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中国悠久的传统中，西周王朝作为政通人和的典范历来备受推崇。孔子（前551-前479）曾多次赞颂周朝的制度及其创立者文王、武王，特别是周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整个儒家传统即是以传承自西周时期的核心文献为中心的。孔子对西周王朝如此偏爱，也许缘自一个更为实际的理由：到了孔子的时代，传说中的夏朝，即使孔子自称是其祖先所在的商代也已经变得不可知。用孔子自己的话讲，这主要是“文献不足故也”。只有对西周王朝，孔子才能够明显自信地描述出一些历史细节。今天依旧如此，西周是我们能够对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进行可靠分析的最早时期；这尤其是因为这一时期广泛存在的文字证据，包括传世文献和更大量存在的铸于青铜器皿上的铭文。西周也是中国第一个可以基于文字和考古记录将其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系统联系起来的王朝。毋庸置疑，在西周时期，中国文明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已经得到创立，而对这一关键时期的理解也自然和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整个前帝国时期中国的认识。

历史梗概

公元前1045年1月，周及其盟军在河南省北部商都附近的牧野一战中一举击败势力强大的商朝军队，曾经不可一世的商王朝从此陨灭。周从其位于陕西中部渭河流域的肇兴之地起，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席卷了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和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北抵燕山山脉，南达淮河及长江中游，西到六盘山，东至山东半岛。这是一个在秦始皇（前259-前210在位）之前由单一政权建立的最为辽阔的地域政治统一体。在这一政治化的空间内，周的京畿并非位于其地理中心，而是接近西部边陲，因而这一王朝被后世的史家们称作“西周”。西周国家（Western Zhou State）的基础建立在“天命”这样一个思想之上，它赋予周王一种受天之命而王天下的“天子”这一神圣角色。从周朝实际的缔造者周文王（前1099-前1050在位）和周武王（前1049/45-前1043在位）算起，共有十二位这样的“天子”。周人克商后，王位继承这一西周国家的中心政治制度得到彻底地规范化，从而使其父子相承的正常法则受到很少挑战。在国家结构上，与商代国家基本让名义上臣服于它的地方集团自治管理从而形成一个由自主部族所构成的集合体不同，周人决定亲自治理他们征服的空间。他们将大量的王室后裔和近亲分封到各地去建立统治，从而使王室血统在其政治版图内得到延伸。这些众多的诸侯国与周王室因奉祀共同的祖先而彼此紧密相连，而诸侯国为了在新的环境下生存，也亟需王室的支持，由此形成了西周国家的宏观地缘政治结构。

地方诸侯国的建立本身就是周进一步扩张的过程；它代表了整个西周早期，尤其是成王（前1042/35-前1006在位）、康王（前1005/3-前978在位）时期的政治发展。然而，当周人将他们的经营重心从东方转往南方时，他们遭遇到了长江中游地区强有力的反抗。在由周昭王亲征的一场较大战役中，近乎一半的王室军队毙命于汉水。这次重创为西周早期的大肆扩张画上了句号；自周穆王（前956-前918在位）统治开始并且一直延续至整个西周中期，边界地区军事优势的丧失随之带来了西周国家内政及其外交政策的调整。其中明显的一项反映在西周政府的官僚化方面，其间，许多新的官职被设立，旧的官制则被进一步地分割和分层。但是很快西周社会就经历了一场转变，这场转变几乎波及了西周文化的各个层面，从铭文形式到陶器设计，从宫廷礼仪到丧葬习俗。而在对外政策上，周朝仍然是军事和安抚并用，不过，周人在这一时期似乎更倾向于以从军事上讲代价较小的行动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在周穆王统治时期，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外族入侵，侵袭势力从淮河地区一直深入西周国家的腹地。自此以后，西周国家的问题不再是如何通过扩张空间来更好地确保自身，而是在面临直接的外族威胁时如何固守住自己已有的领土。

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内部分裂也开始浮现于西周国家的基础之中，逐渐威胁到周王的权力。在周王朝的第一个百年间，王室统治在确保地方诸侯国遵从西周国家的共同目标上证明是有效的。然而，到西周中期，中央朝廷与业已地方化的周贵族间的争端逐渐出现，且一度升级到王室需要靠武力来对付一些地方诸侯国的地步，如周夷王（前865-前858在位）就曾下令讨伐山东的齐侯；而夷王本人即是一个衰微的周王，并曾一度在其父亲周懿王（前899/97-前873在位）驾崩后被剥夺了继承王位的权力。无论在王室宫廷还是在地方诸侯国，内在的混乱最终都会令外部势力有机可乘。一场由周的前属臣鄂侯发动的叛乱，几乎将周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在度过了外部的打击之后，内部积聚已久的冲突也极力寻求释放口，在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国人暴动中，备受争议的周厉王（前857/53-前842在位）被驱逐出王都，再未归返。

在加速周王朝衰落的过程中，地理环境难辞其咎。这种危机首先可以被视为一种空间上的离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地诸侯国不断从西周国家的中心脱离出去。在这种形势下，一旦危机爆发，位于渭河谷地，接近西部边界且为东面的重重山脉阻隔的周王朝首都的地理位置，不但对王室重整秩序毫无裨益，反而减缓了这种努力。但尤其糟糕的是，由于周的首都与东部的诸侯国相互隔离，王室军队必须独力抵抗西面的敌人。一支在金文中叫做玁狁的少数部族正是在这时从西面对西周国家构成了致命的和持续的威胁。自西周中期至整个晚期，玁狁的部族对周王朝频繁地侵扰，突破周朝的防御，直接威胁西周王都。无奈之下，周王朝在两个战略目标之间疲于奔命：一方面西周国家的完整性要依赖周王室对东方事务的持续介入；另一方面周王朝的存活却要系于西部的安全。周王朝难以两者兼顾。

这种紧张的局势由于周宣王（前827/25-前782在位）的即位而暂时得到缓解；周宣王显然优先考虑了第二个目标。在经过一系列战役，控制了西面的威胁后，王室在东部的权威也一度得到恢复。然而周宣王前二十年的短暂中兴并不能扭转整个王朝的颓势，甚至就在周宣王死之前，王室军队已经在离王畿不远的地区遭受了几次大的失利。最终，在公元前771年，即周幽王（前781-前771在位）十一年，犬戎部族（很可能与玁狁有关）攻破了周的首都，杀幽王（西周的最后一个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在周平王（前770-前720在位）重建王室之后，周朝的都城东迁洛邑（今天的洛阳），是为东周。

本书的目的

历史上一个王朝走向终结的方式有许多种，例如外族入侵、权力更替、革命以及在稍后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上演得最为频繁的农民起义等等，都可以导致一个王朝的终结。西周的崩溃属于典型的外族入侵，中心遭毁灭，由周王朝一手营建的地缘政治统一体也随之瓦解。于是，西周的覆亡除了与其内政密切关联外，同时与发生在中国西北部复杂地形之上的周人与西北诸多部族持久的文化和军事对抗也不无关系。西周的灭亡是政治和地理之间一种长期且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既是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地理的过程。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对西周时期的认识有了重大的转变。在这些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晋、虢、应、燕、邢、秦六处属于西周地方诸侯国的墓地，它们在两方面明显改变了西周史的研究方向。首先，学术研究过去集中于陕西和河南中心地区的较大的都城遗址，现在其注意力则转向了西周的外围地区。这就提出了周王朝与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周王朝的整个地缘政治结构问题。第二，这些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属于西周后期的新材料，特别是有铭青铜器，它提醒我们对这一王纲不振、诸侯纷争的错综复杂时期重要性的关注。仅此两个问题的交错便要求我们对西周晚期历史发展的原理（rationale）和动力（dynamics）进行一次系统的考察。

本书旨在探讨西周国家的衰弱和灭亡这一特定的持续历史和地理过程中，地理条件及其政治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该书将在对西周西部自然环境特别关注的基础上，分析和说明西周的政治体系是如何并且为何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从而最终导致了西周国家的解体和王畿的崩溃。这本书并非一部西周的通史，甚至也不是西周晚期的通史，而是想通过对围绕西周灭亡这一历史事件有关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来对一个具体问题进行一个合理的历史性解释。在这样一个总体目标之下，有五个具体且相互联系的目的：

作为这项研究的基础，我首先希望揭示出西周国家的地理幅员，并且构造出一个地缘框架，其中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可以通过空间关系的扩张来进行衡量。我们通过两方面来实施这一目的：第一，我们要论证地表的形态（landscape）是如何影响和引导了西周国家的历史发展；第二，我们要论证西周国家是如何在这样一种地形中建立起自己的代理者（封国），并且使其成为有关地域地表形态（landscape；关于这个词的定义，见下文具体讨论）中的参与者。在整个西周势力范围内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上通常都铸有其地方诸侯国中作器者的姓名，这为我们实际界定西周国家的空间存在提供了翔实的材料。这项研究进一步揭示，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环境之中的西周国家是如何通过重构它的地理空间来适应外部压力和内部紧张局势的。为此，我将对周-玁狁的战争进行一次实际的复原，即这场战争发生在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这一实际地形内，同时也指出这场战争对周王畿构成的威胁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再现公元前771年西周王都灭亡时的复杂政治环境。在这点上，传统史学对中国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期的记述未趋一致，不仅这一历史事件的许多方面为传说和假象所掩盖，更严重的是，连这一时期的大致轮廓也由于传世史料中各式各样的差异和矛盾而隐晦不清。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对幽王时期的政治动力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且对其灭亡的直接原因做出解释。为了支持这种解释，我们将论述西周王廷的政治是如何以一种互动关系与西北边界的地缘政治相关联的，以及这一地区的地表形态在西周灭亡的过程中是如何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

第三，外部的危机定然有着内在的原因。沿着这种思路，我们将调查并分析导致西周政治和社会混乱的根源，因为正是这种混乱削弱了周王朝维持其早期那种疆域广阔的空间存在的能力。本书在西周国家的基本结构特征和其统治原理中来寻找西周逐渐衰弱的根源。尽管这不是一项系统地讨论西周政治体制不同侧面的专门研究，但我们仍然将就这一体制中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通过这项研究，我希望能够揭示西周王朝的突然崩溃与其长期的衰退过程之间的逻辑联系。虽然“衰退”并不必然导致“崩溃”，但在这一特例中，西周国家内部的长期混乱和外部的压力显然共同为其铺设了终结之路。同时，我也希望对中国早期国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和挑战及其可能做出的反应获得一个切实的理解。

第四，这项研究欲对东周时期各诸侯国间战争的起源以及中华帝国崛起的前提做出解释。为此，我将对周王朝东迁定都洛阳平原和其他几个周人重要小邦东迁的具体过程进行考察，从而对东西周之间地缘政治的转变进行系统的研究。通过这一研究，我希望探究出周王朝在西部的灭亡对东部的地缘政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最后，借助本书，我将回顾过去二十年中一些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并且探讨它们对于西周史研究的意义。以英文出版的关于中国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期的著作只有两部通史和一本史料学著作，此外还有少数零星发表的文章。在西周考古方面，除了近期发表的一个简介外，我们尚期待有一本全面和广泛介绍考古材料特别是最新资料的专著。在这方面，我希望本书能够为未来利用考古资料对西周时期进行研究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不过我还须申言的是，虽然本书回顾了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但它的主题仍是历史，而且是为了回答历史问题所写。因此，读者不应用纯粹考古学著作的标准来衡量它。

资料

本书所研究的资料对象分考古、金文和文献三类。下面我将分别讨论它们的特性及其对西周史研究的意义。

考古资料将我们的时代与西周直接联系起来，并且赋予了我们对古代一种直接的感官体验。根据考古学上传统的分类，属于西周时期的物质证据，除去有机的和环境的遗存外，主要可以分为可移动的遗物和不可移动的遗迹两大类别。鉴于西周处于中国青铜时代的全盛时期，我们在理解西周的文化、宗教和社会状况时，青铜制品，尤其是青铜容器的重要性无须做过多的强调。从本书研究的角度来看，作为在像西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原料运输和分配之漫长过程的终端产品，青铜器所蕴涵的高度社会经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更应该将其视为反映当时贵族活动的物证。正因如此，青铜器更重要的是一个特定地表形态中社会政治焦点的标志物，也是这一地表形态中的参与物之一。当然，青铜器并非那些西周贵族遗址中出土的唯一的器物种类，同时还有陶器、玉器，以及漆器等其他种类。另外，贵族墓葬中通常还随葬有那个时代最为复杂的工业产品——马拉战车。陶器在西周研究中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通常都是由各地生产的，与不同的地区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而显示出难以从青铜器上获知的西周文化的地区特征。此外，由于陶器持续时间更短并且其风格变化更快，至少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地区中，它们比青铜器能更好地反映出遗址的年代。

不可移动的遗迹是指在田野发掘中所发现的人为遗构，诸如宫殿的地基、房屋、灰坑、壕沟、作坊，以及各式各样的墓葬等；它们本身是西周时期居民生活的表象，并且饱含了过去的文化和宗教活动的信息。然而，这些遗构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们所包容的信息，事实上，对于本书研究更为关键的还在于它们是各种有意义的遗物的集中地。它们在文化和空间之间构建起一种联系，并且只有通过这种联系，作为考古学证据的遗物才是有意义的。此外，在这两种类型证据的交界点上，还隐含着一种特殊考古学证据类型：即不同类型的器物排列组合方式。这样的信息对研究西周的文化和宗教思想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考古资料固然重要，但重要并不代表它们就是关于西周过去的完美证据；也许它们离完美还相当远。其缺陷首先在于，它们本身并不构成一种系统的信息排列，相反是高度零散的，甚至是偶然的，因为许多考古发现并非有计划的发掘，而纯属机缘巧合；这种现状在今天的中国正日益严峻。尽管我们今天拥有的西周资料正与日俱增，但它们所反映的只是过去的一个点滴。更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考古资料离开创造它们的环境已不是真正“新鲜”的了；它们以发表的“记录”的形式来到我们——尤其是西方学者——面前，且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提供它们的考古学家的某些印痕，并夹杂着他们的观点。这样的记录有时候是高度选择性的，对于哪些应编入报告中和哪些不应编入的选择有时可能是相当主观的。

有铭文的青铜器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资料类型，因为当它们从地下出土时，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它们既是考古资料，又是历史文献。西周时期的有铭青铜器早在汉代（前206-220）便为学者们所知，并且迄今为止已积聚了庞大的数目。作为考古学证据，只有到西周时期有铭青铜器才普遍存在，而西周以后其重要性也随之降低了。有些铭文很长，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周王廷或地方诸侯国事件的重要信息。事实上，许多铭文尤其是“册命金文”中包含的一部分内容显然是从竹木简上的官方“任命书”中移录过来的，而这些“任命书”正是作器者直接从周王处领到的。一件记录与周王室有关的人物和事件的青铜器铭文在一个地区的出土，并且出自于一个可证明的周文化遗址，是对该地区与西周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最好确认。即使在一些仅有作器者名（通常一同铸有地方国名）的短铭例子中，它们对确定其所出的遗址的政治从属也是有益的。当然，作为历史文献，有铭青铜器比之仅仅作为地理上的一个指示物要重要得多。事实上，青铜器的铸造是在不同的场合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譬如对政绩或军功的纪念，婚姻关系的促进，对祖先神灵的宗教性祈祷，家族历史的记录，土地或物质交换的重要条约或协议的保存，以及其拥有者家族或者制造地的标识（通常出现在武器和工具上）等等。这些铭文几乎是反映西周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第一手证据。

学者们很早就认识到作为西周史研究首要资料的金文的高度历史价值。不过，它们的长处同时也是它们的短处。作为当代的史料，金文仅允许我们从其作铭者的眼中来接触西周的现实，而作铭者的视野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其所生活的社会背景。因此，即使金文内容是作铭者意图的真实写照，其间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偏见。一个简易的事实即可说明这一点：那些所谓记录事实的铭文告诉我们的多为其拥有者的荣耀和成就，对他们的耻辱和失败却讳莫如深。这种情况与我们研究西周的灭亡密切相关，同时也令人失望，因为我们永远也无法期望能够发现一篇铭文，它可以详细地告诉我们西周都城是如何被践踏，周王是如何被外族杀死的。简单地说，这样的主题不可能为有铭青铜器的拥有者们所关注。这个例子可能过于极端，但它表明了西周历史的某些方面，受其性质所限，青铜器铭文中是永远不会有的。因此当我们使用铭文作为第一手史料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它们的偏见和主观性。当然，青铜器铭文的局限性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来论述，比如它们的地域差异、文化和部族背景、铸造过程、礼仪特别是在宗教礼仪中的使用等等。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曾特别强调了最后一点。他认为，由于铭文铸造于宗教场合中用来同祖先神灵交流的“礼器”（ritual bronzes）上，“青铜器铭文应该被看作一种本质上的宗教文献”。但是，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特定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亦不应忽视巫鸿（Wu Hung）最近提到的一个有力看法，即铸造纪念性青铜器铭文的原因其实是出于对作器者生活事件的记录，而并非是祭献祖先的需要。这个问题需要另文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不过在我看来，数量庞大的青铜器铭文自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文献体系，并非哪一个简单的理论就可以对它们的铸造做出解释。要言之，尽管青铜铭文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们仍是本书研究中最主要的西周史料来源。

第三类资料是文献记载，它的情况更为复杂，故须更为详细的讨论。西周是有文献记录传世至今的最早时期。这些西周当代或者近乎当代的书面记录首先可以从《尚书》的篇章中看到。学术界公认五篇“诰”是可靠的西周文献，并且很可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与周公都有一定关系。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五“诰”中古奥的文辞与商代甲骨文以及西周金文之间的类似性，这表明它们在成书时间上要早于《尚书》中的其他篇章。另外一组七篇大意是讲述西周早期的，虽然成文时间晚于早期，但很可能也是西周时期文献。所有这些篇章都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极为重要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此一时期的基本轮廓。但不幸的是，整部《尚书》中只有《吕刑》一篇是讲述西周中晚期，特别是穆王时期的历史；甚至就连这一篇也可能是春秋时期的作品。

不过，有关西周中晚期的资料见于另一部经典文献——《诗经》（305首诗歌的总集）中，尤其是在《小雅》和《大雅》部分，其中有超过20首诗与本书的研究有关。我们可以按三个历史主题对它们进行分组：第一组诗见于《小雅》中，它们提供了有关周人与玁狁之间战争的重要信息。第二组主要见于《大雅》中，对宣王长期统治期间的政治事件以及周在东部与南部地区的军事行动作了连贯的叙述。第三组诗则分散于《小雅》和《大雅》之中，讲述动荡不安的幽王时期和随后向东周的过渡。这些明显有政治历史性质的诗，为我们集中提供了有关西周晚期的最早文献层（textual layer）。当然，要对《诗经》中的每一首诗作精确的断代是不可能的，因为和大多数中国早期文献一样，其作者身份十分模糊。一般而言，有关这些诗的创作和随后传诵的环境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然而，从上海博物馆最近发表的楚竹书《孔子诗论》来看，孔子显然已经对这些诗有过系统的论述，这也说明与我们今天的传本类似的一个诗集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已经在流传。这与大多数现代学者将其大部分诗的成书年代定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是相吻合的。既然大多数学者认为二《雅》的结集时间先于《国风》（可能是《诗经》的最晚一部分），这自然暗示与本书研究有关的诗大多应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第一个世纪间的作品，相去西周灭亡的时间并不远。确实，基于这些诗与当代青铜器铭文所记人事及地理细节的雷同性（论证详后），我倾向于认为至少其中一部分政治历史取向的诗是西周时期的作品。

然而，在历史研究中使用《诗经》这部书的真正挑战，是我们如何从高度修辞和夸张的诗体表述中提取有效的信息。不过好在它们并不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资料，所以我们还是有办法将它们所提到的史实与所谓诗人的艺术表现区分开来。在这点上，我们对源于同一历史背景（比如周与玁狁之战）的诗与青铜器铭文进行比较（见第三章），就可能为评价这些诗的历史价值提供一种基础。这两种资料在内容上的吻合暗示，不管是书面的或口头的，这一历史事件很可能有其潜在的原初记述，而这种原初记述则可能是这两种性质迥异的资料的基础。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考证各种各样的史料以恢复对历史的原初记述。因此，尽管这些诗有其文学特征，但我们只要将它们置于一个同为其他类型证据所共有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进行解释，便有望揭示出它们真实的历史含义。

上述两部典籍包含了与西周同期的或近乎同期的部分篇章，除此之外，两部战国时期的资料对本书的研究亦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是《竹书纪年》，其最终成书年代被定在公元前299年，这一年这部书被随葬在河南省北部汲县的一座墓葬里。在这部古书中，战国时期的编年史无疑是以保存在其诞生之地的魏国宫廷中的档案记录为基础的。它同时还包含了春秋和西周时期的编年史，可能是以从魏的前身晋国流传下来的记录为基础的。无论如何，正如《竹书纪年》于公元281年一出土即出现了不同的传抄本一样，今天可利用的这部书也存在着不同的传统：流传下来的《今本竹书纪年》和辑自其他中古书籍所引佚文而成的《古本竹书纪年》。18世纪修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墓本亡佚之后后世伪造的。然而，新的研究已经充分显示出使用该书的记录来重建西周纪年的价值，尤其可以与金文和天文学证据互证来确定武王克商的年代，尽管这部典籍中同样存在一些系统性的错误。其中有些可能是出土后整简错位所致，而这种可能性本身即可证明今本的真实性。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夏含夷已经证明的，这部书中记录的一些历史人物和年代除了仅在西周金文中得到确认之外，传世文献中并没有提到。这些研究有力地指出《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无论是今本还是古本，都包含了传自早期的真实历史信息，因此它们对西周史研究的意义应得到充分的发掘。

与《竹书纪年》简短的记载不同，有关东西周过渡时期的长篇叙述见于另一部著作——《国语》，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晚期至前4世纪之间。在这部以言论为中心编成的著述中约有十二篇处在西周中晚期这一历史背景下，其中三篇涉及到西周的灭亡。前两篇在性质上是对周幽王统治的政治分析，第三篇是对春秋早期晋国的宫廷政治进行的评论，其中西周的灭亡只是被用作一个比喻。近来史嘉柏（Schaberg）认为，这些言论跟《左传》中的许多对话一样，都是根据一个主要包含了三部分的基本架构而展开的：即判断，原理（通常会引经据典），以及实用。因此，史嘉柏对把这些对话作为史料使用基本上是持怀疑态度的。虽然这种对早期典籍中的历史叙述进行结构性分析的方法一般是可取的，但结构分析本身并不为评判文献所记录的历史认识的对错提供基础，因为简单而言，无论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历史认识都可能按照一定的结构被记录下来。此外，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些对话，特别是在《国语》中，无论是它们的展开方式或其传递的历史细节，彼此之间都有着很大差别。有些对话篇幅之长以至于在它们自身包含的历史叙述中又依次包含了更简短的对话。我们必须联系其他文献，在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对这些对话中所囊括的历史细节的真正价值做出评价，如同史嘉柏在谈到其基本年代框架及一些具体的史实时，他亦认为，“其准确性我们没有理由进行怀疑”。

这些相对晚出史料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在历史事件发生到它们最终成文这段时间间隔中，大量重要的信息也许已经遗失，而有关这些事件最初的记录可能也会经历文学上的增饰乃至修改。正如史嘉柏所言，《左传》中的言论可能反映的是后世的观点。即便是当代的文献资料亦难避免这些问题，因为在长期的文本传承过程中，它们可能会被误抄或受到低质量的修订。但是，在本书的研究中使用西周以后史料的原因也非常明晰。从利用《竹书纪年》进行的年代学研究中已经看到，晚出的史料包含了传自西周时期的真实历史信息。这一点在过去的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反复的证明，而且现在又有一个极好的例子：近来发现的逨盘上记载了西周的十一位王，从文王一直历数到厉王。在传世文献中，完整的周王世系仅见于《竹书纪年》和更晚的《史记》，但现在这个世系被证明是精确的。在逨盘发现之前，如果我们仅因为这一周王世系只见于后世史料就将其完全摈弃，我们岂不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诸如此类的例子难以尽举。很明显，真实的历史知识是可以被传到后世的。如果再思考一下我们对亚历山大大帝的了解有多少需依赖于普鲁塔克（Plutarch）和阿里安（Arrian），即四个世纪后罗马时代的史料，甚或有关这位英雄的最早记录也是在他死后两百年才写成，那么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后世的史料同样具有历史价值。最不幸的是，几乎所有的历史记录都产生于稍晚的时期；即便是最当代的（contemporaneous）的史料也并非精确地与其所描述的史实同步进行。离开这些相对晚出的史料，历史研究是无法达到它的目标的。

试让我们再举一个极端的观点，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文献的年代并不相干；因为如上所言，即使是一部当代的文献也可能被后人修改，而一部晚出的文献也能包含较早时期传下来的真实信息。重要的是蕴藏在文献中的核心信息。正因如此，我们目前的文献研究正在许多新发现文本的促进下迈向一个新的方向；即不再将文献看作一个整体，而是把它当作不同时期的层位的累积。所以，文献记载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文献的传统权威，事实上这种传统权威早已为古史辨派打破；由于上述的问题，即便是当代的金文和考古记录也不享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威。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在一个与其他类型证据共有的历史背景（historical context）中，彼此相互联系并揭示一个有关历史事件的潜在的和一贯的记述；而在这个历史背景中，独立的史料可以得到最充分合理的解释。简言之，如果两个或三个独立的史料（我们不能证明它们彼此之间有相互衍生的关系）对某段历史发展有一致的记述，我们就必须认真考虑这样一种可能，即它们都是以一段有关这段历史的早的或者可能是原初的记述（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传承的文化记忆）为基础的，除非有人能够证明所有这些独立的记录都是由一个人伪造的。就西周史这一特例而言，我们确实拥有几个独立的史料。例如，《竹书纪年》来源于晋国和它的继承者魏国，这与《诗经》、《左传》和《国语》有所不同；《诗经》可能来源于西周宫廷，而《左传》和《国语》在传统上与山东地区有关。事实上，《竹书纪年》在公元281年出土之前，它完全不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所知。更重要的是，这些相对晚出的文献资料在本书的研究中并不是被单独使用，相反的，它们是被置于一个同时受到考古证据支持的历史学背景中与铭文资料和早期典籍一起来使用。当然，在较晚的资料中也存在着不一致和矛盾之处，但我认为通过文献批判（textual criticism），这个问题至少能部分得以解决。如果我们能论证什么是错的，我们将能更好地说明什么是对的。但如果我们将这些资料拒绝于研究之外，这个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

讲了这么多，我还须指明的是，在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文献资料大体上限于先秦时期。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汉代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其间大量新的知识可能已经被添加到文献中来。《史记》虽然对西周时期进行了简要的叙述，但因为它反映的是汉代人的西周史观，所以即便它是有关某个主题唯一的史料，我们也只能视之为二手资料。然而，关于秦国早期的历史，《史记》是第一手的，并在多数情况下是最早的资料。这是因为关于秦的两章显然是以一部较早的名为《秦纪》的文献为基础的，而如今它已经佚失。至于古代的地理记录，本书的适用范围一直延续至中古时期。由于它们是一种具有独特属性的资料，下面我将在不同的情况中对它们进行讨论。

途径与方法

本书以三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为基础：地理学、考古学，以及历史学（包括铭文和文献研究）。地理学研究不仅仅意味着把事物放在地图上；实际上，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在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并且在对其中任何一个事物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它与其余的关系。同时，我们提出了历史过程与它所在的地理环境，尤其是与“地表形态”（landscape）这一人所构思的空间内地球表面自然特征的集体存在之间的联系。根据杰克生（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对这个词在古英语中起源的回溯，它的第一个词素“land”所指的并非地球自然表面的一种通称，而是相当于一种具有明确边界的地区单元。另一方面，第二个词素“scape”的意思在本质上与“shape”是相同的。从而，“地表形态”（landscape）作为本书研究中构建历史和地理之间联系的主要母体（matrix），与艺术史中流行的仅指风景意义上的地球可见特性的用法大不相同。相反，它是一个排列系统，一个结构，或者是人对山脉、谷地、河流等自然力形成的土地特征，以及聚落、道路和防御工事等人为造成的特征的一个管理系统。它代表了一种在彼此互相影响的人类社会和它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互惠关系。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尤其是在它的西部地区，黄土高原上的重重山脉与千沟万壑构成了极为复杂的地表形态，而西周国家的中心地区恰坐落于此。像这样的地理环境显然对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因为西周国家的行动要顺应这种复杂的地表形态，并且必须将地理上的劣势转化为优势。然而，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地理对历史的影响。一座山可能会成为一个族群的障碍，但它却也可以保护这个族群免受外敌的入侵；而一旦这座山为敌人所控制，它的优势又跑到了敌人那一边。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不仅会从最大利益出发来利用地理，还创造了诸如聚落、道路、运河和防御工事等众多地表形态中的组成因素。他们也可以突破地理的限制以取得巨大的成就。

然而，要阐明遥远的时间背景下历史和地理之间的复杂关系，还得依赖于我们对特定时期历史地理的复原。在对商王国的地理研究中，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提出了下列作业原理：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讲到在X或Y处有商代聚落的甲骨文窖藏还没有被发现，那么即使这些聚落已经得到发掘，我们也不能把它们当作商代国家的一部分。同样的，如果甲骨文中提到的那些应该被发现的地区中的遗址尚未被发掘，我们亦不能确切称商代国家包含这些地区。

这里，吉德炜看到了结合历史学和考古学以复原商代地理的可能性，但这有两个条件：1）甲骨文中对某个地区商聚落的记录；2）具有商朝风格文化内涵的遗址的存在。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才能声称一个地区在政治上属于商。然而在商代研究的实践中，这种方法遇到了较大的障碍。商朝的甲骨文当然不会告诉我们其所记地名与今天的地理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必须通过后世的地理记录来建立。鉴于商代与有系统地理记录的帝国时期的时间鸿沟，将甲骨文中的地名在现代地面上确定下来的精确性常常令人怀疑。这个问题已经长期阻碍了商朝地理的研究；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此外，考古资料的使用涉及到更多的问题，并且究竟什么是商文化，什么不是商文化，这是一个经常要问的问题。

不过，对于西周国家，我们有理由乐观起来。这是因为商朝的甲骨文几乎都发现于商的首都——安阳，而那些提到了史有记载的周代诸侯国名及其活动的西周金文，经常都出土于这些诸侯国的所在地。我们除了能够从金文中获得“第一手”的信息外，西周的地理研究也能够更好地以传统的地理记录为基础。因为大多数西周诸侯国到东周时期依然存在，并且许多在战国文献中被频繁提到，而与这些记录相伴随的则有一个连续的且有价值的汉-晋地理传统。因此，跟商代甲骨文中的地名相比，我们对西周地名的现代地理位置更有信心。简言之，只有在西周时期，历史和文化背景才赋予我们一个真正的机会来复原周人政治国家的地理空间。

在研究历史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时，历史地理学家确定了四种途径：第一，“地理史”，根据历史记录来研究过去的自然地理和地理环境的变化。第二，“地理学史”，研究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观念及其表达方式的转变。第三，研究由人类活动而不是自然力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第四，狭义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在特定时期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以及人类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空间关系。这些途径对于本书西周国家的地理及其政治建构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论证这样的历史地理，我们首先须依靠近年来中国地理学家所进行的广泛地理调查。我们不但应知道山脉与河流的精确位置，同时还应知道城市的分布以及连接它们的运输系统。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全面了解中国目前的地理，以此为基础来研究它过去的地理。第二，我们应该紧跟上述第一途径地理史研究领域内的新发展。这样的研究中有两方面最为重要：气候与河道的变迁。这些变迁对西周的政治与军事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第三，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古代的运输路线，这是“人群及其观念的扩散，以及人类进行商旅和战争活动的基本方式。”道路既揭示出一个地区地形特征的潜在优势，也暴露出它们的缺陷，并且像这样的特征在整个历史时期基本保持不变。在这点上，对后世王朝记录更为完善的运输和战争的路线作历史地理的研究能够为我们理解西周时期的交流提供一个重要的基础。最终，我们也必须考虑周人自己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地表形态的，因为这样的看法可能有力地影响到西周国家的政策。

从汉代开始，地理记录在中国已经作为帝国行政管理的手段系统地产生；因此，我们在追溯汉以后两千年间的行政区划时没有太大的困难。这意味着，倘若我们能够在一张汉代的地图上确定一个古国，我们必定可以在今天的地理上找到它大致的位置；汉代重要著作《汉书》中的《地理志》卷为此提供了宝贵的联系。有些地理记录产生于古代遗址尚屹立在地表的时候，这些遗址为当地的民众所熟悉，并为当时的学者所观察过。当然，传统的地理著作中有关一些历史遗址的位置记录也存在问题。人们可能是依据了不确切的历史地理知识乃至无根据的传言而将一个纪念物建在了一个古国的疑似遗址上。到了下一个时期，那个纪念物就可能被作为古国位置的证据而被登记下来。这种过程可能会被重复多次，从而滋生出无穷无尽的差异。当然，准确的信息也会在这样的信息复制过程中流传下来。一个极好的例子是近来发现的周公庙遗址，这里发现了二十二座高等级墓葬和刻有“周公”字样的西周甲骨。陕西著名的周公庙的历史仅能追溯到唐朝（618-907）。但唐朝的庙宇却正好建在了这样一个有着重要考古发现的带围墙的墓地遗址中。为了从传统的地理记录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必须始终关注它们的年代顺序及其产生的环境。一般而言，正如过去三十年的考古发掘再三显示的，汉代著作中有关西周诸侯国位置的记录大多是准确的，并且信息量也大。

考古学在地理和历史之间建立起一种天然的联系，因为每一件来自受到控制的考古发掘中的器物都具有两个背景（context）：一个是历史背景，由此，这件器物可以被放回到特定时期的特有文化传统中去；另一个是地理背景，即这件器物占有一个明确的空间位置。考古发掘使得这两个背景相互结合，从而使得历史事件能够确实地和它们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在这一关键点上，现代考古学对历史学研究贡献极大。正如上文指出的，在西周研究这一背景中，这点由于金文的发现而更为加强；也就是说历史文献（金文）能够与空间位置稳固地联系起来。然而，物质遗存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将它们放到由一组认真设定的问题所构建起来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审视时，它们才会发挥这种功效。考古资料可以在众多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如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史，以及社会学）得到使用，并可以用各领域中特有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从而回答一系列合理的问题，比如社会分层、亲属制度、手工制品的生产和分配、日常生活与生业方式、风俗和宗教行为，等等。当然，本书的研究不会也无法对所有这些方面都进行研究，因为这大大超出了它的研究范围。但是，作为一项致力于历史过程和地理特别是地表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本书将会深层次地发掘使用考古资料来回答一系列关乎地理空间的历史问题的可能性。

历史学和考古学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已经为众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认识到，尤其是那些有着旧大陆背景的。那些无视既有的丰富历史文献来进行研究的考古学家与那些忽视现行的考古发掘的历史学家一样的片面。自从1999年《剑桥中国古代史》出版以来，许多学者对这部鸿篇巨制中沿着两条平行并时相矛盾的轨迹——一条是历史学，另一条是考古学——对其所涵盖的各个时期进行叙述所产生的不一致性表示了不满。这种分割无疑反映了20世纪后半期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两个学科间正日益加深的不幸的鸿沟，不管这种加深是因为好的或不好的原因。如果我们对将历史学和考古学分开的方式不满，就应该尝试着将两种学科结合起来，以期对早期中国，至少是某一较短时期内的资料做出更为完善的解读。带着这种期望，本书的研究对历史和考古资料并重，同时将考古学的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论证西周的逐渐衰退以至最终的灭亡。这并非是对已经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各自得出的结论作一种简单的叠加，而是需要重新对双方领域内存在的问题作根本的研究。本书的基本前提是：当我们将历史学和考古学结合起来时，我们才会看到一幅更完善而较少支离破碎的过去的画面。

何以考古学对西周史的研究如此重要？也许它最积极的贡献反映在西周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的空间重建中。通过将一个地区内考古遗存的分布与关于这个地区的金文以及文献记录中潜在的历史过程相联系，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地区是否处于西周国家的政治支配之下。在一种决定性的证据——当地出土的有铭青铜器——的帮助下，我们能比较有把握地划定出周朝控制的地理空间。然而，当有关一个地区的书面记录不足时，仅仅依据考古学证据来得出历史学结论一般是很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来源于物质文化领域和人类社会领域之间可能的差异，这在考古学界是尽人皆知的。本书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些在同一个被或未被周人控制的地区共存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例子。这进一步显示了单纯使用孤立的考古发现来限定政治领域的危险性。然而，大多数考古学家承认物质文化和人类社会确实有所重叠，因此，只要我们设定一些例外，我们还是有可能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分布。鉴于这种研究的潜力及可能的风险，本书的研究采纳了假设不同的空间层次的模式，包括至少一个文化层次和一个政治层次，文化层次反映了周文化的空间影响，而政治层次则反映了周人政治统治的领域。

进而，考古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西周社会的综合图景，其中许多方面单从历史记录中是难以了解到的。本书的研究中有两点尤为突出。第一，我们大致可以有根据地对贵族文化（elite culture）（在考古学中以青铜器及其铭文为代表，但并不局限于此）和非贵族文化（non-elite culture）（以陶器为典型）加以区分。很明显，贵族文化与非贵族文化有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或速度，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层面。这一点与本书中有关政治力量在特定的地表形态中构建方式的研究高度相关。为了从考古资料中提取这样的信息，本书的研究侧重于通过陶器的分析来界定存在于西周贵族文化空间内的各种地方传统。第二，考古学呈现了一幅西周国家边疆地区的复杂图景，即它是西周与周边地区在文化上高度共享的过渡地带，而非像文献记录中所谓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清晰界限。这两点我都将在书中用实例来进行说明。

本书的组成

本书由六章和三篇附录组成，主要可归为四个主题：第一章和附录一依据考古学、金文和文献资料对西周国家的地理幅员作了全面的调查。它们显示了在华北复杂的地形上，西周国家是如何得到营建的以及他们发展了何种策略来稳固它新的地理周界。第二、三两章及附录二，考察了西周国家面临的危机及其可能的原因。它们指出了内在的结构问题和外部的压力是如何共同导致西周走上日益衰退之路的。第四章和附录三对围绕西周灭亡的不同的历史和地理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挖掘。第五、六两章考察了西周灭亡的后果及其向东周的过渡。它们显示了周人世界是怎样从西周这一政治性国家的崩溃中幸存下来的，以及这一政治性国家对中国及中华文明产生了何种影响。

第一章论述了西起渭河流域东至中原这一西周国家的中心区域。它阐明了西周国家的基础并同时揭示出建在这一地域地表形态上的行政框架。本章由渭河流域开始，审视了周王畿的基本结构，同时还考察了从陕北一直延伸到甘肃东南部渭河上游这一构成了西周国家西北边境的半月形高地。接着，本章研究了自周克商以来周人诸侯国在中央平原的部署，并且联系地理现实考察了西周国家的基本结构特征。在附录一中，我用同样的方法对周边地区进行了继续研究。

第二章由寻找有关政治和社会混乱的信号开始，考察了西周的长期衰弱过程。为此，本章对西周中晚期作了一个概述，特别突出了幽王即位之前的历史时期中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发展。本章考察了西周国家的统治结构，并且对西周衰弱的原因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对内，西周国家采纳了一种“自杀式”的管理方法，即授予官员以不动产而非俸禄。这种体制最终导致了贵族家族财富和权势的不断增长，同时也使周王室日益贫困。王畿之外，在西周早期“封建”制度之下建立的诸侯国逐渐发展出一种离心力，裂解了西周国家。在这两种力量的侵袭下，西周王室的衰退以及西周国家的逐渐瓦解就在所难免了。本章进一步分析了西周国家衰弱的考古学证据。

第三章观察了西周面临的外部压力。但我无意对西周的外交关系进行全面的研究，而是着重探讨了周人与玁狁之间的战争；玁狁是西周中晚期活跃于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部族，周的王畿地区遭到他们频繁的侵袭。本章详细回顾了周人和玁狁战争的历史，利用金文和文献记载复原了几场重要的战役，重构了周与玁狁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地理环境，将其定在了与西周都城地区紧相毗邻的泾河上游。这一分析揭示了泾河上游的地表形态是如何影响周与玁狁之间的战争进程，以及为何这一战争对西周王朝的生存至关紧要。此外，本章将这场战争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考察了西周国家西北边境文化的复杂性。

第四章重点探讨了西周王朝最后十一年周幽王统治下的宫廷政治。它揭示了公元前771年西周的覆灭是王党和以皇父为首的老一代官员之间派系斗争的直接后果。这些斗争最终导致了周王室与申、缯等国和犬戎联军在军事上的决战，联军击败了周王室军队并且占领了它的都城。通过对与王室公开对抗的相关诸侯国的地理位置的分析，我们发现，与周人和玁狁之间的许多场战役相似，这场战争又一次发生在泾河流域。本章澄清了过去有关西周覆灭的许多误解，并且重新解释了这一动乱的历史过程。

第五章考察了西周向东周的政治过渡，集中讨论了周王室和西周贵族宗族的东迁。这个过程可被视为西周国家的地缘政治重构。本章首先研究了周王室在洛邑的重建，并考察了其与留居于渭河流域的另一王室的对峙和斗争。随后，本章研究了两支贵族宗族——郑和西虢——的历史及其迁徙；这两个宗族的东迁代表了这一时期西周灭亡所导致的由西向东的普遍人口流动。这些获得了新诸侯国地位的宗族在中原的安置触发了他们与本地原有诸侯国之间的激烈争斗，从而为以后五百年间的列国战争埋下了伏笔。本章的最后一节论证了周王室从渭河流域的撤离是如何为秦——中国第一个帝国的创造者——开辟了一条发展之路。

第六章讨论了西周国家在秦汉帝国的文化和政治基础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文中提出西周国家为后世王朝留下了一节重要的政治课，即通过血缘组织来达到政治统一的方法；这个方法之后被重新使用并且为中华帝国的政治文化所吸收。更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中国北方的人民产生了一种文化认同感，尽管这种认同只有在西周王朝灭亡后，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面临新的外部压力时才完全被意识到。本章认为中华帝国的基础必须到西周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事件中去寻找。

附录一继续探索西周国家的三个周边地区：东方、南方和北方。通过研究与每个地区相关的考古学证据、金文和文献记载，本附录对西周国家的地理范围作了合理的界定，同时也表明周人势力的存在和持续扩张是如何受到这些地区的地理现实制约的。在对周边地区进行研究时，附录一进一步采取了文化分析的方法，通过对青铜器和陶器群的分析来论证周文化因素是如何逐渐与不同的地方传统相互融合的。这一分析回答了到东周时期才全面展现的地方性周文化的起源问题。附录二考察了玁狁和犬戎之间的历史关系。附录三则探讨了褒姒传说的史学史发展。附录四刊载了由美国《早期中国》（Early China）发表的一组五篇对《西周的灭亡》的评论。附录五则是笔者对这些评论的一个总体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