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　当代女性小说

0.2.1.1　“女性小说”概念的由来及其早期定位

“女性小说”这一概念，或者说范畴，抑或说是现象，在文学界和批评界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当然，在此之前也有女性进行过文学创作，但当时对她们的创作有另外的界定，如19世纪初莫斯科杂志上能看到的只有“女作家”“女诗人”等概念。19世纪40年代初，俄罗斯批评界才出现“女性文学”“女性创作”“女性审美”概念，这些概念把女性创作和纯文学区别开来。20世纪初已经出现了“女性小说”概念。楚科夫斯基（К.Чуковский）在《维尔彼茨卡娅》（1910）一文中把“女性文学”看作一个具有自己的“传统”和“约定俗成的审美”这样一个特殊现象。^[1]从20世纪中叶起，女性作者的影响力急剧增加。她们中既包括著名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А．А．Ахматова）和茨维塔耶娃（М．И．Цветаева），也包括20世纪末的托尔斯泰娅（Т．Н．Толстая）、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和乌利茨卡娅（Л．Е．Улицкая）。

但是，女性小说从产生之初起，研究界对它的理解和界定就存在差异。沃龙佐夫（Д.В.Воронцов）指出，“女性文学”（女性诗歌、女性小说、女性戏剧）概念用于两个意思：第一是作为女性艺术创作的一个传统定义（女性文学本质上就是文学中由女性创作的作品）；第二是作为性别学，确切地说是性别文艺学领域的一个新概念。这两个意思自然会常常交叉。^[2]对于“女性小说”的界定，当代女作家和批评家（如尼·加布利厄皮Н．Габриэлян，塔·莫洛佐娃Т．Морозова，叶·特罗费莫娃Е．Трофимова，伊·萨夫金娜И．Савкина и др.）是这样理解女性小说的：女性小说是由女性写的小说。^[3]

俄罗斯国内出现的争论不仅限于对“女性小说”概念本身的界定，还有关于这一文化现象的存在与否。“存不存在‘女性小说’？”^[4]“根据一切判断，国内确实出现了女性小说。”^[5]“女性小说这一概念站稳了脚跟。”^[6]由此可以看出，“女性小说”经历了质疑——否定——无条件的承认这样一个阶段。

但必须看到，这一概念的本质内涵在一些研究者那里依然处于不确定状态。如有的文学史家在承认这一现象存在的同时，常常把女性小说放在“新现实主义传统的外围，即在自然主义和感伤主义交叉的某个地方”^[7]；雷德尔曼（Н.Лейдерман）和利波维茨基（М.Липовецкий）就把女性小说归为“新感伤主义”，涅法金娜（Г.Л.Нефагина）把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帕雷（А．Р．Палей）、瓦西连科（И．О .Василенко）的创作视为所谓的“别样小说”。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小说的出现与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有关。后现代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使别样的、其他的话语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使对官方神话的解构合法化。不论如何，研究者在试图界定“女性小说”时，通常仅仅划分出其几个方面的特点，如人类中心主义、荒诞、离散性、互文性、肉体，等等，这些特点或者被解释为是文本的后现代主义属性，或者是女性理论的反映。但是，为什么20世纪末的“女性小说”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迄今为止还没有定论。沃罗比耶娃（Н.В.Воробьева）认为，当代女性小说并非是后现代主义的产物。也许正因为这些分歧和争论，研究者们才很难为当代女性小说找到在文学进程中的合适位置。

“女性小说”这一现象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边缘性特点使其逐渐成为文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年轻的女性小说”“新女性小说”之类的短语随之也常常用作一些女性作品文集的标题和副标题中，如：《纯洁的生活：年轻的女性小说》（1990）、《不计恶的女人：新女性小说》（1990）、《新阿玛宗人》（1991）等。在上述所提到的文集中，《新阿玛宗人》因准确选用了具有自我鉴定性质的神话因素而成为其中最为成功的文集。阿玛宗人的神话衍生了许多主题：集体、英勇、女性创作等，但阿玛宗人的精神最主要的是反对父权神话，摧毁对整个女性和个体女性创作的传统认识：“新阿玛宗人不相信从小就听到的神话，她们也因此创作出新的神话。……‘阿玛宗人’宣称：作为女人，阿玛宗人是对每个词都爱斤斤计较、吹毛求疵的人；作为母亲，阿玛宗人又是对每个词都富有同情心、关怀备至的人；作为一个爱闹事的女人，她又总是把话说到一半就打住的人。”^[8]因此，反对父权神话、张扬女性创作个性就成为女性小说早期的创作定位。

0.2.1.2　女性小说的主题

与“女性小说”概念本身一样，女性创作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同样引起了批评界热烈的讨论。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争议？特罗菲莫娃（Е.Трофимова）认为，“文学是为数不多的文化阵地之一。其中‘女性的东西’都显而易见地表现在情节和场景描写中，体现在女性形象和她们的行为等主题的展示中，而文学中女性作家名字的数量相对于其他文化领域来说还是很多的。”^[9]但众所周知的是，在父权文化中，“女性的”和“男性的”这两个词不仅具有生理学意义，而且还被赋予一种评价色彩。正如特罗菲莫娃多次提到的那样，“所有的规范、起算点都来自男人、男性的笔法、男性的眼光。”^[10]带有定语“女性的”的文学常常得到的是负面的理解，常常被贴上讽刺性的标签，而且女作家、女诗人这样的词听起来就有一种侮辱性的暗示。因此，有人建议称呼她们为阳性的作家、诗人。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争论仍在继续，其焦点即“女性文学”的创作问题。坚决不愿承认“女性创作”之类的言辞充斥在一些男性作家的话语中，如库兹涅佐夫（Ю.Кузнецов）：“女人是执行者，不是创作者。女人没有创作出一部伟大的作品……她们的诗歌没有任何全人类的，或者至少没有任何民族性的主题。”^[11]这种公开拒绝承认女性创作的观点是与社会进程的客观性、与女性积极地参与这些进程的历史现实背道而驰的。

众所周知，苏联时期的女性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女性在社会中已经发挥着真正的主人翁作用。在大众的潜意识中，女性和男性的性别差异在社会的政治及生产活动中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她们和男人一样积极地参与到政权机关、工厂、经济活动中。因此，苏联时期的文学中塑造了众多女性模范形象，如勤劳的生产女工、伟大的母亲等形象。但实际上，这一时期意识形态中的男权/父权话语极大地限制了萌芽于20世纪初的女性文学的发展，对女性作家创作的评价也以男性创作为评价标准。社会现实中给予女性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文学创作评价中男女作家地位的不平等。

文学“解冻”期间及“解冻文学”之后，女作家们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境遇，重新为女性创作主题定位。这一时期她们的作品大都如实地反映生活，刻画鲜活的生活场景，拒绝美化、粉饰社会现实。女性的命运以及为此所做的抗争、爱与恨的交织、集体与孤独的冲突成为女性小说创作中恒久的主题，对男权神话的解构频频出现在女性小说中。

0.2.1.3　女性小说划分

纳斯鲁特金诺娃（Л.Насрутдиновa）曾试图对“女性小说”加以系统化，但这一尝试依然引起了研究界的争论。纳斯鲁特金诺娃把乌利茨卡娅的小说归为感伤主义流派，而与其有别的是，诺维科夫（В.Новиков）则把乌利茨卡娅的小说界定为“智力小说”。还有一些研究者曾对女性小说进行过年代界定方面的尝试，如阿巴舍娃（М.Абашевa）和沃罗比耶娃的《20-21世纪之交的女性小说》一文把女性小说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90年）为女权主义阶段，其特点是创造自身神话（阿玛宗人神话）和“性别的战争”；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为性别阶段，其中，性别研究已经影响到文学进程，女性小说已经开始作为总的文学空间中一个重要的独立部分而存在；第三阶段（21世纪初）为后现代主义阶段，该阶段女性作家当代小说的典型特点是追求文体试验、仿拟、恶作剧、互文游戏。^[12]在对女性小说进行语文学研究的同时，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亚研究分支，即文学的性别视角研究。一些主要表现女性世界观和女性对男女相互关系看法的作品成为研究者从性别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者还从性别角度对女性小说进行分类，如普什卡莉（Г.А.Пушкарь）就根据当代文艺学研究界提出的分类原则把女性文学分为以下几类：1.根据男性小说的模式创作的男性化类型的女性小说，这主要是苏联时期女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写的都是关于生产题材和军事题材的小说，也就是说，这种女性小说仅仅是根据其创作者的生理性别来划分的；2.同时具有明显的女性化和男性化因素的女性小说，即雌雄同体型小说（андрогинный тип）（如托尔斯泰娅的小说）；3.在湮没层面综合了女性和男性因素的女性小说，但与第二种不同的是，这种小说同时又消灭这两种因素，把它们变为某个第三种因素。这种类型可以称为是湮没型（аннигиляционный тип）（如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4.纯女性类型的女性小说（如乌利茨卡娅的小说）。同时，后三种类型的小说在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中占绝对优势。^[13]这一分类显然是依据女性小说作品中体现出的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的数量、体现的程度作出的划分。

还有一种女性小说的分类，它是根据描写的主要客体是女人还是女人眼中的男人来划分的。塔尔塔科夫斯卡娅（И.Тартаковская）指出，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一个与作家本人性别相对的人物时，这种描写常常会转变为对通常意义的人的塑造。^[14]此时的性别已经不再是决定性因素。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作家（特别是男作家）不论多么精湛地描写异性主人公，他对于主人公来说永远都是个外在的客体。

可以看出，尽管女性小说的分类有不同的依据，但分类标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的制约。

0.2.1.4　女性小说反思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分类，但是至今仍没有人明确指出女性小说在当代俄罗斯文学进程中的地位，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的情况：文艺理论家承认女性小说的存在，但同时又没有确定其在当代文学地图中的位置。除此之外，女性小说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其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都不明确。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再次掀起关于“新女性小说”地位的持续且激烈的讨论：到底存不存在女性小说？可不可以认为它是在20世纪90年代已完结的现象？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小说究竟是什么？女性作家创作的文本有没有可能单独成为文学的一个独立领域？

90年代初，《文学报》辟出专栏——女性小说讨论续。批评界在研究女性文本的优缺点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些文本与男性创作的文本相比较。因此，必须承认的是，俄罗斯批评界在这一时期与其说是在分析这个新的文学现象，倒不如说是在质疑到底有没有女性小说。女性小说的反对者坚信，文学并不是按性别特征来划分的。文学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差的，但绝没有男女之分。一些研究者完全否定“女性小说”这一术语，如季明娜（С.И.Тимина）在研究20世纪90年代小说概况时指出，“托尔斯泰娅、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波梁斯卡娅、乌利茨卡娅等作者不能被视为是‘女性小说’作者，因为‘这种文学’与‘妇女文学’之间的差异根本就不存在。”^[15]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相反，他们把成名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女性小说家的创作都逐渐归入“女性小说”。这就造成一种倾向，一些批评家常常对托尔斯泰娅、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托卡列娃（В．С．Токарева）、萨杜尔（Н.Н.Садур）、乌利茨卡娅（Г．Н．Щербакова）、谢尔巴科娃（Г.Н.Щербакова）等作家等而视之。不过，也有研究者发现，类似的“集体同一性”并不适合所有人。萨特克里夫（Б.Сатклифф）指出，比如萨杜尔、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瓦涅耶娃（Л.Л.Ванеева）这些作者就“很可能不大愿意被列入任何一个‘女性书籍’中的作家”^[16]。有的女作家本人就公开表示，不愿让自己的小说被称为专门写“纯女性问题”的“女人的小说”，拒绝承认自己的小说是女性小说，希望把其列入全人类（男性）通常的文学之列。批评界常常把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经验视为是“新女性小说”的前经验：“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作品中的沧桑感已经被视为一种艺术手法并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所有人都已经能够娴熟地使用。”^[17]这种沧桑感在女性文本中主要表现为随处可见的折磨、畸形的爱以及令人窒息的氛围。的确，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她的短篇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午夜时分》）可以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一种独特的原始文本或者是常项，而其中所涉及的魔法和“巫术”主题、“现实性”和主观性的定位、对束缚在苏联时期女性身上的原型形象的解构（如模范母亲、优秀的家庭主妇、善良的生产女工），等等正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18]在今天看来，显然，“女性小说”思想作为一种文学策略是成功的。这是因为，渐至90年代中期，批评界已经不再争论“女性小说”的存在权力问题，它不仅成为文学进程中一个习以为常且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也顺利地进入文学，甚至经院研究语境中。至90年代末，“女性小说似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象征性语言，它有其独特的认识艺术世界的规则，有独特的创作手法体系。”^[19]然而，女性因素逐渐不再成为女性自我表现的问题，而是成为“语言的问题（严肃文学中），或者是体裁的问题（大众文学中）。一些创作手法不知不觉被奉为经典并被形式化，由此才导致女性小说这一文学流派的迅速枯竭。”^[20]

今天的女性文学和当代俄罗斯文学一样，分为“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而20世纪90年代初由“新阿玛宗人”确立的宣扬女权的手法逐渐变为特殊的公式，这些手法现在被认为是典型的女性手法。^[21]90年代初的女性文集中出现的性别和肉体的力量、魔幻母题等在当代女性侦探小说中已经具有了惯常的象征意义。忒尼亚诺夫（Ю.Н.Тынянов）在思考文学演变问题时称类似的上述现象为一整套体系中某一元素的“老生常谈”“毫无特色”。换句话说，是一种“自动化”：“当一种文学元素没有消失，人们都认为它的存在是习以为常时，那就表明其功能正在发生改变，变成了一种次要功能。”^[22]

显而易见，20世纪80-90年代的女性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从当代文学中突出重围——创造典范——把典范变为公式”这样的道路。

进入21世纪，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却出现了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女性小说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但与此同时，人们渴望阅读和创作的却恰恰正是女性小说。^[23]许多男性作家用女性笔名进行创作，顿佐娃（Дарья.Донцова）的书打破了西方大众文学的销售记录就是明证。也就是说，21世纪伊始，女性小说的发展图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一代女作家与20世纪80、90年代老一代女性小说作者不同，她们不关注残酷的女性生活，也不为性别重要性的论断而抓狂。她们展现的是“新一代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女性的声音。

综上，最近30年的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伊始的最近十年。鉴于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创作语境研究的必要性，我们仅详细分析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主要是作为一种成功的文学创作策略，其创新体现在：1.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女性书写手法，即从女性自身的体验出发，运用不同于男性的语言特点和节奏进行创作；2.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中的女主人公不同，这一时期女性小说的主人公试图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模式下母亲和女工的形象，力图躲进被苏联官方话语所压制的女性私密的实体空间中；3.这一时期女性小说的作者试图创造一种新的、独特的女性试验语言，这种语言打破了常规的线性语义结构和叙述结构，构建出了独特的艺术世界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