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二阶段（1946年12月—1947年7月）：《重访英伦》《工党一年》和《美国人的性格》
3.1 《重访英伦》和《工党一年》
按费孝通的指示，将《重访英伦》和《工党一年》配合着读，就可理解这两本小册子的旨趣。杨清媚说，费孝通特别关切英国，因为他关心帝国的兴亡
。费孝通在重访英伦前，关心英国的外交政策，他写过若干篇文章，批评英国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的做法违反了《大西洋宪章》中承诺的原则，即“尊重一切人民选择他们自己政府方式的权利”。这时的费孝通认为英国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主要破坏者，因为它不愿意放弃旧日帝国的特权。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后，费孝通解读这是大英帝国又在玩弄权力平衡的外交把戏，“当法国要抬头时，它立刻去扶持德国，当德国要抬头时立刻又去扶持法国”，以确保英国的霸权长盛不衰。英国这种自私的做法，两次差点毁了人类文化。现在它又为了英国的安全，挑唆美苏关系，想借美国之手打击在中东与英国有巨大利益冲突的新兴工业国——苏联。
费孝通重访英伦时，如他在“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中的交代，欧达伟亦指出的：他原来相信美国可以从政治民主达到经济民主，现实是战后两年“美国对内对外的政治动向都抛弃了罗斯福的进步主义，开始走回头路”，他很沮丧，于是将眼睛转向英国。英国过去的历史没有好的记录，工党曾经执政，但社会政策还不如自由党政府。战后工党又执政了，这次会怎样呢？我们是否“还可以希望经济民主是可以从政治民主中诞生的”，“还可以希望一个平等和自由并驾齐驱的社会实现”。费孝通这次旅英通信，因此重点介绍英国内政：实施了哪些社会主义政策？成绩如何？有什么阻力或问题？这就是《重访英伦》和《工党一年》可配合着看的地方：《工党一年》记录了涉及复杂利益的各项政策在巴力门是如何辩论、协商和通过的。“英伦通讯”则谈在日常生活中可观察到的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普通民众的意见和反应。如统制政策（配给制度）、住宅问题、煤业国营、取消罢工限制、改善农业等。通信原有七篇，回国后，费孝通又补写一篇“不愁疾病”，这篇明显是对应《工党一年》中谈到的“卫生改革”。
就费孝通此时的关心而言，翻译《工党一年》比“旅英通讯”收获更多。为什么英美都有政治民主，社会主义却在美国行不通？费孝通说，这是因为“英国人民的政治程度也许没有别国可以赶得上。他们每个公民都知道投票不是件发泄感情的动作，而是一项公民的责任……他们听各党的言论，比较各党的政策，从理智得到决定，冷冷静静地去完成公民的任务”。“一个政治制度，最主要的部分，不在……表面上的组织，而是包含在政治活动中的精神”，“旧瓶装新酒是英国政治的法宝”。英国与美国的重要区别是英国有工党。英国工党是在工会运动中发展出来的。费孝通强调英国知识分子对工党的贡献，“英国工党是有工会的机构和实力加上费边社的才智和热忱而成熟的”，“他们（费边社）教育英国的劳工大众，使他们知道只有从政治入手方能改变英国的经济制度”。劳工阶级未必支持工党，“握有财权和舆论机关的上层阶级，加上了他们的知识特权，和政治的内行，很能左右着选民的意志”，因此“工党在政治上的地位最后还要依靠劳工阶级政治意识和教育程度的成熟”。据此，费孝通下判断：“美国这两年不能继续罗斯福的进步主义，并不是民主本身有问题，而是美国人民政治程度有问题，实行民主政治的困难，不在制度而在能力。”
民主的精神很重要，获得很困难。费孝通也没有忽视制度的必要性。“他们尽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个政治机构使社会可以不断的变革，还是没有用的。”费孝通因此详细介绍了巴力门中的各种具体制度安排。
访问英国，还让费孝通对英国的外交政策有了不同的认识。英国不放开对原帝国区域的控制，不是简单的不愿意放弃特权，是有巨大的经济困难。战前，英国有三分之一的输入品要靠海外投资的利息支付。战后海外投资都丧失了，要想恢复战前的输入额（英国粮食无法自给），就要提高生产至原先一倍以上的水平。可是提高生产所需要的许多生产要素，在英国现在都已成了问题。如最根本的“动力”英国煤的产量在减少，石油要从中东运，中东的政治背景又特别复杂。费孝通还看到，在巴力门内，对外交政策，议员们有很多分歧。费孝通不再将英国看作破坏世界和平的教唆者，英国成了不得已在外交上跟随美国的“小伙计”。美国建立它的“美国世纪”，对盟友毫无同舟共济之情，战争刚结束，就停了租借法案。英国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只能向美国借款，被迫放弃了在原在帝国中的很多利益，如放弃英镑区内美元统制、放弃帝国优惠关税等。费孝通说美国对这一届英国政府格外苛责，因为“他们不愿看见任何国家实行和资本主义不合的社会主义。他们可以用各种宣传告诉美国人，苏联是如何可怕。……美国人中明白苏联的不多，传统的歧视也助成了对社会主义攻击的气焰。但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若是成功了，对于美国人民的印象是不同的”。
费孝通说，在写下《重访英伦》的小册子时，他已经丧失了两年前的天真。但是在英国，他看到了光明，看到了罗斯福铺下的道路，在英国有同行者在努力。他也隐约看到了道路上的绊脚石（当然是指美国）。
3.2 《美国人的性格》
《工党一年》大体完成之际，费孝通开始为《观察》周刊撰写“美国人的性格”专栏。这组文章快完成时，费孝通动手写“乡土中国”专栏。据“‘美国人的性格’后记”，费孝通是在从英国返回中国的途中，读了米德写的《美国人的性格》。回到北平后，储安平屡次催他为《观察》写稿，他于是决定翻译这本书。可是“下笔后，笔头就走远了，和原书相差太多。说是编译，对不起原书；说是创作，又未免掠美。只好说是读书札记，是翻译和创作之间的东西”。在后记中，费孝通还讨论了米德的方法。他后来说，《乡土中国》采用的类型研究法，与《美国人的性格》是相通的，两本书可以合着看。“《美国人的性格》后记”中再次谈，在一个休戚相关的新世界里，“各种文化里长大的人不能相互了解是当前世界的一个严重问题”，这本书的目的“并不完全在介绍‘西洋景’，是想引起读者对于文化和社会生活分析的兴趣，进而能用同样方法去了解自己”。这些说明容易给读者印象，费孝通在《美国人的性格》中又在做文化交流的工作，同时还在学习和尝试新的结构分析方法，可用于分析中国社会。
可是，费孝通作的《美国人的性格》读书札记与原书差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引导着费孝通的笔头，远离原书呢？如果意在文化交流，这本小册子与《初访美国》有什么不同？在“后记”中，费孝通有交代，米德书初版是1942年，当时战事正紧，米德写这本书是要明白美国人的性格，好充分动员人力和资源，争取战争的胜利。费孝通交代得还不够全面，这本书不仅是面对如何赢得战争的问题，同时还关心战后建设新世界，美国人要扮演积极和领导者的角色，“美国人的性格”会有什么影响。费孝通的《美国人的性格》包含八篇短文。前四篇短文与米德原文表述的意思差别不大。讨论到的美国人的文化精神，比《初访美国》更丰满，但是骨架没有大变化。主要论点有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美国人有开拓、进取精神。他们与家乡、传统、父母的联系很弱。美国移民成为一个“美国人”的过程就是不断背叛过去，不断在社会阶梯上攀登，追求广告中的各种物质成功（美国标准）。
第五篇短文“猜不透的上帝的意志”，与原文比，有重要变化。短文开篇引用英国《旁观者》（Spectator）周刊上最近的一篇文章“迷惘的美国”，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景气，美国社会各阶层却充满恐惧和不安，担心繁荣昙花一现，不久就要发生经济恐慌。费孝通后面解释，美国文化中骨子里充满着清教徒的精神，日常刻苦勤俭，不断自省，将生活中的成败都视为上帝的意志的体现。“1929年开始的经济恐慌对美国人自信心的打击是空前的”，美国人“迷惘了，猜不透上帝的意志”。费孝通再次提到他在美国时就观察到的现象，美国人的参战缺乏道德意味。费接着推定，正是“美国人道德上的自信力的虚弱使他们并不能安心接受从战争得来的繁荣。……如果美国人有自信觉得资本主义比了社会主义好，或是共产主义是不近人情的主义，他们不必害怕苏联会危害美国了。美国在这次战后像患了歇斯底里症一般的反苏，把苏联的思想威力估计得这样高，除非心里有病是很难理解的”。“美国人反苏能这样夸大，绝不是少数‘反对分子’可以制造出来的。美国对自己的信心已经倒要了，所以难于自恃了。”在米德的著作中，她确实讨论了1929年的经济衰退对美国人心理和性格的影响，但不是“迷惘”和“丧失自信”，是更有攻击性和进取心了（aggression）。米德谈到美国人对二战的态度，不是“缺乏道德感”，恰恰相反，美国人需要一个严肃的道德理由，才会全力投入战争。
第六篇短文“蛮一点，孩子”，大致对应米德的第十章“美国人的开战方式”（Fighting the War American Style）。米德在书中关心的是基于她讨论到的“美国人的性格”，在战时，若想调动起公众的积极参与，政府要在多大程度上告知公众战争的真相。费孝通讨论的问题则是“美国人会不会再打仗？这是大家现在想问的问题？有人说，美国人民都不愿打，所以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理由不一定正确。假如有人去挑衅，先动了手，他们不愿打仗的人，一分钟里就会跳起来从军了。至于有人以为美国会在别人没有原子弹之前解决别人，那是一样不正确。这和英美的传统太不合。……从美国人的性格上说……第三次战争是不易出现的”。
第七篇短文“道德上有个毒刺”，费孝通声明了这是他“补充的一章”，米德女士在书中没有讨论黑人和华侨。那么为什么费孝通要补上这一章？费孝通是想强调美国人性格的这样一个方面：美国人写在人权宣言上的平等、自由等人权价值是只限于自己人的圈子的。美国人在道德上不能保持一贯，他们的道德是不完整的。美国人口里说“我是民主的典范，民主是好的”，同样这民主是其他国家不能享有的。美国人不能做新世纪的领导，因为它缺乏最重要的道德力量。这又与米德的“民族自省”不同。在谈到建设战后世界时，米德警诫美国新世界不是美国文化的扩张，新世界要能把不同文化类型组织起来。
第八篇短文“原本是负了气出的门”，费孝通表达的看法是，美国对欧洲的感情如同负了气出门去的“逆子”，他们没有丝毫回乡的念头，只是想证明自己可以做得好。因此“孤立成了美国立国的基本精神，所谓‘孤立’就是指不管闲事，尤其是不管欧洲的闲事”，新近的“杜鲁门主义”在精神上是孤立主义的扩大。所不同的是“现在，门罗主义所求美洲的安全和孤立不能不加上一个外围，这外围包括了太平和大西两岸”。不用说，在1942年，米德不会有这样的论调。有趣的是，胡适看到《观察》上这篇短文后，写了一封信给编辑部，指出文章中的两个基本错误，一个是丘吉尔母亲的血统确实有一半是出自美国。英国历史上没有一位“North”将军，下令镇压美国独立的是Lord North首相。胡适说，“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讥笑”。胡适此举自是不认同费孝通对“美国人的性格”的解读，但是不愿多打笔墨官司，指出两个常识错误，暗刺他没有谈美国文化的资格。《观察》杂志还收到另外一篇稿件，对“美国人的性格”表示不同看法。来稿说，“按费先生的说法，美国的‘反苏运动’纵不是由下而上的，也应是上下同时发生的。不幸的是，美国的‘反苏运动’却是由上而下的……是由政治的因素造成的歇斯底里的现象。……美国政治直接间接操纵在资本家手里……资本家惧怕苏联的心理是不难了解的。这样由杜鲁门政府号召领导，由‘金元舆论’广扩传布，歇斯底里的反苏空气乃蔚然造成”。费孝通这是受到左、右两方的批评了。这也说明，在当时的时势背景和舆论焦点下，大家都明白费孝通为什么写这组文章。
米德此书出版后，受到同行们的批评。费孝通在后记中提到一位朋友告诉过他，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形只是美国人中一部分人的事实。米德女士“对于那些从欧洲落后国家到美国来处在较低地位的移民和他们的子孙确有很透彻的了解，但是美国人并不都是这种人，而且在社会上占着重要位置的也并不是这种人”。费孝通为米德做了辩护，如他在《初访美国》中提到过的，早年去美的大多数移民是地位低的贫民，他认为米德的观点大体可信。不知道费孝通听到的是哪位友人的意见。我看到的克拉克洪教授（Kluckhohn）的书评说，米德的概括带有明显的东部-城市沿海地区的倾斜，中西部地区的美国人怕不是这样。他还批评米德太快进行一般化，缺乏概念上的精确和足够事实的核证，如“Class”（费孝通翻译成“社会梯阶”）这个名词。在人格形成上，米德太强调文化因素，忽视了社会结构因素，等等。费孝通对米德著作的“改写”是否在文化类型的分析方法上做了尝试，为《乡土中国》的结构分析做了方法上的准备，就有待有兴趣的学者做比较和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