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制造业发展概况

自工业革命以来，从英国到欧洲大陆，从美国到日本，大国兴起总是与其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相伴。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关乎国家安全与民族强盛。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明晰制造强国的制造业现状与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有助于了解我国与制造强国之间的差距，并根据我国制造业现实背景及发展需要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造业与制造体系的发展趋势。

2.1.1 国外制造业发展现状

德国凭借强大的机械和装备制造业，占据全球显著地位的信息技术能力，以及在嵌入式系统和自动化工程领域具有的高技术水平，在工业制造方面一直处于欧洲领头羊的地位，是全球制造业中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德国是工业大国和工业强国，智能制造的工业基础健全且强大，核心技术和部件基本上都可以自主研发制造；德国的《工业4.0》已经成为知晓度极高的“智能制造”概念的代名词，软件密集型嵌入式系统的发展是其核心技术之一；政府颁布了耗资上百亿欧元的高科技战略，将《工业4.0》作为国家计划，聚集了顶尖的工业企业；依托强大的工业基础以及政府的有效组织，《工业4.0》的雏形已经在众多项目中显现。德国具备独立发展智能制造的完整生态系统。

先进的技术和创新发展将是未来制造业的主要特征，制造业目前正处于一个可持续、智能、安全和迅速崛起的阶段，而美国将是这一行业转型的领导者。美国正在开发先进的制造技术，包括智能互联的产品和工厂。同时，美国在预测分析以及先进材料方面也居世界领先地位，而这些因素正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而在个人、技术、资本和公司间建立联系、产生协同效应方面，美国的成就也很突出，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创新生态系统，并通过研发投资创造巨大价值。中国与美国处在制造业大国的头两名，各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20%左右。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有1.3亿人，而美国只有约0.12亿人。美国在知识密集型和创新密集型的高科技制造业居领先地位，如计算机、电子、半导体、医疗器械、精密仪器、光电元件等领域。中国在三种制造业领域中领先：一是劳动力密集型，如纺织、服装、皮革、玩具、家具；二是资源密集型，如煤矿、造纸、炼铁；三是能源密集型，如焦化、钢铁、水泥、橡胶、塑料。

日本作为东亚“雁阵模式”的领头雁，其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战后，日本通过发展原料工业与重化工业，迅速实现了经济的恢复与赶超。20世纪80年代，日本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在工业机器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等高端制造业领域实现了突破，经济实现了长期稳定增长。即使进入“衰退的十年”，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一直维持在19%以上，制造业仍然支撑着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并且仍是当今日本经济复苏的根本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国内劳动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制造业空心化开始加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日本制造业也开始了新的调整。一方面，日本传统制造业企业开始积极剥离辅业，布局智能城市、新能源等新兴高科技产业，积极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日本在关键设备、精密零部件等方面的技术水平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随着制造业的回流，向高端制造业转型的产业逐渐增加。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世界经济危机，严重伤害了实体经济，至今尚在缓慢复苏中。危机促使人们反思：怎样看待制造业？如何通过重振制造业，重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平衡？人们看到，新自由主义的放任自私、追求杠杆效益、倡行“去工业化”，引致制造业日趋“空心化”。当代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各国纷纷制定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一方面，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日本在《2014制造业白皮书》中提出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英国发布《英国制造2050》等；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

2.2.2 国内制造业发展现状

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未来的发展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成就，专利申请数量大幅上升，2017年我国授权的发明专利共计32.7万件，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大量的关键零部件、系统软件和高端装备基本都依赖进口。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活动不够活跃，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是缺乏重大突破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我国基础研究的比例不足5%，仅仅是发达国家的1/4。原隶属于各工业部门的院所改制为企业之后，更多的资金、人力和管理开始从共性技术领域转到应用技术和商业化领域，不再从事共性技术的研发，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主体弱化。同时，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拥有不同的评价机制和利益导向，各自创新活动的目的严重分化，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有效机制尚未形成。由于创新能力不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尚处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制造—加工—组装”环节。

产品档次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和跨国企业。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不强，缺乏世界知名品牌，领军企业发展不足。首先，我国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整体水平不高。国家监督抽查产品质量不合格率高达10%，出口商品长期处于国外通报召回问题产品数量首位，制造业每年直接质量损失超过2000亿元，间接损失超过万亿元。其次，我国企业在品牌设计、品牌建设和品牌维护等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品牌发展滞后。最后，我国标准体系整体水平不高。据统计，我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占比不到0.5%，标准更新速度缓慢，“标龄”高出德、美、英、日等发达国家1倍以上。

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我国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导致资源能源需求强劲，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而且，一些地方和企业单纯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获取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造成能源资源利用率偏低和环境污染严重。据英国BP公司统计，我国单位GDP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9倍、美国的2.4倍、日本的3.65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2017BP统计年鉴》指出：中国2016年的能源消费量仅增长了1.3%，是自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仍是全球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资源与环境成本低廉、资源与环境价值未能得到体现，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合理配置资源环境要素的基础性作用。环境监管不力与违法成本偏低也是诱发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空气质量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22%，比2016年下降0.8%，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仍有239个城市空气环境质量超标。《2016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基本稳定，但是近岸局部海域污染较严重。

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主要依靠要素低成本优势、通过引进技术和管理迅速形成生产力来实现规模扩张，依靠投资进行拉动，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工业发展尚缺乏统筹协调，区域产业发展同质化问题严重。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制造业中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过大，技术密集型产业偏低，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水泥等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也开始出现产能利用不足。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停留在批发零售、运输仓储等低端服务领域，许多关键领域自主研发能力不强，直接影响到向服务转型的程度和效果。部分传统行业集中度相对偏低，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水平不高，工业发展尚缺乏“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协调机制。

信息化水平不高，与工业化融合深度不够。“两化”深度融合是建设制造强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动力，是打造工业竞争新优势，在向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抢占先机的重要条件。不过，我国的信息化水平仍然不高，“两化”融合仍有巨大潜力可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水平仍然滞后于发达国家。《2016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指出：我国网络就绪度指数（NRI指数）名列全球59位，远低于美、日、德、韩等国家。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生产方式和工艺流程的意愿偏低，大部分地区和行业仍处于以初级或局部应用为主的阶段，且不同地区、行业及不同规模企业间信息化水平差距明显。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高端核心工业软件主要依赖进口，信息化与信息安全相关领域人才储备严重不足。

在现有的制造业产业链格局中，美国等发达国家负责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和关键零部件的提供，而将一些制造加工活动外包到中国，中美两国更多的是一种产业链的协同关系，双方分处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彼此占有不同的国际市场。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各国都在布局高科技产业。从中国来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传统依靠劳动力等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无法持续，制造业转型升级十分迫切。从美国来看，在“再工业化”政策实施后，美国并非回归传统制造业，主要是聚焦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新材料、信息技术、工业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领域，而这些领域与我国在2010年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谋而合，其必然会以多种方式限制我国制造业向高级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