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英国批评家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和约翰·厄里（John Urry）尝言：“人类、文化与文化产品都在流动……显而易见，人在不同文化中旅行，与此同时，文化和文化产品自己也在旅行。”文本的流动比货品的流传更具有文化史的意味，它切实反映了文学文本的生命力与影响力。特别是文本在不同地域的流传，更能显示出文本的世界性特征。美国比较文学家戴维·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认为，所谓“世界文学”，就是“一切以译本或原著形式流传到其本土文化以外的文学作品……唯有当一部作品频繁出现在其本土文化之外的文学体系里，这部作品才真正拥有了作为世界文学的有效生命”。《演雅》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文本旅行，被不同国度的文人欣赏、阐释和效仿，不但“频繁出现在其本土文化之外的文学体系里”，而且在文本旅行过程中还产生了别样的风景和意义，使之呈现出明显的“世界文学”的特征。《演雅》的文本旅行不是以译本的形式流传的，而是直接以零翻译的原著形式为日本、朝鲜半岛的文人所欣赏，这就避免了因为翻译而造成的意义与信息流失；而日韩文人对其的欣赏和接受不但不同于中国文人，而且两国的接受亦呈现各自不同的地域色彩。

货品通过流动之后，才能增加附加值，从而成为商品；作家的文本经过流动之后，才能成为文学经典。文本的旅行或流动也是一种意义生产和增殖的过程，文本也只有在旅行过程中才能产生别样的意义。人的旅行，是人在观察世界，人在旅行的过程中欣赏沿途不同的风景；而文本的旅行则是文本被当作风景，被不同的人观看。由于观看的角度不同以及欣赏的态度不同，必然会产生新的视域，以之投射到原文本上，最终可能又会凝结为不同的文本。《演雅》作为黄庭坚的文学实验，用“以赋为诗”“以物为人”的方式写诗，在东亚汉文化圈经过文本旅行之后，在日本被附加了许多讽寓之意，而在朝鲜半岛则催生出新的文本，产生了众多“演雅体”的作品。这都显示了《演雅》作为“世界文学”的开放性与超越性。

文本旅行是文本“经典化”（canonization）的基本要素之一，文学经典的形成离不开文本的流动。《演雅》正是在其东亚的旅行中，奠定了其作为东亚汉文学经典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