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易代之变下的吟社诗人

南宋覆亡之后，江南地区并未立即安定。就在吴渭征诗之前，浦江邻境的永康还发生了县民起义事件。由于元廷的“内北人而外南人”的治理策略，南人在社会层级中地位低下，士气悒而不舒，黍离麦秀之悲与个人身世浮沉之感相互交织，构成了文人心态的重要方面。因此当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命题征诗，虽然“借题于石湖”，却很难说是约请诗人们吟咏平静安宁的田园生活。诗作的具体内容，“使人诵之如游辋川，如遇桃源，如共柴桑墟里，抚荣木，观流泉，种东皋之苗，摘中园之蔬，与义熙人相尔汝也；如入豳风国，耜者桑者，竞载阳之光景，而仓庚之载好其音也；如梦寐时雍之世，出而作，入而息，优游乎耕凿食饮，而壤歌之起吾后先也”。表面上看，吴渭称颂的不外乎隐逸之趣、农事之乐与太平之适，但是三者无一例外的是对古代的追慕，而且世外桃源、梦寐时雍，不免影射了现实的惨淡。至于说到欲相亲近的偶像，特意点明了据说“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的陶渊明，其用意已经颇为显豁了。

和这位前宋义乌县令吴渭一样，三位评诗者也都是坚定的宋遗民。方凤曾游太学，后来以特恩授容州文学，尽管并未实际到任，他却在临终时“属其子樗题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足见其心志。谢翱宋末追随文天祥，其名作《登西台恸哭记》被后人认为是“恸乎宋之三百年”的沥血之作。吴思齐曾任嘉兴县丞，后代摄县事，宋亡后坚处不仕，属于“知事君不以存亡贰其心者”。这三人关系莫逆，“剧谈每至夜”，又同时客寓吴渭家中，同声相应的切劘无疑更会强化彼此本来就强烈的家国意识。以他们作为领袖人物的征诗活动，带有遗民色彩并不让人意外。那么，参加吟社的诗人们是否真的如四库馆臣所认知的那样，“其人大抵宋之遗老”呢？

当时应征的诗作多达二千七百多卷，虽然选中了280名，但是现在仅依赖《月泉吟社》一书存留前60名共74首诗，除去一人数卷而导致的重复，实际上只有53人。由于诸人采用寓名，实际生平仕履情况很难考实，另外附录的摘句图收录了32联，作者情况更难确考。如果要了解宋元易代对于诗人们的冲击与影响，进而体会他们参与诗社的心态，他们生平仕履的资料当然非常重要。综合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除了声名稍著的仇远之外，欧阳光考述了连文凤、梁相、刘应龟、魏新之、杨本然、杨舜举、全璧、刘汝钧、林子明、白珽、周暕、黄景昌、陈希声、陈尧道、陈舜道、许元发、陈君用、陈养直等简况；方勇考述出连文凤、梁相、刘应龟、魏新之、陈尧道、陈舜道、陈希声、刘汝钧、何鸣凤、林子明、白珽、周暕、黄景昌、陈公凯（君用）、刘边等人生平；邹艳则提出邓草径与田起东实为同一人，即刘汝钧。

根据新发现的资料，仍然可以对已有的考证成果略加补缀。第十一名方赏，名下原注“桐江，徙居新城。方德麟，号藏六”。据此可知方赏真名为方德麟，桐江（今桐庐）人，后移居新城（今富阳）。《全宋诗》录其诗二首，《全宋文》录文一篇，《全元诗》录诗一首，《全元文》录文八篇。去除重复后，知其存诗二首，文章则还可依据《永乐大典》补入《问农桑水利》《巢乌说》《资圣寺重建山门记》《禹鼎赋》《清明望祭先墓文》，以及《月泉吟社》卷三收录的回送诗赏劄，共存十四篇。《资圣寺重建山门记》作于泰定三年（1326），文称“余儿时谒午庵日尊师于是”，后又称“今五十年”，以“儿时”为十岁计算，方氏约生于1267年。《自有馀斋记》称“延祐丁巳（1317）八月丁酉烖，会余倚席钱塘，时又方与江浙俊秀较艺场屋”，从“倚席”一语来看，他当时应当在杭州从事教职，而“较艺场屋”说明他参加了元代举行的江浙行省第二次乡试。根据《新登县志》卷一八的记载，他撰有“东岳行庙碑”，下记“元至元五年（1339）松江府儒学教授致仕白云方德麟撰记”，可知他仕至松江府儒学教授。如果他正好是此年致仕的话，则约生于1270年，与此前的推测没有太大的矛盾；但参与诗社活动时则尚未成年，似乎有违常理，因而方氏此前也许就已致仕。他可知作年的文章，最晚为《三皇庙记》，作于至正元年（1341），此时已经年逾七旬了。

第二十名赵必范（学古翁），号古一，“太宗十世孙”，咸淳四年（1268）进士。第四十一名蔡潭，方回《桐江续集》卷二九有《熙山箴》，称“武林蔡君潭浚父”, “其居无山而榜曰熙山”，知其为杭州人，字浚父，斋名熙山。第五十五名九山人，小注“寓杭”。此人实即当时有名的诗僧崈古，“字太初，号竹深。族姓钱氏，邑之仪凤里大族也。以诗名，有集曰《白云谣》。壮岁弃妻妾出家，馆于小蒸曹氏数十年，竟守戒行以终”。戴表元有《吴僧崈古师诗序》，称之“生华亭钱氏世家”，二十年后的大德戊戌（1298）两人重见时已出家为僧，“壮年歌游处所，一一无复故物”，则其壮岁出家之举应与宋亡之变有关。崈古曾为赵孟頫《枯树图》作跋：“木生天地间，为风霜之所夭折，不能竟其天年，不幸甚矣。而骚人名士形诸赋咏，著之翰墨，精彩百倍，垂于无穷，实枯中之荣也。余老且衰，抚卷为重一慨。九山人崈古。”赵氏此图作于大德三年（1299），崈古跋后又有龚璛至大二年（1309）跋，跋文应作于两者之间。第五十九名君瑞，或即丁君瑞。吟社第一名连文凤有《学鲁斋记》，称“钱塘丁君强父，文章士也，乡之人咸誉之。初余游杭頖，君居前庑，与之识，且尝与之争功名于场屋间”“有子曰君瑞，读父书，世其业，心术气质不为习尚所变化。谦于己，恭以待人，言语动作、容止进退，无一不于鲁之学得之。君瑞年方壮，籍籍有诗名”。被吟社取中的“君瑞”也许就是这位诗名籍籍的年轻人吧。

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我们可以简单认识吟社诗人们在宋末的大致情况。有些是曾经出仕的，比如连文凤曾入太学，后来“仕籍姓名除”；魏新之为咸淳辛未（1271）进士，初授庆元府学教授；全璧“宋时尝官侍从”；林子明“咸淳九年癸酉（1273），两浙漕解第三人”，曾“摄浙西安抚司干官”；高镕为婺州教官。有些可知曾入太学，如刘应龟咸淳间游太学，为博士弟子员；刘汝钧咸淳间为太学生；白珽“十三受经太学”。有些人身份较为特殊，如赵必范是宋宗室，且中进士；第三十名赵必拆，“太宗十世孙”；全璧则是度宗全皇后族人，属于后戚。有些可以确定一直未仕，如杨本然、杨舜举父子，陈希声与陈尧道、陈舜道父子，黄景昌，以及摘句图中的刘边。还有僧人，如第三十五名即为宝觉寺僧了慧岳重，不过他是否宋末就已出家难以考证。至于其他人，要么在宋季年齿尚少，要么文献乏徵，从他们的樵逸山人、避世翁、吟隐之类寓名来看，在参与吟社活动之际，他们大约只是属于地方中下层文人，或者是自我认同这一类生活。

然而即使是这有限的可知诗人们，他们在“生逢千劫后”的巨大时代动荡中，个人的出处选择仍呈现出多元特点，“遗民”这一道德色彩浓郁的词语尚难涵盖。就在征诗当年，林子明就受到地方荐举，“初，朝旨命翰林寻访人才，冯提学梦龟举君堪知制诰”，其结果是“至元中摄桐庐簿，寻为分水教谕”。这一年白珽更受到程钜夫的直接推荐，“程文宪公钜夫、刘中丞伯宣前后交荐之”。虽然他这一次以疾辞免，但此后终于出任太平路儒学正，转常州路儒学教授，又升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副提举等职，官终兰溪州判官。实际上如果考察诗人们入元之后的选择，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很多人选择了与元廷合作。梁相大德年间任镇江路教授，后为婺州知事；刘应龟任义乌教谕，调月泉山长，杭州路学正；周暕至元二十四年（1287）已任余姚学官；姜霖元贞元年（1295）任兰溪州教谕；陈公举至元末任浦江教谕，累迁江浙儒学副提举，后为应奉翰林文字；陈公凯大德年间任月泉书院山长；何鸣凤任分水教官；仇远大德年间任溧阳教授；方德麟不但参加了元代的科举考试，后来还出任松江府儒学教授。

不难看出诗人中仕元的比例已经较高。当然，像周暕那样“以诗文游诸公间”“日汲汲道途”的热衷功名之士也许并不多见。特别是他们中不少人流转于学职之间，与直接莅民治事的行政官员有较大不同。这些人或是迫于生活压力，或是出于“亡天下”的忧虑，而选择振起斯文的学官一途。由于元代重视根脚，南人获得出仕的机会本来就少，而从士人的心理出发，虽然由儒入吏不失为更便捷可行的入仕方式，其接受认可程度却不高。因而“年来儒官赴选部如水赴壑”的社会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文人仕元进路的逼仄，或者说出任学官是他们无奈之下的最佳选择。如果从严格的“遗民”界定来说，出为学官仍应视作仕元行为，像赵文、刘壎等人，四库馆臣对之并无恕词。按照统一的标准，吟社诗人们“大抵宋之遗老”的说法，其实尚需斟酌。既然吟社的遗民色彩没有以往所认识的那样浓郁，那么分析吸引诗人们广泛参与征诗活动的原因，也许就不应局限于家国意识。

实际上诗人已经自道心声。被拔萃为第一名的连文凤，在答谢的启劄中明确点明：“抚景兴思，慨唐科之不复；以诗为试，觊同雅之可追”，提示了诗社兴盛与科举废止的关联。大概没有人甘愿承受家国覆亡的悲痛而成为遗民，吟社诗人中的多数只是被宋元易代的时代巨变所裹挟。当时局渐渐安定下来，作为文人进身之阶的科举却未能兴复，他们在寄慨于科考停废的同时，只得将过去花费在举业的精力，转移到作诗吟咏之上。元人文集中多见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如欧阳玄指出，“宋讫，科举废，士多学诗”；刘辰翁发现“士无不为诗”, “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如果考察征诗的具体形式，也会发现这是民间对科举的一次戏仿。诗社十月命题、正月收卷、三月揭赏，和宋代科举“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的时序略无二致；给赏的五十名分为五等，和宋代进士五甲类似；诗体主张“律五七言四韵，馀体不取”，借鉴了省题诗律体的要求；至于题意中强调要敷绎题旨，评语中对起、承、转、结的屡屡提示，也都不离科场评文习气。颇有意味的是，“场屋科举之弊俱革，诗始大出”，而当诗人们竞入吟社时，科举仍显示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也提醒我们，在已经给予“遗民”足够多的关注之后，不妨将眼光投向他们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