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应具备的几个条件
上面四个观点，如果分别解释，都有可取之处。但界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却不应泛泛而论，如果四种观点并立，那就等于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了。因此，我们需要确定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代表的几个条件。
我们认为，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须同时符合下面五个条件：一是博大精深，二是源远流长，三是独特价值，四是雅俗共赏，五是国际影响。这五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博大精深说明这一思想的高尚境界，其境界之高是别的思想无法与之相比的；源远流长说明这一思想的历史之长，其历史地位无从替代；独特价值说明这一思想的应用范围特广，价值特高；雅俗共赏说明这一思想为全民族认可，其受众面之宽无与伦比；国际影响说明这一思想并非孤芳自享，而是得到了外部世界的认同。五个条件同时具备，说明这一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重视，其民族性与世界性非其他思想可比。
一、博大精深
分别而言，老子、孔子、惠能创立的理论都可以说博大精深，但相比较而言，孔子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国家社会的治理和伦理方面；惠能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佛教禅宗的教理方面；只有老子的《道德经》，才完整地体现出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总体认识，也就是一种宇宙论。西晋时的葛洪在他的名著《抱朴子·内篇》开篇评论《道德经》时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眛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6]这里“玄”即《道德经》所言的“道”，“深”、“远”、“高”、“旷”意即我们现在所谓博大精深。其意为：玄妙的大道，其“博”孕育出元气，铸造出天地，化育出原始物质，创生出万事万物；其“大”如巨笼笼罩四面八方，覆盖在九天之上；其“精”为万物的本原，自然的始祖；其“深”极度深奥，深邃难识。老子《道德经》讲的“道”是非经验的即“形而上”的对象，但不像黑格尔哲学那样只是概念的逻辑推演，而是将“道”的理念运用于认识世界和指导统治者治理国家，并指导我们的身心活动。世界的本体是“道”，“道”在天地中的表现是“德”，“道”在人身上的表现是人性。人类结成社会，社会有其历史发展，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人性发生变异，造成人类的生存危机，为了摆脱危机，人必须认真修养。这样，《道德经》的全部内容，按其内在逻辑以道论、德论、人性论、社会历史论、修养论加以整理，顺畅通达，可见《道德经》建立了一部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就理论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而言，我们不难看出，老子的思想是胜于孔子和惠能的。
老子《道德经》中隐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概括地表述，就是尊重自然、关爱生命与和谐宽容。
尊重自然是《道德经》最基本的思想。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创生的根源，是世界的终极原则，所以天、地、人都要遵循道的法则。而“道”的本性就是“自然”，所以“道”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天、地、人的法则的。“道”生万物，从起始上说，也可以叫作“有无相生”。万物按其本性自然地生长发育，不受异己力量的干涉而得以实现其本性。老子在理论上用自然无为之“道”取代了有人格意志的神，因此否定了有目的、有意志的神创造世界的学说，是一种宇宙自然生成的哲学。老子的哲学，表现出我国古人高度的抽象思维。
《道德经》认为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说自然是无目的的，但无目的地运动的自然却能创造出秩序井然的世界。因此，人在自然面前，只能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不能以自身的主观意志随意地改变自然万物的本性，强求自然与自身一致。到了现在，这一尊重自然本性的思想的现实意义越来越明显了。道家的“无为”即无目的的自然，却顺其自然“无不为”地创造出秩序井然的世界。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自然自身的运动变化形成生态平衡。尊重自然，保持自然的原生态，正是现代全人类关心的共同的时代主题。现时代的主题，在老子哲学中隐藏了两千多年，现在是将这一精髓挖掘出来的时候了。
关爱生命是《道德经》中隐藏着的深厚情怀。
关爱生命和尊重自然是直接相关的。老子在论述人、地、天、道这域中的“四大”时，特别突出“人居其一”，表明在他的哲学中，“道”或自然是基点，人则是重点。也就是说，老子所说的“道”或“自然”，并不是一个挂空的终极概念，它通过人的生命体现出来，表现为对人的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双重关怀。“自然”之“道”，既是个体生命内在的原则，又是协调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准则。在老子的思想中，生命和自然的具体关系是：有生命的人并不在自然之外，而就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人的生命和自然是统一的。人本来就来自自然，来自自然的人又生活在自然的天、地中，人要活得好、健康长寿，就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不要破坏自然为我们提供的生活基础。要看到万事万物之间及它们和人之间，还有人和人之间，都存在着自身的自然联系，这个联系就是“道”。人顺着统一于自然之中的联系也就是“道”去生活和做事，就是顺其自然。老子哲学的人生观念，启发、诱导人们去探索人生、人体、命运、社会、宇宙等方面的奥秘，充分显示出中国人重人生、乐入世的积极人生态度，体现了中国人重实际和富于想象的传统精神。
在老子生活的时代，下层民众为了求生，往往只能“不畏死”去反抗。老子说：“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在生死对抗的阶级社会中，关爱生命尽管是人的情怀，却不能成为时代的一个主题。而在现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之历史已经大为改善，关爱生命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情怀。
和谐宽容，是《道德经》健康的文化心态。
道家从崇尚自然和用“道”包容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的世界观，引申出“知常容，容乃公”的原则，表现出一种宽容、和解的气度。在道家理论中，“和”、“容”都是重要概念，“和”即和谐，“容”即宽容。道家文化是主张和谐宽容的文化，这是相当清楚的。道家的这种文化心态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面对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主张“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道家的学风及其文化心态，在诸子各家中最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前瞻性。道家主张“不争”、“无欲”、“以百姓之心为心”，认为无欲才能不贪，不贪也就不争，无逞强争夺之心，社会不致动乱，国家才能稳定。和谐宽容，于己于人于国都是最为有利的。做到和谐宽容，也就是顺应自然。
《道德经》自然生成的宇宙论、对人体生命的热爱以及追求人与大自然及人与人和谐的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正受到国内和世界的日益关注。我们今天提出坚持全球成为命运共同体，构建和谐社会，有其深刻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弘扬《道德经》的传统文化精髓，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源远流长
“源远”是上溯，“流长”是下移。孔子的学说与老子同期，但源远不及老子，且孔子问“道”于老子，说明老子是孔子的老师。至于老子思想之源远，则可上溯到中华文化的起源之时。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老子处于中段，他身为春秋末年的史官，掌管朝廷保存的史料。身为史官的老子，不参与宫廷的政治斗争，潜心钻研古籍，将在他之前的文化融进他的智慧之中，在《河图》《洛书》《连山易》《归藏易》《周易》等的基础上述出《道德经》，再传世2500多年。正是《道德经》，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承上启下地联结成整体。
以“道”为核心概念的《道德经》在问世之前，其形成过程可以上溯至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道”概念之前是“阴阳”，“阴阳”之前是“八卦”，“八卦”的源头是伏羲所创的先天八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流传着许多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伏羲、女娲是中国人所熟知的远古神人，李亢在《独异志》中说，“昔宇宙初辟之时，止有女娲兄妹二人……议以为夫妻”，从而传下中国人，伏羲和女娲也就成了中国人的祖宗。伏羲是中华传统“道”文化的活水源头。伏羲与女娲议为夫妻，颇似西方文化上帝创世中的亚当和夏娃，实则根本不同：亚当和夏娃是上帝创造的两个最早的人，伏羲和女娲则为自然所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没有上帝的地位的。
伏羲的八卦图用的是图形符号而不是文字，《易经·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包含着中国古人对世界及人类的深度抽象思维。就是说，世界本原只能运用抽象的图像和卦体符号来表达。伏羲作的八卦图，中为太极，太极为鱼形阴阳二图（俗称阴阳鱼），围绕太极的是八卦。传说中的伏羲时期，中国已经进入农耕时代，先民长期致力于探究天象以明季节，在思维中形成“阴阳”这个观念。
中华民族又自称炎黄子孙，因为正是炎帝和黄帝实现了华夏民族的统一。黄帝是中原各部落的首领，传说中的象形文字就是黄帝时代发明的。《庄子·知北游》中说：“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黄帝是一个崇尚道学的思想家，又是一个爱护生命的人。现存《黄帝内经》一书，据说就是他和岐伯、雷公讨论医学的著作。
伏羲和黄帝时期，先人观天象而作“易”书。据《山海经》记载，“易”在夏代为《连山》，在商代为《归藏》，在周代深化成《周易》，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逐渐又将它演变成了《易经》。前两部易书已经失传，《周易》编定在公元前七世纪前后。《易经》在总体上虽说是一部占筮之书，但其中包含深奥的哲理，这是世所公认的。《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古典经文首次将“道”概括为一个哲学概念，并用“阴阳”和“形而上”概括“道”的特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易经》被列为群经之首，是一部具有哲学意义的著作，成为东方文化的源头。《易经》虽然是中华文化传统中挖掘不尽的古典宝藏，充满人生智慧，深广而显微，彰往而察来，隐藏着“天道大律”，但在形式上是一部占筮之书，直至现在，推崇命理学的人仍学《易经》。到春秋末年，老子的《道德经》实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将“道”从占筮之学为形式的《易经》中独立出来，确立为“形而上”的哲学本体论概念。
从源头上看，《道德经》哲学无疑与上古神话传说密切相关。溯本求源，在哲学的思维系统形成之前，曾有过一个神话传说时代。神话传说与哲学思维是有渊源和承递关系的，神话传说中包含天文历法，与哲学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疑古派”否定古代神话对于古代哲学的形成的意义，其观点是不可取的。
三、独特价值
以《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哲学的“道”本体论，运用抽象思维论述高深的世界本原问题。但道家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哲学一开始就体现出理论和现实的统一、抽象和具体的统一。道家哲学的抽象概念不是挂空的，而是从现实而来又回到现实中加以运用，在运用中体现“道”本体论的价值。“道”本体论的价值，体现在天地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现实生活及精神活动之中。“道”生万物，“德”育万物，包括自然、社会和人在内的万事万物尊“道”而贵“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要求。《道德经》建立了世界和人类可持续存在的基础理论，其系统性在其他哲学中是难得一见的。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哲学产生之初，哲学家们思考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建立世界和人类可持续存在的基础理论，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认为人类要生存下去，最根本的一条是服从自然。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7]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被人们称为如来佛，“如来”就是本来如此、自然而来之意。而真正建立起世界和人类可持续存在的基础理论体系的，则是老子的《道德经》。
《道德经》建立以“道”为本体的哲学，并非单纯去追求认识世界本原的兴趣，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的超越常规理性的思考。《道德经》哲学认为，人类生存存在着深沉的危机，这一危机深藏于人的自然本性与人为生存而“人为”的内在矛盾之中。自人类产生以来，这一矛盾就使人类历史呈现“失道”过程，发展下去，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灭亡。《道德经》的天道、地道、人道理论，概括地说，就是要世界和人类正视可持续存在的危机，找出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化解危机的途径，为世界和人类建立可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理论。世界和人类可持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建立世界和人类可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理论的独特价值，是其他任何理论都无法比拟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一部不断探索“道”、不断践行“德”的历史。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五千多年，至今仍充满生命活力，就是因为有“道”文化贯穿其中。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始至终追求“道”、践行“德”的民族，也必将成为一个充分具备“道德”精神的民族。
四、雅俗共赏
以《道德经》为标志的“道”文化得到了雅俗认同。在雅文化中，“道”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核心概念；在俗文化中，“道”则成为民众普遍认同的观念。
中华雅文化，集中体现在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中。百家争鸣说明学术思想各有侧重，但各家同根同源且都言“道”，又是异中之同。明末清初的著名哲学家黄宗羲明确指出：“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8]百家中道、儒及后来传入的释家对后世影响最大，道、儒、释三家被公认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三根支柱。但三根支柱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植根于共同的基础之上，这个共同的根基就是“道”文化。
“道”是道家学说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虽然在之前的《诗经》和《易经》中已广为使用，但老子的《道德经》才将其确立为宇宙人生的最高概念。以“道”为本体的哲学，虽然不一定被道家之外的各家作为本家的学说，但实际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同。《道德经》其实是老子以个人智慧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提升。古代的思想流派，除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外，其他各家如心学、理学也论述过本体问题，但大多数都侧重于社会治理和人生修养方面，道家则从宇宙观出发，并将其贯彻到社会人生，探索循“道”而为的社会治理规律和人生修养的内涵，也就是说明怎样治国，怎样为人。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论述中华传统文化时，以道家学说作代表是合理的。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儒两家的区别主要在于，道家在强调天道与人道统一时，对天道做了深刻的论述，人道则是天道的引申；儒家则侧重于人道的说教，对天道只是表示敬而远之。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时，“道”主要表现为人的伦理原则。后来荀子说“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荀子·儒效》），更表明“道”也是儒学的基础性概念。释家是佛教的理论，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以唐玄奘为界，以前主要为传播印度佛教，以后自禅宗起，佛教中国化了，形成了中国佛教。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释家，主要指中国佛教。禅宗并不主张人生在世只是为了死后进入天国做准备，而认为现世和来世不存在鸿沟，人生活在现世中，只要能“明心见性”，即可“顿悟成佛”。释家的理论，亦与道家相融。禅宗三祖僧璨大师的《信心铭》，开篇之句是“至道无难，唯嫌拣择”[9]。“至道”指根本的、终极的“道”。三祖将达到“至道”作为最高的追求。老庄的道学，本是禅宗六祖慧能思想的依据。禅宗认为“运水搬柴，无非妙道”，将“妙道”视为成佛。《六祖坛经·悟法传衣第一》中说：“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传香忏悔第五》又说：“无上佛道誓愿成。”[10]明确地将中国佛教的最高“愿”确定为“佛道”。六祖的“自性真空”说，实为追求精神的彻底解放和自由，这本是道家的代表之一庄子阐述的思想，难怪有人将庄子思想看作中国佛教的一个来源。
“道”文化同样贯穿于中华俗文化之中。中华民族是讲道理的民族，“道理”即“道”是“理”的准则，符合“道”才有理，不符合“道”则无理可言。合“道”为理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指导，“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由此可见“道”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灵魂。“道”又是正义的代称，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号，即意味着正义之举。“道”还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的各种行为都具有文化的意味，如经商之道、为官之道、师道，连喝茶都有茶道。在宗教意识中，宗教哲学虽然包含雅文化，但从大众意识来说则是俗文化。中国的本土宗教称为道教。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在《小杂感》中又说，懂得道教，也就“懂得中国大半”。总之，信仰、习俗、行为准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道”紧密相连。与道、儒、释三教相对应，文化上亦有道、儒、释三家学说。在三家学说中，长期以来，人们最重视儒家，释家和道家被认为非主流文化，这是一种偏见。其实，三根支柱的根基，表现为道、儒、释三家的融合，但无论从历史、学术底蕴还是现实看，都可以概括为“道”文化。
《道德经》用“形而上”的“道”去说明“形而下”的“器”，用“形而下”的“器”去领悟和理解“形而上”的“道”，这是非常高妙的。看来，老子阐述的《道德经》不是专门给做学问的人或统治者讲的，他是面向大众，让大众都能了解他的哲理，所以，他总是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去说理。只要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态认真去读，不仅能读懂，而且会发现字字句句都是至理名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历史发展到今天，《道德经》的现实意义更大，其论证的和谐社会，正是人类社会文明最高境界的体现。
五、国际影响
我们现在理解“道”文化，既要立足中华文化，又要超越中华文化，将其看作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看作现实中世界和人类持续存在的基础理论。《道德经》早在唐朝已被译成梵文传到国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球译本中，除《圣经》外就属《道德经》最多。在“全球村”的当代，全球各民族特别需要共同的基础理论作指导，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理论已经过时，新的基础理论正在逐步取代旧理论。
从世界范围看，文艺复兴以来约500年时间，占统治地位的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理论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与道家学说是相反的。道家学说认为，人处在“道”、天、地的支配之下，“道”、天、地、人又必须服从自然的法则。人类中心主义则认为，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一切存在物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因此，一切存在物应无条件地服从人的价值需要。人有无限的理性，可以以万能的科技根据自身的需要主宰自然和支配自然，使人过上高消费的“幸福”生活。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思想根源。按照中华民族的“道”文化，“道”生万物，“德”育万物，都不去主宰万物。万物的生长发育并不是人类的功劳，人类更没有资格去任意肢解和支配万物。万物由“道”生“德”育，自然地形成生态平衡，是世界最好的状态。可是，近几百年来，在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地球上的环境遭受到人为的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人类在反思自身的行为时，才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用环境伦理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是当代伦理研究的趋势。在用环境伦理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时，弘扬“道”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意识形态的人类中心论、无限理性论、科技万能论和消费至上论成了人类发展的指导理论。这一套理论带来的后果，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历史学家维科所说：“人类首先感到必需，接着追求效用，再接下去就是讲求舒适，寻乐，然后在奢侈中变得淫逸，最后发狂，浪费他们的资产。”[11]现在的人类孜孜以求的“文明”社会，正是维科说的“在奢侈中变得淫逸，最后发狂，浪费他们的资产”的社会。
“现代化”带来的全球难题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并不能解决世界和人类可持续存在这个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要靠文化和哲学来解决。中华民族的“道”文化要现实得多，道家学说，就其本体论而言，是“玄之又玄”的。但其所论述的世界和人类存在的理论却是浅显易懂的。也就是说，道家学说本来“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莫能知，莫能行”使世界和人类生存的危机越来越严重，“能知”“能行”则是解除危机最有效的办法。中华民族传承和弘扬“道”文化，使之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人类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生存，才是摆脱灭亡危机的“甚易知，甚易行”的现实途径。
文艺复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理论，主张向自然无止境地索取，认为这才是人的幸福源泉。这种理论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至于核污染扩散和温室效应等问题，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对于这种理论，必须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和批判，这是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中，没有比这个问题更大的了。
世界和人类生存的基础理论必须转换，用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指引人类生存和发展是现实的必然要求。为此，首先要吸取人类文明创造的全部优秀成果。这个优秀成果就存在于中华传统的“道”文化之中。在“道”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人类生存的哲学，其为全球社会认同之时，人类将在古老而常新的理论基础上存在和发展，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也就到来了。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人类生存基础理论变革的重要性，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人类生存基础理论正在为人类所接受，以“道”文化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对人类的前景我们满怀信心，“道”文化将指引人类走向光明。
“道”文化已有五千多年的传承。它如一道洪流，离源头越远，就越浩大。当今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联合国秘书长、俄罗斯总统、美国总统等许多政要都在他们的讲话中引用《道德经》。《道德经》以近百种文字的译本走向世界。领悟和宣扬道家学说的精髓，传承和弘扬“道”文化，是时代交给我们的重任，是我们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课题[12]。从上面的论证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用“道”来概括中华传统文化，肯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是《道德经》阐述的“道”文化，是有充分根据的。现代西方汉学家李约瑟（1900—1995）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中说：“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13]对道家历史地位的这一论述，确实深透。而道家的代表作正是《道德经》，可见《道德经》是可以代表中华文明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