着韦氏逻辑，分析了欧洲几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与人们动机水平之间相互关系的大量资料，发现成就动机的基本特性，成为心理学成就动机研究的重要依据。
前边讨论过，韦伯提的经济精神含有“追求经济成功”的气质。这种追求是合理主义整体的一部分，它的理念基础便是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天职观”把在赚钱、享受、幸福方面与任何时代的道德感情都对立了起来。往昔都把赚钱、享受、幸福作为唯一目标，并带着钱财的物质重负走入坟墓，韦伯说这只能理解为金钱欲的结果。而在新教伦理中，获取经济利益不再从属于人，不再是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韦伯称其为自然关系的颠倒），这“虽然从自然感情出发是不合理的，但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项主导原则”（p．27）。韦伯说，新教关于个人禁欲主义思想的意义在于：将劳动视为一种天职、视为确定恩宠态度最佳、最终往往是唯一手段的观念所产生的心理驱力。
那么，韦伯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经济心理中成就动机有何意义呢？这里恐怕要把动机与天职观结合起来进行讨论。
成就动机与一般意义上的动机一样，是藏于人之内部的驱动力，但它的基本特性却把为克服困难所做的努力包含在目标达成设定之中，具有明显的主体意志品质和目标达成的责任特征，因此，成就动机这种内在力量，除了由那种能满足主体自身需要的刺激因素引起，还由一种存在于主体之外、超越个人的因素引起，这后一种有超越性的因素在韦伯那里称之为“天职”“神明启示”“粉碎纯粹自我中心动机之外的东西”。可见，成就动机的产生及其生成状况，“既内在，又超越”。这里侧重的是，由成就动机进入经济心理讨论，“追求经济成功”这种成就动机是经济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心理是在以经济核算和利益追求为中心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心理现象。这里有两个含义被隐含在其中。一是在经济活动这个“解”里，包含了它古老而又普遍的性质，从而决定了经济心理现象是古已有之的，并且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的经济心理会有许多形式上的不同。中国古代布满城镇乡间的集市这种“广场交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交易双方将两只手伸到背地捏手成交，那种众目睽睽下唯有你知我知而他人不知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的市场信任密码，但在现代市场经济迅速闯入经济生活的情况下，令人炫目的农贸市场、自由市场、批发市场又有许多形式上的变化，但实质上都在趋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这说明经济心理既是古老的、多样的，又是恒久的；与经济心理古老、多样特性相关联的，是它不断深入和扩大的特性，家庭和个人的生活行为愈益被纳入经济活动的循环秩序之内，都不可避免地根据市场中产品、资本、劳务诸关系的变动去规划家庭及个人的经济行为，调适经济心理状态及其行为取向。二是在经济核算和利益追求的“解”里，包含了经济主体的经济精神及意志品质，从而决定了经济心理的内核是以“追求经济成功”为一种特征的成就动机和价值认知判断。就经济心理产生的源泉而言，它直接来自经济活动的水平及方式，同时又间接地源自传统文化及社会文化。
笔者在近年的写作中不止一次地论及M．韦伯关于儒家思想与中国人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提出的观点显然与韦伯关于儒家思想不可能成为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的定论是相悖的。但本文力图打开心理学视野，在韦伯为人们开拓的经济伦理与现代精神领域，寻求那片领域所蕴藏的经济心理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