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瑞西阿得斯与斐狄庇得斯

《云》的开头是一声痛苦的喊叫，紧接着对宙斯的呼告（行1-2）。在社会和政治动乱中，关于这个世界的某些“事实”对斯瑞西阿得斯来说并没有改变。战争使他的奴隶们不听话了（行7）；娶了一个贵族妻子迫使他疲于应付这一城市婚姻带来的金钱和性事上的压力，还不得不放弃了平静的乡村生活；这个婚姻带来的儿子不听管教、挥霍无度、游手好闲（行42以下，行73以下）。[43]但在沉痛背后，斯瑞西阿得斯有一种幼稚的乐观：传统宗教、家庭责任的传统原则以及一点点精明的自私自利将会帮他渡过难关。他的名字Strepsiades代表了他的痛苦——在夜里翻来滚去（strephei，行36），被苏格拉底的臭虫咬得更剧烈地翻滚（行700以下），也代表了他的诡计多端和要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的决心：他要“推翻”不利的诉讼（strepsodikēsai，行434），他期待着被骂成滑头（strophis，行450）或是骗子（Dover，C，xxv）。天真地相信诸神的保护（起码是那些没有给他带来不幸的神，参行84）、誓言的神圣和儿子对父亲的义务是他的希望所在。他不能设想这些最基本的价值的崩溃。新式教育看起来是对付债主的安全的武器（行94以下），这件武器的破坏力量，他还一无所知。

那么，斯瑞西阿得斯的动机实质上是个人私利，还可能是一种享乐主义的私利（参见hēdistos bios，行43），但他对旧道德观念的习惯性遵守约束了这种私利。他或多或少还具有道德，但这不是来自于他内心的善，而是因为一方面有某些习俗是他从未想过要质疑的，另一方面，他还没有学会欺诈的手段。他儿子的成长缺乏旧式教育的约束，我们在他身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阿里斯托芬描绘的人类本性。斐狄庇得斯是一个年轻的贵族，通过他的母亲而与伯里克勒斯家族有血缘联系。[44]但他比伯里克勒斯的道德走得远得多（就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勒斯而言），他决心否认任何神圣的东西，甚至是父母之命。对他来说，自主变成了傲慢（hybris）。这出戏把他的生活方式与新的教育方式联系起来：这两者都被冠以贵族化的修饰语（kalos kagathos，行101，行797；参见行8，行61）。[45]更明显的是对他的发型的描写，城市知识分子有同样的发型（行14，行331以下，行836），很多观众也有同样的发型（行1098以下）。[46]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勒斯捍卫了雅典对自由和自主的信奉，他认为培养人的自主选择将造就这样的公民：他将“高贵地决定”应当献身于城邦的事业。[47]但斐狄庇得斯在戏剧一开始的行为支持了“反正当的言辞”的结论：如果任由他们自主选择的话，多数人会选择以自我为中心追求快乐。斐狄庇得斯看起来没有任何社会意识（还不如他的父亲，斯瑞西阿得斯在地图一幕中表现出对斯巴达的某些焦虑），也没有宗教意识（他只向那些带给他快乐的神祇呼告，波塞冬、马神、狄奥尼索斯，行83，行91，行108），只有一点不牢靠的家庭忠诚。他第一次张口是对不正义（injustice）的抗议（行25），但他所言的不正义（adikia）不过是违反了赛马规则。他完完全全为快乐而活（行1079，“反正当的言辞”），如果说有那么一点道德和宗教的话，也仅仅因为它们与快乐相关。他长期不听管教，只为了追求他的赛马生活（行73）；他违背了对父亲的誓言，只是因为父亲要他做的事会让赛马的同伴们耻笑（行90，行119）。他不会为任何事情放弃赛马，他拒绝这样做，甚至你许诺给他城里最好的赛马，他还是不会这样做（行108）。这个笑料反映出他的欲望对象的局限性：只有为了得到更多同样的东西才能忍受这种东西的不足。如果大多数人都像这样，任由他们自主选择的时候都选择追求快乐（而不是荣誉或智慧），那么看起来只有严格的习惯才能造就出确有道德的公民。在一个人有望做出恰当的选择之前，必须严格训练和压制他的欲望。如果说旧式教育因漠视理性而有缺陷的话，新式教育将因为忽视对激情的训练而同样陷于片面。

在这对父子见到苏格拉底之前，传统的价值观仍有可能帮助这个家庭渡过难关。如果说斐狄庇得斯质疑了很多东西，那么还有更多他没有足够智力而不敢去质疑的东西：他必须尊重父亲在戏剧和音乐上的品位，承认父亲所承认的神明的存在，并且尊重父母本人。但出于那个时代的特点，斐狄庇得斯对聪明和巧言诡辩有一种基本的尊敬，他的父亲也不例外，这使他们善变而又危险。[48]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们尚存的价值观受到突然而有效的挑战，他们不会置之不理而径自走开，像克法洛斯一样去完成自己的宗教义务。他们是否会变得不道德，看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怀着只想收获不想冒风险的幼稚期望，斯瑞西阿得斯把自己置于苏格拉底的教导之下。

苏格拉底是个思想的助产士（行136）。他从现有的状况和对话者自己的想法开始（行695），让他们陷入困惑（aporia）（参见行702-705，行743-745），让他们明白自己是多么的无知（行842）。正像斯瑞西阿得斯对儿子说的：“（你将学到）人们中一切有智慧的（sopha）的东西；你将认识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么愚昧无知”（行841）。苏格拉底教育任何碰到的人，他从来不对交谈者进行预备的测试，看看他们接受的道德训练是否足以让他们面对诘问和辩论（dialectic），他也从来不承担起责任，在放走学生以前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完成他们的教育。他似乎声称是在传授智慧，但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方法大体上是否定性的，对学生的原有信念进行反驳（elenchos）。他一亮相就在一只篮子里晃来晃去（行223），这说明他超然地远离交谈者，远离道德养成和驾驭激情这样的“世俗”之事。斯瑞西阿得斯描述了自己的困境（并提出付钱），苏格拉底答之以一个挑衅性的神学问题。如果这个苏格拉底是在传授人类智慧的话，他似乎相信智性的训练就足以达成智慧及其所意味的一切东西。他的领域是在空中（行225），而不是在地上那个有着欲望和身体需要的粗俗的道德之所（行228-230）。

如此，苏格拉底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认为教育是一项精确的事务，只适合于少数已经登堂入室的人，只适合于专家。他鄙视这个老家伙以及他所受过的教育（参行627以下）；如果这种教育没有教会他论辩的话，那就什么也没教。敏锐和勤于思考是智慧的必要条件（行414以下，参见行477、478以下、627以下），这种智慧只能由专家教师传授，只要掌握了这种智慧就意味着掌握了满足人的欲望的一切所需（行427，行463）。苏格拉底谈玄论奥的技巧和五花八门、不同寻常的知识使斯瑞西阿得斯信服：他就是自己需要的专家（参行165以下，180以下）。普通人很容易被那些让自己感到愚蠢、显得愚蠢的人迷惑住。对那种急欲摆脱困境而又茫然不知所措的人来说，以为专家比普通人更知道如何更好地生活的想法很有吸引力。在最初的挫败之后，斯瑞西阿得斯就放弃了年轻时的宗教信仰，自豪地坚持那些破碎的“专家”知识，他后来相信这些知识可以为无耻的不道德行径辩护。他从苏格拉底那里学来的原则体现于他与债主碰面之时，那就是聪明人欺骗无知者无可厚非，无知比罪恶更可怕，甚至唯一真正的恶就是无知。

我们必须在此暂停下来问一问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这是对苏格拉底的描绘。多佛和有的人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类型化的描绘，一个像流行传说中的泰勒斯（Thales）那样的混合型人物（Dover，C，xxiv以下）。在将其与柏拉图的描绘进行比较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这的确是关于苏格拉底的一种看法。我认为，与证明这是一个准确的、恰当的说法相比，这是一项不同的任务，虽然在这里比较难以区分。第一项任务是为了确定观众中没有人会认不出这个他们都如此熟悉的人物，而以为看到的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这时还不能确定这出戏对苏格拉底的判断是不是正确的。一个问题是确定人物是否足以指向苏格拉底，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物的描述是否符合他本人。[49]

我们可以从外表上的相似开始。首先，扮演苏格拉底的演员几乎一定会戴上一个肖像面具。艾利安（Aelian，全名Claudius Aelianus）告诉我们，观众中的外邦人窃窃私语：“这个苏格拉底是谁啊？”这时候，苏格拉底本人不动声色地站起来向他们展示自己。如果面具与本人相貌上并不相像的话，这个故事就没有任何说服力。[50]（这个故事同时告诉我们，观众中的非外邦人并不为谁是苏格拉底或者舞台上的角色到底是不是他而感到困惑。）在公元前五世纪，光脚走路并不是智术师的习惯。如多佛所言，以及柏拉图在《高尔吉亚》和《普罗塔戈拉》中所证实，同代人把智术师们描述成颇为富有的绅士。[51]很多人都知道光脚走路是苏格拉底的怪癖（参见《会饮》174、220）。阿里斯托芬提到这位导师喜欢光着脚在路上走的习惯（行362以下，参行103），这一定会被认为是影射某个具体的人。同一段中，合唱队提到斜眼看人的习惯，阿尔喀比亚德则把这一习惯说成是苏格拉底的典型动作（《会饮》220b）。整出戏中，忍受痛苦、寒冷和不适的能力都被描绘为苏格拉底的典型特征，而且他还徒劳地想把这种能力传授给学生。这种能力也是广为人知的苏格拉底的怪癖，其他同时代的智术师不可能如此（参见《会饮》220b，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1.2、1.3、5以下、6.2，《克力同》43b，以及《斐多》整个死亡一幕，尤其60a-c、116a以下）。合唱队在358-363对苏格拉底的赞颂区分了他与普罗狄柯（Prodicus）（可能是其他更“文明”的智术师的典型）[52]，赞扬后者温文尔雅的机智，赞扬苏格拉底的不修边幅和举止古怪。我们看到，剧作家努力区分苏格拉底和他的同代人，他表明，一个具体的人，有着自身怪癖的人，才是他的描写对象。多佛关于类型化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假说开始被他本人敏锐的观察所削弱：显然，剧中苏格拉底的形象和行为举止与通常认为的知识分子或智术师有所不同。

进入到更复杂的性格和个人风格问题，我们在这个苏格拉底身上同样发现了对世俗生活的漠视和梦一般的超然（行223），这令观察苏格拉底的人印象深刻，视之为不同寻常的个人习惯（尤见于《会饮》175a-e）。这个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一样，都沉迷于自己的思想及其实现的条件（尤见行227以下）；他的口号似乎是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842）。传统中没有一个智术师是这个样子。普罗塔戈拉、高尔吉亚、希琵阿斯和普罗狄科，看上去无一不是彬彬有礼之士，个个从容、优雅，充当贵族家中谈吐机智的座上宾。粗鲁的、怒气冲冲的忒拉绪马霍斯与苏格拉底这种温和的自我专注相去更远。实际上，就我们所了解的智术师而言，尤其令人惊诧的是他们缺乏自我意识和自我省查。《申辩》中的苏格拉底把那句德尔菲箴言当作自己的指导原则，但智术师对此却置之不理。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的论辩正是把这一点算作智术师在智力和道德上的污点。对事物的探究必须先从自我审查开始，“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唯一一个表达过类似思想的苏格拉底前辈是赫拉克利特，但他不可能被说成是这部戏中的人物。

另外，我们看到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常常将教育过程类比为神秘宗教的入教仪式（行143、254以下）。这一类比也是柏拉图所描绘的苏格拉底的特点，[53]他的那些更世俗的同代人不会做这样的类比，他们的教育可以提供（要收取费用）给任何人，并以精彩的修辞技巧表演来施教。我不知道还有哪位苏格拉底的前辈或同代人以此类比哲学教导，唯一比较接近的是帕默尼德的开场白，但同样，阿里斯托芬笔下的人物不可能将苏格拉底等同于帕默尼德。

我们现在来看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智术师的典型特点是倾向于长篇演说（makrologia），更喜欢炫耀性演说（epideixis）而不是论辩（dialectic），不能很好地应付苏格拉底式的诘问。[54]他们以准则和示范来教学，督促学生模仿他们示范的修辞技艺和才能。《云》中的苏格拉底与此相反，他似乎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助产士（行137），[55]帮助学生产生自己的想法。他从学生的习惯开始（行478），借助学生自己的经历和信念来教育他们（尤见于行386，apo sautou'gōse didaxō；亦见于行695、701-703）。学生自己来挑选指导主题的方法并非独一无二（行638以下），希琵阿斯和高尔吉亚可能都采用这种方法。[56]但他们只在即兴表演自己的修辞技巧时才这样做，在选定主题后并不继以简短的问答来评估学生对这一题目的掌握程度。苏格拉底试图消除学生的先入之见——定例是要光着身子进入“思想所”（phrontistērion，行498）——并揭露出他现有信念的自相矛盾之处（尤见行369、398）。[57]他反复强调学生的无知和认识到无知的重要性。[58]他的忠实门徒对斯瑞西阿得斯一开始说的话实际意思是：“宙斯在上，你多么无知。”（行135）（什么智术师这么快就敢于冒犯别人？这位门徒的行为显然是在模仿他的导师。）在考察的关键时刻，苏格拉底得意地指出老人斯瑞西阿得斯有这么多不知道的东西（行329以下）；斯瑞西阿得斯把他新学到的东西总结为关于自己愚昧无知的学识（行842）。[59]此外，我们已经看到，这部戏对苏格拉底的技巧的集中展示是“打倒”传统道德观念——苏格拉底的手下在台前，苏格拉底本人在幕后。

简言之，其过程与典型效果和《智术师》中进行两种教育方式的比较时对苏格拉底辩驳法（elenchos）的描述相同：

他们就这些问题盘问人家，看他认为自己能在那些方面说些什么，而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说出来。当他困惑之际，他们就很容易审判他的那些意见，把它们汇总、排列在一起，然后向他证明，这些意见同时、在同一方面、关于同样的事情互相矛盾。（230b）

在《美诺》中，辩驳法使人呆掉的效果被比作电鳗致人麻木的效果（84，参见80a-b），在《云》中则表现为这样一个谐剧化的场景：苏格拉底吩咐斯瑞西阿得斯绞尽脑汁想出一个走出困境的办法，斯瑞西阿得斯顿时感到臭虫在叮他，喝他生命的血，折磨他的生殖器（行700以下）。更受欢迎的智术师们尽量把学习过程中的痛苦减到最低，让听者大饱耳福（参见《高尔吉亚》447a），煽动他们渴望快乐，向他们保证学习过程又快又轻松（亦参《普罗塔戈拉》318a）。和苏格拉底谈话无疑就像是被咬、被吸血；与其他人谈话就像吃东西一样轻松。

关于苏格拉底式教育的内容还有更大的难题，但在这方面同样可以找到很强的相似性。谐剧中的角色强调自我探究和自我认知，他把获得和传授人类智慧当作自己明确的目标（行841），这些完全是苏格拉底式的。[60]苏格拉底强调道德培养和政治决策能力的培养，尤其在那场辩论中。这也把他和早期的自然科学家区分开，也和许多强调修辞风格、语法和语言的智术师们区分开。普罗塔戈拉显然像苏格拉底一样也关注道德问题（克里提阿、安提丰以及扬布里科斯记载的无名氏同样如此），但就我们所知，没有人把这种道德关注与对传统道德教育方式的抨击联系起来。在讨论道德问题的范围内，强调获得真实的准确无误的理解（行250以下，参228）、强调直接面对主题的真正本质（nature）的特点（两种言辞的表述见上）体现在苏格拉底身上，而不是体现在相对主义的、以习俗为中心（nomos-centered）的普罗塔戈拉身上。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云》中的苏格拉底缺乏正面的道德建议，也没有对人类善的实质性描述——“反正当的言辞”的享乐主义是个例外，但这没有得到苏格拉底的直接赞同。我们将看到，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没能发展出一套对善的正面描述——《普罗塔戈拉》中的享乐主义是个例外，但他可能真心赞同，也可能不那么真心赞同。当然，剧中也存在许多的别扭和离题之处：突然谈起语法理论，这更像是普罗狄科的特点；对自然世界的观察，这更像是早期的自然哲人，成熟时期的苏格拉底对此已经了无兴趣（《斐多》96a以下）。即使是最后这一点——这是最大的难题——我认为也并非与对苏格拉底的敏锐批评毫不相关。我将在下文中回到这一问题。一般而言，我们当然要允许谐剧作家添加不那么切题的笑料，只要它没有混淆刻画人物的基本点。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些基本点是什么，之后我将证明，建立在这些基本点之上的批评是成立的。

要分析此剧对苏格拉底的刻画，就不能遗漏对他的女神——云神-合唱队的审查。像《申辩》中的苏格拉底一样，这里的苏格拉底声称自己并不是至高的道德和智识上的权威，而只不过是强大神祇的仆从。他吁请他的女神——云神来掌管对斯瑞西阿得斯的训练。除了其他地方，我们也许希望在这里发现苏格拉底的正面教导的某些迹象，以便将其与“反正当的言辞”的享乐主义区分开来——他对自然做了怎样的确切描述，以填补习俗被贬低之后留下的空白。苏格拉底首次发言时（“为何呼喊我，你这朝生暮死的人？”，行223）把自己与永恒联系起来，而与短暂、可朽对立，他的女神们同样如此，首次发言时证明了自己不朽的特性（行275）。我们或许会期待他们之间的一场对话可以揭示出这众多的、变幻的表象背后的事物是什么，统一它们的是什么，以便提供给我们应对“反正当的言辞”的挑战时所需要的可靠的道德认识论。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找到这样的东西。如果云神始终是某种东西，那么事实上她们是始终在变化（aenaoi，字面义为“永远流动的”）的东西。她们可以变化为任何东西，但她们自身却永远无法被捕捉到，甚至她们“不朽的形体”（行288）也是可以被甩掉的。当我们凝视她们，与她们交谈时，我们看到她们的形体，但除了我们自身，这没有给我们关于任何事物的任何信息（行384以下）：她们会变成她们看到的事物的样子。就云神展示了其反驳和否定的特征而言，她们代表了苏格拉底式的教育，除了交谈者自身的缺陷，没有传授对任何事物的洞察，在辩驳法的组织之外，只留下一片模糊的星云。[61]“涡旋”取代了宙斯的王位（行379）；悠久的传统被迫退位，取代它的只是漫无方向的、不可知的旋风。取代了习俗的旧神祇之后，知识分子专家以坚定的道德训令为我们提出了新的三位一组的神：混沌、云和舌头（行424）。

苏格拉底辩驳法的第一个效果是难受。按照《美诺》和《智术师》所说，第二个效果应该是治愈——通过清除错误的、不正当的教条而达到灵魂的净化。在《云》中，效果有所不同。斯瑞西阿得斯回家之后信心满满地认为，只要在辩论中能够机智地批判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是来自专家知识而是来自于习俗的道德主张已经不再能够约束要加入舌头神（Glotta）的秘密教派的人。他冲着债主喊道（行1283以下）：“你凭什么要回你的钱，如果你没有抽象的知识？”当他在辩论中被击败时，他甚至准备接受打父亲的正当性。他仍然不愿意接受打母亲的行为，但只有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他才情愿相信自己的道德直觉而不是知识分子的判断。但斐狄庇得斯足够年轻、足够变通，决心以苏格拉底主义推翻所有的传统价值。他以苏格拉底之名，攻击传统的艺术品位、父亲的权威，父亲甚至不再能免于被打。以“反正当的言辞”的典型方式，在一次辩驳论证中，他诉诸自然来证明推翻习俗的正当性。作为皈依智识主义的狂热分子，他似乎相信辩论中的优越技巧不但可以为违法行为提供便利，甚至可以证明其正当性。[62]他乐于回顾自己是如何从一个笨嘴拙舌的浪荡公子变成一个熟知“新奇和聪明的事物”（行1399）、自以为高于已有习俗（行1400）的专家。

这出戏结束于一个突转（an abrupt reversal）。在多变的合唱队（这一次，可以推想，他是以基于习俗的自己原初的道德本性的形式出现）的鼓舞下，斯瑞西阿得斯回归到原有的价值观。他拥抱宙斯，嘲讽“涡旋”，说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是发了疯。在最后的高潮中，他一把火烧掉了苏格拉底的学校，狠狠地挖苦了这位导师高居空中的姿态。一切看来都已回归到原初状态，“正当的言辞”才是胜利者。

但“正当的言辞”被彻底击败并且转投宽屁眼儿的人之后，还能将他唤回吗？质疑的过程一旦开始，还能够逆转吗？（《蛙》中的狄奥尼索斯，真的能够带回埃斯库罗斯去拯救被欧里庇德斯式的诡辩败坏了的城邦吗？）这部戏剧的结尾看来对此表示怀疑。斐狄庇得斯在结局场景中的缺席令人感到不祥。在最后一次斥责了父亲之后，他去了某个地方。多佛提出，“他可能去了斯瑞西阿得斯的家”。[63]还有另一种可能。第1475行的“这里”（entautha）提示可以这样理解：“你就在这儿自己胡说八道吧”，“我要去可以与智慧之士谈话的地方了”。在第1505行，不知道是哪一位苏格拉底的学生喊叫着他要被火烧死了。也许，谐剧不允许这样的结局——虽然我觉得，阿里斯托芬谐剧对人事的可能性没有有时人们以为的那样乐观。悲剧可能性的威胁依然模糊，起码不像喜剧电影《乔》（Joe）中类似的结尾所描绘的那样清楚。一个保守的父亲，愤怒于被新“风尚”败坏了的女儿，展开了（有一个同伴，其粗野和残忍的自私劲头表明他很可能是仿照狄开俄波利斯[Decaeopolis]或斯瑞西阿得斯刻画出来的）造成意想不到后果的狂暴行动。这位父亲等着一群龌龊的嬉皮士出现，他们曾带走了他的女儿，抢了他的钱，讥笑他的男子汉气概。当他们终于在一个残破的乡村躲避之地出现时，他开枪射击。最后一个画面，定格，自己的女儿，前额被误击穿透，血染雪地。《云》没有这么夸张的戏剧性，我们总在疑惑房子中的喊声是谁，结果我们心怀不安。但即便我们抛开最坏的可能，我们也必须承认这部戏不是以黑格尔式的和解与圆满（Grundwohlsein）结尾，[64]而是以惨痛收场。一个父亲希望重申习俗已失去的权威，但其使用的方式无论以何种习俗而言都是可怕的犯罪。我们也清楚，无论他怎么做，他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作为老年人，他也许可以复归自己的本性，但儿子更有可塑性的人格却已被苏格拉底式的诘问所扭转。设想他会回归到老的父辈的作风，这样的乐观并不存在于此剧中。正如柏拉图在本文引言中所做的痛切观察，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未定型的年轻人，受到辩驳法令人困惑的力量的影响，又缺乏进一步的正面教育，会能够坚持不变地尊重权威。如果说斯瑞西阿得斯还有宙斯，那么斐狄庇得斯只剩下混沌和“涡旋”。并且，正如阿里斯托芬深刻揭示的，经过教育之后，他们二人都已失去了责任和家庭情感的约束，因为这些情感代表了他们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