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关于商务成本文献综述

商务成本是企业投资决策、区域经济规划、产业政策制定等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与产品成本不同，一般以共同费用、经营便利性、投资壁垒等形式表现出来。商务成本不仅对投资者、企业家产生深刻影响，也可能反映在投资环境、消费环境、生活质量和物价指数等各个方面。商务成本比产品成本复杂得多。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商务成本的定义、内涵等并不明确，商务成本的测量、评价等也不够系统。笔者试图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2.2.1　商务成本研究的起源及其实践

对于商务成本的研究，国外源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财富》杂志对全球最佳商务城市的排名。该杂志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连续十多年对全球主要城市进行了包括商务成本在内的商务环境比较研究，并在每年11月公布各大洲最佳商务城市的排名。自2004年起，该杂志也展开了对“中国大陆最佳商务城市”的研究，数据主要源于创业者对各城市商务环境、商务成本、劳动力供应及生活质量等问题的回答，同时也结合各城市的一些官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英国、日本的研究机构和一些国际知名咨询公司也相继围绕着金融中心运营、“e”城市竞争力、商务选址决策等问题开展商务成本与投资环境的调查与研究。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BR）着重于分析伦敦金融部门的营运成本，并与其他国家金融中心的营运成本作比较。1999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对数个国家金融中心的运作成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分析了伦敦金融部门的运作成本。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根据其驻各国机构收集的信息，对各国的商务成本进行研究，从1995年起每年两次（到2001年改为每年一次）公布“亚洲主要城市与投资相关的成本比较”的结果，并不定期发布亚洲以外其他城市的研究成果。《日经个人电脑》杂志在2000年初进行的全国“e”城市排序，也加入了商务成本的因素，具体包括商业用地地价、劳动力工资和交通运输费用等。2002年世界著名投资咨询公司安达信公司属下商务选址顾问处也通过对全球1700个知名企业首席执行官的问卷调查，并以全球数十家私人和公共资料库的相关统计数据为辅，对过去5—10年间显示较大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能力的全球85个商业城市进行了比较研究，其调研内容除了有城市对外来投资者的态度、吸收外来高技术人才的能力和城市为投资者提供的创新环境等问题外，还包括了所在城市的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运输和土地使用便利性等直接影响商务成本的各项问题。该项研究数据标准涉及四类二十几个指标，依次是：（1）城市总体商务环境，包括新厂商的增长率、产业多样化状况、500强总部所在数量；（2）商务成本；（3）当地劳动力质量，具体指标有受教育水平、留置率、管理经验等；（4）生活环境质量，具体指标包括住房状况、学校设置、社区服务等。

从2002年开始，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开始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商务成本进行研究。其研究方法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考虑在不同城市地区投资的回报，即以利润最大化为投资目的，考察各个城市和国家的商务成本，研究行业涉及飞机零部件、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化工、电子装配、医疗设备制造、金属加工、制药、塑料制品、精密仪器、电信设备等制造型行业，以及生化药品研发、临床试验管理、电子系统开发、软件开发、网页设计和企业服务等。其出版物《竞争选择》是KPMG对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商务成本的比较指南。

澳大利亚工业部在2002年3月对全国830家企业进行调查后认为，未来企业经营总成本会上升。在其研究中总成本被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原材料费用、工资成本和其他成本。另外还有一些特定费用包括电、水、煤气、通讯、环境治理、社会保险等费用，其中原材料费用、电费、社会保险费用被认为上升最快。

加拿大的MMK咨询公司定期将多伦多的商务成本状况与北美其他城市进行对比。该研究通过模拟建立一个拥有多名雇员的国际银行办公室，从劳动力、办公空间使用费、通讯费用、税收水平、汇率变化灵敏度等多个角度出发，对在多伦多和其他北美城市运营这样一个小型公司的成本进行测算，从中分析多伦多在商务成本上的优劣势。

另外冰岛、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美国一些地区如爱达荷州、内布拉斯加州、肯塔基州等为了吸引外部投资，相继对其相对较低的投资成本进行了研究并对外广为宣传。其中肯塔基州进行了最为详尽的研究，该项研究从劳动力成本、能源，以及国家和当地税收费用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比较。其研究对象为15个比较典型的、能涵盖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州县，研究内容不仅涉及对一个城市的劳动力和住房等要素价格进行比较，而且还包括从商务成本的视角比较分析具体行业在不同城市的运行成本与收益状况。

我国最早展开商务成本研究的是上海市。2003年面对城市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土地和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城市生活费用日益上涨、大量外资流入周边城市、经济增速相对减缓的现象，上海市政府立项重点研究课题“控制商务成本和上海产业发展”，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启动了降低上海商务成本的政府工作计划，包括引起全国关注的“173计划”，成为我国将控制商务成本从理论研究走向应用的第一个城市。2004年，浙江省企业调查队从土地房产价格、水电气价格、劳动力价格、基础设施、市场经济秩序、政府效率及服务水准、劳动力素质、产业配套、法制环境、社会信用环境十个方面对商务成本进行剖析，分别请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的多位企业家针对以上各项的满意度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浙江的劳动力价格、市场经济秩序及社会信用环境表现较好，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行政效率及服务水平则有待改善。自此之后，湖北省和衢州市的企业调查队也都开展过类似的调研活动。

随着区域之间引资竞争的不断加剧，这一概念很快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出和使用，由上海扩展到周边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其他城市及南部沿海城市，诸多学者纷纷探讨如何评估商务成本，以及通过降低商务成本来增强区域竞争力。

2.2.2　商务成本的理论基础

商务成本研究主要用于投资环境分析和不同地区间的横向比较，学术界对理论基础的研究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商务成本研究主要涉及政区竞争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

（一）政区竞争理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政区竞争理论，政区竞争的内容包括：投资环境竞争、法律制度竞争及政府效率竞争。在政区竞争中，如果一个地区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商务法律、政府条例和司法程序，降低征税成本，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提供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可靠的市场竞争秩序，就必然会吸引投资者来本地区投资。相反，如果一个地区不符合上述要求，不能形成区域优势，就会出现企业外迁、资金外流、投资者退出等现象。政区竞争的核心在于通过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及法律保护、削减政府管制成本、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区域优势来吸引投资者。其实质就是通过降低本地区的商务成本，从而形成本地区的商务成本优势，达到吸引投资者的目的。

（二）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

商务成本的提出是基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此理论认为国际投资要选择能使资本发挥最大效用的地区，影响资本流向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交通和通信成本、相对技术水平，此外还有关税壁垒、税收优惠以及语言文化差异等。在众多文献中，邓宁（Dunning，1980，1993）的折衷理论较为突出，通过对跨国经营的动因分析，总结得出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是公司选择跨国经营的主要动因。其中区位优势就是投资环境优势，包括东道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然禀赋和人造资源，以及市场的空间分布，投入品（如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的价格，质量和生产率，国际运输和通讯成本，投资优惠或阻碍，产品贸易中的人为障碍，社会和基础设施条件，跨国间的意识形态、语言、文化、商业和政治等方面的差异，R&D生产和营销集中的经济性，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等。

2.2.3　商务成本的定义与构成要素

商务是指以盈利为目的微观经济主体出售和购买经济资源（包括物质产品、土地、劳动、资本、信息等）的各种活动的总称，其实质是所有权的转移。在商务成本的概念界定和构成因素上，迄今为止，国际上对商务成本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商务成本的内涵和外延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较具代表性的看法是，商务成本的外延小于经济学上的交易成本，大于要素成本，是一个与企业商务投资相关的成本分析指标。它的内涵包括员工工资、土地成本、运输成本、生产经营用房使用费、公用事业费、通信费、税金和规费等；它的外延可以包括当地商务环境的各种因素对投资收益的影响。如《财富》杂志“最佳商务城市排名”中考虑的商务成本包括税收、商业地产价格和办公人员薪酬水平；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伦敦金融与商务的竞争力》报告采用的是“营运成本”一词，其内容包括劳动力成本、房地产价格（具体指房租和地价）、通信成本（具体指电信成本、交通成本、水电煤成本）和管理成本（具体指税赋和交易成本）；日本贸易振兴会的“亚洲主要城市与投资相关的成本”包括工资（分白领和蓝领）、地价与房租、电信费、公用事业费（即水电煤）、汽车购置费和税收。

国内对商务成本的概念，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述。如傅永军等（2003）认为，商务成本又被称为商务经营成本，通常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前者是指企业为各生产要素的支出，后者是指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所带来的耗费，如政策、法律、交通、政府服务等。安礼伟等（2004）通过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来描述商务成本的内涵，认为商务成本指的是一个地区的典型企业在进行生产运作时所面临的，包括要素投入成本、交易成本和其他成本在内的所有成本。潘飞等（2005）指出，因为商务成本的概念是和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相关联的，所以将商务成本定义为：企业在一定的城市或地区，进行投资和维持经营所发生的与经营所在地相关的各种特定耗费。吴炎太（2008）认为，商务成本是指在特定经济区域和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经济主体为达到既定目标，从事经营活动所需获取经济资源和服务而发生的交易性耗费的补偿价值，以及各项社会性支出的总和。其内容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方面：生产要素成本、经济环境成本和社会性支出。张少军等（2009）、刘洪昌等（2010）、高云虹等（2013）认为，商务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所支出的各种费用的总和，一般可分为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两大类。孙福庆等（2016）认为商务成本的内涵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显性商务成本。它主要是指生产要素成本，一般包括地价、工资水平、水电费用、交通费用、通讯费用等；另一类是隐性商务成本。它是指获得生产要素和组织生产的成本，包括由于政府服务效率、政府政策、社会信用环境等引起的成本。

由于商务成本的定义还比较模糊，这就给界定商务成本的构成因素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分解和归纳商务成本的构成要素既是商务成本外延研究的前提，又是商务成本区域间横向比较和商务成本综合治理的基础。但是，国内外对商务成本构成要素界定的差异性，使得商务成本的研究无法规范统一和比较。

但理论界通常认为，商务成本是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硬成本，或称要素成本、显性成本或直接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土地价格、通讯费、水电煤价格、财产购置成本（如汽车购置成本、购房成本）、管理费用（比如税收成本、物业管理费）等；其二是软成本，或称隐性成本或间接成本。它是指厂商为实现其市场交易活动所支付的全部代价，分为市场交易成本和体制成本。具体包括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准、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市场运作的规范程度、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人力资源的素质、基础设施的配套功能、治安环境、生态环境、地理位置、科教发展、宜居性。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商务成本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但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比较普遍的共识：第一，商务成本的承担主体是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企业，因而它是企业投资及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企业追逐成本最低的经营意识使企业具有规避较高商务成本或将商务成本转嫁出去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商务成本必然影响到区域投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的变化；第二，商务成本的发生与企业的商务活动息息相关，是企业完成经济交易所需支付的货币与时间耗费；第三，商务成本的高低必须考虑企业投资或经营属地的经济特性，因而商务成本调控和治理的效力就是当地政府绩效考量的重要依据；第四，必须以商务成本的“商务性与属地性”为依据，适度严格商务成本的边界，泛化和任意扩大商务成本边界的做法并不可取。

2.2.4　商务成本的评价方法

商务成本是所有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依据。研究区域商务成本，对于提高各个区域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商务成本进行量化处理，从而对各地商务成本进行系统的比较和分析。从目前初步研究可以看出，对商务成本的讨论还仅仅停留在定性的基础上，而且大多数只限于对商务成本作概念性的说明，或者仅是对某些具体区域商务成本状况进行分析。而要研究一个区域商务成本是否促进或阻碍吸引外资，就必须研究一个区域商务成本的高低。商务成本的综合评价是其研究的重点之一。

从研究的数据来源来看，目前国内外对于商务成本进行评价方法一般有三种方法：一是社会调查方法。部分学者的研究主要建立在问卷调研的数据基础上，即通过问卷获得企业家对城市商务成本各项要素的主观评价，将其量化作为研究的原始数据。如日本贸易振兴会实施的“亚洲主要城市与投资相关成本比较”。上海社科院的傅钧文等（2003）通过向在沪外资企业和外地来沪企业发问卷，请这些企业对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在工资、地价、办公楼租金、水电煤、通讯费、汽车购置费、税负水平、各类行政性收费等方面的商务成本高低进行排序，得出在商务成本上，北京最高、上海其次、深圳第三的结论。李品媛（2006）通过对大连开发区外资企业商务成本满意度的调查分析，从生产要素成本、生产服务成本、生产交易成本和生产环境成本等主要方面研究大连开发区商务成本变化对开发区区域竞争力和招商引资的影响。孙福庆等（2016）通过建立一套系统地比较商务成本的指标体系基础上，使用公开数据对国内主要省市的商务成本情况进行了比较，并通过对上海企业和开发区的调研验证了上述结果。这一方法的优点是取得数据较容易，缺点是数据易受被调查者主观意愿的影响，难以规避由于被调查者的行业背景和知识水平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研究结论偏差和认识的误导。二是统计分析法。另一些学者利用现有的统计年鉴或其他各种数据库，从客观数据进行区域商务成本的综合评判和横向比较。如英国经济商业研究中心《伦敦金融与商务竞争力》报告和《日经个人电脑》杂志实施的全国“e城市排序”。伏玉林（2004）的研究以上海为考察对象，对上海与苏州、昆山在水电价格、运输价格、土地成本及工资水平等指标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上海商务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并借鉴苏州、昆山的管理经验，为降低上海商务成本提出了对策建议。安树伟等（2005）利用地价、劳动力价格、水电价格等生产要素成本的统计数据，以及交通通讯费用、企业税负、政府行政费用三项交易成本方面的数据，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重庆五个城市的商务成本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北京的商务成本在全国是最高的，而且高涨的商务成本将成为制约北京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政府设法降低商务成本是大势所趋。赖涪林（2005）则创造性地将居民生活成本也纳入商务成本的分析体系中来，对日本东京圈的商务成本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王春彦等（2007）在商务成本概念界定及其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商务成本的考量指标，然后运用这套指标体系分析了上海市商务成本的现状和结构性变动趋势。周正柱等（2011，2012，2013，2015）从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两方面构建区域商务成本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山东6个省市，安徽、河南、江西和广西4个省市，上海、安徽和四川等东、中、西部14个省市，以及上海、浙江、安徽、河南、陕西和四川6个省市进行综合比较分析。这一方法的优点是客观公正，缺点是受已有数据内容的局限，很多方面的研究会因采集不到相应数据而无法展开。三是综合评价法。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将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法两者结合起来的做法，比如：美国《财富》杂志主持的对全球主要城市商务环境的比较研究就是吸收了上述两种方法；安达信公司对全球85个城市的商务成本比较等；安礼伟等（2004）对长江三角洲5个城市商务成本比较也采用综合评价法。这种研究结果结合了地区的客观现状与投资者的主观评价，相对来说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更大。

一些学者在研究区域商务成本过程中，试图揭示商务成本的增速、结构变动和地区间比较等问题，因此非常需要区域商务成本的总量数据，但是显然是做不到的，因此，在实际研究中考虑了主观评价法。考虑到商务成本各项因素的复杂性，多数文献都是对商务成本的各项因素分别计量并进行横向比较，也有一些学者（安礼伟等，2004；陈珂等，2005；姚洁等，2009）尝试用特尔斐法，即专家赋权法建立指标体系。还有一些学者（安礼伟，2004；潘飞，2005）指出，由于不同的产业商务成本不同，商务成本的评价应当结合特定的产业进行。

2.2.5　商务成本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商务成本概念的提出、发展和应用等都与区域经济研究有直接关系，商务成本的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毕子明，2003）。传统观点是将商务成本上升视作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果，现在则更多地强调商务成本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事前变量，当然两者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相互影响。适度的商务成本能推动区域经济上涨，过高的商务成本则会抑制经济的持续发展，商务成本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成一条倒“U”形曲线（王志雄，2004）。在此方面，理论界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结论有：

（一）商务成本与区域生产要素流动的关系

商务成本的上升过快会导致就业率的下降。就业与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直接相关。资本和劳动力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要素。投资的增加必然就会带来劳动力的需求。所以，商务成本的上升会导致资本的流出，从而导致所吸纳的劳动力减少，引起就业率下降。同时由于商务成本的上升过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换也会引起结构性失业，从而降低该地区的就业率。何龙斌（2006）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以来，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占全国比重不升反降，其主要原因在于与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投资的商务成本高，特别是隐性成本相当高。周正柱等（2012）认为，商务成本的结构和高低可以反映区域的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时代，生产要素依据利润原则向优势区域流动，在收益差别不明朗的条件下，资本将向商务成本较低的区域流动。

（二）商务成本与区域产业结构的关系

商务成本是一个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吴炎太，2008），其变动促进区域产业转移和结构优化（黄晓莉，2008）。区域内商务成本的梯度分布有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不同行业之间商务成本构成项目及其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因此对于不同行业而言，商务成本的高低排序可能是不一致的，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业选择不同的区域。区域内商务成本的高低和结构并不完全相同，同样地，商务成本的高低会影响区域内的产业布局。商务成本较高的地区会利用自己的条件，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相结合，促进资本在产业间的流动，促进产业升级。区域内商务成本的梯度分布有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避免产业结构趋同引起的同一平面内的过度竞争。江静等（2006）认为基于不同商务成本构成的差异，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在区域内协同定位，最终形成了地区内产业分布的新格局，即中心城市集聚大量的生产者服务业，而外围则是大量的制造业集聚，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商务成本和产业分布格局进行实证研究。张少军等（2009）认为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能否实现取决于两地商务成本结构的对比。蔡翼飞等（2010）对我国城市高端制造业的综合成本进行了测算和评价，并对高端制造业对不同成本的敏感度进行了深入分析。陈建军等（2010）基于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商务成本的不同构成与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均衡关系及动态影响，认为产业结构的不同形态对商务成本的不同构成的敏感度差异使二者的动态影响呈现多元效应，差异化的商务成本控制战略有利于产业链的离散化布局和区域分工的形成。周正柱等（2012）以2004—2009年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等产业的市场份额与上海、浙江等省市的商务成本及其构成要素综合得分作相关分析，探讨产业转移与区域商务成本变动的相关关系。高云虹等（2013）在对中西部地区商务成本及其中所包含的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行评价的基础上，运用敏感性分析计算了相关转移行业对不同地区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敏感程度。辛金国等（2016）运用协整检验、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探讨商务成本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水平和关系。研究发现：商务成本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商务成本变动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抑制商务成本的过快增长。

（三）商务成本与区域竞争力的关系

商务成本的结构和高低可以反映区域的比较优势。例如，组装型制造产品成本中，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购入成本占到80%，大大超过劳动力成本（不足20%）。能以较低的价格迅速购进较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成为现代制造业企业选址的重要依据。因此，商务成本的结构和高低可以反映区域的比较优势，进而决定区域竞争力。李锋等（2003）认为南京要寻求区域竞争优势，必须对本地商务成本的构成进行分析，识别出独特价值的要素禀赋，在此基础上确立明智的产业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