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本书结构与内容安排

第1章，在批判性综述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当前“全球不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多边的分工和金融安排，是世界经济适应结构变化的反应，是各国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约束下的一种更大范围的均衡状态。但这种“不平衡的均衡”在主权林立、市场易变的世界经济中难以长期维持。尤其是当其容忍甚至刺激各国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时，国际社会要求调整的声音日益增强，政府之间非合作行动的可能不断加大。更为严重的风险是，在与政策当局经过复杂的博弈之后，强大的私人市场主体如果发生行为逆转，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就不可避免。外围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主动积极的调整策略来应对“全球不平衡”潜在的巨大风险。

第2章，将“经常项目失衡”与“流动性过剩”两个问题加以综合研究，综述归纳关于“流动性过剩”的测度方法，对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及影响进行深入分析。鉴于金融全球化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个别主要国家的“流动性过剩”很容易就演变为一种全球性的症候。当前“全球流动性过剩”不再是理论家耸人听闻的“悬想”，其风险已经相当迫近。在全球范围内，过剩的流动性在大宗商品和金融资产市场不断兴风作浪，其情形就像横亘在世界经济中的一条“悬河”，一旦冲垮资产市场的堤岸，就将对实质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

第3章，“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指的国际货币金融安排客观存在，中国经济利用该体系进行“体外循环”，从而以一种次优方式实现了金融中介和扩大增长的功能，同时也是政治成本较小的一种路径选择。但这种安排并非最优，在不平衡持续积累的条件下，加快调整的要求日益紧迫。

第4章，当前的全球不平衡突出表现为中美两国高企的经常项目差额。美国在全球及双边不平衡中都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政策调整动机相对薄弱。中国加快结构改革既有利于解决外部失衡，同时又符合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中美两国在分担调整成本问题上存在矛盾，纠缠于少数议题非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贻误时机，也会消减国际协调的基础。两国应当积极推动综合协调，促使国际失衡得以有效纠正，避免世界经济“硬着陆”。

第5章，2005年7月开启的新一轮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虽平稳推进但远未充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中阐述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变化对实质汇率的影响在中国并不成立，增加汇率灵活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币在中长期内的升值。即便如此，人民币适度升值对现阶段中国经济的调整与转型仍具有积极意义。在管理浮动的名义汇率制度下，爬行钉住的事实安排具有难以克服的弊端，不宜长期坚持。如何在增加汇率灵活性的同时遏制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下阶段汇率改革的首要任务。比照汇率目标区的做法进行实际操作不失为一种现实的安排，同时也是完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有效步骤。然而，需要全面推动外贸外资外汇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甚至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使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的改革调整有效发挥作用。

第6章，对中国外汇储备的特殊性质、经济效应以及管理使用等问题进行分析。中国现有体制下的外汇储备是不同性质资金的聚合，却一概以低收益的外汇资产贮藏价值。当其规模较小时，直接收益损失能够被稳定货币信用的无形收益所补偿。随着规模不断膨胀，增量储备对稳定货币信用的额外作用减弱，单一资金利用形式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就愈发显著。更为主要的是，储备积累机制引起金融资源向外向型部门的配给，在“双顺差”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负面效应也日益凸现。通过“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获得的外汇资产应以适当方式交由财政部门使用，消费或投资均可。通过央行发行债券而吸纳的外汇资产固然是还本付息的保证金，但并不影响对其采取更加积极的管理策略，追求风险抵补后的高投资收益。外汇储备管理方式的改革实质上是资源配置权力的重新分配。如果保持严格资本管制，外汇资产从央行转移到另外的国家投资机构，虽然不再具有储备的性质，但这部分金融资源的控制权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当然也会产生与其国有属性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另外一种选择是逐步放松资本控制，允许私人居民有更多的外国资产需求，将一定的资源配置权归还私人主体。可行的做法有大幅增加QDII额度或者授权成立海外投资封闭式基金。在适当的安排下，财政属性的外汇资产不仅可以而且应该用于国内政策性项目，而不必担心“二次结汇”问题。比如成立国家医疗救助基金，以外汇资产为抵押在国内进行融资。再比如央行售汇给授权成立的海外投资基金之后，转手购买国债。

第7章，全球不平衡条件下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应做如下调整：对内加强国内市场一体化，逐步取消商品和要素流动的障碍；减少垄断，促进竞争；加强政府规制，使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改善劳动市场制度建设；调整价格体系，促进服务业发展；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发展资本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货币政策框架，严格控制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通过财政政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快城市化速度，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对外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贸易政策由“限入奖出”调整为“平衡增长”，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开放进口市场。调整外资政策，对待资本流动的态度由“宽进严出”转变为“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取消对一般行业FDI的超国民待遇，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逐步放松资本项目控制，鼓励私人部门持有外汇，加强对“热钱”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