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键概念界定

一、城市社区

“社区”原来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目前已成为主流的政策话语和家喻户晓的日常话语。一般认为，“社区”概念出自德国学者滕尼斯1887年的社会学名著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英译名为Community and Society。20世纪30年代，我国社会学家将其翻译为《共同体与社会》。滕尼斯对人类结合形式做出了“共同体”和“社会”的抽象二元划分法。得益于他的启发，有学者将社区视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研究主体和对象。共同体的本质是指由“本质（自然）意志”（表现为本能、习惯和记忆）推动的，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联系和组织方式，它以血缘（家庭）、地缘（村庄）和精神共同体（友谊或信仰团体）为基本形式。在滕尼斯看来，“社区”与“共同体”的内涵是一致的，只是表征的角度不同而已。滕尼斯在提出“社区”这一概念时，强调的是社会共同体、团体，并没有强调其地域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区研究在美国兴起，“可以说，早期美国社会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社区研究的历史”。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把滕尼斯的“社区”翻译成了英文“community”，区别于滕尼斯的“社区”概念，罗密斯界定的“社区”概念不仅包括社会生活共同体，而且包括地域生活共同体。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对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及其变迁做了深入研究，社区的概念不断得到拓展。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葛尔宾在《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解剖》中提出，乡村社区由其贸易范围来决定。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帕克与伯吉斯《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一书中，将城市界定为一种社区，是一种思想状态，是文化和传统的一种载体。1936年，帕克发表《人类生态学》一文，强调了“社区”概念中的“地域、一定数量人口和互动性关系网络”这三个要素，并基于此发展了人文区位学理论。由此，社区概念的地域性、区域性色彩得以凸显。美国社会学者对社区的研究在这段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路易斯·沃斯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另外，纽约社会学家林德夫妇出版了《中镇：当代美国文化研究》。“二战”之后，美国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又反过来影响德国、法国的社会学界，从而由不带“地域”含义的社区逐渐向地域共同体靠拢。对社区概念的界定，学界有众多不同意见。杨庆堃于1981年统计发现学界有140多种关于社区的定义，主要有以希勒、塞尔兹尼克为代表的“群体说”，以戈夫曼为代表的“场域说”，以沃伦为代表的“系统说”。

“社区”一词于20世纪30年代经美国传播到中国。费孝通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部分学生首次将“community”译为“社区”。此后，社区研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分别从地域、人口、利益关联性、行政区划的独立自治性、公共产品消费单元、心理认同等要素对“社区”进行界定。费孝通将社区概念表述为“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地域里形成的一个在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郑杭生认为，“社区是进行一定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生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黎熙元、何肇发认为，“社区就是区域性社会，换言之，社区就是人们凭感官能感觉到的具体化了的社会”。林尚立认为，“社区实际上是人们在一定生活空间内所形成的以一定的区域为单位的社会共同体”。由于存在着“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的社区观，有关社区的定义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始终存在着争议。

关于城市社区的界定，中国学界与政府部门的界定也是有分歧的。从目前的城市社区研究来看，学界关心的是本体论上的“社区”研究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社区研究”。前者将“社区”视为一个以社会团结为特征的、具体的客观对象来研究，后者则将“社区”看作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博弈的特殊社会场域和理解其他理论问题的“透镜”。从本体论来看，一般将社区看作一个有共同特质并且形成一定社会联系和进行社会互动的共同体。注重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不仅包括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还包括超越社区地域的某些共同体，如信息时代的网络交往共同体，它是相对于传统社区的“陌生人社会”，不过分强调地域的界线。有的学者认为“一个街道办事处所辖的范围大致就是社区的地域空间”。为了淡化社区的行政区划色彩，许多学者称其为“街区”。有的学者指出，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街道办事处以及居委会这些基层管理机构的代名词。而政府部门实际关心的社区是区域性“社区建设”的结果和成就。2000年，民政部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指出，“社区是指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是指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还是居委会所辖区域，在实际社区建设中也是不统一的。如“沈阳模式”将居民区视为社区，而“上海模式”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街道范围划定社区范围，南京鼓楼区则将区的范围定位为社区的地域空间等。学界对社区概念的界定未形成共识，而理论研究与政府部门实践之间的张力，推动着社区研究的螺旋式上升。

本书将城市社区界定为：在一定城市地域范围内，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密切的交往而形成的具有较强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因为本书以上海的社区治理史为研究对象，所以社区范围也界定为街道范围内的街居空间。

二、城市社区治理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范围内的“结社革命”以及新公共管理主义的冲击下，传统的国家政府统治逐渐表现出被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全球化治理所取代的趋势。自世界银行1989年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以来，“治理”迅速在政治学、管理学及行政学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进行了宽泛的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塞纳克伦斯从政治学的视角提出“治理反映这样一种观念，各国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权力，政府之外社会上的一些其他机构和单位负责维持秩序，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英国学者罗西瑙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来界定治理的含义：“与统治相比，治理内涵更加丰富，它包含正式及非正式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主体能够借助其中的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达成各自的目标。”由此，治理概念迅速传播，并形成社会科学解释的范式。它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在学科发展上，它“破除了传统的两分法思维，既包含了制度分析、经济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许多内容，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其他方法的缺陷”。在实践层面，它强调国家与公民的合作，对于改善国家与社会关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转换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和失败”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而治理理论进入城市社区场域，则有其特定的背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经济危机和福利国家的失效，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理论先后受“新自由主义”与“社区主义”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二战以后，伴随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社区陷入衰落境地。20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掀起新一轮的社区复兴运动，自下而上地带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与“社区主义”融合，重新找回了社区，社区治理被赋予新的内涵。学者们理解的社区已不单纯局限于国家责任还是市场责任，而是代表着公私部门界限渐趋含糊的统治风格。此后，西方社区治理理念被引入中国，结合中国实践，社区治理的概念内涵得到拓展。在中国，社区治理可以看成是治理理念在社区层面的应用，或简单说是对社区范围内的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过程。社区治理被视为社区范围内不同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进行的相互作用的模式。社区治理是一种集体选择的过程，是政府、社区、企业、非营利组织、居民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是通过合作、协商确立共同的目标而实施的对社区事务的管理。

基于以上国内外关于社区治理概念的界定，本书将城市社区治理界定为：社区多元化主体整合社区资源，以公开讨论、平等协商、沟通谈判及妥协互让等多样化的方式，反映公共利益诉求，实现公共利益分配，强化社区功能、增强社区活力、培育公民对社区的归属感的过程。其内涵包含四方面的内容：一是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尽管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依然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政府不是社区治理的唯一主体。在政府之外，还有其他治理主体，包括街道办事处、社区中的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中介组织、非营利组织、业主委员会以及社区成员等。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同政府机构建立起多种多样的协作关系。二是治理内容的扩大化。社区治理的内容可以概括为秩序与服务两个维度。秩序层面涉及社区内的行政管理、社区权力结构、社区安全、社区环境等；服务层面涉及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公共服务的完善、社区公共卫生管理、社区福利分配、社区纠纷调解等。三是治理方式的多样化。社区治理的方式逐步实现“去行政化”，通过公开讨论、平等协商、沟通谈判以及妥协退让等多样化的方式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四是社区治理绩效的可测评化。社区治理的愿景目标包括社区功能的强化、社区活力的激发、社区居民公共利益的实现、对社区的心理认同等，可以用公平、效率、回应性等指标对上述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