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现实作者（作家）

现实作者或者作家是否参与到作者形象的构建中，以及参与的程度如何，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完全统一的看法，就连作者形象范畴的提出者维诺格拉多夫本人也是如此。“任何个性鲜明的作家，他的作者形象都会有与众不同的样子。尽管如此，作者形象的整个结构，不是由这个作家的心理气质决定，而是由他的思辨的审美观点决定。这种思辨的审美观点，也可能是作家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如果他思辨能力和艺术修养都不很高），但却是一定存在的。问题全在于：如何根据作家的作品来勾画出这个作者形象。一切有关作者生平事迹的材料，我都断然排除不用。”^[3]很显然，维诺格拉多夫在此处认为，作者的生平事迹材料无助于构建作者形象。但是，在谈到诗人-创作者的形象时，他又这样写道：“作者形象——这是由诗人创作的基本特征而形成或者创造出来的一个形象。这一形象中有时也会体现并反映出经过艺术加工的诗人传记的成分。”^[4]从这句话中又可以看出，维诺格拉多夫此时认为，作家的创作活动自然要受其生平、生活体验等因素的影响甚或是支配，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也会反映在作者形象中。这样一来，维诺格拉多夫的前后两个表述就存在不尽一致的地方。哈利泽夫（В．Е．Хализев）在谈到作者与作者艺术活动之间的关系时提的观点与维诺格拉多夫的后一个表述近似：“作者，首先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创作个性，像任何一个人一样，同时（并不取决于他在何种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也是社会集团文化之特定部分的代表，这总是要在他的观点上、他的心理上、他的行为上打上其烙印，自然也要在他的艺术活动上打上其烙印。”^[5]

当然，生活中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等作者并不等同于作品中在场的作者。然而，作品中作者的形象和现实的作者的面貌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С．Л．弗兰克写道：“尽管在诗人的经验性生活同他的诗歌创作之间有种种不同，他的精神个性终究还是统一的，他的作品，一如他的个人生活和他作为一个人的种种见解，也还是孕生于这一个性的深层，作为艺术创作之基础的，的确，不是个人的经验性的经历，而毕竟还是他的精神体验。”^[6]而这一精神个性与作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吻合的。帕斯捷尔纳克（Б．Л．Пастернак）认为，天才的实质“蕴藏于对现实的生平经历的体验之中〈……〉，它的根基植扎于道德鉴别力之未经雕琢的直接性之上”^[7]。可以看出，作者的生平体验及社会历史语境之于作者形象的意义是重大的，“一切有关作者生平事迹的材料都断然排除不用”的做法并非无可指摘。

有的研究者为了强调作者形象与作者生平之间的密切联系，甚至认为，在某些体裁中作者形象与生平作者是重合的。“在叙事体裁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作者形象、叙述者形象和讲述人形象。在通常不具有情节的抒情诗中，常常分出作者和抒情主人公，二者一般情况下是重合的。而且，无论对于散文文本，还是对于诗歌文本来说，其中都存在作者形象，这一形象在抒情诗中多与生平作者耦合。”^[8]不论这一观点是否合理，但有一点至少是明确的，即现实作者的生平经历对于作品中作者形象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国学者刘娟在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准直接引语时提出的一个观点与上述学者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她指出，作者在表达某一立场时，“在文本中融入自己的理解力，这一能力取决于他的生活经验、他的世界观，他的审美、伦理、社会和哲学观”^[9]。

在研究作者形象问题时，作者所处的时代和文学语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利哈乔夫院士在给维诺格拉多夫《关于艺术语言的理论》一书所作的后序中指出，作者形象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仅限于‘横向’的差异，这种差异包括创作者及其个性的不同、作品及其体裁的不同。同时，该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还存在‘纵向’差异，即历史区别，而这种差异和区别是受文学的普遍发展、文学流派的更替、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等因素决定的。作者形象的发展总是受时代的审美思想和意识形态思想的变化决定”^[10]。巴赫金也强调，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具有对话性“表述”的特点，这一表述通过对话性语境为他人表述构建框架。按照他的观点，作品开放性呈现在未完成的“大时间”中，读者在这一“大时间”获得自己的理解语境，它并不与其同代人的理解“重合”。^[11]巴赫金分出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理解语境：“近语境”和“远语境”。近理解语境局限于所谓的“小时间”，即当代性、较近的过去。但需要指出，某些文学事件参与者的生平“小时间”仅仅是理解语境之一，而且它并不是最深刻的理解语境。远理解语境在时间上是开放性的。维果茨基（Л．С．Выготский）在研究语境问题时指出，作品的内容取决于社会语境，取决于发生接受行为的环境。

新历史主义在进行文本批评时涉及的三个语境，其中就有写作的语境，它包括“作者创作的意图、传记、社会文化、政治遭遇和它们的意识形成与话语。……从文本作者的自传、回忆录、文章、纪念品到有关作者的各种历史记录都是‘恢复’当时历史语境的依据和途径，也是认识文本的思想性和文学性的重要途径。”^[12]同样，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也离不开作者的写作语境。

按照申丹教授和王丽亚教授的看法，布斯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下提出“隐含作者”概念无疑是巧妙的，但这一概念却有把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作对照，甚至对立之嫌。因此，她们认为，这忽略了“后者的经历对前者创作的影响，也忽略了创作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也是一种偏颇”^[13]。她们还指出，“‘真实作者’虽然处于创作过程之外，但一个人的背景、经历等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创作。”^[14]

因此，如果忽视作者生平、他所处的社会和文学语境，那么作者形象的研究就会显得不够全面和完善；但如果一味关注作者生平及相关史料的考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作品本身的忽视，研究者很容易陷入无本之木的考究泥沼中。这两种做法都不科学。总之，在研究作品中的作者形象时，研究者既要考虑到现实作者，又要以作品为基础，考虑到所有必要的因素，这才是辩证的科学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