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章太炎的自我评价：倡国学以救国的贡献

太炎在《与人论国学》一文中虽然提及治国学要有求知求真的一面，^[95]但这并不是治国学的唯一原则。他的《与吴君遂》一文，甚是看重国学致用的一面。在他眼中，于其国学架构内即使是“造端至小”的小学，“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而是能够寻索出大用处。只要借着考证，便能推寻中古帝王之行事。这被他看作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96]也为其视作国粹的重要成分。居今天而言种族革命，就是要从国学的研究中如何激发人们的国性种性，实践国学“卫国性”和“类种族”的大用，^[97]发挥出“爱国保种的力量”。^[98]故此，即使是小学也可以作为“排满”救国、寻找国性、激动种性和增进爱国热肠的革命工具，绝对不只是“引笔画篆、缴绕文字”那么简单。^[99]有关太炎如何透过“语言文字”/“小学”发挥其“革命”力量的深层意涵，我们将在第三章再作详述。

深厚淹通的国学素养，对经史文献的融会贯通能力，使章太炎能够从宏大的历史图景中处处晓人以民族大义，歆动时人的革命情绪。他的言论不比信仰基督教的孙中山、借重西学以宣扬革命的前任《民报》主编汪精卫逊色，在当时亟亟于求新求变的时代里有其感染力与鼓动力。事实上，在太炎所处的那个还未真正踏上所谓“现代化”道路的传统社会里，在种种“主义”与“理论”还未取代传统观念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时代里，国学在知识分子文化圈中具备普遍性与认可度。章太炎等国粹派人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号，从国学的精神资源中激发时人的革命情绪，补足了孙中山、黄兴（1874—1916）等革命党人在宣传与鼓动思潮方面的不足。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正仇满论》《复仇是非论》《革命道德说》《排满平议》《讨满洲檄》等具备力度、深度与广度的政论文章，不是其他革命党人所能替代的。他们与太炎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太炎那样厚实与淹通的国学素养，也没有像他那样既“渊雅”而又如鲁迅所说的“令人神旺”的“战斗文章”——这一切皆为其他革命党人所缺乏，但在引领时代思潮上的知识论述却又恰为康、梁等所具备。

章太炎对于自身在革命运动中的价值与贡献是十分肯定的，如果说他在革命思想上的宣传作用只是对孙中山、黄兴革命大业的“补足”，或者说是有助于“促进”革命事业的早一点实现，相信他本人是绝不会接受的。在他看来，通过研究国学、讲论国学而鼓动种族革命思潮，这一种宣传力量才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最大因素。他在晚年（1933）的一场演讲中再次申明了这个久久存在的想法。是次演讲中，他总结出革命成功的原因有二：“一、远因，排满思想潜伏已久；二、近因，党人鼓吹甚力。”并谓：“若无同盟会之鼓吹革命，布置各省革命基础，则绝无如是大之影响。”^[100]

“排满”思想潜伏已久是一客观上的现实问题，但它须待有人激发才能引爆革命的力量，进而引生出实际的行动。故此，革命成功的关键无疑是落在太炎本人所说的第二点之上了。说有待同盟会鼓吹是不错的，但会中的鼓吹者为谁呢？不就是章太炎他自己本人吗？他毫不讳言地指出：同盟会三大派系之中，孙氏兴中会的号召力只限于南洋华侨，黄兴华兴会的号召力也只在于沿海会党，两者皆对“国内文学之士则未能生影响”；只有他任会长的光复会才能在国中富饶之地江、浙、皖号召士民，那么，辛亥革命成功，他自己绝对是功劳不小。他强调说：“自余主笔《民报》，革命之说益昌，入会之士益众，声势遂日张。”^[101]又曾这样说：“时炳麟方出系，东避地日本，作《民报》以相应。士大夫倾心光复自此始”。^[102]

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太炎对于他与一众门生后学为辛亥革命所作的贡献是有颇高评价与自我肯定的，认为知识分子文化圈倾心光复的革命热情与他本人息息相关，并表明他的宣传工作才是促使革命成功的关键所在。眼见自己的功劳没有受到世人应有的肯认与当得的回报，他无不感慨地说：“今日咸以实行之功归诸一二人，虚妄已甚，其去魏收史不远矣。”^[103]言下之意，实是明指孙、黄二人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及组织活动都不及他在思想层面的宣传、鼓吹作用。

要了解太炎如何评价自己在革命大业上所作的贡献，我们还可以追溯至他在1912年年底对待授勋一事的态度。当他得悉袁世凯（1859—1916）将向他颁授二等勋位时，不但没有半点喜悦之情，反表现得十分愤懑不服，而且还向人申诉自己的功绩如何未受应有之重视：

二等勋位，弟必不受。中山但有鼓吹而授大勋，吾虽庸懦，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当庚、辛扰攘以来，言革命者有二途：软弱者与君主立宪相混，激烈者流入自由平等之谬谈，弟《驳康有为书》一出，始归纯粹，因是入狱。出后至东京，欢迎者六千人。后作《民报》，天下闻风，而良吏宿儒亦骎骎趋向矣，此岂少年浮躁者所能冀，亦岂依违法政者所敢为耶？又中山本无人提挈，介绍中山，令与学人相合者，实自弟始。……如上数端，自谓于民国无负，二等勋必不愿受。^[104]

章氏于1912年的不满情绪，一直延续至上述所提到的晚年演讲——一方面兴味盎然地向一群新时代的青年学生细细诉说自己鼓吹革命的事迹，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功绩未获充分肯定而耿耿于怀。毕竟，他曾为革命事业而有七度被追捕、二度入狱^[105]的政治遭遇。这些都成为他可堪回味的人生记忆以及足以引之为傲的历史事件。

章太炎透过国学以宣传革命思想，与黄兴的直接拿起枪杆子冲锋陷阵，在形式上虽有不同，但其本质及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力是同样重要的。思想层面的武器（国学）与器物层面的武器（枪炮），在革命事业中缺一不可，其情形一如鸟之有两翼才能振翅高飞、车之有两轮才能辐辏前行。“排满”的革命行动因获得其思想理论与思想指导而可以扩散至不同阶层，使革命行动寻得其合理的解释而产生一套知识论述，发挥无远弗届的影响力。无论是借国学激发人们的民族大义而使之有种族的觉醒，还是借国学而直接批判现存政治意识形态，都对清帝国造成致命的冲击。章太炎的国学思想正是具备了这样一种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