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最后，略谈我们自己的立场。鉴于国际法的战争概念，这里试图对国外文献中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出版物作批判性讨论，这一尝试并非基于这一立场，即人们应该努力维持早期的概念，不管这些概念是保守的还是反动的。
我们知道，十八、十九世纪的战争概念不可能保持不变，新的国际法机构和共同体既必要又不可避免，尤其是，一个真正的欧洲民族共同体是真实有效的国际法的前提条件。如威廉斯爵士所做的分析，他对伪法学的概念式诡辩（pseudo-juristic conceptual sophistry）作了合理考虑，且对联邦制的必要性有着良好的判断，这类分析会被视为关于国际法的典范论证和关于这个话题的有说服力的论据的范例——但前提是国际联盟是真正的联邦，能够承担引导共同体实现进步的制度化和联盟化的责任。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组建联邦和设立程序方面的最佳尝试，如果建立在虚构的共同体上，就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成为有害的障碍，反而不能获得迫切需要的新秩序。
因此，我们的批判并不针对基本的新秩序这一观念，反而有助于实现此目标。我们反对的不是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同体这一目标，而只是实现这种目标的某种手段，这种手段以国际联盟与普世世界秩序的一种含糊、天真的混合为特征。我们认为，这种手段的诸多目标——使关于战争正义与否的决定制度化、联邦化和具体化——仅与我们能同意的那个终极目标契合。对我们而言，这些目标不只是“聊胜于无”。这些目标比没有更糟，它们挡在通往真正的诸民族的共同体的途中。
（译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译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下‘例外状态’社会治理及其应用前景研究”（17XKS016）阶段成果。
(1) 更多内容请参阅“Totaler Feind，totaler Krieg，totaler Staat”，见Völkerbund und Vökerrecht IV, 1937，页139-146，另参Baron Julius Evola格外有趣的文章，“La guerra total”，见La Vita Italiana（Il Regimen Fascista）XXV, 1937，页567。
(2) Georges Scelle，见Völkerbund und Vökerrecht，1934，页7。另参Carl Bilfinger，见Völkerbund und Vökerrecht，1937，页345。
(3) ［英译按］Hans Wehberg（1885—1962），德国和平主义法学家、法学教授。Walther Schucking（1875—1935），德国法学家、法学教授和自由派。
(4) 对该文献及其“主要观点”的更多讨论，参看，J.Kunz，“Die Staatenverbindungen”，见Handbuch des Volkerrechts II，Vienna, 1929，页505。对那篇文章中引用文献的更多讨论，参阅Claudio Baldoni，La società della Nazioni I，Padua：Studi di Diritto Pubblico，diretti da Donato Donati 10：1936，页74。
(5) ［英译按］应该恪守条约。不履行契约义务这一观念，也是上述契约的一个分支内容。
(6) Carl Schmitt，“Nationalsozialismus und Volkerrecht”，见schriften der deutschen Hochschule fur Politik 9，Berlin：Paul Meier-Benneckenstein, 1934。另参Herbert Kraus对该话题的讨论，见Niemeyers Zeitschrift fur Internationals Recht 50，页151。关于我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国际法》（“Nationalsozialismus und Völkerrecht”）讲稿第11页，A.von Verdroß教授使我意识到这一事实：他本人在《国际法共同体之宪法》（Die Verfassung der Volkerrechtsgemeinschaft，Berlin, 1926）一书中将当恪守条约这一格言表述为“国际法统一秩序的基本规范”。但是，通过这一论述，Verdroß绝不意在认同《巴黎和平协定》。他的其他文章，比如“Heilige und unsittliche Staatsvertrage”，见Völkerbund und Vökerrecht II, 1935，页164，以及“Der Grundsatz pacta sunt servanda und die Grenze der guten Sitten”，见Zeitschrift fur offentliches Recht XVI, 1936，页79，清楚表明《巴黎和平协定》不具备任何效力，是一个不道德的条约。我欣然接受Verdroß的看法，并在此加上我的维也纳同事的这些评论。
(7) W.Ziegler，Der Zerfall des Versailler Vertrages，eine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Veriffentlichung der Forschungsabteilung der Deutschen Hochschule fur Politik I，Berlin，1937。
(8) ［中译按］修正主义（Revisionsmus）在德语里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对国际法所确定的制度和义务等的修正，二是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修正。按照文意，此处的“修正”指第一个含义。
(9) 这个构想源于Sir John Fischer Williams1832年著作的标题“国际变革与国际和平”（Internation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Peace）。关于这一话题的更多讨论，参Heinrich Rogge，Das Revisionsproblem，Theorie der Revision als Voraussetzung einer internationalen wissenschaftlichen Aussprache uber，Berlin, 1937。关于1935年6月2日至6月8日在伦敦召开的关于集体安全的国际会议，参F.Berber的评述，载于Bruns Zeitschrift V, 1935，页803-818。这个主题启发德意志法学会邀请汤因比教授（伦敦）于1936年2月28日在柏林举办一场讲座，我们可参看Jahrbuch der Deutschen Akademie fur Deutsches Recht，1936，页225。关于6月28日至7月3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会议的信息，参F.Berber和D.von Renvers的评述，载于Monatshefte fur Auswartige Politik，1937年8月。关于Werner Gramsch的Grundlagen und Methoden internationaler Revision（Stuttgart/Berlin, 1937）一书，更多内容可参看Bertam的讨论，见Völkerbund und Vökerrecht IV, 1937，页398-399。
(10) ［英译按］Edvard Benes（1884—1948），曾任捷克外交部长（1920—1925），总理（1921—1922），总统（1935—1938）。
(11) ［英译按］Nicolaos（Nicolas）Sokrates Politis（1872—1942），希腊国际法学者。
(12) Carl Schmitt，“Die Kernfrage des Volkerbundes”，1926，页11，以及“Völkerrechtliche problem im Rheingebiet”，见Rheinische Schicksalsfragen，27/28，Berlin, 1928，页86-87。后文亦见于Rheinischer Beobachter，1928，页340。
(13) 关于奥地利国家理论传统中的凯尔森纯粹法律理论，更多内容参Erich Voegelin，Der autoritäre Staat，Vienna, 1936，页127。用不着说，Alexander Hold-Ferneck撰写的国际法教材（1930—1932）不属于这一背景。
(14) 接下来的评述仅限于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出版物。美国的文献（Quincy Wright，Hudson等）将完成一幅总体的图景，当在一份专属美国的评述中加以讨论。
(15) ［中译按］Minority并未形成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定义。第一，1919年的《凡尔赛和圣日耳曼条约》已涉及那些与多数人在民族、语言或宗教方面不同的居民，并注明“民族、宗教和语言少数人群体”（如第67条）。第二，1984年，联合国保护少数人群体和预防歧视人权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提出“少数人”的如下界定：具有与多数人口不同的种族、宗教或语言特征的国家公民群体，彼此具有团结意识，有上进心，为了生存毫无保留地通过集体意愿，其目的是实现与多数人（群体）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平等。第三，语言少数人（群体）的定义：语言少数人（群体）应当是一个宽泛的定义，它不仅包括那些母语不是他们所居住国家官方语言的群体，还包括语言地位低于其他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的所有群体。有学者将该词译为“少数人”，本文依文意将其译为“少数民族”。该词的解释得到西南政法大学人权中心李娟老师的帮助。
(16) 参H.Raschofer的分析，“Die Krise der Minderheitenschutzes”，见Bruns Zeitschrift VI, 1936，页238-239，在其中，某些个体化构建的自由（individualistically constructed freedoms）被视为base de l'organisation sociale dans tous les États de l'Europe［欧洲所有国家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和“国家结构的标准”。
(17) 参本书页55和页66。
(18) William Guerdan de Roussell，“Demaskierung des Staates”，见Europäische Revue，1936，页799。
(19) ［英译按］Georges Scelle（1878—1961），法国法学家，法律一元论的拥护者。
(20) ［英译按］Hersch Lauterpacht（1897—1960），出身加利西亚犹太人的国际法学家。
(21) ［英译按］Arnold Duncan McNair（1885—1975），英国法律学者。
(22) 特里佩尔的“统一”仍然基于意志的某种心理主义，最终的解释可参看Gustav Adorf Walz，Volkerrecht und staatliches Recht，Stuttgart, 1933，页19-27。
(23) ［英译按］Alfred von Verdroß-Droßberg（1890—1980），奥地利法学家、教授。
(24) Alfred von Verdroß，Enzyklopädie der Rechts-und Staatswissenschaft，Abteilung Rechtswissenschaft，Berlin：E.Kohlrausch and H.Peters，1937。
(25) ［英译按］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政治家和哲学家。
(26) ［英译按］Pierre-Joseph Proudhon，Du principe fédératif，Paris, 1863，页109。在此，蒲鲁东提到的经常会重复的类比（例如，斯宾格勒就提到过），即把当前类比于“亚克兴时代”（Actian Era）的开始，亚克兴时代始于基督前30年，伴随经亚克兴之战而获得的长时间和平。
(27) ［中译按］加利西亚有两处。一处在今波兰东南境，属维斯瓦河上游谷地，富农林和石油资源。西部居民为波兰人，东部为路得尼亚人，历史上长期为俄、奥争夺目标。另一处是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西北角加利西亚地区，加利西亚人是西班牙少数民族，自称加列戈斯人，该少数民族是否与波兰有历史上的联系，译者暂时未发现。
(28) 法治国家概念导致的差异在于，或取决于一个联邦是否建立在普通法和法官之上，或取决于一个具有行政正义（administrative justice）的法律国家（Gesetzesstaat）是否成问题，对此的讨论，见Bruns Zeitschrift VI, 1936，页268。关于国际法概念的形成取决于国内法概念的发展，更多内容参看Dickinson，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6，1932，页239。
(29) ［英译按］Harold Laski（1893—1950），英国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和教授。
(30) 关于这一多元论社会理论，更多内容参看Carl Schmitt，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第3版，Hamburg, 1933，页20以下。另参Kant-Studien XXXV, 1930，页29-30。
(31) ［中译按］大陆法系将管辖权理解为职权、权能（competency），这种权能既包括属人的管辖，也包括属物的管辖，是一种管辖权的手段和措施。
(32) ［英译按］Léon Duguit（1859—1928），法国行政法学者。
(33) Walter Schiffer，“Die Lehre vom primat des Völkerrechts in der neueren Literatur”，见Wiener rechts-und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Abhandlungen XXVII，Vienna, 1937，页104-105。另参Heinrich Drost，Grundlagen des Völkerrechts，Munich/ Leipzig, 1936，页97。
(34) ［中译按］要在本文的语境中区分《凡尔赛条约》与《国际联盟盟约》（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1919年1月28日的巴黎和会，通过建立国际联盟的草拟法案，并在英法两国的操纵下，派一个以威尔逊为首的起草委员会来草拟《国际联盟盟约》，准备筹组国联。1919年4月28日，盟约得到44个国家签订（其中有31个国家在战时支持三国协约或加入协约国）。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条约，《凡尔赛和约》的第一部分就是《国际联盟盟约》。
(35) ［英译按］Nathan Feinberg（1895—1988），出身立陶宛犹太人的国际法学家。
(36)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40，II, 1932，页529-639。芬伯格在巴黎犹太人代表委员会秘书长的几年任期内，基于习惯法的发展，在他的要求请愿（pétition-vœu）中论证国际法的普世合法性。但是，在实践中，这不允许与国家法相矛盾。在他的抱怨请愿（pétitionplainte）中，芬伯格基于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实践，反对委托统治地上的居民、少数民族成员以及萨尔兰州（Saar）居民的立场，而声张以下立场：所有通过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决定而受到委任的各方，对于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各种决定，均具备一种直接的申诉请愿国际法权。他继续说道，联盟的每个成员国必须将自己的内部立法纳入这一请愿权。根据费尔德罗斯《国际法》（Völkerrecht, 1936）页36，少数民族的请愿权基于以下原则：联盟成员国的成员仍隶属于自己的国家，尽管与此同时与自己的国家“略为疏离”。
(37) ［英译按］关于废止归化的纳粹法是一项1933年的法律，这项法律使德意志政府能合法地取消1918年11月9日至1933年1月30日间归化的任何德意志公民的公民权。
(38) 斯克勒在Revue中批评国际法的文章（Europäische Revue，1934，页63以下）持有相同观点，与此相反，参看Baron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的论述，见Burns Zeitschift IV, 1934，页261-276。
(39) Recueil des cours II, 1925，页35。另参Recueil des cours IV, 1928，页290。
(40) 更多关于斯克勒反对一个世界国家的早期评论，参Walter Schiffer提供的证据：“Die Lehre vom primat des Völkerrechts in der neueren Literatur”，前揭，页145。
(41) ［英译按］形势变更。这一观念是指由于国际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一项条约可能失效，并非单方面宣布条约无效。
(42) ［英译按］出于公平合理。这一观念是指仲裁者们在对案件作出裁决时，可基于他们个人在那一案件中所认为的正确、正义和公平，而不考虑法律和规则。
(43) ［中译按］comparison疑为compromise之误。
(44) ［英译按］出于最大共同体目标。这一观念是指，国际法的发展应以为一个制度化的国际社会奠定法律基础为目标，目的是促进共同的善。
(45) ［英译按］任何人都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指没有人能裁决涉及自己的案件。
(46) ［英译按］摩苏尔事件是1925—1926年间的一场国际危机，危机的根源是土耳其与英国就摩苏尔城应属伊拉克还是土耳其而产生的分歧。随着战争的威胁，国际联盟理事会宣布摩苏尔仍属伊拉克，布鲁塞尔线（Brussels Line）构成土耳其-伊拉克边界的基础——这一边界持续至今。
(47) ［英译按］每个人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指任何人都能裁决涉及自己的案件。
(48) ［英译按］无法可依。一种没有适当法律的情形。
(49) 1934年在海牙学院举办的“常设国际法院对国际法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讲座，体现出与“案件背后的法律”这一阐述基本相同的思想和方法。
(50) 第20条条文为：“联盟会员国各自承认，凡彼此间所有与本盟约条文相抵触之义务或谅解，均因本盟约而告废止，并庄严保证此后不得订立类似协约。”
(51) Charles Rousseau，“De la compatibilité des normes juridiques et contradictioires dans l'ordre international”，见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39，1932，页132-192，尤参页161论《国际联盟宪章》第20条，并提出警告：国际联盟的契约作为一份“有着加强权力”的契约，比其他所有与之矛盾的契约都更“优越”，无论其他契约先于或后于联盟，是两方签订或多方签订。
(52) 联系1932年1月7日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的照会，据此，美利坚合众国不承认任何与《国际联盟宪章》或《凯洛格公约》矛盾的情形（所谓的史汀生学说），国际联盟大会3月11日的决议宣称所有的国际联盟成员有责任不承认任何与《国际联盟宪章》或《凯洛格公约》冲突的契约或协议。更多内容参American Journal of Law XXVI, 1932，页342、499；Sir John Fischer Williams，“The New Doctrine of Recognition”，见Grotius Society XVIII, 1933，页109。［中译按］史汀生，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对美国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的美国政治家。
(53) Charles Rousseau，“L'application des sanctions contre l'Italie”，见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3rd Series，XVII, 1936，页5-64。［中译按］夏尔•卢梭曾任法兰西巴黎第一大学教授、名誉教授，巴黎法律、经济、社会学大学名誉教授和国际法学会会员，是当今世界上享有较高声誉的国际法学家，1983年曾出版5卷本《国际公法》，该书出版后被西方国际法学者誉为武装冲突法方面的经典著作。中译本有张凝等译，《武装冲突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54) ［中译按］阿比西尼亚，1936年被意大利武力占领，1941年复国，改名埃塞俄比亚。根据作者撰写文章的年代，译者将其译为阿西比尼亚。
(55) 1935年10月7日提交给国际联盟理事会的报告，由六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Six）撰写，关乎阿比西尼亚冲突在第16条的意义上违反国际联盟理事会宪章的问题，此报告见Bruns Zeitschrift V, 1935，页920-922。1935年10月11日至19日关于适用第16条之措施的决议和建议，以及协调委员会的建议，见Bruns Zeitschrift VI, 1936，页137-148（法律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见页143-146）。同时，意大利政权的抗议，见Bruns Zeitschrift VI, 1936，页377；关于在地中海地区相互协助的听证会，见页380。关于从一个德意志人的视角来看待法律“制裁手段”，E.Woermann的文章值得注意，见Völkerbund und Völkerrecht II，页605-611，这篇文章是对制裁企图的内在矛盾的一份丰富总结。此外，A.Mandelstam发表于1937年的文章“Le conflit italo-éthiopien devant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提议在海牙常设国际法院就违反和平的问题作出裁决；Mandelstam认为，1935年秋的法院审理程序仓促且不客观。通向正义之路必然更深地导致法律歧视，并在这么做的同时导致战争概念的无效，这一事实通过我们评述中随后的评论（即页67）将变得更显而易见。Briand为了将德意志-奥地利关税同盟问题提交常设国际法院而在国际联盟理事会前说的“我们的心告诉我们法律”这一原则，已不值一提。
(56) ［英译按］“禁止翻供”是普通法中的一种法律原则，该原则禁止契约关系中的一方基于一种平等的理由提出某种主张。一般而言，该原则保护受害方，若对立方给予受害方某种期许，且受害方合理地依赖于这一期许，一旦不能如愿将遭不利。例如，如果某债权人曾非正式地告之某债务人，债务在没有任何正式文件的情况下已经免除，则该债权人后来在索取债务时可能被法庭“禁止翻供”，因为这一变更会不公平。
(57) ［英译按］威廉斯这里指的是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首第25-51行。
(58) Rudolf Smend，Commemorative Paper for Otto Mayer，Tübingen, 1916，页260-261。另参Rudolf Smend，Verfassung und verfassungsrecht，Munich/Leipzig, 1928，页170-171；Carl Bilfinger，Der Einfluß der Einzelstaaten auf die Bildung des Reichswillens，Tübingen, 1923，页52-53。
(59) Sir John Fischer Willams，Some Aspects of 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4。
(60) ［英译按］James Leslie Brierley（1881—1955），英国国际法学者。
(61) 参以下文集中的文件：Georg von Gretschaninow编，Political Contracts，卷二，Berlin, 1936。尤参该书“第一部分：与国际联盟框架内安全问题的发展相关的材料（1920—1927）”中的那些材料。1928年9月26日的日内瓦一般法案，见Recueil des Traités d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as XXII，页272。关于进一步的建议，尤参M.Bourquind对1935年6月3—8日关于集体安全的伦敦会议的评述，见Société des Nations，Coopération Intellectuelle 53/53。另参Bourquind的演讲，“Le Problème de la Sécurité Internationale”，见Recueil des Cours，Volume 49，1934。关于德意志方面的论述，参看Baron von Freytagh-Loringhoven，“Die Regionalverträge，fünf Vorlesungen an der Haager Akademie für Völkerrecht”（德文版见德意志法学会的期刊，Völkerrecht Group#4）；Asche Grafvon Mandelsloh，“Politische Pakte und völkerrechtliche Ordnung”，见25 Jahre Kaiser Wolhelm-Gesellschaft，卷三：The Humanities，Berlin, 1937；Carl Schmitt，“Über die innere Logik der Allgemeinpakte auf gegenseitigen Beistand”，见Völkerbund und Völkerrecht II, 1935，页92-98。
(62) ［中译按］一战德意志战败后，《凡尔赛条约》将萨尔州从德意志分离出去，并在该区域成立自治州政府，法兰西曾试图谋求萨尔区的控制，使之置于国际联盟管辖之下。1935年1月的全民公决中，90%的公民投票赞成归属德意志帝国。文中所指1935年国际联盟的集体行动便是该事件。
(63) Alfred von Verdroß，见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IV, 1932，页680。
(64) Alfred von Verdroß，Völkerrecht，Berlin, 1937，页192-193解释道，战争只有在作为一种关乎justa causa［正当理由］的国际法强制措施时才是允许的。这也是基于《国际联盟宪章》第15条第7款。费尔德罗斯的作品在第88页暗示了一种强制性的和平条约与一种合法的战争之间的联系；因为国家当然仍是主权者，仍是战争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的决断者，我们仍持有旧的非歧视性的战争概念。因此，费尔德罗斯的作品在第320页提到中立原则：“这种无党派性原则是贯穿整个中立权的线索。”
(65) Ernst Wolgast，International Law，Berlin, 1934，此书凭诸多惊人的原创观点脱颖而出，但在这一点上相当克制。第493节（页934-935）也许说了已不可能准确描述中立权的当前状态（“与国际联盟一样，《凯洛格公约》和史汀生学说已使中立权在整体上受到质疑”）。也可参看第475节和第477节。但在“最高原则”上，这意味着做法“一致”的责任排除了“善意的中立”（benevolent neutrality）的假设。换句话说，沃尔加斯特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两难之处：中立还是不中立。［英译按］Ernst Wolgast（1888—1959），德国法律学者。
(66) Josef Kunz，Kriegsrecht und Neutralitätsrecht，Vienna, 1935。［英译按］Josef Kunz（1890—1970），德国法律学者。
(67) ［英译按］Eduard Otto von Waldkirch（1890—？），法律学者。
(68) ［英译按］Ernst Vanselow，德国海军军官，出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的签订，并且是瓦尔德克尔的学术合作者。
(69) ［英译按］Gustaf Adorf Walz（1897—1948），德国宪法和国际法学者。
(70) 瑞士的中立问题不应在此讨论。我提及此事只是想指出，在瑞士的中立问题中，确实可以看到“中立或不中立”这一两难的强制特征。与此相反，一种“有差异的”的中立（比如Dietrich Schindler在Völkerbund und Völkerrecht II，页524中为之辩护的那种中立）站不住脚。与这一决定——决定开战方的正义或非正义——的关联排除了中立的法律本质，即无党派性。不存在半-无党派性。
(71) 我们必须提醒以下事实：比利时人在反德的世界大战中，第一次相当努力地消除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这一区分的实际效果，以追求一种中立权。这一点我们可见于Charles de Visscher发表于1916年7月28日的演说，“De la belligérance dans ses rapports avecla la violation de la neutralité”，见Grotus Society II，页102：“在一场有规则的战争中，这种法律平等存在于正常的交战方之间，在这里，这种平等因侵略行为的不公正而被排除在外。”
(72) ［英译按］Emerich de Vattel（1714—1767），瑞士哲学家，法律学者，外交家。
(73) Georges Scelle，Le droit des gens，第二部分，卷三，第一章，第2节以及第三章；在卷三，第一章，第39和第40节中，斯克勒声称每个民族都相信自己的正义，每个主权国家必须自己凭德性决定自身的主权，在这里，不可知论的观点变得显而易见。
(74) ［英译按］正义不属于战争的定义。这一观念指战争不可能在定义上正义。
(75) 中立国在承认另一方发动战争的正义或非正义时会采取何种实际反映，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在正义与非正义间作出区分的第三国不再是中立的，即使它并未参与军事或经济的强制手段。
(76) 参看J.Kunz的概述，前揭，页4-5。关于“意志理论”（will theory），另参Georg Kappus，Der völkerrechtliche Kriegsbegriff in seiner Abgrenzung gegenüber militärischen Repressalien，Breslau, 1936。
(77) Dag Hammarskjöld，La neutralité en général，Leyden：Bibliotheca Visseriana III, 1924，页59。
(78) 参看John H.Spencer，“Die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die Rechte der Neutralen im Seekriege”，见Bruns Zeitschrift V, 1935，页293-304。尤其是近些年来出现的影响广泛的美国文献，均围绕这两个极端的两难之处。这一两难之处的强制特征直接产生自另一个两难之处：战争或非战争，如正文所述。事实上，情况就是这样，对这份评述的目的而言，进一步论述这些美国文献并非必要。与承认的实践类似的知识，可参Marakov的作品，见Bruns Zeitschrift IV, 1934，页3。
(79) Josef L.Kunz，Kriegsrecht und Neutralitätsrecht，Vienna, 1935，页2，注解4：“的确，jus ad bellum［战争权］存在契约性的限制。但《国际联盟公约》和《凯洛格公约》都在原则上允许战争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存在。”
(80) 关于得到较少容许的战争，或狗咬狗，参本文第61页。
(81) 参Georges T.Elès书的前言，Le pincipe de l'unanimité dans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et les exceptions à ce principe，Paris, 1935。
(82) Hans Wehberg的演讲，见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XXIV, 1929；也发表于德文版的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XXIV，Berlin, 1930。
(83) Thomas Hobbes，Behemoth，第一部分，1750，页491。
(84) 作为这类反思的尝试的一个例子，在此应提及R.Genet的论文，“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et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见Revue Internationale du Droit des Gens，I, 1936，页92-93，页149-150。
(85) ［中译按］疑为“jealousy”之误。
(86) ［英译按］Viktor Bruns（1884—1943），德国法学家和教授。
(87) 在这篇演讲中，威尔逊甚至警告他的国民要警惕党派性的诱惑，即便是仅仅存在于思想和感觉中的党派性（“引导灵魂跌入诱惑，在名义上保持中立”）。“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偏不倚，必须控制我们的情绪，必须控制每一项可能被理解成偏向于斗争中某一方的事务。”另参H.Pohl，Amerikas Waffenausfuhr und Neutralität，Berlin, 1917，页17-18，本书今天仍有意义。关于威尔逊不断变化的立场，更多有意思的相关文件，参Felix Brüggemann发表于1933年的论文，参Giesen，“Woodrow Wilson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文中提到了更多文献。
(88) Carl Bilfinger，“Die russischeDefinitiondesAngreifers”，见Bruns Zeitschrift VII, 1937，页490，这里将这类定义的尝试称为“针对袭击者的正义战争这一观念的限定和组织”。关于海盗行为的概念，更多论述参看Carl Schmitt，Völkerbund und Völkerrecht，第4版，1937，页351。在页73提到的J.G.Starke的文章（J.G.Starke，见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XVII, 1936，页71）中，人们发现以下事实的一个极佳例子：海盗行为的概念可能是“国际法优先”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