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史、西洋史到先秦史

瞿：赵先生，这次访问您，是想请您广泛地谈谈您的治学方面的情况，比如您治学的经历、兴趣、方法，您现在的研究和下一步的打算，等等。首先，是否请您讲讲您治学的过程，希望能从年轻的时候讲起，怎么读书，其中有什么甘苦和心得？

赵：我上小学的时候，最感兴趣、成绩也最好的课程是历史和地理，成绩最差的是数学课。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后来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但我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是走了非常大的弯路，可以说是大而又大的弯路。

1925年，我到北京来考大学预科；那时的预科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我有志学历史，所以报考了北大历史系预科。但北大取生的标准必须是每一门课都得考及格，而我的数学成绩太差，所以没有录取。怎么办？那时不是统一招生，所以我不得已转而报考法政大学。法政大学有法律、政治、经济三个系，这三个系都不合我的兴趣。考法律吧，法律条文烦琐，我不喜欢。想来想去，觉得政治系的灵活性大一些，所以就报考了政治系。法政大学虽然也考数学，但试题非常简单，所以我能考上，而且名次还不低。这样，二年预科毕业，又上了一年本科，就是1928年了。这年8月，快要开学了，清华大学招收插班生。我灵机一动，决定去试试，因为插班生可以不考数学，竟然考上了。我考清华的目的，是打算通过插班而转到历史系学历史。于是我向清华教务处提出了转系的要求，教务处说不行，还得念政治系。但我对政治系的课程不感兴趣，又不能不上课，我就选了些关于西洋史的课，比如西洋近代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清华图书馆外文书很多，我尽量读一些有关西洋史的书。后来我到辅仁大学，比别人略高一筹的，就是我学过西洋史。

1932年毕业后，由于家庭的变故，自己又生病，所以二年多没有工作。1935年天津《大公报》招聘编辑，我应考而且考上了，去天津当了助理编辑，主要编国际新闻。1937年初，日寇占领东北四省，平津岌岌可危，《大公报》在上海设分馆，让我去上海，我不愿意去，辞职回北平闲住。1938年，在北平中华中学教国文，不久，得知辅仁大学成立史学研究所，由陈垣校长主持。陈校长的名字我很早就知道了，他是很了不起的史学家。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去考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我考上了，于是我就跟着陈老校长学历史，同时在中学教书。从这个时候起，我才真正开始学习历史。刚才我说，我学习历史走了非常大的弯路，就是这个意思。

我从1938年到辅仁大学跟陈校长念书，从陈校长学史学方法，到1940年毕业。这期间，我研究的课题是明清史，也写过几篇明清史的文章，我的论文集《古史考辨》都收进去了（瞿按：《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内收赵先生明清史论文四篇）。当然，对于明清史，我当时也是初学，毕业留校后我还不敢去教这门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没有机会教这门课，那时教明清史的是张鸿翔先生。当时是日本人在北平，中学都不念英文了，专念日文；但人们打心眼里对日本人反感，所以也不好好念日文。这样一来，很多人既没有念过英文，日文也没有学好。我毕业那年，辅仁大学教务长是一个荷兰人，叫胡鲁士。他找我说，过去西洋史都是外国人用英文讲，现在的学生听不懂，外国教授没法再讲下去了，你来教吧。胡鲁士为什么要找我教西洋史呢？因为他教过西洋文明史，我选修过他的课。刚才我讲到了，我在清华学过西洋史，不过那时偏重于近代史，古代史知道得比较少。到辅仁后，为了凑学分，我选了胡鲁士的课。他有个讲义，也比较容易读，所以我学起来并不费劲，成绩也比别人好，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胡鲁士才来找我；我就答应了。于是把明清史放下，去教西洋史，这也绕了很大的弯子。我就这样教了好几年的西洋史。

到了1947年，历史系主任张星烺先生忽然病倒了，他一个人教了很多门课，先秦史是其中一门，当时叫作秦以前史，是一门必修课。他一病倒，先秦史没有人教了，找人一时也找不到。陈老校长就来找我，说你来教行不行？我说我没搞过这一段，怎么能教啊？他说，你不是教西洋上古史吗？你也教教中国上古史吧。但我没敢答应。后来直到快开学了，还没找到人。看到这种情况，我只好勉强答应了。我想，我教了西洋史，教的方法可以跟张先生教秦以前史的方法不一样，可以试试看。不过我还是对陈校长说，您随时找人来换我才好，我实在没有把握。陈校长也答应了。我教西洋史，是按西洋史的教本，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然后是讲各国历史。可是张先生讲秦以前史，是讲伏羲、神农、黄帝。我想不能再讲这些了，伏羲、神农、黄帝到底有没有都成问题。于是我就先讲考古，从北京猿人讲起，学生耳目为之一新，很欢迎，说这样讲比讲伏羲、神农、黄帝要实在一些。可是当时我想，我是跟陈校长研究明清史的，教先秦史只是临时应付一下，并没有长期搞下去的打算。1948年，北平已成围城形势，而学生也不怎么念书。可就在这时，我发现了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还有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我读了这两本书，觉得要比以前的书好得多，就向学生介绍这两本书。这可以说是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开端。

我虽然没有想长期教先秦史，但我对先秦史还是有一定的兴趣的，因为我讲过西洋上古史，我想西洋上古史可以与中国上古史作个比较，这是很有意义的。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来到北京师大。师大历史系原先有人教先秦史，我想我可以不教了。没想到原来师大历史系讲先秦史的一位调走了，只好由我来教。我于是就一直教下来了，直到现在，明清史无形之中就放弃了，而西洋史也就没有时间再研究。回想起来，当初教先秦史，是边学边教，俗话说是“现炒现卖”。我过去没下功夫研究过，现在是全部功夫都搁到这上面了，因为研究先秦史是很麻烦的：不仅要懂古文献，还得懂点甲骨文、金文，否则怎么讲呢？同时先秦史的范围也很广，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殷周，一直到战国，时间跨度也很大，所以不好讲，也不容易研究。

这就是我所走过的一条从政治学到历史学，从明清史、西洋史到先秦史的大而又大的弯。我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时间是耽误了，可是我的知识面也因此而不断拓广了，不但懂得一些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也多少懂一点，后来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我感到自己是越来越充实了。所以对这个大而又大的弯路，恐怕还是要作两方面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