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艾奇逊1893年4月11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顿小城。父亲爱德华（Edward Campion Acheson）出生于英格兰南部，16岁只身一人移民加拿大，经过自身奋斗进入多伦多大学威克利夫神学院。1892年，爱德华与埃莉诺·古德汉姆（Eleanor Gooderham）结婚。古德汉姆家族1832年从英格兰移居加拿大，到埃莉诺和爱德华成家时，家族已经因经营酿酒和银行业变得相对富有。爱德华成婚后，成为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的圣公会牧师，艾奇逊1893年4月11日出生于这个新英格兰的小城。艾奇逊的父母尽管在美国定居，但他们都是女王陛下的臣民，并深以为豪。在艾奇逊家中，每年最隆重的时刻就是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的诞辰，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长大，应当不难理解艾奇逊日后那种异常浓厚的亲英情结的来源。
艾奇逊12岁进入格罗顿公学，1911年进入耶鲁大学。在格罗顿公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期间，艾奇逊表现并不出色，在格罗顿公学甚至险些因为顽劣被开除。但在格罗顿所受的教育对他的观念和价值观有着持久的影响，在此培养出的对古典思想和历史的热爱伴随他终生，以致日后他总是喜欢对比美国和古代罗马的地位与最终命运。
1916年艾奇逊进入哈佛法学院，接受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的教导。1919年，艾奇逊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法兰克福特推荐他担任最高法院布兰代斯大法官（Louis D.Brandeis）的助手，通过布兰代斯，他结识了另一位大法官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法兰克福特、布兰代斯和霍尔姆斯是三个影响艾奇逊终生的人物。就个人关系来说，他和法兰克福特最为亲密。1949年艾奇逊就任国务卿后，他和已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法兰克福特在上班途中经常结伴步行，并在路上除了政治之外无话不谈。在思想上，霍尔姆斯和布兰代斯对他的影响最大。[22]两位大法官思想上的严格、健康的怀疑主义、实用主义，以及霍尔姆斯那种强烈的责任感，深深地吸引了艾奇逊。1921年，艾奇逊离开布兰代斯，进入华尔街上的柯文顿—伯令—卢布里（Covington,Burling and Rublee）律师行。很快，艾奇逊就和他的律师行一起成为行业新星，5年后艾奇逊成为该律师行的合伙人。
1933年5月，在法兰克福特的推荐下，艾奇逊第一次涉足政坛，担任罗斯福总统的财政部副部长，但11月就因为在金融政策问题上与罗斯福发生冲突而被迫辞职。这次从政的经历短暂且结局很不理想，却唤起了艾奇逊对政府工作的热情。重回律师行后，他在法律工作中再也找不到乐趣了。在空闲时间里，艾奇逊大量阅读19世纪的英国历史和传记作品。他无比钦佩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尤为钟爱帕麦斯顿和迪斯雷利这两位大政治家。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欧洲战争爆发以后，艾奇逊积极倡导美国参战，并加入了“帮助盟友保护美国委员会”（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和“世纪集团”（Century Group），一方面与孤立主义的“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竞争话语权，另一方面推动罗斯福政府采取行动。在1940年著名的驱逐舰换基地交易中，艾奇逊立下了大功。面对英国的请求，罗斯福总统最初颇为顾忌《中立法》，艾奇逊帮助发现了一个法律漏洞，使得驱逐舰换基地的交易成为可能。为表示感谢，罗斯福在1941年初任命艾奇逊为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艾奇逊和法兰克福特
在艾奇逊那一代的权势集团成员中，多数人是在战争期间进入政府任职后才形成了相对成熟和系统的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艾奇逊则不然。从他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两次演说来看，在战争爆发之初，他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的要求已经有了相当清晰和融贯的信念。对于一个在此领域之前无任何直接经历的人来说，颇为难得。
1939年11月，艾奇逊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说。他告诉耶鲁的学生，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和正在进行的战争，根源在于19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崩溃。依他之见，以英国为中心的外交和金融机制在军事力量的支撑下不仅带来了长期的和平，而且使得整个世界的生活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伦敦作为金融中心向全世界发放信贷，极大地促进了自由贸易的发展，英国的海军力量则保障了安全和在世界最偏远地方的投资。英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崩溃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那种普遍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其他以邻为壑的政策。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恰恰是对缺少投资资本、市场关闭、基本原材料的短缺和人口过剩的反应。法西斯政权通过剥削其人民创造生产手段，通过战争获取市场和自然资源。
因此，从长远来看，未来美国将不得不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承担起管理世界经济的领袖角色：重建世界经济秩序，向欧洲的不发达地区提供工业资本，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取消排他性的或歧视性的贸易安排以及原材料卡特尔。只有抛弃那些有碍于世界经济开放的保护主义政策，才能避免再度出现那种导致极权主义和战争的连锁反应。
而就眼下来说，艾奇逊在演说中呼吁美国必须发展出一种“现实主义政策”。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必须认识到，“我们的重大利益不允许我们漠视欧洲当前战争——还可以加上当前在亚洲的战争——的结果”。这种现实主义并非来自于对于遭受侵略国家的“情感或道德或意识形态同情”，而是出自对极权主义胜利之后给美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清醒分析。被孤立主义催眠的最终结果只会使美国被敌对的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政权所包围，这些政权将威胁美国的根本利益和价值。因为一旦被包围，美国那时只能被迫采取将损害其自由经济和自由政体的行动，“美国的实验”将结束。因此，美国必须介入战争，一方面向那些与轴心国作战的国家出售武器，另一方面立即开始大规模的重新武装，建立起能够维持其在两大洋安全的陆军和海军力量。这意味着美国必须扩大其权力的投射范围，尽可能地使其安全防御线远离自己的边界。艾奇逊说：“我认为，对于国家来说，就如同对于拳击手，其安全的最大保障是增加力量的投射范围。”他还强调，在加强美国军力时，过分考虑和担心防御性与进攻性武器的区别纯属浪费时间，因为在安全问题上，“你只能错一次”[23]。
艾奇逊在耶鲁演说中表达了直到冷战时期并无多大变化的基本看法，无论是世界秩序要求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美国的领导、对欧洲的看重（他在耶鲁的演说中，很少提到亚洲），还是美国必须扩大其安全边界，这些观念恰恰也是日后形成的那种国家安全观念的核心内容。麦克马洪对于先前从未涉足过外交或军事事务领域的艾奇逊为何有相对成熟的战略视野颇为疑惑，在翻阅过艾奇逊卷帙浩繁的私人文件之后，他失望地发现，就艾奇逊对外政策观念的演进来说，这些文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24]笔者猜测，艾奇逊对世界政治的理解主要受益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他对历史的阅读与领会。艾奇逊酷爱历史，其父藏书中大量的历史书籍和当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精英教育中对历史的重视，都有助于滋养他的这一爱好。1933年从政府离职重操旧业后，赚钱虽多，但在已经尝过行使权力美味之后的艾奇逊眼中乐趣不多，亦无成就感。空闲时间里，艾奇逊开始大量阅读英国史和人物传记，有意无意地在那些伟大国务家（statesman）的传记中寻找治国的榜样。
对历史尤其是19世纪历史的阅读让他相信霸权支配下的稳定和经济增长是防止战争的最有力因素。他对于19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抱有一种玫瑰色的怀旧情绪，在他心目中，在大不列颠和欧洲协调对国际关系的明智管理之下，那是一个有秩序和繁荣的世界。1961年他曾在国家战争学院描绘了一幅极为浪漫化的19世纪画面，那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和平的时期。不仅如此，“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还出现了比先前的全部人类历史——包括车轮的发明和工业革命在内——加起来都更大的经济流动……比先前或现在更大的流动、思想、物品和资本的自由。世界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部分通过支配，部分通过其他手段，形成了一个整体。我敢说，带来这一切的是欧洲协调，六个伟大的欧洲帝国，它们的支配或控制遍及全球。它们当然没有控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它们的影响做到了这一点。”五年后，他在弗吉尼亚大学重申：“维也纳和平带来了欧洲伟大帝国间的持久和谐。它们的殖民地将权威和对秩序的尊奉传播到所有地方；它们的法律不及之处，其护卫舰和炮舰可以抵达……结果是……和平得以维持，人和财产的安全，对于契约义务的尊重，以及比风帆和车轮发明以来的全部时期更大的经济发展。”[25]
另一方面，律师生涯和霍尔姆斯、布兰代斯等人影响下形成的思想习惯与风格同样重要。艾奇逊不是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却善于利用和改造他人的观念；思维敏捷，能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表达能力极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霍尔姆斯的实用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影响下，讲求实际主宰了他的思想习惯。他偏爱具体而非抽象，怀疑那些用于对外事务话语的“抽象概念”，比如主权、安全、自私、生存、牺牲等等，不喜欢反省和沉思性的讨论。在判断他人的意图时，他看重的是行动而非言辞。艾奇逊厌恶所有的意识形态狂热，对一切普遍的、绝对的、过分的确定性抱有怀疑态度，因为他对人的局限性和不完美有极深刻的感受。他还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不完全的，应该及时根据新信息做出修正，尽管人总是倾向于使事实符合我们的结论。不过，对通常“面临的是某种形势而非理论”的决策者来说，以可能获得的最佳“事实”为基础的经验是发现明智行动的最佳路线。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给其子的一封信中，他强调，对外政策的基础绝不能是某种意识形态假设，而应该以关于国际形势深层原因的知识为基础。“在思考国际事务时，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进行道德判断或者去谴责，而是去理解那些起作用的力量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去考虑如果可能的话能够做什么。”艾奇逊认为，任何人都无法准确地预测政策的结果，不过政策还是可以被检验的，检验的标准是效用而非抽象理论或意识形态正统。他说：“在我看来，依据将倡导某些事情的人纳入广泛的范畴或根据宏大且普遍性的一般原则去支持或反对某些事情，没有任何益处……更令我满意的做法是，针对具体的建议，应该从它们是否是处理眼前问题实际可行的办法的角度去考虑。如果这些建议附带的伤害很大，就应该拒绝，而不是因为某人将之归于某一哲学类别。”[26]
尽管对世界政治已经有了相对系统和成熟的一般性认识，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也有自己的理解，但艾奇逊进入国务院之后，并无太多的机会去执行他自己的观念，只是政策的执行者而非缔造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二战期间国务院对政策影响力的下降。众所周知，罗斯福总统不大信任国务院的专业人员，加之军事上的考虑支配了罗斯福及其顾问们的外交，导致了军事目标和外交目标的脱节。罗斯福总统总是倾向于将同样的职能交由多个政府部门，每实施新项目又特别喜欢增设专门的新机构，这进一步造成了国务院及其驻外人员影响力的下降。以租借协议的实施为例，罗斯福建立了直接对总统负责的租借管理局（Office of Lend-Lease Administration）。租借管理局向接受国派遣专门人员，可以想象，任何人手里掌握着大笔美元必然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租借管理局的外派官员轻而易举地削弱了国务院驻外人员的影响，丘吉尔就宁愿直接和租借管理局派驻英国的哈里曼打交道，而不是和美国最重要的驻外大使之一驻英大使交涉。[27]
另一方面，和罗斯福对国务院的不信任以及即兴式的行政管理风格密切相关，艾奇逊自身在国务院的职权范围限制了他的影响力。从1941年到1945年夏，艾奇逊作为助理国务卿，其职责包括：（1）负责对外经济政策的执行，比如就租借协议的实施同苏联和英国打交道，这是他最主要的职责；（2）参加某些外交计划和研究小组，参与协调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各部门的行动；（3）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和谈判，比如作为国务院的代表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和建立联合国善后与救济总署；（4）从1944年12月开始，在11月斯退丁纽斯（Edward R.Stettinius,Jr.）取代赫尔担任国务卿期间，任负责国会和国际组织的助理国务卿，实际上就是国务院和国会的联络官。当然，二战期间他最主要的职责是对外经济政策。从表面上看，艾奇逊负责许多重要工作，比如租借政策、出口许可证、经济战、战后欧洲经济重建的计划等，他还代表美国参与了建立粮农组织、联合国救济总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谈判，加之在赫尔担任国务卿期间颇为信任艾奇逊，似乎很有理由认为艾奇逊是重要的决策者。实则不然，由于政府的许多部门（比如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财政部的话语权更大）以及国务院内部的许多机构都插手对外经济政策，艾奇逊在政策问题上所能起到的作用总的来说依然十分有限。[28]
正是因此，艾奇逊才会在回忆录中将这段时光称为“学习的时期”。[29]
这段时期，除了熟悉外交团队、了解国务院及行政当局其他某些部门的运转，学会了如何站在自身的职位角色立场上去争、如何和上级与下属相处共事，对主要交战国家有了更多的直接了解，结识了更多的朋友比如莫内（Jean Monnet，日后的欧洲一体化之父）、弗兰克斯和大名鼎鼎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之外，艾奇逊初步形成了一种更偏重于地缘经济的战略思想。
首先，负责对外经济关系的处理尤其是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经历进一步加强了他关于世界秩序之经济基础的看法。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艾奇逊和英国代表凯恩斯颇为相得。在凯恩斯的影响下，艾奇逊更加坚定地认为，19世纪国际经济的流动性主要在于伦敦城银行的自由主义借贷政策。会议结束不久，在国会捍卫会议达成的协议时，一位众议员问艾奇逊，如果美国只加入新的国际安全组织而不批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话，那么结果是什么。艾奇逊回答：和平组织必将早夭。艾奇逊向众议员们重申了30年代经济战重演的恐怖结局，那将导致“国际贸易的萎缩，生活水平的下降，国家间的敌对”。和平以及自由企业都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生产、贸易和消费的扩展，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助于实现这一点，就像联合国有助于规范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一样。艾奇逊预测说，战后重建将产生对美国货物的巨大需求，但大部分国家至少在短期内无力购买。赠款和信贷可以暂时填补差距，但归根结底，世界繁荣需要使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包括使得各国货币可以兑换。战后美国将要面临的经济问题是市场问题，其他国家购买力的下降。美国必须行动起来刺激国际贸易，否则只能选择一种受控制的、自我封闭的经济，“这将完全改变我们的宪法，我们和财产的关系，人类的自由以及我们的法治观念”。艾奇逊在当时最大的担心是新经济危机。新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在许多国家会再度激活左与右的力量，使美苏违背各自意愿地被拖入冲突。他在1945年2月的一次广播讲话中说，这样一来，美国将如1941年那样再度被拖入战争。在同年8月的另一次广播讲话中，他宣布：“我们的整个对外政策已经完全重新调整和执行。除了《联合国宪章》之外，已经出现的全部合作模式，包括布雷顿森林协议、互惠贸易协定以及其他，都使得对付战争和萧条的某些根源真正成为可能。”[30]
其次，艾奇逊还初步形成了对欧洲稳定和英国战后复兴之间关系的认识。
当然，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无论是欧洲的稳定还是英国的复兴都有赖于美国作为领袖的那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艾奇逊深信，一个更强大的英国是欧洲稳定的关键，这有助于美国的战后利益，因此美国的具体政策必须要从此出发，包括要特别注意保证英国在战后中东和亚洲的行动能力。当时的艾奇逊当然不可能想到美国要过多地介入欧洲、中东和亚洲事务，在他的设想中，英国作为这些地区的传统强国将承担起保护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利益的主要责任。然而，美国的某些做法，让艾奇逊颇为不解。比如，在租借协议的实施问题上，行政当局的既定政策包括要利用租借谈判推动英国结束帝国特惠体系。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大部分官员都不喜欢该体系，坚定的威尔逊主义者国务卿赫尔更是对之深恶痛绝，艾奇逊同样如此，他认为帝国特惠体系是导致战争的那种典型的民族主义经济行为。不过，基于战后英国可能面临的经济困难，艾奇逊认为对英国不宜施加过大压力，可财政部并不接受这一观点。所以，在艾奇逊看来，财政部的主要领导人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怀特（Harry White）希望二战结束时敌人和盟友都一蹶不振，敌人是被军事行动所击倒，盟友则是因为破产。[31]
最后，对美国承担世界领袖责任有了更为现实的理解。
艾奇逊认为，如果说美国担负起维持世界秩序的责任，那并不意味着美国需要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和自决。因为美国将英美价值强加于非西方国家是帝国主义的行径，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利益要求国际体系边缘地带那些战略位置重要的国家的政治稳定。1943年12月，罗斯福派往伊朗的非官方特使赫尔利将军（Patrick J.Hurley）向罗斯福建议，美国应该通过派遣顾问帮助伊朗建立民主和自由企业。在1944年1月28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艾奇逊反对赫尔利的计划。除了强调派遣顾问是帝国主义渗透的典型手法，他在备忘录中还指出，在伊朗这样的国家建立民主和自由企业制度并不那么简单：“美国的军事、政治和商业安全需要欧洲大陆广阔腹地——从卡萨布兰卡到印度以及印度以东即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印度教世界——的稳定和秩序。我们当然希望看到那一区域的人民自己建立起自治政府，正如我们希望恢复法国和西班牙人民的自由一样。但他们的政治发展涉及我们的切身利害。如果那一地区出现混乱，整个地区将成为军事真空，诱发冒险行动，我们将面临土耳其和奥匈帝国崩溃后同样的战争危险。”[32]
艾奇逊对联合国作用的预判同样表现了现实的一面。联合国建立前后，行政当局对联合国重要性的宣传引发了部分媒体和民众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此，艾奇逊颇为不满。在1945年2月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他建议国务院对联合国的描述应该坦率中肯，将之视作“世界秩序的萌芽”，而不是当作治疗世界政治难题的万灵药兜售给美国人民。在艾奇逊看来，只要每一个国家是他自身利益的裁决者，联合国就不过是一个讨论的论坛。他认为对联合国的幻想——所有国家的代表汇集一堂就可以神奇地消灭利益冲突和战争——非常有害。在1946年6月的一次演说中，在所有其他官员都在宣扬联合国开启了世界和平的新时期之时，艾奇逊坦率地说：“我常常听说，解决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办法是将之交给联合国。但在我看来，如果他们已经联合起来，或者我们希望他们将联合起来，他们仍旧是一个又一个国家，这是无可逃避的事实……阿拉伯有句谚语，‘到过麦加的蠢蛋仍旧是蠢蛋’，一项政策不会因其阐述地方不同而有所改变。”[33]
此外，对于艾奇逊日后的政府工作来说，1944年12月他改任负责国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他深入了解联邦的立法机构和美国公众舆论的开始。1944年11月，国务卿赫尔辞职，44岁的斯退丁纽斯任国务卿，并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在所谓的“圣诞节清洗”中，副国务卿职务由前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Grew）接任，绝大部分助理国务卿回归私人生活，克莱顿取代艾奇逊任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鲁给艾奇逊提供的新职务是负责国会关系的助理国务卿，由于负责国会关系的助理国务卿在地位上不如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鲁原本期望艾奇逊会拒绝并离职，没想到艾奇逊却接受了新职务。艾奇逊看到了通过国会推进国务院战后计划的机会，因此接受了职务变动。在任期间，他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游说小组；尽可能回答国会所有的询问，不管问题有多不重要；他还授权让一些国会议员去海外旅行；他的办公室中总是挤满了议员，与他讨论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在艾奇逊负责与国会的联系期间，《贸易协议法案》《布雷顿森林协议》《粮食和农业法案》《联合国宪章》以及其他一些战后立法在国会均获得多数通过。功劳自然不能全归于艾奇逊，但重要的是艾奇逊通过这项工作开始了解如何与国会打交道。
1945年6月，斯退丁纽斯辞职，杜鲁门总统任命伯恩斯（James Byrnes）为新国务卿。在战争临近胜利之际，艾奇逊萌生了去意。这里面有改善经济状况的考虑，更重要的在于国务院内部的混乱与斗争让他颇为厌倦，加之新总统和新国务卿也并不特别了解他，艾奇逊认为自己不大可能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甚至会被扫地出门。8月8日，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两天后，艾奇逊递交了辞职信。令艾奇逊没想到的是，原本接受了辞职信的伯恩斯和杜鲁门却在几天后改变了主意，决定由艾奇逊接替格鲁的副国务卿一职。艾奇逊从来没有弄清楚杜鲁门最初为何会接受他的辞职，但他深知新职位的重要性——国务院的二号人物！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未来的全部生活完全被改变了。”[34]只不过，艾奇逊当时恐怕没有想到这种改变究竟有多大，他对政策的影响将会达到何种地步。
负责国会关系的助理国务卿艾奇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