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创建故宫博物院

翌日的报纸报道了溥仪被驱逐出宫的消息后，举国欢腾，人们在屋顶上悬挂起了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并燃放烟花，以示庆贺。

在溥仪出宫后，建设一座新的博物馆的工作终于可以开始了。1924年11月6日，鹿钟麟和同事返回故宫，讨论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在清室成员的陪同下，他们查检了故宫各处，确保安全措施得以执行、所有文物都被妥善封存。他们发现，有两位太妃还留在宫中，当时正与警察和卫兵大声理论着；故宫每天还有人进出送饭——只要在离宫时接受检查，即可放行。直到11月末，清室所有成员才离开了故宫，也包括那两位怒不可遏的太妃。

11月7日，黄郛临时摄政内阁通令：“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借彰文化而垂久远。”

为什么要将故宫变成公共博物馆，而不是国家宾馆或是高级官员的官邸呢？“故宫博物院的建立主要归功于孙中山先生，”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说，“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身患重病，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溥仪被逐出故宫后，他的许多支持者找到孙中山先生，说这违背了民国政府1912年与清室签订的协议，那份协议是允许溥仪留在故宫的。但孙中山先生立场坚定，他支持驱逐溥仪出宫，并表示故宫必须变成一座博物馆，宫内资产并不属于某个家庭，而应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他曾在国外生活，了解英国和法国的此类做法。”

刊于《京师公报》的溥仪退位新闻和《清室优待条件》部分条文

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病危，但他仍拥有中华民国缔造者和首任总统的无尽殊荣。新博物院的建立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为了服务于教育、科研以及为人们提供精神愉悦，这是大革命的一个成果。

许多拥护共和的同仁都支持孙中山的观点。他们都在国外生活过，了解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以及北美各国的做法。在那些国家，博物馆是公共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知识和广大民众进行自主学习的地方。

巴黎的卢浮宫就是很好的范例，它之前是一座皇宫，1792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经投票决定将它变为一座博物馆，展示那里的皇家艺术品。后来卢浮宫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2014年它接待了920万的参观者，其中70％是外国游客。

德累斯顿王宫是另外一个例子，萨克森的选帝侯和国王曾在那里生活了将近400年，现在那里有五座博物馆，拥有数千件藏品。

还有个例子，是位于柏林近郊波茨坦的忘忧宫，宫内有200多个房间，那里曾是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最喜爱的行宫，1918年他退位后，忘忧宫成了一座博物馆。他的另一处行宫——柏林城市宫，也在“一战”后成为一座博物馆。

“十月革命”之后的1922年，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主要行宫，成为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对于中国的知识精英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前往欧洲学习和旅行，对国外的这些范例应该早已耳熟能详，和孙中山一样，他们都是新博物馆强有力的支持者。

这些建筑都是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保存着几个世纪以来在那里生活过的国王、王子、贵族所收藏的艺术品，而且足够大，每天都可以接待数以百计的参观者。曾到过伦敦、巴黎、柏林、纽约、东京和圣彼得堡的博物馆的中国青年，不仅对所见所闻赞叹不已，也惊叹于他们作为普通人居然被允许进入博物馆参观，这让他们深信，也能为自己的同胞提供同样的体验机会。

卢浮宫现任馆长让-吕克·马丁内兹（Jean-Luc Martinez）来自巴黎郊区的一个工人家庭，他回忆起自己11岁时首次参观卢浮宫的情形：“回家后我并没有告诉父母，他们也从未带我参观过博物馆。我住在郊区，那里一派现代气息，一切都是新的。”他说：“但当我进入卢浮宫，一切都是古老的。设想一下，一个孩子亲眼见到有五百年历史的艺术品，有些甚至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我从中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厚重。”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建立新的博物馆。当时北京正处于军阀的控制之下，他们对艺术品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对于一些人来说，文物只是可以出售的战利品。比如中国北方实力最强的军事领袖之一段祺瑞，他更愿意支持溥仪，而不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的冯玉祥。前清贵族在天津召开会议，并来到北京抗议驱逐溥仪出宫。除此之外，许多官员和百姓也对皇帝的遭遇深表同情，甚至认为溥仪受到政府的虐待。不过，有一件事反而保护了故宫，那就是军阀觉得故宫是一座特殊而神秘的宫殿，就像西方的大教堂，他们担心如果对故宫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将会受到诅咒。即使他们想从宫里偷东西，也会让其他人代为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