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哇海上的“新深圳”

在印尼爪哇岛北部海岸，肯德尔工业园(Kendal Industrial Park)的项目已经开工。该项目出资方表示，建成后的该工业园将拥有自己的发电厂和水处理厂，并将创造多达19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工业园项目是一个宏大发展计划的内容之一。这个计划旨在将沃诺瑞吉和莫若瑞吉的渔村建成一个出口型城市，附近将建设一个集装箱港口，以及一条通往雅加达的高速公路。雅加达距此470公里。

印尼人正试图效仿深圳的发展模式。深圳曾经是华南一个沼泽地中的小村，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成为中国工业大发展的核心之地。如今对许多工厂来说，在中国生产的成本已经过高，企业正在寻求更低的成本和更便宜的劳动力。荷兰国际集团(ING Group)驻新加坡的亚洲研究主管蒂姆·康登(Tim Condon)说：“对东南亚经济体来说，中国的制造业大发展实在不是好事。而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一切都反过来了，东南亚制造业成了最大的赢家。”

在希望吸引投资的东南亚经济体中，这种时运变迁已引发激烈竞争。越南在推销其高科技园区，菲律宾则强调其年轻且会说英语的人口。印尼的优势在于，它是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也是该地区工资最低的经济体之一。在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爪哇省（前文所述肯德尔工业园所在地），工人的最低时薪仅为50美分，这意味着每月工资不到100美元。在越南，最低月工资为146美元，菲律宾约为200美元，马来西亚240美元。

印尼总统佐科威(Joko “Jokowi” Widodo)正努力让该国经济摆脱对矿物和棕榈油出口的依赖，而从中国制造业中分一杯羹的策略，正是上述努力的内容之一。根据彭博汇编的数据，在2001年，即中国推动的能源和矿业热潮开始之年，印尼出口收入的52%来自大宗商品，20%来自制成品。10年后，大宗商品占比达到68%，制造业占比则下滑到了14%。

印尼工厂主曾经不得不痛苦地应对官僚机构、腐败和糟糕的基础设施。这些缺点让深圳模式——创建一个特区，配备自己的港口、电厂和配套设施，以及简化投资审批——显示出了吸引力。从老挝到东帝汶，经济特区正在东南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印尼至少有8个特区，但大多数都位于爪哇之外的岛上，而爪哇岛上生活着该国2.5亿人口中的一半。

在距离肯德尔工业区最近的三堡垄市，工人们正忙于扩建这个前荷兰殖民时期的港口，加长码头并增加仓储能力，而这个港口原本已是印尼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之一。港口铁路也在铺设中，建成后将把港口与爪哇的铁路网连接起来。

当地的爪哇投资委员会表示，在过去四年，中爪哇省的纺织品、鞋类、家具等商品的出口已经增加了46%。在约有25万人口的普禾加多市，生产假睫毛和假发的工厂Bio Takara里，一排排穿着紧身裤、戴着伊斯兰头巾的女工坐在工位前打结、穿线和剪切，身边的收音机里播放着本国的流行音乐。这个行业吸纳了约3万人就业，他们生产假睫毛和假发，将化纤发和从理发店地板上清理出来的碎发变成面向全球消费者的产品。

普禾加多市Bio Takara工厂内，工人们在生产假发

在这个劳动密集型企业，工资约占到生产成本的80%，但中国的睫毛制造商可以在不配置提升劳动力设备的情况下运营，而且依然卖得更便宜。“那里的生产效率仍然比这里高得多，”阿米尔·萨德尤诺(Amir Sudjono)说。他8年前开设了Bio Takara四家工厂中的第一家，向21个国家出口产品。“我们正寄望于中国的成本越来越高。”

和中国一样，印尼庞大的人口让它拥有了充足的工人和消费者，而这些人同时也构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市场。但不利的是，该国的基础设施和官僚体系都位于本地区最糟糕之列。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2015年营商环境调查显示，印尼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14位，落后马来西亚100位，比越南低30多位。

“问题太多了，比如海运、原材料、不同的监管规则、不同的法律，等等，”韩国人李琴大(Lee Keum Dae)表示。他在三年前将自己的珠宝工厂从中国搬到了中爪哇，当时他已无法在中国招到工人。“很多人都想搬到这里，但这并非易事。”

印尼总统佐科威进入政坛之前曾是中爪哇的一个家具出口商，他承诺将简化审批手续，升级港口和道路设施，并打击政府腐败。他已设定一个目标：到2017年年底，年经济增速达到7%——高于去年的5%。

（原载于《商业周刊/中文版》2015年5月4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