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本书的创新之处

社会合作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研究者对该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围绕着社会困境与社会合作，人们不再依赖非合作博弈的主流范式，而是更多地借助于实验和计算机模拟方法来探讨社会成员合作行为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计算机模拟方法在演化路径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而实验方法则在行为路径中大放异彩。现有的关于社会合作问题的行为路径研究基本上都基于公共品博弈实验，通过探讨社会成员在实验中的自愿捐赠行为来推断社会合作的成因及演变。这方面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本书同样借助实验室实验的方法，从公共品博弈实验入手，探讨社会成员的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的关系。相比国外同类研究成果，本书不过是起到添砖加瓦的功效，还谈不上有重大创新。本书期望通过对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关系的研究，丰富相关领域的经验证据。

从国内来看，对社会合作问题的讨论少之又少，近年来开始出现一些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不过都处于起步阶段。而由于经济学研究环境的相对闭塞，当国外学术界对实验方法广泛接受，且实验方法成为与计量经济学并驾齐驱的核心研究方法时，国内学术界对实验方法才处于尝试性的接受阶段。本书的研究团队较早开始了对实验室实验的探索，并且最初选定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合作，这种吃螃蟹的经历在最后一章有详细讲述。单从国内同类研究看，本书的研究算是填补空白之作。本书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已经公开发表，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实验方法在国内的普及，以及发现和培育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年轻人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些对这一领域有兴趣的年轻学子后来都陆续加入了我们的研究网络或者研究团队。在我们看来，实验方法未必是最科学的方法，但对于研究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可能是最恰当的方法，而本书的研究主题就是如此。经过这些年的艰辛耕耘，本书终于面世，其中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是有不同程度的新意的，具体如下。

第一，理论综述上的创新。国内关注实验经济学的人不少，一些海外归国人才是专门学习与研究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但由于科研压力等诸多原因，他们几乎不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这也使得国内研究者无法了解和感受实验方法的优点。本书作者围绕社会合作的实验研究，对公共品博弈实验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综述了公共品博弈实验的直接文献，而且从偏好的微观结构视角综述了社会偏好实验以及风险偏好实验的相关文献，并从异质性角度总结了偏好的异质性的相关文献。对这些文献的梳理能够有助于国内研究者就社会合作问题、社会偏好理论以及公共品实验展开后续研究，可起到架梯的作用。我们认为这种架梯的作用对于国内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本书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实验室实验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评价，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和国外同类文献相比也有特色。实验室实验是最基本的实验方法，也是争议最多的实验方法。国外学术界虽然对这种方法批评较多，但相对于所研究的问题而言，恰当的实验室实验方法已经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和认同，大量的实验室实验研究论文发表在最顶尖的学术刊物上。而在国内学术界，由于对实验室实验方法比较陌生，与相关的国外研究文献接触较少，尤其是对国外经济学最新的进展追踪缓慢，因而本能的怀疑和排斥在所难免。客观地说，国内许多研究者对实验室实验方法的态度还停留在国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会儿许多国外研究者同样持这种怀疑和排斥态度。但时至今日，最流行的教科书开始纳入实验室实验的代表性成果，这意味着主流经济学对实验室实验方法的认同。而国内的教科书几乎不体现经济学的新进展，这也直接导致接受这些教科书教育的年轻学子对实验室实验不熟悉。本书针对国内的现状，专门辟出一章讨论实验室实验方法论，不仅回顾了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实验室实验方法的原理和特点，评价了实验室实验的有效性，而且针对存在较大争议的实验室实验中的几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比如学生被试偏差等。通过大量的文献证据，本书给出了实验室实验的优缺点。本书承认实验室实验的局限，但同时也指出，针对许多课题，比如社会合作，实验室实验可能是最恰当的方法之一。并且，本书也指出，消除对实验室实验的偏见的做法就是把实验室实验抬升到与计量经济学类似的地位，事实上在当今经济学研究中亦是如此。

第三，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特色。本书采取了多合一的实验室实验，而不是简单的公共品博弈实验。在本书后面各章的具体研究中，我们同时采用了风险偏好测度实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独裁者博弈实验、信任博弈实验、标准公共品博弈实验以及序贯公共品博弈实验，通过多个实验的结合，在测度社会合作行为(自愿捐赠)的同时，还测度了被试的偏好的微观结构，这样我们才可以通过观察被试的偏好与自愿捐赠之间的关系来推断合作的成因。现有的同类研究更多地侧重其中某些方面，而我们的研究则比较系统地在测度被试的偏好的基础上，再研究被试的自愿捐赠行为，这样更能深入清晰地考察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的内在关系。我们采用的实验设计都是目前国外相关文献中公认的最合理的设计，这如同在计量经济学检验中采用最恰当的估计方法一样。即便和国外同类研究相比，我们的设计也是稳健的。而将不同的实验设计有机融合，既能体现出我们的思想，又能更好地挖掘实验数据内在的信息。

第四，本书提出了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坚守新古典范式关于理性自利偏好的假说，个体不存在偏好的微观结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兴起之后，发现个体的偏好远没新古典范式所认为的那么简单。个体具有丰富的情感，是具有一定社会性的，在偏好层面上表现为具有除自利偏好之外的其他偏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偏好。社会偏好理论的提出是近年来经济学的一大进步，也是把经济学研究推向微观化的关键一环。无论是在微观领域中对偏好的再剖析，还是在宏观领域中对预期的内生性以及信息刚性在大脑层面的探讨，都显示出了这种微观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是因为我们所考察的行为都受偏好的诱发。如果偏好假说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对行为的理解自然也是错误的。比如说，我们如果不理解偏好的微观结构，那么就无法理解为何会存在信息刚性，为何会做出预期，为何会有效应的不确定性，为何会富有情感。如此等等，都依赖偏好的微观理论。本书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通过提出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把经济学有关偏好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整合起来。从这一微观结构理论出发，能够更好地理解许多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的复杂和多样化的行为。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之核心在于个体的偏好是由自利偏好(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共同组成的，不同的偏好之间会相互作用，或者挤入，或者挤出，这种互动会导致人的偏好和行为的异质性以及社会的复杂性。我们对偏好的微观结构的论述是一大创新，比迄今有关偏好的分析和研究更为合理和清晰。

第五，本书的研究发现，公共品自愿捐赠不仅与被试的社会偏好有关，而且与社会偏好和风险偏好的互动有关。也就是说，本书从偏好的微观结构角度重新解释了社会成员的合作行为。实际上，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人们既有自利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搭便车者，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君子。正是人的这种复杂性使得经济学理论在对人进行处理时采取了简化的做法，但这种简化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把人设想成一个完全自利的人，那么就会忽略其合作倾向；而如果把人想象成一个天生的君子，那么就会忽视人内在的恶。这两种极端都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持。而新的理论承认人的偏好的多元化，承认善恶共存，这就等价于承认人的行为也是多面性的。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非常形象地把这种复杂性呈现了出来，好的经济学理论不得不正视这种复杂性。本书从偏好的微观结构出发，通过分析自利偏好和社会偏好之间的内在冲突来推断合作行为的真实决定，是一大创新。尽管这项研究还是初步的，但本书的确给现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第六，和现有的大部分公共品博弈实验设计不同，本书强调实验室实验研究的有效性，秉承史密斯所强调的并行原理，在实验设计中采取了不确定环境和不平等环境两种关键设计。之所以引入不确定环境是因为我们日常的社会经济活动都处于不确定的真实状态。如果实验室实验总是考察被试在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那么会大大弱化实验研究的外部有效性。通过引入不确定环境，我们可以考察在这样一个真实环境下被试的真实行为。不平等环境的引入是我们实验设计本土化的一种努力。现有的主要实验设计都来自欧美，欧美发达经济体也存在不平等。中国社会的真实个体对不平等的感受非常深刻，这种不平等环境很可能对被试的合作行为产生影响。我们试图考察的是在严重不平等环境中被试的合作行为，为此在实验设计中按照真实的不平等数据设计实验参数，并由此考察这种设计下被试的合作行为。我们的研究设计充分表达了本土化研究的理念，无疑是一个创新，其研究结果对于今后的同类研究也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七，本书通过吸收演化路径和制度路径的思想，并将其与行为路径有机结合起来，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不同机制对社会合作的影响。我们着重研究了内生的惩罚、群体选择、声誉、外生的奖惩的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内生的惩罚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对合作有促进作用，但和现有的许多研究不同，我们发现内生的惩罚不足以提高合作的效率。而外生的奖惩对于合作意义重大，不仅能够使合作得到维持，而且能提高合作的效率。这说明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要让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系，那么必须建立法治等基本制度，并且按制度行事。我们还发现，群体选择机制和声誉机制都有助于促进合作的形成以及合作的维持。这些研究说明社会合作得以发生以及得以维系并不是单一依靠某个制度或者机制，而是众多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关心其中某一种类型的机制，而我们对所有这些重要的机制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比较全面，在研究结果上和现有研究相比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最后一章结论部分详细总结了本书的主要实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到本书的结论相较同类研究的新意。

总体来说，本书在现有的公共品博弈实验研究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偏好的微观结构的新理论视角，借助实验室实验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问题，无论在方法、内容、设计上还是在结论上都有所创新，特别是在国内尚属首次如此系统地在实证层面上进行社会合作研究以及应用实验方法，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空白。本书的研究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初步的成果，尚不是很成熟，和国外同类研究相比，存在诸多不足。本书期望能够通过这项研究成果的出版引导国内更多的年轻学子尝试采用实验方法，以丰富国内的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