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顺治之始基

（1）制度之粗定

顺治之初，一切制度，若官制、地理，尽袭明旧，甚至遵用《大明会典》称为祖训，援引旧制旧例，为行政标准。

（甲）沿用明制

顺治元年甲申（一六四四年）六月戊午（初二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启言：“……按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民条奏，并各部院覆奏本章，皆下六部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部院，所以防微杜渐，意至深远。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票拟，奏请裁定。”摄政和硕睿亲王是其言（《清世祖实录》卷五）。

甲戌（十八日），顺天巡按柳寅东启言：“……宜速定律令，颁示中外。”……摄政和硕睿亲王报曰：“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清世祖实录》卷五）

乙酉（二十九日），令内外各衙门印信，俱并铸满、汉字样（《清世祖实录》卷五）。

七月己亥（十四日），山东巡按朱朗启言：“……顷闻新补监司三人，俱关东旧臣，若不加冠服以临民，恐人心惊骇，误以文德兴教之官，疑为统兵征战之将。乞谕三臣，各制本品纱帽圆领，临民理事。”摄政和硕睿亲王谕：“目下急剿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莅事。其寻常出入，仍遵国家旧例。”（《清世祖实录》卷六）

八月己巳（十四日），定在京文武官员，支给俸禄柴直，仍照故明旧例（《清世祖实录》卷七）。

十一月乙酉朔（初一日），大学士冯铨等奏言：“翰林院，明初原定为正三品衙门，后因詹事府有翰林三品、四品官，遂改为五品。……再察翰林原额虽止二十员，然明朝因职务殷繁，又为储才之地，将来备内阁、宗伯、少宰之选，故用人多至三四十员不等，《会典》开载以为无定员，正为此也。”……得旨，翰林院著为正三品衙门，詹事府并尚宝司衙门，俱著裁去（《清世祖实录》卷十一）。

顺治二年乙酉（一六四五年）十二月癸卯（二十五日），江南道御史杨四重奏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今皇上大统既集，而一切诸务尚仍明旧，不闻有创制立法见诸施行者，恐非所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请亟敕臣工，讨论故实，求其至当，定为画一之规，永矢不刊之典。”（《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

（乙）定律例

顺治三年所定《大清律》，止易明为清而已，内容全仍其旧。

顺治元年甲申（一六四四年）六月甲戌（十八日），顺天巡按柳寅东启言：“……鼎革以来，政教未敷。……宜速定律令，颁示中外。”……摄政和硕睿亲王报曰：“……自后问刑，准依《明律》。”（《清世祖实录》卷五）

八月丙辰朔（初一日），刑科给事中孙襄，条陈刑法四事：一曰定刑书。……今法司所遵，乃故明律令，就中科条烦简、情法轻重，当稽往宪，合时宜，斟酌损益，刊定成书，布告中外，俾知画一遵守。……摄政和硕睿亲王谕令法司官，会同廷臣详译《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以便裁定成书，颁行天下（《清世祖实录》卷七）。

顺治二年乙酉（一六四五年）二月己未（初六日），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奏言：“……今者律例未定，止有杖、决二法，重者畸重，轻者畸轻。请敕部臣，蚤定律法……分别杖、流、绞、斩之例。”……得旨：修律官参酌满、汉条例，分别轻重差等，汇成一编进览（《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五月戊子（初七日），福建道试监察御史姜金允奏言：“……我朝刑书未备，止用鞭、辟。臣以小民无知犯法，情有大小则罪有重轻，斩之下有绞、徒、流、笞、杖，不忍尽死人于法也。斩有立决，复有秋决，于缓死中寓矜全也。故历朝有大理覆奏，有朝审、热审，又有临时停刑，盖死者不可复生，恒当慎之。今修律之旨久下，未即颁行，非所以大鬯皇仁也。请敕部速行定律，以垂永久。”得旨。著作速汇辑进览，以便裁定颁行。其覆奏、朝审、热审、停刑各款，著三法司一并详察旧例具奏（《清世祖实录》卷十六）。

己亥（十八日），刑科给事中孙襄奏言：“……修律屡奉纶音，诸臣或以开创之始，未免过于郑重，而不知此非所以创为者，但取清律、明律订其同异、删其冗繁。……似无事过为纷更。”疏入，得旨：……所奏是，刑部知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

顺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年）三月乙丑（二十四日），《大清律》成，命颁行中外（《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

我朝自太祖、太宗肇造区夏，维时俗淳刑简，所著为令，鞭朴、斩决而已。世祖章皇帝除暴诛残，混一中外，举旧章而修明之，特命儒臣纂辑《大清律例》颁行天下，于是斩、绞、徒、流、笞、杖之条具，而朝审、秋审、热审之制详，酌相沿之制，成维新之典（《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刑考一》）。

世祖御制序文曰：“朕惟太祖、太宗创业东方，民淳法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天庥，抚临中夏，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颇烦拟议。律例未定，有司无所禀承。爰敕法司官广集廷议，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书成奏进，朕再三覆阅，仍命内院诸臣校订妥确，乃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尔内外有司官吏，敬此成宪，勿得任意低昂……子孙臣民，其世世守之。”（《清史稿·刑法志一》）

《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虽刚林奏定，实出胥吏手。如内云依《大诰》减等，盖明初颁《大诰》，各布政司刊行，犯者呈《大诰》一本服罪，故减一等。其后不复纳，但引《大诰》溺其旨矣。今清朝未尝作大诰，辄引之，何也（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大清律〉》）。

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年）闰二月癸亥（十六日），刑科给事中赵进美奏言：“臣阅《大清律》，凡大辟诸罪，有立决，有监候再审奏决。今《律例》久颁，未见遵行，请敕法司，以后应监候者，俱于秋后覆奏定夺。又按《律例》有热审一条，亦顺时行政、慎重民命之一端，似当修明举行，以副皇上如天好生之德。”章下所司（《清世祖实录》卷五十四）。

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正月……疏言：“……诸司职掌未有成书，请以近年奉旨遵行者，参以前朝《会典》编为简明则例，以励官守。”并下部议行（《清史列传》卷七十八《曹溶传》）。

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等，案查处分满官，臣部未有一定律例，俱系酌量事情轻重，公同议处。谨将处分过事件逐一开列，进呈御览（《文献丛编》第二辑《吏部处分过之满洲官员事件文册》）。

（丙）定《赋役全书》

三饷既免，田亩制度与地方收支皆有更易，故屡修《赋役全书》。

世祖初并宇内，即除明季加派私增之弊，订定《赋役全书》颁行天下（《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

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十一月庚戌（廿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承勋奏言：“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祈敕部于《赋役全书》外无艺之征，尽行裁革。如恩诏内有全免者，有半免者，有免三分之一者，著定书册，刊布海内，令州、县有司遵照规条，户给易知由单，庶愚民尽晓而永遵良规矣。”下户部议（《清世祖实录》卷十一）。

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四月壬寅（二十六日）谕户部：“……今特遣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公英俄尔岱，彻底察核在京各衙门钱粮款项数目，原额若干，现今作何收支销算。在外各直省钱粮，明季加派三项，蠲免若干。现在田土，民间实种若干，应实征起解存留若干。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

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四月丙寅（初七日），户部奏言：“《赋役全书》关乎一代之制度，各省之利弊，查考旧籍，贵详尽无遗。创立新规，期简明易晓。请敕臣部右侍郎，将旧贮《全书》，作速订正，督率各司官，照所管省分，创造新书。仍会同户科详加磨勘，有应增减变通者，小则部科酌定，大则上疏奏请，务求官民易晓，永远可行。书成进呈御览，刊发内外衙门，颁行天下，凡征收、完纳、解运、支销、考成、蠲免诸法，悉据此书，用垂永久。”报可（《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三）

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四月丙子（二十二日）谕户部：“《赋役全书》上关国计盈亏，下系民生休戚。屡览尔部奏疏，或驳回该督、抚另造，节催不应；或发出该地方誊刻，经久不完。明是官胥利于蒙混，故意错误，希图延缓岁月，便其私派横征，殊可痛恨。今欲将《全书》刻期告成，方略安在，并令督、抚造报，如何始能画一，其悉心详议具奏。”（《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一）

顺治十二年七月癸卯（二十一日），先是，刑科给事中武攀龙，劾奏户部左侍郎王弘祚所定《河南赋役全书》蒙混错误。……有旨，令弘祚回奏。及弘祚回奏，下部议，攀龙随又驳参，弘祚又具疏申辨。……至是部议：“河南省赋册，已经题明发回刊刻，一时未便取到。查各省修造规式原自相同，山西省《全书》见送户科覆核……其河南等处《全书》，即依式攒造可也。”从之（《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二）。

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年）十月丙子（初七日）谕户部：“……兹特命尔部右侍郎王弘祚，将各直省每年额定征收、起存、总撒实数编列成帙，详稽往牍，参酌时宜，凡有参差遗漏，悉行驳正。钱粮则例，俱照明万历年间，其天启、崇祯时加增，尽行蠲免。地丁则开原额若干，除荒若干，原额以明万历年刊书为准，除荒以覆奉俞旨为凭。地丁清核，次开实征，又次开起存、起运者，部寺仓口，种种分晰，存留者款项细数，事事条明。至若九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宗禄银，昔为存留者，今为起运。漕、白二粮，确依旧额，运丁行月，必令均平。胖袄盔甲，昔解本色，今俱改折。南粮本折，昔留南用，今抵军需。官员经费，定有新规，会议裁冗，改归正项。本色绢布、颜料、银、硃、铜、锡、茶、蜡等项，已改折者，照督、抚题定价值开列。解本色者，照刊定价值造入。每年督、抚再行确查时值，题明填入易知单内，照数办解。更有昔未解而今宜增者，昔太冗而今宜裁者，俱细加清核，条贯井然。后有续增地亩钱粮，督、抚按汇题造册报部，以凭稽核，纲举目张，汇成一编，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二）

（丁）十三衙门

顺治一朝，前明内监揽权如故，因改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后以抑制内监，始改为内务府。康熙以后，遂为永制。

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冬十月己卯（二十三日），谕礼部：“内府事务殷繁，须各司分理，乃止设十三衙门，其原设之尚方司，未曾议及。此司系太宗时设立，职掌甚要，断不可少，著仍旧设立，共为十四衙门，尔部即行通知。”（《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六）

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罢十三衙门，以其事归内务府。顺治十一年，裁内务府，置十三衙门：曰司礼监、尚方司、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尚衣监、尚膳监、尚宝监、司设监、兵仗局、惜薪司、钟鼓司、织染局。十二年，改尚方司为尚方院。十三年，改钟鼓司为仪礼监、尚宝监为尚宝司、织染局为经局。十七年，改内官监为宣徽院、礼仪监为礼仪院。至是年（顺治十八年）圣祖仁皇帝御极……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内官俱永不用（《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七《职官考一》）。

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十五日）谕吏部、刑部等大小各衙门：“……大抵委任宦寺，未有不召乱者。……我太祖、太宗痛鉴往辙，不设宦官。先帝以宫闱使令之役，偶用斯辈，继而深悉其奸，是以遗诏有云：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凛承先志……乃知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荧惑欺蒙，变易祖宗旧制，倡立十三衙门名色，广招党类，恣意妄行……权势震于中外，以窃威福。……内外各衙门事务，任意把持。……其情罪重大，稔恶已极。……吴良辅已经处斩，佟义若存，法亦难贷，已服冥诛，著削其世职。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内官俱永不用。”（《清圣祖实录》卷一）

世祖开国，监明代之失，裁汰宦官，设内务府，罢织造太监。（顺治）十年，乃设乾清宫执事官及直殿局。十一年，裁内务府，置十三衙门，凡八监……三司……二局。……十二年，命工部立十三衙门铁敕，禁宦官窃权干政（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纪裁十三衙门》）。

十三衙门尽革，以三旗包衣仍立内务府，置总管大臣，兼以公卿，而无专员。又仿《周官》内宰、宫正、宫伯、膳夫之职，次第立堂郎中及七司郎中，各率其属，以充其事，收奄宦之权归之旗下（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纪立内务府》）。

（戊）驻防

清初入关，其兵力只及于保定、德州、济宁，继扩于济南、太原，俱以满兵驻守。及渡江后，满兵为后劲，择要害地驻扎，是为驻防之始。康熙以后，驻防始遍于全国。

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分置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于京城内，镶黄、正黄旗居北方，正白、镶白旗居东方，正红、镶红旗居西方，正蓝、镶蓝旗居南方。左翼自北而东，自东而南，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自北而西，自西而南，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城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设盛京八旗驻防兵。时以迁都燕京，命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设左右翼梅勒章京各一人，统领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兵驻防盛京，并设各城城守官。至三年，改总管为按班章京。十年，增设宁古塔按班章京（《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设直省八旗驻防兵。时初设独石口、张家口防御，分遣甲兵驻防。至二年，复遣八旗兵驻防直隶之顺德府，山东之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南之徐州府，山西之平阳府、潞安府、蒲州府凡八城，每城设协领一人、满洲章京四人、蒙古、汉军章京各二人。寻复增定江南江宁府、浙江杭州府等处驻防兵制。嗣后，随各省形势，设将军、都统、副都统，或但设城守尉、防守尉驻防（《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顺治二年乙酉（一六四五年）十月庚辰（初二日），遣八旗官兵驻防顺德、济南、德州、临清、徐州、潞安、平阳、蒲州八城，每旗分驻一城，每城协领一员，满洲章京四员，蒙古、汉军章京各二员，兵丁各六百名（《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

顺治三年丙戌（一六四六年）二月丙申（十九日），遣侍郎巴山、梅勒章京张大猷，率驻防济南、临清、德州、睢州弁兵并家口，镇守江宁。甲喇章京傅喀蟾、梅勒章京李思忠，率驻防顺德、潞安、平阳、蒲州弁兵并家口，镇守西安（《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四）。

顺治五年（一六四八年）十月戊戌（初七日），命梅勒章京郭朝宗，驻防汉中（《清世祖实录》卷四十）。

顺治五年（一六四八年）十月戊戌（初七日），设驻防沧州城守尉一员、防御三员、骁骑校四员，济宁州城守尉一员、防御三员、骁骑校四员，淮安府城守尉一员、防御七员、骁骑校八员，济南府城守尉一员、防御三员、骁骑校四员，临清州城守尉一员、防御三员、骁骑校四员，大名府城守尉一员、防御三员、骁骑校四员，河间府城守尉一员、防御三员、骁骑校四员（《清世祖实录》卷四十）。

顺治七年（一六五○年）二月甲午（十一日），命官兵驻防顺义、昌平、三河、漷县、良乡、固安、采育、东安等处，每城满洲章京二员、蒙古章京一员，每牛录兵四名（《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七）。

（2）政令之严急

当时以剃发、圈地、逃人为不可抗之政令，抗者及言其不便者必死。江南因护发而起义师，北方圈地夺人民田土无算，督捕之害尤烈。

（甲）剃发

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六月丙寅（十五日），谕礼部曰：“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此事无俟朕言，想天下臣民亦必自知也。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七月戊午（初九日），谕礼部：“官民既已薙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近见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著旧时巾帽者甚多，甚非一道同风之义。尔部即行文顺天府、五城御史，晓示禁止，官吏纵容者，访出并坐。仍通行各该抚、按，转行所属，一体遵行。”（《清世祖实录》卷十九）

（乙）圈地

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年）正月辛亥（初九日），户部奏请：“去年八旗圈地，止圈一面，内薄地甚多，以致秋成歉收。今年东来满洲，又无地耕种，若以远处府、州、县、屯、卫故明勋戚等地拨给，又恐收获时，孤贫佃户无力运送。应于近京府、州、县内，不论有主无主地土，拨换去年所圈薄地，并给今年东来满洲。其被圈之民，于满洲未圈州、县内，查屯、卫等地拨补，仍照迁移远近，豁免钱粮，四百里者准免二年，三百里者准免一年，以后无复再圈民地，庶满、汉两便。”疏入，从之。于是圈顺义、怀柔、密云、平谷四县地六万七百五晌，以延庆州、永宁县、新保安、永宁卫、延庆卫、延庆左卫右卫、怀来卫无主屯地拨补；圈雄县、大城、新城三县地四万九千一百一十五晌，以束鹿、阜城二县无主屯地拨补；圈容城、任丘二县地三万五千五十一晌，以武邑县无主屯地拨补；圈河间府地二十万一千五百三十九晌，以博野、安平、肃宁、饶阳四县先圈薄地拨补；圈昌平、良乡、房山、易州四州、县地五万九千八百六十晌，以定州、晋州、无极县、旧保安、深井堡、桃花堡、递鹗堡、鸡鸣驿、龙门所无主屯地拨补；圈安肃、满城二县地三万五千九百晌，以武强、藁城二县无主屯地拨补；圈完县、清苑二县地四万五千一百晌，以真定县无主屯地拨补；圈通州、三河、蓟州、遵化四州县地十一万二百二十八晌，以玉田、丰润二县圈剩无主屯地及迁安县无主屯地拨补；圈霸州、新城、漷县、武清、东安、高阳、庆都、固安、安州、永清、沧州十一州、县地十九万二千五百一十九晌，以南皮、静海、乐陵、庆云、交河、蠡县、灵寿、行唐、深州、深泽、曲阳、新乐、祁州、故城、德州各州、县无主屯地拨补；圈涿州、涞水、定兴、保定、文安五州、县地十万一千四百九十晌，以献县先圈薄地拨补；圈宝坻、香河、滦州、乐亭四州、县地十万二千二百晌，以武城、昌黎、抚宁各县无主屯地拨补（《清世祖实录》卷三十）。

（丙）督捕逃人

窝逃之罪重于逃人，盖以维护八旗巨室之私利。

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置各州、县甲长、总甲之役。……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件，邻佑即报知甲长。……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者，俱治以罪（《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一《职役考一》）。

顺治二年乙酉（一六四五年）三月戊申，谕户部：“……此等投充旗下人民有逃走者，逃人及窝逃之人两邻、十家长、百家长，俱照逃人定例治罪。”（《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十月乙酉（十三日），谕：“有为薙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八）

（3）笼络汉人

凡可以笼络汉人者，无不尽力为之。满人首先习读汉文，以示尊儒右文。知汉人所重者史，特诏修《明史》。知汉人所重者科举，特准生员、举人一体应乡、会试。官吏俱以原官起用。

（甲）修《明史》

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五月壬午（初一日），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奏言：“臣等钦奉圣谕，总裁《明史》，查旧例设有副总裁、应用学士、讲读学士等官，今请以学士詹霸、赖衮、伊图、宁完我、蒋赫德、刘清泰、李若琳、胡世安，侍读学士高尔俨，侍读陈具庆、朱之俊为副总裁官，其纂修等员，应加选取，今选有郎廷佐、图海、罗宪汶、刘肇国、胡统虞、成克巩、张端、高珩、李奭棠为纂修官，石图等七员为收掌官，古禄等十员为满字誊录官，吴邦豸等三十六员为汉字誊录，以及收发草本等事宜。”从之（《清世祖实录》卷十六）。

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年）五月丁卯（二十七日），谕大学士刚林、祁充格曰：“尔等纂修《明史》，其间是非得失，务宜据事直书，不必意为增减，以致文过其实。”（《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二）

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年）闰二月癸丑（初六日），大学士刚林等奏言：“臣等纂修《明史》，查天启四年及七年六月《实录》，并崇祯一朝事迹俱缺，宜敕内外各官，广示晓谕，重悬赏格，凡钞有天启、崇祯《实录》，或有汇集邸报者，多方购求，期于必得。或有野史、外传、集记等书，皆可备资纂辑，务须广询博访，汇送礼部，庶事实有据，信史可成。”下所司知之（《清世祖实录》卷五十四）。

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五月己卯（十九日），礼部议覆、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讷等疏言：“明朝一代之史，理应修辑，以昭鉴戒。请敕各直省地方官，凡收藏有明崇祯十七年朝报及召对纪载，可备采择者，务期广为搜罗，速行汇送翰林院，以便题请纂修。其野史、小说，不许滥收。”报可（《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六）。

（乙）满人习汉书

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三月乙未（十二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奏言：“……皇上……满书俱已熟习。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于《六经》。……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五月戊戌（十七日），命满洲子弟就学，分为四处，每处用伴读十人，勤加教习。十日一次赴监考课，遇春秋演射，五日一次，就本处习练，俾文武兼资，以储实用。从国子监祭酒薛所蕴请也（《清世祖实录》卷十六）。

九月己巳（二十一日），先是，每牛录各取官学生一名，以十名习汉书，余习满书。至是礼部奏请增额，命每牛录增取一名，于原额习汉书十名外，加用十名，余俱习满书（《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年）三月丙午（二十九日），吏部奏言：“各旗子弟率多英才，可备循良之选，但学校未兴，制科未行耳。先帝在盛京爱养人才，开科已有成例，今日正当举行。臣等酌议满洲、蒙古、汉军各旗子弟，有通文义者，提学御史考试，取入顺天府学，乡试作文一篇，会试作文二篇，优者准其中式，照甲第除授官职，则人知向学，进取有阶矣。”报可（《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五）。

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十二月戊寅（二十二日），礼部奏言：“会试俱有定例，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皆系六七品官，各有职任，优劣自有分别。况历科中式举人颇多，嗣后满洲、蒙古、汉军会试，止准举人应试，其在院、部等衙门，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等，不准会试，庶满、汉试例一体矣。”从之（《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

（丙）开科取士

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十月，诏：……（一）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凡举人不系行止黜革者，仍准会试。各处府、州、县儒学食廪生员仍准给廪，增附生员仍准在学肄业，俱照例优免（《清世祖实录》卷九）。

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四月辛酉（初九日），礼部议覆、都给事中龚鼎孳疏言：“故明旧制，考取举人，第一场时文七篇，二场论一篇、表一篇、判五条，三场策五道。今应如科臣请减时文二篇，照故明洪武时例，用时文五篇，于论、表、判外，增用诗，去策，改用奏疏。至京城贡院颓坏，应即修葺。”得旨：考试仍照旧例行，贡院著即修葺（《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正月甲戌（二十六日），礼部奏言：“龙飞首科，正士类弹冠之日。今年二月，会试天下举人，其中式名额及内帘房考官，均宜增广其数，以收人才而襄盛治。”得旨：开科之始，人文宜广，中式额数，准广至四百名，房考二十员，后不为例（《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三）。

顺治开科，沿前明旧制，首场《四书》艺三篇、经艺四篇，次场论一篇、表一道、判五条。试《五经》者，并作诏诰。后场策五道。时给事中龚鼎孳请用诗，去策，改用奏疏。不许。定磨勘试卷例，首严弊幸，次简瑕疵。前场以明理会心、不愧先儒者为合式，后场以出经入史、条对详明者为合式（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一《纪科举篇目》）。

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年）正月戊午（十五日），谕吏部：“朕惟制科取士，课吏荐贤，皆属朝廷公典。……以后内外大小各官，俱宜恪守职掌，不许投拜门生。如有犯者，即以悖旨论罪。荐举各官，俱照衙门体统相称。一切读阅卷、考试等项，俱不许仍袭师生之号。……如揭榜后，有仍前认作师生者，一并重处不贷。……永绝朋党之根。”（《清世祖实录》卷一○六）

丁酉科场兴大狱，论死、论流者甚众。明为肃场规，其实则钳制士人，而党争亦有关焉。

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年）十月甲午（二十五日），先是，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参奏：“乡、会大典，慎选考官，无非欲矢公矢慎，登进真才。北闱榜放后，途谣巷议，啧有烦言。臣闻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同科臣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北闱之弊，不止一事。此辈弁髦国法，亵视名器，通同贿卖，愍不畏死。伏乞皇上大集群臣，公同会讯，则奸弊出而国法伸矣。”事下吏部、都察院严讯，得实，奏闻。得旨：……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邬作霖，俱著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主考官曹本荣、宋之绳，著议处具奏（《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二）。

十一月癸亥（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江南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榜发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帘官，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悬成、亨咸、膏茂之弟，与犹联宗有素，乃乘机滋弊，冒滥贤书，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以正国宪、重大典。”得旨：“据奏南闱情弊多端，物议沸腾，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并中式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

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二月庚午（初三日），礼部磨勘丁酉科乡试朱卷，劾奏违式各官，河南省考试官黄、丁澎，用墨笔添改字句；山东省同考官同知袁英、知州张锡怿、知县唐瑾、吴暹、何铿、章贞，用蓝笔改窜字句；山西省考试官匡兰馨、唐赓尧，批语不列衔名，俱属疏忽。得旨：俱著革职逮问。掌河南道御史上官，劾奏江南省同考官舒城县知县龚勋，出闱后被诸生所辱，事涉可疑。又有中式举人程度渊者，啧有烦言，情弊昭著。应详细磨勘，以厘夙奸。得旨：著严察逮讯（《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五）。

四月辛卯（二十五日），谕刑部等衙门：“开科取士，原为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关系最重，岂容作弊坏法？王树德等，交通李振邺等贿买关节，紊乱科场，大干法纪，命法司详加审拟。据奏，王树德、陆庆曾、潘隐如、唐彦曦、沈始然、孙旸、张天植、张恂，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孙珀龄、郁之章、李倩、陈经在、邱衡、赵瑞南、唐元迪、潘时升、盛树鸿、徐文龙、查学诗，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张旻、孙兰茁、郁乔、李苏霖、张秀虎，俱应立绞。余赞周应绞监候，秋后处决等语。朕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特命提来亲行面讯。王树德等，俱供作弊情实，本当依拟正法，但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余依议、董笃行等，本当重处，朕面讯时，皆自认委系溺职，姑著免罪，仍复原官。曹本荣等，亦著免议。”（《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六）

七月辛酉（二十六日），刑部议河南主考黄、丁澎，违例更改举人原文作程文，且于中式举人朱卷内，用墨笔添改字句。黄又于正额供应之外，恣取人参等物。黄应照新例籍没家产，与丁澎俱责四十板，不准折赎，流徙尚阳堡。议上，命免、澎责，如议流徙（《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九）。

十月癸未（二十日），刑部等衙门，会勘原任推官李燧升，受诸云子嘱托，为徐荣向、李振邺贿买关节，情真应论死，并籍其家，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尚阳堡。原任翰林诸豫，为李燧升过付，应一并责徙。得旨：燧升免死，俱流徙尚阳堡（《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一）。

十一月辛酉（二十八日），刑部鞫实江南乡试作弊一案，正主考方犹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试官叶楚槐等拟责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俱革去举人。疏入，得旨：方犹、钱开宗差出典试，经朕面谕，务令简拔真才，严绝弊窦。辄敢违朕面谕，纳贿作弊，大为可恶。如此背旨之人，若不重加惩治，何以儆戒将来？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周霖、张晋、刘廷桂、田俊民、郝惟训、商显仁、李祥光、银文灿、雷震声、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涜、王国祯、龚勋，俱著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卢铸鼎，妻子家产亦著籍没入官。方章钺、张明荐、伍成礼、姚其章、吴兰友、庄允堡、吴兆骞、钱威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程度渊在逃，责令总督郎廷佐、亢得时等，速行严缉获解（《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一）。

（丁）征隐逸

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七月甲寅（二十九日），摄政和硕睿亲王谕：“……近见廷臣所举，类多明季旧吏及革职废员，未有肥遁山林、隐迹逃名之士。”（《清世祖实录》卷六）

十月诏：……（一）山林隐逸之士，有怀才抱德、堪为时用，及武略出众、胆力过人者，抚、按据实举荐，该部覆核，征聘来京，以便擢用（《清世祖实录》卷九）。

十月诏：……（一）前朝文武进士、文武举人，仍听该部核用（《清世祖实录》卷九）。

（戊）起用旧人

自顺治二年，起用奄党冯铨，先后执政几二十年。刘正宗承其衣钵，东林旧人结宦官与争，终不能胜，盖铨能得八旗欢心也。

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戊子朔，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师至通州。……己丑，师至燕京。……庚寅，谕故明内外官民人等曰：“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兵丁愿从军，或愿归农者，许该管官送至兵部，分别留遣。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癸巳，摄政睿亲王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清世祖实录》卷五）。

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八月庚寅（十一日），户科给事中杜立德奏言：“阁臣冯铨所行弗类，诸臣具实以告，非私论也。将逾旬日，未蒙鉴裁，内外大小，群情汹汹。继后有系天下国家大事者，谁敢再出一语，将人臣直言之气不鼓，如是非何，如彰瘅何？祈令满、汉大臣，朝堂共议，庶几公论克协，而法守允垂。况如马士英、阮大铖，招权纳贿，弄其君于鼓掌；宋企郊煽恶流毒，神人共愤，乃任其遁而不之捕，讳其迹而为之荐，皆非所以示公道、昭大权。”……下所司知之（《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丙申（十七日），先是，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御史王守履、桑芸、李森先、罗国士、邓孕槐、吴达等，交章劾内弘文院大学士冯铨，原系故明天启阉寺魏忠贤党羽，曾向大同总兵官姜瓖索银三万两，向江禹绪索金一百两，其子源淮又设肴馔于内院宴饮，礼部左侍郎孙之獬受源淮贿，欲收为伊标中军。又礼部侍郎李若琳，系铨党羽，其人庸懦无行，俱宜罢黜究治，请将冯铨父子肆诸市朝。疏入，命刑部确讯具奏。至是刑部以鞫问无实，拟科道各官俱反坐，启摄政王。王于重华殿传集内院大学士等官，及刑部科道各官，逐一鞫问，所劾冯铨、孙之獬、李若琳各款，俱无实迹。因冯铨自投诚后，薙发勤职；孙之獬于众人未薙发之前，即行薙发，举家男妇皆效满装；李若琳亦先薙发，故结党同谋陷害。于是摄政王谕曰：“故明诸臣，各立党羽，连章陈奏，陷害忠良，无辜被罚，无功滥用，酿成祸患，以致明亡。今尔科道各官，如何仍蹈故明陋习，陷害无辜？据尔等所劾，三人皆系恪遵本朝法度者，即此足见尔等结党谋害。”给事中龚鼎孳对曰：“冯铨乃背负天启，党附魏忠贤作恶之人。”铨曰：“忠贤作恶，故尔正法。前此铨即具疏告归田里。如铨果系魏党，何为不行诛戮？又何为不行治罪？流贼李自成将我故主崇祯陷害，窃取神器，鼎孳何反顺陷害君父之李贼，竟为北城御史？”王曰：“此言实否？”鼎孳曰：“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徵亦曾归顺唐太宗。”王笑曰：“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己身不正，何以责人？鼎孳自比魏徵，以李贼比唐太宗，殊为可耻。似此等人，何得侈口论人？但缩颈静坐，以免人言可也。”既而又曰：“此番姑从宽免尔等罪，如再蹈故明陋习，不加改悔，定不尔贷。”后数日，以李森先启内请将冯铨父子肆诸市朝之语过甚，令革森先职（《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顺治五年（一六四八年）七月丁丑（十四日），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以陈名夏为吏部尚书、谢启光为户部尚书、李若琳为礼部尚书、刘余祐为兵部尚书、党崇雅为刑部尚书、金之俊为工部尚书、徐起元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九）。

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四月己未（二十四日），大学士冯铨上疏引罪。得旨：上有所询，直言无隐，臣道宜然。但冯铨与陈名夏等素相矛盾，朕所习知。因言不合理，是以有责问之旨。今冯铨既知己非，再观自新，仍照旧办事。以后诸臣有如此怀私修怨、不公不平者，急宜省改（《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四）。

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三月辛卯（初一日），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劾大学士陈名夏，结党怀奸，情事叵测，疏曰：“……痛恨我朝薙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何以明其然也？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一吏科魏象枢，系陈名夏姻亲，结为一党。象枢误参司官钱受祺，擅委中军。后自检举，奉旨：中军巡捕悬殊，何得错误？著议奏。部覆：钱受祺无罪，免议。魏象枢降级调用。名夏辄自票部本云，事属疏忽，著罚俸六个月。成克巩云：“既奉严旨，而票事属疏忽，似属相悖，不如改既经检举。”名夏依言改之。次日，发出红本，冯铨云：“此本票错，落去钱受祺免议字样，理应检举。”名夏云：“冯系当直，成系票签，该你二人检举。”克巩作色言曰：“签系何人所拟，教我二人检举乎？”后来竟不曾检举（《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二）。

辛丑（十一日），先是，吏部等衙门会鞫大学士宁完我，劾奏陈名夏诸款俱实，陈名夏论斩，家产籍没，妻子流徙盛京。随命议政诸王、贝勒、大臣核议，至是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会议，陈名夏情罪重大，仍应论斩，妻子家产分散为奴，伊子陈掖臣提到，另行审结。疏入，得旨：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余依议（《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二）。

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二月丙子（二十七日），上在南苑。……上曰：“朕非不知之遴等而用之，即若辈朋党之行，朕亦深悉。”……复谕诸臣曰：“今人多结朋党。……何若为国为君效忠，安受富贵之为荣乎？纵使党与已成，及陷诛戮，孰能庇免？即如诛陈名夏，黜龚鼎孳，时其党曾有一人出而救之，或分受其过者乎？且多有因而下石者。是名为朋党，而徒受党之害也。”（《清世祖实录》卷九十八）

三月乙未（十六日），吏部议覆左副都御史魏裔介、广东道御史焦毓瑞、户科都给事中王祯，各劾陈之遴疏，拟革之遴职，永不叙用。疏入，得旨：陈之遴经朕训诫，不啻再三，望其省改过恶，尽去偏心，以图报称。乃毫不自悔，任意结党营私，大负朕恩。本当罢斥示惩，念其既已擢用，位至大臣，不忍即行革职，著以原官发盛京地方居住（《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九）。

顺治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年）四月壬辰（二十六日），吏部等衙门会议陈之遴、陈维新、吴维华、胡名远、王回子等，贿结犯监吴良辅，鞫讯得实，各拟立决。得旨：陈之遴受朕擢用深恩，屡有罪愆，叠经贷宥。前犯罪应置重典，特从宽以原官徙住盛京。后不忍终弃，召还旗下。乃不思痛改前过以图报效，又行贿赂交结犯监大干法纪，深负朕恩。本当依拟正法，姑免死，著革职，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盛京，家产籍没。陈维新姑免死，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盛京，家产籍没。吴维华、胡名远、王回子等，俱姑免死，各责四十板，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宁古塔，家产籍没（《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六）。

顺治十七年庚子（一六六○年）正月辛巳（二十五日），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疏言：“臣闻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拔本塞源，尤在严禁结社订盟。今之妄立社名，纠集盟誓者，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苏松、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其始由于好名，其后因之植党，相习成风，渐不可长。请敕部严饬学臣，实心奉行，约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得旨：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威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一）。

十一月辛酉（初十日），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遵旨会议具奏，魏裔介、季振宜疏参刘正宗。……得旨：刘正宗性质暴戾，器量褊浅。持论矫激偏私，罔揆于理。处事执谬自恣，务显所长。悻愎琐屑，负气乖张，唯以沽名好胜为事，弗顾国家大体。时或适意，则骄矜夸诩；偶拂其意，则忿然不平，绝无休休老成之度。凡伊劣状，朕素知之。特以才学，故加擢用。屡行诫饬，复降严谕。冀其省改，以副朕简拔之意。乃置若罔闻，性愈恣睢，量愈褊急，卒无悛悔，罪过滋多，大负擢用深恩。本当依拟正法，念任用有年，姑从宽免死，著革职追夺诰命，籍没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张缙彦巧辩欺饰，本当依拟处斩，亦从宽免死，著革职追夺诰命，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地方（《清世祖实录》卷一四二）。

（4）财政之清理

顺治一朝，兵费最多，先免三饷以市恩，后复保留万历辽饷。乱后逃亡者众，荒地大增，乡绅仍明季之习，多不纳粮赋，赋入不给，乃有清厘之举。而江南奏销，遂成大狱，则由有意抑制绅衿。

（甲）免三饷

顺治元年秋七月……摄政睿亲王谕官吏军民人等曰：“……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初议准作正粮，既而不与销算，有时米价腾贵，每石四五两不等。部议止给五分之一，高下予夺，惟贿是凭。而交纳衙门，又有奸人包揽，猾胥抑勒，明是三饷之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最为粃政。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恫瘝切体。……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石，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傥纵容不举，即与同坐。”（《清世祖实录》卷六）

顺治五年戊子（一六四八年）十一月辛未（十一日）诏：……（一）派征钱粮，俱照万历年间则例，其天启、崇祯年加增，尽行蠲免。通行已久，如有贪官污吏例外私派、多征扰民者，该抚、按官纠参重处（《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乙）停贡献

今制，宫庭服御所必需，率令有司以经费购办，未尝责贡民间。轸念人劳，罢免贡献者，为类尤广。……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始，将降谕旨，于故明各道额解内庭物产，分别蠲除。嗣是岁需上供，悉归经费采办（《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八《土贡考》）。

（丙）搜括

兵饷

今国所最急者财也，岁入一千八百一十四万有奇，岁出至二千二百六十一万有奇，出浮于入者四百四十七万有奇。此四百余万者，皇上即日令诸臣焦思持筹，竭盈朝之心计，以臣度之，不能措至数十万，而国体已伤，民心已愁，甚非长策也。臣因和盘打算，国用所以不足之故，皆由养兵耳。各省镇满、汉官兵俸□□□算之费，至一千八百三十三万零。大兵过往，骡马粮草等项，约算一百四十万两。其在京王公及各官俸薪披甲月饷，不过二百万有奇耳。则是岁费二千二百余万两者，凡十分在养兵，一分在杂用也（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一《议经国远图疏》）。

臣忆自乙未科殿试对策内称，入不敷出者八十余万。至顺治十三年，入不敷出四百四十余万矣。臣自十五年九月给假离京，至今年七月还朝，意谓二年之内，计臣持筹，量入为出，当大异昔日。比臣入署以来，留心查核，则今日入不敷出者至七百余万。即以云南一省言之，总括一省夏税、秋粮、盐课、矿课、商鱼牛税，共正、杂虽止十六万一百两零，而今办滇南兵饷，至九百万两有奇。夫九百万两者，天下正赋钱粮共数当不及此也。……今之议者，必曰余寇未尽，未可安枕。八旗禁旅必不可撤，六万绿旗必不可裁，用兵必不可休。……查云南原有旧屯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科粮三十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二石零。……官收额内军饷，额外米粟既登，价值自贱，倘邀天之庇，每粟一石价可三金，则视今年之每石十金者，已省四分之三矣（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四《论滇饷疏》）。

奏销案

顺治十二年乙未（一六五五年）正月辛丑（十六日），户部议覆户科都给事中朱之弼疏言：“布政使、知府、直隶州知州，俱应通计所属钱粮完欠，照州、县一体参罚。十分全完者优升，欠一分者罚俸六个月，照常升转；欠二分者住俸，欠三分者降俸一级，欠四分者降俸二级，欠五分者降职一级，欠六分者降职二级，俱戴罪督催，停其升转，俟完日开复。欠七分者降职一级调用，欠八分者降职二级调用，欠九分、十分者革职。”从之（《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八）。

顺治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年）五月戊申（十二日），谕户部：年来钱粮匮乏……江南无锡等县，历来钱粮欠至数十万，地方官未见有大破积弊征比完结者，皆由官吏作弊，上官不行严察。且乡绅举贡之豪强者，包揽钱粮，隐混抗官，多占地亩，不纳租税，反行挟制有司。有司官不能廉明自守者，更惧其权势，不敢征催。该部遇有如无锡等州、县之欠粮者，察明奏请选择廉明谨慎满洲启心郎、理事等官，先往一县，不带多人，不预别事，专令督理拖欠钱粮。或钱粮在官，借口民欠；或乡绅及其子弟、举贡生员、土豪隐占地亩，抗不纳粮；或畏惧豪强不敢征比等项情弊，务期察明惩治。清察一处，即可为他处榜样。历年各省逋欠钱粮，多系贪官猾吏那移隐蚀，以及乡绅、举贡生员、土豪影射占隐，年来抚、按未行清察，不能尽厘奸剔弊之职，今责成抚、按严加清察，如有前项情弊，题参重处。如曲庇不行指参，本犯一经发觉，即治抚、按以徇纵之罪（《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七）。

顺治十八年辛丑（一六六一年）六月庚辰（初三日），江宁巡抚朱国治疏言：“苏、松、常、镇四府属并溧阳县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应照例议处。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应严提究拟。”得旨：绅衿抗粮，殊为可恶。该部照定例，严加议处（《清圣祖实录》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