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花王戒》的思想与艺术
统一新罗也是寓言作品不断涌现的时期。从如今我们可见的几则寓言看，这时期的寓言内容丰富，语言凝练、生动，用典型形象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说明这时期的寓言，较三国时期进了一大步，步入了较为成熟的时期。不过由于缺乏所传文献和资料，我们无法全面了解当时寓言实际的发展情况。
从寓言文学自身的发展看，它无疑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与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凡寓言都具有寓意，没有寓意，就不算寓言，寓意不明确，也不能算作好寓言。这个寓意，就是某种特别意义的寄托，而这个意义往往以隐含的方式来表达。因为寓言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个寓意就体现着人类生产、生活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及从这个斗争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哲理。统一新罗时期的寓言，反映当时的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
自从太宗武烈王金春秋统一三国以后，新罗步入了统一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新罗政权神文王（681—692）时，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显现，朝廷不得不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煞费苦心。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开始恶性膨胀，不仅激化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社会矛盾，也引起中央政权与豪族地主势力之间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这种矛盾自神文王时已经出现，代表豪族地主阶级利益的上层官僚内部陆续出现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使得新罗封建王朝人心惶惶。据《三国史记》，神文王元年（681）刚拜舒弗邯真福为上大等，苏判金钦突、波珍湌兴元、大阿湌真功等谋叛，朝廷用兵镇压诛灭。神文王四年，“十一月，安胜族子将军大文在金马渚谋叛，事发伏诛。余人见大文诛死，杀害官吏，据邑叛，王命将士讨之，逆斗，幢主逼实死之，陷其城，徙其人于国南州郡。”[1]此后的各个朝代，社会矛盾加剧，这样的反叛续出，朝廷只得不断调整政策，以缓解社会矛盾。其中如惠恭王（765—780）时的768年秋七月，“一吉湌大恭与弟阿湌大廉叛，集众围王宫三十三日，王军讨平之，诛九族。”[2]这一次是以京畿为中心的一小京、九州的九十六名角干参加的全国规模的大事件。这是围绕权力和经济利益所进行的中央和地方势力之间的恶斗，结果往往是其中的一侧被镇压伏诛，但新的矛盾接踵而来，新的斗争再次酝酿。惠恭王在位期间，这种叛乱一直此起彼伏，其中较为有规模的是775年6月和8月相继出现的伊湌金隐居、伊湌廉相、侍中正门的两次叛乱。官僚阶层的这种叛乱，往往与君主的荒淫怠政有密切的关系。惠恭王的事例就是这样，“王幼少即位，及壮淫于声色，巡游不度，纲纪紊乱，灾异屡见，人心反侧，社稷杌隍。伊湌金志贞叛，聚众围犯宫阙。夏四月，上大等金良相与伊湌敬信举兵，诛志贞等。王与后妃为乱兵所害，良相等，谥王为惠恭王。”[3]惠恭王最终在这次叛乱中被杀，其原因主要是他本人平时荒淫无度，没有治理好政事，不顾纪纲紊乱和百姓疾苦，结果各种利益集团乘势叛乱。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统治阶级内部各个势力之间的内讧，本质上是为争夺王权、更多土地和劳动力的争权夺利的纷争，所以无论哪一派获胜，对劳动人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它必然带来整个王朝的衰弱，严重破坏生产和社会稳定，使人民陷入战争的痛苦之中。同时它也必然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赋税和徭役重重地压在农民身上，使之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这一切都不断激化新罗社会的阶级矛盾，招致和加深社会危机，迫使不堪忍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人民起来反抗。由此各地的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大地主割据势力承势叛乱，以从中捞取好处。这些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沉重打击了日益腐朽的新罗封建王朝，惩罚了豪强官僚、豪族地主、不法僧侣等阶层，严重动摇了封建政权。特别是新罗后期，封建统治阶级就是在其内部和社会阶级矛盾的冲击中，日趋衰败下去，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儒家思想一贯主张“勤政爱民”“以民为天下之本”，但是现实中的统治阶级往往以私利为重，享乐为快，忘记了老祖宗们的良苦用心，充当了改朝换代的败家子。以“仁”为本，“勤政爱民”者兴，怠政懒政，过于荒淫不道者亡，这成为了一条历史规律。儒家的社会批评，也都是围绕这一根本的问题不断地展开，但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人的素质不一样，新的问题则不断地产生，朝代也不断地更迭。以每个朝代来说，其初都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自己立刻按照儒家的统治理论和社会理想“勤政安民”，锐意构筑一个封建制度下的“太平盛世”，但是社会一旦进入繁荣期，其子孙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骄漫者或享乐型的君主，怠慢社稷，忽怠百姓，终究国家逐渐衰微，走向灭亡。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们，不断总结，不断抽象，提醒封建统治阶级不要忘记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经略。朝鲜古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也一样，清明的政治，廉洁的官风，以民为本的思路，以导致海东的“太平盛代”，是他们最根本的希望和理想所在。但是封建社会一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历代君王及其统治机构中，往往有怠政、懒政者或享乐型的君王出现，加上不断深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和社会的阶级矛盾，封建王朝必然面临存亡的考验。于是社会批评越来越强烈，对社会良知的提醒和劝诫日益频繁，以贬职贬谪担风险者、去职抗议者、甚至以命情愿者经常出现。朝鲜三国百济成忠的《狱中上义慈王书》、统一新罗时期王巨仁的《愤怨诗》等等，都是后世统治阶级因执政腐败而导致社会不公，从而引起的对最高统治者严厉批评的实例。
这种批评在文学领域里，也常出现并格外严厉。传统儒家把文学看做是“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之工具，所以把“诗教”看做是“教化”人的重要方面。正因为文学有这样的教化功能，儒家一向重视文学，重视通过文学的社会教育。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4]“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5]。孔子认为诗歌有四种极其独特的功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6]把诗歌的社会作用，提升到“事父事君”的高度。这里所谓的“兴”，即指触景生情，用因譬连类（孔安国），来感发意志（朱熹）；“观”，则开发认识力量，观风俗之盛衰（郑玄），考政治之得失（朱熹）；“群”，即加强沟通四周，互相切磋砥砺，交流情感（孔安国），和而不流，在不同意见中求统一（朱熹），“怨”，有怨即可宣泄，怨刺上政（孔安国），但怨而不怒为上（朱熹）。传统儒家特别强调诗歌的“美刺”功能，这种“美刺”不仅指一般的哀怨（包括男女之情）和对某些人和事的讽喻，也包括批评统治者，但是这种“美刺”有一个绝对前提，那就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使诗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儒家对文学社会功用的这种见解，往往也应用到俗语、谚语和寓言等俗文学领域，起到教育和训诫人的作用。特别是利用寓言，来提醒人们，与不道、愚昧、贪婪等人间社会的负面现象作斗争，可以说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创举。
我们知道寓言是用劝诫或讽刺的艺术手法，来针砭时代负面现象，以明显的道德教训和深奥的哲理感发人的睿智的一种文学体裁。寓言虽形式短小，但往往情节完整，力求集中和典型化，依照客观生活提炼出能够表现主题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从朝鲜三国时期以来的寓言来看，有关动植物的寓言故事较多。这说明朝鲜古代先人，与动植物关系密切，人们有意无意间创作许多动植物故事，以表达对动植物习性和特征的认识，其中加以艺术加工，使其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后来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进入农耕社会，对动植物的依赖程度发生变化，着重从其中演绎出对人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教训或智慧，使这一类故事的讲述越来越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由此寓言也越来越成为有目的的创作。很多动植物故事，在拟人化的过程中，不仅具有自己的自然属性，而且还带有人类的某种特征和思想，往往扮演某种角色。从三国时期的《龟与兔》等寓言来看，朝鲜古代的动植物寓言非常发达，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都达到了纯熟的的程度，只是能够被保存下来的作品极其有限罢了。
统一新罗时期的寓言《花王戒》，也是一篇成熟度极高的作品。首先，它是当时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花王戒》是文人薛聪为了使沉溺于酒色的神文王醒悟而讲述的寓言故事，应该说它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通过出入于神文王侧近的薛聪讲出来的。如上所述，神文王是新罗第三十一代国王，也是新罗统一三国以后的第三代君主。尽管其时新罗统一三国只有20余年的时间，但统一战争时期被掩盖的许多内在矛盾，到此时开始暴露了出来。上述神文王元年苏判金钦突、波珍湌兴元、大阿湌真功等谋叛，其四年，“十一月，安胜族子将军大文在金马渚的谋叛”，都是这种矛盾进一步暴露的结果。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矛盾，在其后各个王代也都不断发生，如惠恭王时一吉湌大恭与弟阿湌大廉谋叛；景德王时伊湌金隐居、伊湌廉相、侍中正门的多次叛乱；夏四月，上大等金良相与伊湌敬信举兵，诛志贞和惠恭王等多人的谋叛事件等，都是其中代表性事例。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和社会阶级矛盾不断上升，一些御用文人和思想家们不断总结历史教训，强调执政者遵循儒家的三纲五常和治国安民之道，也往往以文学作品提醒执政者。以寓言晓谕封建君主及其追随者，也是一些开明文人和思想家经常使用的方法。其次，《花王戒》以植物为故事的主人公，将其加以拟人化，以“指桑骂槐”的方式，鞭挞和讽刺现实中的统治阶级。这种将隐喻作为劝诫人的手法，可以回避与当权者的正面冲突，达到从侧面“美刺”和提醒人而不直接得罪人的艺术效果。还有，动植物寓言是一个通过拟人化的艺术形式，善于利用艺术的集中和典型化的原则，阐明事理，讽喻贪婪狡诈者和愚蠢不明事理者。所以它是简便易懂，善于艺术集中和典型化，富含生活哲理的文学样式，具有强烈的教育、提醒和晓谕功能。正因为动植物寓言具有这样的审美功能，它往往被一些政治家、文学家和御用文人所利用，运用于实际的现实生活当中。可以说，寓言是文艺创作领域的轻骑兵，各类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薛聪的《花王戒》，就是在上述的特殊环境下被创作出来的。薛聪（字聪智）的祖父是谈捺奈麻，父亲是著名佛教学者元晓。元晓初为桑门，“淹该佛书，既而返本”，自号“小性居士”。薛聪自幼“性明锐，生知道，特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后生，至今学者宗之”。薛聪长大学识渊博，“又能属文”，但所传甚少，只有“今南地，或有聪所制碑铭，文字缺落不可读，竟不知其何如也”[7]。薛聪是新罗一代的著名学者，也是朝鲜古代吏读文的“始创者”，高丽时期的一然指出“聪生而睿敏，博通经史，新罗十贤中一也。以方言通会华、夷方俗物名，训解六经文学。至今海东业明经者，传授不绝。”[8]后来李朝时期的《世宗实录》，也肯定了他在朝鲜古代民族文字发展史上的贡献，其曰：“昔新罗薛聪，始作吏读，官府民间，至今行之。然皆假字而用。”[9]借用汉字的音义而表达本民族语言的“吏读”，为当时官方和民间的书写生活创造了可靠的条件，也为后来“训民正音”的创制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各种记载表明中年以后的薛聪成为了受人尊重的学者。在神文王执政时期，经常聚集学问高深而能文善诗的一批文人，一起切磋学问，谈论国情世事，咨询时政要闻。在每次这样的聚会中，薛聪可说是常客，而且也是国王最信赖的大臣。因为为国王提供为政的参考意见，或为国家制定经国方略之类的事情，需要高深的学识涵养和对君主的一片忠诚，而且必须是国王格外尊重和信赖的人。薛聪就是符合这种要求的一个朝廷信宠，经常陪同神文王讲学、咨政、谈论学问和聊天，也是朝廷的智囊。《花王戒》，就是他利用与神文王交流异闻趣事的机会讲出来的一则寓言。其曰：
昔花王之始来也，植之以香园，护之以翠幕，当三春而发艳，凌百花而独出。于是自迩及遐，艳艳之灵，夭夭之英，无不奔走上谒，唯恐不及。忽有一佳人，朱颜玉齿，鲜妆靓服，伶俜而来，绰约而前，曰：“妾履雪白之沙汀，对镜清之海，而沐春雨以去垢，快清风而自适。其名曰‘蔷薇’。闻王之令德，期荐枕于香帷。王其容我乎？”又有一丈夫，布衣韦带，戴白持杖，龙钟而步，傴偻而来，曰：“仆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旁，下苍莽之野景，上倚嵯峨之山色。其名曰‘白头翁’。窃谓左右供给虽足，膏粱以充肠，茶酒以清神，巾衍储藏，须有良药以补气，恶石以蠲毒，故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凡百君子，无不代匮。’不识，王亦有意乎？”或曰：“二者之来，何取何舍？”花王曰：“丈夫之言，亦有道理，而佳人难得，将如之何？”丈夫进而言曰：“吾谓王聪明识理义，故来言耳。今则非也，凡为君者，鲜不亲近邪佞，疏远正直，是以孟轲不遇以终身，冯唐郎潜而皓首，自古如此，吾其奈何？”花王曰：“吾过矣，吾过矣。”[10]
故事中的花王，是指自古称之为花中之王的牡丹花。牡丹花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在优厚的环境中生活，受到种种保护和珍惜。当它遇“三春而发艳”，出落为“凌百花而独出”境地之时，远近美丽的众花友们纷纷来献媚，“自迩及遐，艳艳之灵，夭夭之英，无不奔走上谒，惟恐不及”。有一天，忽然有一个佳人“伶俜而来，绰约而前”，其貌“朱颜玉齿，鲜妆靓服”，格外引起花王的注意。她自我介绍说“妾履雪白之沙汀，对镜清之海，而沐春雨以去垢，快清风而自适”。她就是以美貌远近闻名的蔷薇花，说早知花王之德望，自荐愿陪侍于花王枕边，甘愿成为花王身边的宠妾。此时又来了一个丈夫，向花王表白心曲，其貌不扬，其言不惊人，他就是“京城之外，居大道之旁，下苍莽之野景，上倚嵯峨之山色”的白头翁。白头翁向花王提醒“左右供给虽足，膏粱以充肠，茶酒以清神，巾衍储藏，须有良药以补气，恶石以蠲毒”，他特地用中国古代《左传》中的一句话‘虽有丝麻，无弃菅蒯，凡百君子，无不代匮’的话来提醒花王，让其不要因为手中握有至尊的权势，家中拥有万贯财产而骄奢淫逸，眼下无人。从而提醒花王居安思危，得意时更要谨慎处置，不要因骄矜而误事误国，以备无患。蔷薇花和白头翁各自说完后，有人问花王“何取何舍？”花王回答说丈夫的话虽有道理，但美人难遇，该怎么办好呢？也就是花王最终选择了美人蔷薇花。这让丈夫大为失望，于是批评花王“亲近邪佞，疏远正直”，慨叹世无贤君。在白头翁的训诫下，花王终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想法，采取反省悔过的态度。仔细读来，故事中的确蕴藏着深刻的寓意，讲得悠缓而道，其中深刻的道理撞人肺腑。这个美丽的故事告诉我们，身居王位者不应该迷恋于声色之中，更不应该“亲近邪佞，疏远正直”，如果不能自检、自廉和自勉，以社稷为重，其结果必然尝到自欺自灭的恶果。
寓言《花王戒》为了加强所寓主题之说服力，还引用中国古典名著《左传》的两段话，这大大增强了其艺术感染力。其中的一则为“良药以补气，恶石以蠲毒”，这是《左传》中的典故“美疢不如恶石”的变用。《左传·襄公二十三》云：“季孙之爱我，疾疢世。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春秋时期的鲁公子庆父有三子，以王孙之故，以次序排列，即称孟孙、仲孙、季孙。其时不知什么原因，大夫孟孙氏厌恶藏孙氏，而季孙氏则喜欢藏孙氏。鲁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2），孟孙氏去世，藏孙氏前去凭吊，哭得很是伤心。他的随从觉得奇怪，问孟孙氏生前不少厌恶你，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如果季孙氏死了，那你是不是哭得更为伤心？于是藏孙氏回答说季孙氏之褒扬和推崇我，如同疾病一样，不利于我；而孟孙氏厌恶我，如同治病的针石，有利于我。为什么呢？使人不痛不痒的疾病，可能麻痹人的意志，使病情更加恶化；所以不如让人感觉痛苦却可以治疗的“恶石”，因为“恶石”能够治疗我的病。不仅让人感觉不到痛苦，却又尽说好话安慰“没事”，这样的安慰如同注毒，越安慰中毒越多。《花王戒》中的白头翁，通过这一句典故告诉花王“良药口苦，忠言逆耳”的道理，从而进一步揭示为君之道的贤明与昏庸之关系。《花王戒》告诉人们，一个人即使是顿顿以山珍海味填饱肚子，以琼浆玉液填精清神，也得预防营养过剩、膏粱过旺而生毒的问题；从而引申一个人如果天天受到褒扬，听到顺耳之言，往往产生骄慢情绪或自满思想，这样缺点和错误得不到及时的纠正，问题积累成病，那这个人处于危险之境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国之君也一样，由于地位显赫而“左右供给虽足，膏粱以充肠，茶酒以清神，巾衍储藏”，但是“须有良药以补气，恶石以蠲毒”，才能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国君；从而引申如果一国君主只沉溺于极度优越的享乐之中，整天习惯于颂扬、奉承的万岁声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自我麻醉或骄横自闭的情绪，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小事情和有益的劝谏良言，都会变成逆耳的“咒语”，其后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越是“供给充足”“膏粱充肠”“茶酒清神”的富足生活，“巾衍储藏”中越需要有“良药补气”“恶石蠲毒”的合理安排。在此，因为有了春秋鲁国藏孙之“美疢不如恶石”的典故作为奠基，《花王戒》所说的“良药补气”“恶石蠲毒”之语，成为了全篇的寓意所在之一。
《花王戒》所引用的另外一则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典故“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也是点拨全篇主题的点睛之笔。此语也出自《左传·成公九年》，其曰：“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这里的姬姜，即指美女。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即使拥有丝麻，也不要舍弃菅蒯，即使有了美女，也不要舍掉贱陋的原配。具体来说，即使是一个人在外奋斗而有些成功，当衣锦还乡时，不要忘记过去粗茶淡饭的时光；当得到千金美女的青睐时，也不应该抛弃昔日同甘共苦的糟糠之妻，因为妻子为你的成功付出了很多，对你是有恩的。从典故的这种基本意思出发，《花王戒》引申为一个君王自在野的地位登上王位，或以至尊的地位遇上天下佳人时，绝对不应该忘记过去身贱时的情景，或绝不可作抛弃原配妻子的负心汉。“故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凡百君子，无不代匮。’”自古的天下君子，大都想到这样的道理，时刻警戒自己，为成为完美之人而苦心努力。但是花王会怎样呢？于是白头翁问起花王，“不识，王亦有意乎？”在场的另外一个大臣也更直截了当地问花王，现在佳人蔷薇花和贤人白头翁站在你的前面，二者之中你“何取何舍”？下面花王的回答让白头翁大失所望，花王曰丈夫之言亦有道理，但是佳人难得那又怎么办呢？于是失望的贤哲白头翁以讽刺的口吻批评道“吾谓王聪明识理义，故来言耳。今则非也，凡为君者，鲜不亲近邪佞，疏远正直，是以孟轲不遇以终身，冯唐郎潜而皓首，自古如此，吾其奈何？”在贤哲白头翁的至理之言面前，尽管有些勉强，花王终于承认自己的不对，一再宣示自己的过错。上述两则典故寓意，《后汉书·应劭传》说：“左氏实云虽有姬姜、丝麻，不弃憔悴、菅蒯，盖所以代匮也。”意思就是后世的君子和君王们纷纷以此典故为借鉴，是因为其中有深刻的君子之道和人君之理。
深刻的寓意是寓言的精髓和基本特色。这一则寓言中举出的有关古代人物孟轲和冯唐的坎坷人生，是实有其人其事的编缀。孟轲，即与孔子齐名的亚圣孟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间。孟轲是春秋鲁公族孟氏之后，受业于子思的门徒。他自小胸怀大志，刻苦学习经典，希望长大有所建树。长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于齐梁、宋鲁之间，但终未见用，只好退而与其门徒公孙丑、万章等切磋学问，著书立说。他继承孔子的学说，兼言仁、义，提出“法先王”“仁政”“爱民”，主张恢复井田制和世卿制度。他认为“民为贵”“君为轻”“性本善”，主张“养心”“存心”等内心修养的工夫。在儒家中，其地位仅次于孔子。在他的那个时代里，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策，争取通过暴力来实现统一，因此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可能被各国所采纳。他一生没有做过官，只致力于游说活动和学问研究，所以寓言中“是以孟轲不遇以终身”来指出施政者的不识人才。另一个历史人物冯唐，是汉文帝时的安陵人，时任中郎署长，有谋识，曾进言国防之策。冯唐也敢谏言，指出汉法赏轻罚重，致使前方将士不愿尽力。还指出云中守魏尚削爵之冤，使之复职。汉文帝悦而除车骑都尉，景帝时为楚相，寻免，武帝时举为贤良，时年已九十余岁，不能复为官，其子遂替而为郎官。冯唐有才识，为国做了许多有益的事请，但其官职始终未能升进，度过了怀才不遇的一生。《花王戒》中拿“孟轲不遇以终身”“冯唐郎潜而皓首”的实例，影射花王之不能识贤俊之士，而喜欢纳献媚之人，以误国家大事的昏庸之举。由于恰到好处地运用孟轲、冯唐的典故，大大增强了这一则寓言的寓意，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应该知道，这一则寓言是薛聪讲给当时的神文王的。因学识渊博、人品忠厚，薛聪深得神文王信赖和喜欢，经常陪侍在侧，聊慰龙颜，或为其出谋划策。对这一寓言的讲述背景，《三国史记》简单记录云：
神文大王，以仲夏之月，处高明之室，顾谓聪曰：“今日宿雨初歇，薰风微凉，虽有珍馔哀音，不如高谈善谑，以舒伊郁，吾子必有异闻，盖为我陈之？”聪曰“唯，臣闻‘……。’”于是王愀然作色曰：“子之寓言，诚有深志，请书之，以谓（为）王者之戒。”遂擢聪以高秩序。[11]
仲夏五月天气渐渐炎热，神文王坐在宽敞明亮的宫廷里，忽来闲情逸致，叫薛聪讲一些可助乐趣的故事。从神文王“高谈善谑，以舒伊郁”的要求看，宫中请高士讲说异闻乐趣的这种习惯，早已在其生活中成为了一种经常性的娱乐活动。听完薛聪的故事，神文王很快就领会了深藏其中的哲理和生活的教训。从历史背景看，当时处于内外种种社会外矛盾中的神文王，虽然一度沉溺于酒色之中，但也一定是若有所思，深有感触，所以才“愀然作色”，说“子之寓言，诚有深志，请书之，以谓（为）王者之戒”，而且很快擢拔薛聪以高位。这就是一则寓言的客观功效和社会作用，也是文学审美感化的巨大力量所在。
寓言《花王戒》，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应该知道，寓言《花王戒》显然出朝鲜新罗的文学语言已经相当丰富，艺术思维也已经相当成熟。各国的俗文学史证明，在阶级分化不太明显的民族，寓言还很不发达，甚至很难找到。这是因为寓言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发生、发展而演进，而且也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斗争中加以丰富和发展。还有一条规律是社会阶级斗争和各种矛盾愈尖锐，寓言的寓意就愈深刻，运用动植物来讽喻人间社会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可能性就愈大。新罗的《花王戒》，就是依托新罗封建社会发达的文明，展开故事情节，翱翔艺术想象，是反映新罗文学发展水平的试金石。
《花王戒》以鲜明的典型形象，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寓言中的花王，是自然界的花魁——牡丹花，人类称其为“花中之王”。花王牡丹一来到这个世界，就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植之以香园，护之以翠幕，当三春而发艳，凌百花而独出”。牡丹的花王地位是其他花所无法比拟，由于其美丽而透露出霸气的姿态，天下众花一致地首肯，并捧他为花王。树立为花王以后，他的地位日渐上升，达到了独尊的地步，受到众花的拥戴，各种献媚之臣、阿谀奉承之人和附和之徒争先而至。即所谓“于是自迩及遐，艳艳之灵，夭夭之英，无不奔走上谒，唯恐不及”，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但是，当他遇上美女蔷薇花的献媚和诱惑之后，对贤士白头翁及其忠言置之度外，关键时刻，在二者之中首先选择了美貌的蔷薇花，使贤士白头翁失望。不过，花王经过白头翁的严厉批评和劝导之后，终于理性发现，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无疑是现实中许多帝王的缩影，他们贪酒色，“亲近邪佞，疏远正直”，重用献媚之徒，终使社稷受威胁。这种艺术形象，高度概括了现实生活。《花王戒》中的蔷薇，是外表靓丽、媚态十足的花中美人。蔷薇品性中的一个明显特性是善于察言观色，善解人意，而且具有姿色和才干。她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与花王对话时花言巧语，甚至表示愿意陪伴在香帷之中，并直接要求容纳自己。蔷薇的这种艺术形象，在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会经常出现，是古代社会滑吏或国君身边奸臣的缩影。作品中的白头翁，是一个外貌平凡，作风质朴低调的寒士。他在作品中的言行显示，他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处事老道，是一个有才华的有识之士。在他的人格品质中，较为突出的一点是谦虚做人，敢于真言，不怕得罪天子和权贵，为了国家和社稷知无不道，言无不尽。他为花王苦口婆心地讲“良药以补气，恶石以蠲毒”的为政为人之道，并希望花王不要近美色，而是应该容纳贤良以图清明政治，但是花王一时糊涂，背道而驰。尽管他所要说服的对象是一国之君，但他毫无惧色，以严厉的口气批评花王，指出“亲近邪佞，疏远正直”是昏君之举。在他的批评和劝谏之下，花王重新认识问题，纠正自己错误的选择。白头翁这一艺术形象，是古代封建社会敢于直言的谏臣的缩影。
《花王戒》塑造各类艺术形象的时候，采取了多种艺术手法。首先，《花王戒》善于抓住创作对象的基本特征进行细致的描写，客观地刻画出其个性中最有代表性的因素。如作品一开头就写道：“昔花王之始来也，植之以香园，护之以翠幕，当三春而发艳，凌百花而独出”，寥寥几笔勾画出花王之王室血统、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和“凌百花而独出”的靓丽形象。作品紧接着描写围绕花王牡丹而展现的各种人等的态度，“自迩及遐，艳艳之灵，夭夭之英，无不奔走上谒，唯恐不及”，描写简洁生动，如实地反映出封建时代各个阶层的趋炎附势和世态炎凉。
其次，《花王戒》善于运用素描和对照的艺术手法，生动地刻画人物的基本特征。如美人蔷薇一登场，作品就描写道“忽有一佳人，朱颜玉齿，鲜妆靓服，伶俜而来，绰约而前”。文字简洁而生动，一个美丽而绰约多姿的美女形象跃然而止。而白头翁的言行举止，则与此相反。他一出场，就是其貌不扬但引人注目。其曰：“又有一丈夫，布衣韦带，戴白持杖，龙钟而步，伛偻而来。”此人一看就是生活简朴，低调而行，未老先衰，举止龙钟，像个古代社会中的布衣知识分子。这样的描写与前面的美人蔷薇形成鲜明的对照，两个性别不同、个性品行迥异的人物摆在读者眼前，其差异性格外显眼。同时这样的描写，包含着作者分明的爱憎观，为后面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作品运用生动的对话形式，刻画了人物的品性特征和不同的心理活动。如美人蔷薇见花王时说道：“妾履雪白之沙汀，对镜清之海，而沐春雨以去垢，快清风而自适。其名曰‘蔷薇’。闻王之令德，期荐枕于香帷。王其容我乎？”这样的对白既清醇而又骄纵，表达出美人蔷薇善于攀附权贵的本领和有些厚颜无耻的本质，这与前面的人物外部描写完全符合，有助于突出蔷薇的个性特征。同时，这样的对白既符合人物的身份，而又为表现作品的主题进行了有效铺垫。又如作品中的白头翁，是一个布衣寒士，是为国为君敢于说真话的忠义之人。其在作品中对话云：“仆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旁，下苍莽之野景，上倚嵯峨之山色。其名曰‘白头翁’。窃谓左右供给虽足，膏粱以充肠，茶酒以清神，巾衍储藏，须有良药以补气，恶石以蠲毒，故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凡百君子，无不代匮。’不识，王亦有意乎？”这种对白既符合其身份，又把他对国家和君王的忠贞表现了出来。他的语言与蔷薇的对白截然不同，实事求是，低调做人，但能够坚持原则，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品格在谈笑之间自然地流露出来。作品通过这样的艺术手法，充分表达了“凡为君者，鲜不亲近邪佞，疏远正直”的主题。
这一部寓言更为重要的文学意义在于，它通过寓言中一系列的艺术形象，实际上辛辣地讽刺和批评了当时新罗政治生活中的君王的荒淫无能和一切官僚贵族腐朽的生活现状和对国家的无所作为。
[1]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神文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80-81页。
[2]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惠恭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96页。
[3] 同上书，第97页。
[4] 《论语·季氏》，朱熹集注，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67页。
[5] 《论语·阳货》，朱熹集注，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73页。
[6] 同上。
[7] 金富轼：《三国史记·列传·薛聪》，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431页。
[8] 一然：《三国遗事·义解·元晓不羁》，权锡焕、陈蒲清译，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387页。
[9] 《世宗实录》，《训民正音序》。
[10] 金富轼：《三国史记·列传·薛聪》，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431-432页。
[11] 金富轼：《三国史记·列传·薛聪》，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431-4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