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产业结构与城市生产效率的研究回顾及评述

2.2.1　要素集聚、产业结构与生产率的研究概述

早期研究集聚与生产率的学者们主要受Marshall（1890）关于规模经济在集聚中的重要作用论断的影响，所以主要从规模经济的视角来解释集聚生产率的不同（Sveikauskas 1975，Segal 1976，Ciccone & Hall，1995）。而之后的研究主要从产业结构来考虑知识溢出的外部性影响生产率的传导机制，但主要是基于专业化（本地化经济）和多样化（城市化经济）的视角对微观层面的劳动生产率或企业生产率进行研究。既有的研究结论显示，专业化对生产率具有积极的影响（Cigano & Schivardi，2004），但存在空间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比如De Lucio等（2002）对西班牙的研究表明专业化对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即低水平的专业化降低生产率增长，而高水平的专业化将促进生产率的增长。Dekle（2002）和Henderson（2003）分别对日本和美国进行了研究，均发现专业化对高科技企业的生产率具有积极影响。但在多样性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中，De Lucio等（2002）对西班牙50个省份在1978—1992年间的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空间集聚的研究发现，产业多样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Henderson（2003）、Cigano & Schivardi（2004）、Martin等（2008）从企业层面进行的研究却发现产业多样性对生产率增长没什么影响。因此，既有的实证研究仍然无法对专业化和多样化与生产率的关系做出明确的判断。但自从Frenken等（2007）借鉴了Noteboom（2000）关于“认知距离”的概念，将多样化划分为相关多样化与不相关多样化之后，为集聚与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开辟了另一条路径，学者们也尝试着从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视角入手寻求集聚与生产率更为细致的理论解释。从以往有限的研究来看，相关多样化对生产率的影响结论并不一致。比如Antonietti & Cainelli（2011）从企业层面研究空间集聚与企业的创新、生产率等的关系发现，产业相关多样化通过促进研发和创新推动生产率增长。Falciolu（2011）对土耳其地区的生产率增长发现，区域经济活动的相关多样化，而非总体多样化，对区域生产率具有积极影响。Quatraro（2010）对意大利的区域知识如何影响区域生产率增长的研究也发现，知识的相关多样化对区域生产率具有积极影响。另外，Cainelli等（2016）、Aarstad等（2016）分别对意大利和挪威的产业相关多样化与生产率的实证分析也发现，产业相关多样化有利于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然而，Frenken等（2007）、Wixe & Andersson（2016）从相关性的视角分别对不同的地区产业相关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结果显示，产业相关多样化不利于生产率增长但却有利于就业增长。除此之外，有学者还发现相关多样化对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行业异质性。比如Bosma等（2011）对荷兰40个区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发现相关多样化对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具有积极影响，而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具有轻微的负面影响。而学者们对不相关多样化对生产率的影响的关注相对较少，结论依然不统一。如Quatraro（2010）对意大利的区域知识如何影响区域生产率增长研究结论显示，不相关多样化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Aarstad等（2016）对挪威的研究甚至发现，产业不相关多样化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负向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中，尤其是基于相关多样化与不相关多样化视角研究产业集聚对生产率的影响的研究较少，且主要是基于微观层面企业生产率的视角进行的研究，而基于宏观层面区域生产率（比如城市生产率）的研究相对更少。

2.2.2　产业集聚与城市生产率的研究综述与理论机制

城市是区域的核心，从集聚的角度来看，城市实际上是第二、第三产业集聚的结果。因此研究城市的产业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对城市经济发展或区域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产业集聚影响城市生产率的机制来看，知识溢出是他们之间的关键变量。城市集聚的产业，由于地理上的邻近，不同经济主体之间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合作、交流与学习，即城市在行业内和行业间通过知识溢出实现技术进步和创新，从而提升城市生产率。城市行业内或行业间的知识溢出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通过知识溢出又促进了产业的进一步集聚，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知识溢出，又进一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如此良性循环。在此过程中，知识溢出与城市产业集聚存在内生互动的关系（赵勇、白永秀，2009），城市产业集聚与城市生产率在知识溢出的推动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是实证经验中，我们却发现产业集聚形成的产业结构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不同的行业部门对生产率的影响不同。比如程中华和张立柱（2015）通过对中国地级及以上的城市的产业集聚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就发现，制造业的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而生产服务业的集聚却有利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孙晓华、郭玉娇（2013）与崔宇明、代斌和王萍萍（2013）分别发现在不同规模或不同的城镇化率的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黄斯婕、张萃（2016）在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城市生产率的研究中甚至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六个细分行业的集聚对城市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且存在行业异质性。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在产业集聚促进城市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知识的溢出效应问题，二是政府的产业政策选择可能使得集聚与生产率滋生反向因果关系。

首先，从知识的溢出效应来看，除受知识本身的影响以外，还受知识溢出体与知识接受体之间的“认知距离”的影响。知识本身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溢出的知识属于显性知识还是隐性知识，其中显性知识往往以专利或书面文字等形式存在，可通过间接的方式发生溢出，受空间距离的约束较小，而隐性知识只能通过面对面的直接的互动交流方式进行溢出，受空间距离的约束较大（赵勇、白永秀，2009）。而知识溢出体与知识溢出接受体之间的“认知距离”直接影响知识溢出接受体对互补或先进的生产技术、组织管理方法的吸收、消化能力，从而影响行业内或行业间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最终影响城市生产率的提升。如果行业之间的共同知识较多，即认知距离较小，那么对知识的溢出具有很好的吸收和消化能力，且能够更快地将其转换成自身的生产力，反之，如果行业间的认知距离过大，对溢出知识的吸收消化能力很弱，则不利于知识溢出接受体在知识溢出这条途径上的生产率提高。由此可见，知识的溢出效应因知识的属性不同而受空间距离的影响，因行业之间共同知识的多寡而受“认知距离”的影响。

其次，学者们对区域产业政策的研究也发现，政府在引进或发展新的行业时，往往会选择与现有产业或产业链相关的产业进行产业发展，这种政策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的集聚和壮大，改变了产业的组合结构，从而引发新一轮的产业集聚—知识溢出—生产率提高—产业发展选择—产业集聚，如此动态良性循环。Bathelt & Boggs（2003）、Glaeser（2005）、Best（2006）、Boschma & Wenting（2007）和Klepper（2007）等的案例研究都显示了一个区域新产业的进入与该区域相关经济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比如，Neffke等（2011）对新产业进入一个区域的研究时发现，与区域现存产业存在技术相关的产业进入该区域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相反，一个产业与该区域的其他产业没有相关性或存在很弱的相关性时更倾向于退出该区域。当地方政府的经济能力有限时，地方的产业政策会更倾向于支持那些与现存产业结构具有良好链接的新产业，因为这样能够增加政策成功的可能性。但对在产业相关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小经济体而言，做出上述选择是短期中发展大于一切的急功近利的选择，当面临经济冲击时，在这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业也许会面临巨大的灾难。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区域内存在较大经济体的地方政府的产业选择也许会未雨绸缪地关注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其在做出产业政策决策时，可能不太关注后备产业的现有生产率水平，而是从不相关的产业视角以及生产率增长潜力出发，寻求经济冲击时的宏观经济稳定。而中国的产业发展无不受政府政策影响的事实，需要我们在具体分析时将政府行为考虑其中。因此，政府的产业政策选择使得产业集聚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这都根源于对更为细分的行业结构的关联分析。

因此，不管是从知识溢出效应还是政府的产业政策选择来规避集聚与生产率之间的异质性表现，更为细分的产业结构分析都可以为之提供更为细致的理论解释。美国经济学家Frenken等（2007）借鉴了“认知距离”（Nooteboom，2000；Boschma，2005；Nooteboom et al.，2007）的概念，将产业多样化细分为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本研究将借鉴这一思想，从城市产业专业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的视角出发研究集聚与城市生产率的关系，在突破目前国内研究仅局限于宽泛的三次产业结构或单个产业部门层面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及国外主要从企业生产率着手进行集聚与生产率研究的基础上，从更细分的产业关联入手，分析产业结构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为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理论研究提供实证证据。

本研究以城市为研究单元，城市生产率除了受城市内部产业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的影响以外，还受周边城市产业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的影响以及往期的生产率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时，还应考虑城市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和跨期相关性，否则会过高估计城市产业集聚对本城市生产率的影响。而实证研究中，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空白。但已有学者对劳动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和跨期相关性进行过研究，如Meijers & Burger（2009）认为集聚效应可以在相邻的城市之间共享，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发现多中心城市圈比单中心城市圈的劳动生产率更高。连飞（2011）通过对东北34个城市的工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发现，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柯善咨和姚德龙（2008）的研究也发现工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在相邻城市间有明显的空间黏滞性和连续性。另外，刘黄金（2005）在研究中国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时，发现各地区生产率差异呈扩大趋势是导致地区人均收入差异的直接原因。范剑勇（2006）的研究反映了地区劳动生产率存在跨期影响，他认为规模报酬递增地方化是产业集聚的源泉，并提高了本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地区间的差异。孙浦阳、韩帅和许启钦（2013）通过使用动态计量模型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在当期和滞后一两个时期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不同，且不同的产业集聚，在不同的时期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也存在显著不同。除此之外，从已有的实证研究来看，产业的空间集聚对生产率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王丽丽和范爱军（2009），王燕和徐妍（2012）通过对制造行业的空间集聚水平与其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且通过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影响的路径也存在差异。由此可见，城市的产业集聚通过知识溢出呈现出的不同行业结构是否会对城市生产率产生非线性影响呢？这需要我们从动态演化的视角进行实证确认。

综上所述，不管从微观层面，还是从宏观层面来看，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生产率的增长，因此生产率的研究已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尤其是集聚理论中关于知识溢出机制的研究为生产率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加之近年来以1997年的东亚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为代表的大规模经济增长受挫经历，更是促进了学者们对生产率增长及其理论机制的研究。而既有研究中，不管是集中在微观层面（企业）展开的集聚与生产率研究，还是国内相对有限城市生产率的研究，都体现出从知识技术关联层面展开，从更为细分的行业结构出发，研究生产率增长的内在机制和经济表现。最近的研究还体现出了演化的思想，结合空间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考察生产率的动态演化，这种更为贴近现实的研究为生产率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更有力的解释，也是未来需要更加关注的研究方向。本研究将在第8章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以期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提供生产率层面考量的产业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