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元初的发展

上两节中论及的是南宋嘉定年间以后至宋朝灭亡为止的情况。走上“诗人”道路的人，很多或者曾经在举子业中受挫，不得不放弃了由科举进入仕途的念头，或者即使运气好及第，也因沉沦下僚而将写诗作为表现自我的手段而走上了作诗的道路。

然而宋代灭亡、进入元代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前面已经提到南宋中期以后的科举使举子远离诗学。但是，最后一次科举是在咸淳十年（1274）举行的，直至元延祐二年（1315）约四十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实施过。结果以科举及第为目标而习举子业的年轻人完全失去了方向。而且那些原本在宋朝有官职的士大夫也大多失业，完全丧失了发挥行政手腕的机会。对宋代士大夫来说是失去了最重要的命脉，他们究竟该何去何从呢？这可以让实际经历过这场时世变迁的元初诗人们来提供证词。

首先，牟巘（1227—1311，字献之，湖州人）在《唐月心诗序》中曾提到“场屋既废，为诗者乃更加多”，科举虽然废止，作诗者反而增加了。舒岳祥（1219—1298，字景薛，号阆风，台州宁海人）则在《跋王榘孙诗》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自京国倾覆，笔墨道绝，举子无所用其巧，往往于极海之涯，穷山之巅，用其素所对偶声韵者，变为诗歌，聊以写悲辛、叙危苦耳，非其志也……噫，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取一第，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人之列，举子盖鄙之也。今科举既废，而前日所自负者反求工于其所鄙，斯又可叹也已。叔范于举业甚工，今当弃其所已工，得不痛惜之乎！丁丑十一月十六日。

此文为景炎二年（1277）所作。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宋朝最后一次是在咸淳十年（1274），因此按理来说这年春天应该实施礼部省试。然而如文中开头“京国倾覆”所言，前一年春二月时，伯颜率领的蒙古军队让都城杭州无血开城，恭帝被俘北上，宋朝实质上已经灭亡了，根本不可能实施科举。这段话描绘了这一时期举子们发生的剧变。在科举实施的时候，举子对将自己归为诗人行列是很轻蔑的，但科举停止时，曾经轻蔑诗人的人却开始追求诗业长进。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一字曾伯，自号剡源先生，庆元奉化人）也在《陈晦父诗序》中记载了同样的变化。文中的“天台阆风舒东野”即上面提到过的舒岳祥：

……余犹记与陈晦父昆弟为儿童时，持笔橐出里门，所见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于场屋科举。其得之之道，非明经则词赋，固无有以诗进者。间有一二以诗进，谓之杂流，人不齿录。惟天台阆风舒东野，及余数人辈，而成进士早，得以闲暇习之。然亦自以不切之务，每遇情思感动，吟哦成章，即私藏箱笥，不敢以传诸人。譬之方士烧丹炼气，单门秘诀，虽甚珍惜，往往非人间所通爱。久之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大德丙午孟冬三日叙。

此文作于大德十年（1306），因此是后来回顾时写下的，在科举施行的时代，那些飞黄腾达的士大夫十之八九是进士及第者，为了进士及第，他们不是“明经”便是工于“词赋”者，没有人是因“诗”及第的。虽然也有极少数工“诗”者及第，但都被人称为“杂流”，为人所不齿。在这种环境下，戴表元和舒岳祥却在进士及第后偷偷发愤，尽管没有办法向他人展示，但感时触景之时仍然保持着诗歌的创作。这段话中“久之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言明了诗学复兴的原因，随后又明确将科举的废止与诗学发生的突变联系在一起：

异时搢绅先生无所事诗，见有攒眉拥鼻而吟者，辄靳之曰：“是唐声也，是不足为吾学也。吾学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为哉。其为唐诗者，汩然无所与于世则已耳，吾不屑往与之议也。”铨改举废，诗事渐出。而昔之所靳者，骤而精焉则不能，因亦浸为之。为之异于唐，则又曰：“是终唐声不足为吾诗也。吾诗惧不达于古，不惧不达于唐。”其为唐诗者方起而抗曰：“古固在我，而君安得古？”于是性情理义之具，哗为讼媒，而人始骇矣。杭于东南为诗国，之二说者，余狎闻焉。……

这是《张仲实诗序》中的一段话。其中记载了有些人在科举实施时认为“攒眉拥鼻而吟”晩唐体诗的人是傻子，科举废止后开始作诗，却因无法马上精通只能写出不像晩唐体的诗歌，不甘失败的情况下他们声称所追求的是古，晩唐不足为法。这段话与前文不同，记载了因科举废止导致“搢绅先生”即读书人的文体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之后黄庚（1260—1328?，字星甫，台州天台人）的《月屋漫稿序》中也针对科举和文体的盛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接着提道：

……仆自龆龀时读父书，承师训，惟知习举子业，何暇为推敲之诗，作闲散之文哉。自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气，尽发而为诗文。且历考古人沿袭之流弊，脱然若醢鸡之出瓮，天坎蛙之出蹄涔，而游江湖也，遂得率意为之。惟吟咏情性，讲明理义，辞达而已，工拙何暇计也。于是裒集所作诗文，缮写成编，命之漫稿，以为他日覆瓿之资。若曰复古道，起文弊，则有今之韩杜在。天台山人黄庚星甫氏序，时泰定丁卯孟夏作。

宋朝实施最后一次科举那年黄庚只有十五岁，但他从七八岁时便听从父亲之命，一心一意习举子业，无暇顾及作诗。而科举废止后他便转而投身作诗行列了。

以上四人的说法证实了本稿第三节、第四节中论及的宋末诗学的情况。叶适年轻时受到长老训戒时表露的观点经过约一个世纪后，成为更为彻底浸透举子思想的观念。但这是在科举停止这一现实面前举子不得不做的改变。在元朝统治下，南宋出身的人士被看作“南人”，很长时间内不允许参与国政。科举所考的经义方面的才能追根究底是与国政相关的基本理念和哲学。科举被停止后，学习经义的手段也好、目的也罢，已经完全丧失了现实性。

南宋每次实施科举都有足足超过10万举子参加。习举子业的学生人数估计不会少于100万人。这些人口随着科举的废止骤然失去了目标。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走上作诗这条道路，毕竟在此之前作诗是件很冷门的事。但即使只有一成，也有一万人。可以想象，由于他们的加入，元初的作诗人口与宋末实施科举时相比至少膨涨了数倍至数十倍。

具体数值因为缺乏相关资料，在这里没有办法展示，不过从活跃于元初的诗人的别集中可以找到一些明确的迹象，多少能证明这种变化。那就是诗集序跋比宋代平均别集中的比起来显著增加了，而且卷帙比较丰富的诗人别集中这种迹象愈发明显。如陈著（1214—1297）、舒岳祥（1219—1298）、方回（1227—1307）、牟巘（1227—1311）、何梦桂（1229—?，字严叟，号潜斋，淳安人）、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吉州庐陵人）、戴表元（1244—1310）等人的别集。大多数时候是同时代的诗人带着自己的诗集请求他们作序跋的。如果诗人增加，诗集数也会增加，而且拜托当代名人作序跋的件数自然也会增加。而这些都以序跋增加的形式体现出来。

那么元初诗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南宋故地已经不存在宋末那样的权贵了。笔者捜得的相关记载也没有多少，但戴表元所记载的方回周围发生的以下现象给予了提示：

闻翁为州日，江湖诗客群扣其门，倾箱倒橐赠施之，无吝色。……

如同嘉定以来众多江湖诗人所做的那样，进入元代后江湖诗人仍然继续叩谒名士之门。他们拜访严州知事方回，呈上自己得意的作品，希冀得到他的认可。虽然不像理宗朝的贾似道和阃臣那样肆意施舍，方回也尽可能地赠与他们金银之物，以作为对他们平素辛苦艰难的回报。

元初似乎没有了像陈起那样能够大规模策划推出江湖诗人的书商，但即便如此，诗人们仍然想尽办法上梓自撰的诗集。例如当时杭州出身、也是最多产的诗人仇远（1247—1326，字仁近，号近村，又号山村民，钱塘人）就曾在生前刊行过诗集，这从戴表元的《仇仁近诗序》中有“赠余锓成一巨编”句可知。编刻时期可能在入元以后。与仇远并称的白珽（1248—1328，字廷玉，号湛渊，钱塘人）似乎也在生前刊行过自撰诗集。陈著《钱塘白珽诗序》中有“好事者将取而锓诸梓”可证。陈著序文作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仇远和白珽是宋末元初时诗名甚著的诗人，对于无名诗人来说，要刊行自己的诗集则是难以实现的愿望。其中就有余好问这样的人，心怀同样的愿望，将诗稿交给方回，请他甄选佳作，同时拜托他作序跋。方回却意外地写了一篇内容严厉的序文：

作诗当有自得意处，亦当自知之，不待决于他人之目。好问诗不雕刻，可喜，然多信笔，不必皆工而近乎率。……盖年方四十，精锻细敲，未见其止也。不知何人欲为板行流传，毋乃太急乎？予勉为批点，去取恐不能得君自得之意。寻常泛然称赏，则从恕，将欲刊板，则选择岂可不严。且望雍容于仕，而沉潜于学。今之后生，吟三五十首，刊置书房，无人肯买，而平生聚辨，止于此矣。……然则枣梓之工，五十而后，未为晩也。

题中的“丙申丁酉”指元贞二年（1296）和大德元年（1297）。方回认为他的诗歌还不够成熟，不必如此着急刊刻，其中隐藏着他对到底是谁要刊行的疑问。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凡是积得几首诗便立马刊刻，将诗集摆在书房里，但谁也不会买。从方回这篇跋文可以窥知宋朝灭亡近二十年后，诗人积极上梓自撰诗集的踪迹仍然没有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