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五蠹》（节选）

韩非论以法为教

解题

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人，与李斯同出于荀子门下。他主张“法治”，建立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是法家的杰出代表，其学说为秦国所采用，成为秦统一中国的理论基础。荀子和韩非都是性恶论者，但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本不同。荀子肯定了教育的作用，韩非只肯定法治的作用而忽视了教育的作用，这是儒法两家的不同。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君主却加以重用，所以国家混乱；“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主张以耕战来富国强兵；排斥六艺之教，主张“以法为教”，反对儒生担任教师，主张“以吏为师”。

选文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326]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327]，而诸先生以文学取[328]；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329]。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330]，四相反也，而无所定[331]，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332]，其父窃羊，而谒[333]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334]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335]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336]。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337]矣。

古者苍颉[338]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339]，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340]，见信则受事[341]；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342]慈惠之行；拔[343]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344]；富国以农，距敌恃卒[345]，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346]，所利非所用[347]，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348]，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349]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350]，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351]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352]。贵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353]，虽有田常、子罕[354]之臣，不敢欺也，奚[355]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356]。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357]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358]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359]，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360]而不合于功[361]，故智士退处岩穴[362]，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363]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364]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365]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366]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367]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368]，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369]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亹[370]，超五帝、侔[371]三王者，必此法也。

【出处】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