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制造业集聚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这在全球及主要经济体内部均有体现。从全球层面看，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中，G7国家的面积仅占16.11%，却在2007—2016年创造了全球39.00%的制造业增加值。⁽¹⁾从国家层面看，日本制造业主要分布在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10.40%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城市经济圈，面积仅占中国国土面积4.55%的苏、鲁、粤三省2017年创造了中国39.45%的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²⁾不同层面的数据都充分说明制造业在空间维度上集中于少数地理单元。

世界银行把2009年发展报告的主题定为“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指出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和减少分割是美国和日本在重塑经济地理过程中增强经济地位所遵循的三大经济地理特性，强调经济一体化促进产业集聚、推动经济和谐增长。经济开放和制造业集聚相伴而生，经济开放是改变全球及主要经济体内部制造业地理格局的关键因素。这不仅得到新经济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理论的支撑，而且得到历代世界制造业集聚中心形成与变迁历史的证实（张为付，2004），一国内部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往往是该国的制造业集聚中心。

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全方位的经济开放格局。改革开放前，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相对分散，尚未出现显著的集聚趋势。改革开放后，制造业逐渐向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集聚。加入WTO后，制造业形成在东部集中、中西部分散的中心—外围分布格局（韩峰、柯善咨，2012）。尽管近年来东部低端的劳动、资源密集型制造业显现出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曹宗平、朱勤丰，2017），但制造业空间分布不平衡格局依然没有被打破（孙慧文，2017）。

中国制造业集聚是在承接国际低端制造业转移、以国际代工模式参与国际分工和政府政策主导下形成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张少军，2009；张晓宁，2011），集聚层次低、国际竞争力弱。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集聚发展模式亟须由劳动力驱动转向技术创新驱动。日本、韩国等国的发展经验说明，吸收他国技术溢出能够有效提升本国制造业集聚规模和集聚质量。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是利用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杨红丽、陈钊，2015），在经济开放中吸收他国技术溢出是提高制造业集聚水平和集聚层次的有效举措。

20世纪80年代，解释经济开放与制造业空间区位变动的NEG理论创立以来，有关经济开放与制造业集聚的研究不断涌现，克鲁格曼也因为在经济活动空间定位等方面的贡献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目前学术界在理论和实证上都未对经济开放影响制造业集聚度的方向达成共识，对技术溢出影响机制的研究也相对薄弱。在影响方向上，有研究认为经济开放促进制造业集聚（Ottaviano，2012），也有研究认为经济开放抑制制造业集聚（Fernandes and Sharma，2012），还有研究认为经济开放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方向不确定（Overman and Winters，2011）；在影响机制上，经济关联和技术溢出是形成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机制，而且技术溢出机制的内涵更加丰富（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但从经济关联角度的研究相对丰富，从技术溢出视角的研究相对缺乏（Ottaviano and Pinelli，2005；梁琦、钱学锋，2007）。经济开放和技术溢出都是影响制造业集聚的因素，但是综合两者研究，经济开放通过技术溢出影响制造业集聚的文献比较少见。中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开放与制造业集聚的研究不能缺少中国经验的支持。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针对中国经济开放与制造业集聚的研究，亟须在全球视野下从技术溢出角度进行拓展。

基于以上现实背景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书以全球视野，从技术溢出角度研究经济开放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首先立足于中国对外对内双向开放格局，构建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其次以全球视野，检验经济开放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集聚的作用；再次从整体制造业、分技术水平制造业、重点制造业三个层面，从综合经济开放、对外经济开放和对内经济开放三个方面，从集聚水平和集聚层级上，研究经济开放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最后提出中国在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中实现制造业集聚水平和集聚层次的双重提高，进而打造世界制造业集聚中心的相关建议。

1.1.2　研究意义

如何在经济开放过程中推动制造业集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集聚是各国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世界制造业集聚中心的发展演变表明，经济开放和技术进步是推动制造业集聚的重要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高端金融服务业遭遇重创，发展中国家依靠低端要素驱动的制造业集聚模式难以为继。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各国均高度重视制造业集聚，尤其是技术进步推动的高端制造业集聚。为此，美国提出了依靠新兴产业驱动的再制造业化战略，德国提出了依靠科技创新和互联网的工业4.0战略，日本颁布了提升研发基地地位的制造业白皮书，中国制定了旨在增强创新能力的制造业2025规划。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对外面临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资本回流发达国家等挑战，对内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劳动力红利消失、低端产能过剩等困境。作为支柱产业的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这关系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要点，其中的关键是制造业集聚动力由廉价劳动力转变为技术进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全球视野，从技术溢出角度研究经济开放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重要意义。

就现实意义而言，在经济开放中利用他国外溢技术培育制造业集聚优势，对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具有方向性指引作用。中国正处于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时代，从技术溢出视角研究经济开放的制造业集聚效应，对内有利于充分释放经济开放红利，实现中国制造业集聚模式由资源要素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转变，有利于合理规划经济活动空间布局，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平衡；对外有利于摆脱制造业集聚低端锁定窘境、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建设世界制造业集聚中心和世界制造业强国。本书的研究还能为加强国内市场整合与区域联动发展提供实证支撑。

就理论意义而言，从技术溢出和对内经济开放方面丰富NEG理论，有助于增强NEG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一方面，技术溢出视角的研究不充分是NEG理论处于发展中期而非成熟期的重要原因（Krugman，2011）。技术溢出和制造业集聚的理论研究相对不足，更缺少经济开放、技术溢出与制造业集聚内生关系的系统研究。本书在NEG理论框架下，从技术溢出角度构建企业区位选择一般均衡模型，以经济开放通过技术溢出影响制造业集聚的逻辑，研究经济开放对制造业集聚的作用，是对NEG理论的丰富和其在技术溢出方面的拓展。另一方面，诞生于发达国家的NEG理论建立在国内市场充分开放的基础之上，对于对内开放与制造业集聚的探究相对不充分，降低了NEG理论在对外对内双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本书综合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建立相关理论模型，增强了NEG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为考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放与制造业集聚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