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相关文献述评

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人们重新思考整个金融体系的宏观调控、监管问题，银行部门是金融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众多学者也开始进行将银行部门扩展植入理论模型的尝试。一条重要的研究线索是考察银行权益资本及财务结构在宏观经济冲击传导中的作用，以及银行体系信贷和利差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早期研究注重考察银行资本及其财务结构在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冲击传导中的作用（Hirakata, Sudo & Ueda, 2009; Meh & Moran, 2010）。近期研究认识到银行间市场对于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对银行在银行间市场中所扮演角色进行详细建模（De Walque, Pierrard & Rouabah, 2010;Gerali, Neri, Sessa & Signoretti, 2010）。

Van den Heuvel（2008）, Meh、Moran（2010）通过建立包含金融中介的DSGE模型，对银行权益资本在宏观经济冲击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Gertler、Kiyotaki（2009）, Gertler、Karadi（2011）引入激励相容约束来处理银行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激励相容约束考察外部融资溢价和银行资本之间的联系。De Walque、Pierrard、Rouabah（2010）为DSGE模型引入异质性的银行部门，详细刻画银行在银行间市场中的不同角色，考察银行间市场中的银行监管和流动性注入。Gerali、Neri、Sessa、Signoretti（2010）基于一个使用欧元区数据估计的抵押品约束模型，使用“批发银行-零售银行”设定刻画银行的资本要求和存贷款利率设定行为，描述政策利率对存贷利率的不完全传递，结合银行资本的影响研究银行部门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Dib（2010）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中使用“储蓄银行-借贷银行”设定，假定银行在银行间市场上提供银行服务和交易服务，在存贷市场上设定存贷利率，同时选择其杠杆率和资产组合。Dib（2010）在类似的模型中纳入银行间市场和银行资本市场的金融摩擦，考察这些摩擦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重要性，判断监管的资本要求对宏观冲击传导的影响。上述研究验证了银行资本要求将通过影响银行行为进而在货币政策宏观效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Hilberg、Hollmayr（2013）研究中央银行流动性注入对银行间市场的影响，探讨货币当局在银行间市场中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可行性。Carrera、Vega（2012）使用“盈余银行-赤字银行”设定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上引入银行间市场，发现银行间市场会抑制金融加速器机制。Boissay、Collard和Smets（2013）对类似的模型加以进一步扩展，使其可以考察诸如银行系统性风险、银行间市场冻结、信贷紧缩等金融危机特征。Hafstead、Smith（2012）研究发现，试图控制利差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改善社会福利。Angelini、Neri、Panetta（2014）进一步考察银行资本要求对政策效应和福利绩效的影响，发现将资本要求作为政策工具会显著提升宏观经济稳定性。

金融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突出揭示出银行间市场在危机深化和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于是近期文献开始对银行的异质性及银行间市场进行详细建模。Gerali、Neri、Sessa、Signoretti（2010）基于使用欧元区数据估计的抵押品约束模型，使用“批发-零售银行”框架刻画银行权益资本积累和存贷款利率设定行为，描述政策利率对存贷利率的不完全传递，结合银行资本研究银行部门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Dib（2010）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中引入“储蓄-借贷银行”设定，假定银行在银行间市场上提供银行服务和交易服务，在存贷市场上设定存贷利率，同时选择其杠杆率和资产组合。Dib（2010）在类似的模型中考虑银行间市场和银行资本市场中的金融摩擦，考察这些摩擦在经济波动中的重要性，判断监管的资本要求对宏观冲击传导的影响。这些研究验证了银行资本要求等监管工具将通过银行间市场影响银行行为，进而在货币政策宏观效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对于不太关注银行间市场的大部分文献而言是一个重要补充。

另外，一些研究分析了金融监管对货币政策效应和福利绩效的影响。Hilberg、Hollmayr（2011）研究中央银行流动性注入对银行间市场的影响，探讨货币当局在银行间市场中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可行性。Hafstead、Smith（2012）研究发现，当受金融冲击的银行所占市场份额较大时，金融冲击对于经济波动的形成将至关重要，而试图控制利差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改善社会福利。Carrera、Vega（2012）使用“盈余银行-赤字银行”设定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上引入银行间市场，研究发现银行间市场会对金融加速器机制产生抑制作用。Boissay、Collard、Smets（2013）对类似的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使模型可以对诸如银行系统性风险、银行间市场冻结、信贷紧缩等金融危机特征进行考察分析。Angelini、Neri、Panetta（2014）的研究则发现将资本要求作为政策工具时，会显著增进宏观经济稳定性。

金融危机也引发了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金融稳定性、货币政策效应和社会福利方面影响的探讨（Unsal, 2013; Medina & Roldós, 2014; Rubio & Carrasco, 2014; Angelini, Neri & Panetta, 2014）。这些研究预示了在货币政策规则中考虑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于金融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福利具有正面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展示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层面跨国联系的重要性。此前，大多数有关金融因素和银行部门的研究局限在封闭经济设定范围内（例如Bernanke, Gertler & Gilchrist, 1999; Iacoviello, 2005）。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播，迫切要求人们考察开放经济条件下银行部门在国际经济周期和冲击传导中的作用。近期，一些论文开始在小型开放经济（SOE）框架下考察银行部门的作用（Beaton, Lalonde & Snudden, 2014; Ozkan & Unsal, 2014; Quint & Rabanal, 2014）。

总的来说，有关宏观审慎政策的宏观效应、传导机制、政策评价与设计的研究，目前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众多学者对此颇有争议。Cúrdia、Woodford（2010）在研究中探讨了在泰勒规则中引入对信贷利差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变量作出反应的一种可能性。该研究也探讨了规则的福利绩效，最终发现，面对信贷利差增大的现象，当中央银行采取从紧措施时，规则对于减少产出和抑制通货膨胀的波动具有较好的效果。Suh（2012）认为最优货币政策应该是将稳定通货膨胀作为目标，而最优宏观审慎政策则是针对稳定信贷的目标，后者在经济受到金融冲击时会显著增进福利。De Fiore、Tristani（2013）在政策规则中考虑存款利率和存贷利差。Unsal（2013）发现，当开放经济条件下存在引起资本流入的冲击时，宏观审慎监管举措会提高贷款利率，融资的高成本增加了贷款难度，平滑了后期的萧条，明显改善了福利，因此宏观审慎政策能作为货币政策的有效补充。Medina、Roldós（2014）扩展考察金融部门提供信用和流动性服务的职能，证实了反周期宏观审慎工具的引入对货币政策的福利绩效有重要影响。Rubio、Carrasco（2014）针对贷款价值比对信贷增长进行反应的宏观审慎规则进行研究。Angelini、Neri、Panetta（2014）考察银行资本要求对货币政策绩效的潜在影响。这些研究预示了在货币政策规则中扩展考虑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于增进金融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福利具有潜在意义。

国内学者对金融摩擦如何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较为丰富（许志伟，薛鹤翔，罗大庆，2010；张伟进，方振瑞，2013；康立，龚六堂，陈永伟，2013；王国静，田国强，2014），但是明确考察银行部门作用的文献并不多，仅有的研究仍集中在经济波动方面。许志伟、薛鹤翔、罗大庆（2010）探讨投资的融资约束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规则应对该冲击的能力，认为盯住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货币政策能够较好地应对投资、融资约束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袁申国、陈平、刘兰凤（2011）使用极大似然估计验证中国开放经济中金融加速器的存在，考察其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经济波动程度的影响。金成晓、卢颖超（2013）建立了一个包含两国经济的新凯恩斯模型，使用贝叶斯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继而在不同金融开放度条件下，对比中国货币政策等冲击对经济变量造成的影响差异。

许伟、陈斌开（2009）在DSGE模型中加入了银行信贷决策这一因素，研究发现引入银行信贷渠道的经济波动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有很好的解释作用。巴曙松、王璟怡、杜婧（2010）从多个方面探讨了宏观审慎政策实施的细节，指出中国的宏观审慎监管应当更多地关注银行不良贷款、房地产泡沫等问题。刘鹏、鄢莉莉（2012）通过将银行部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过程引入模型，证实了银行信贷体系效率越高，技术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就越小。余雪飞（2013）从信贷供给角度分析银行资本约束下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发现随着巴塞尔协议的升级，银行资本约束的上升增大了各项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康立、龚六堂（2014）建立了一个包含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生产的两部门开放经济模型，在模型中引入了带有金融摩擦的银行部门，考察国际经济危机是如何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贸易部门的出口需求，进而造成该国银行净资产的损失，并最终加速传导给该国非贸易部门的。

在宏观审慎政策研究方面，早期国内文献从多种角度出发考察是否应该在传统的货币政策规则中纳入对资产价格的反应。唐齐鸣、熊洁敏（2009）构建了政策反应函数，研究发现资产价格应该被纳入货币政策规则之中。赵进文、高辉（2009）发现房价是中国货币政策利率反应函数的重要内生影响变量，同样应当关注资产价格。张亦春、胡晓（2010）探讨宏观审慎视角下的最优货币政策，认为中国应该对实现价格和金融稳定双重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保持谨慎态度，以此减少后期经济失衡带来的负面冲击。李成、王彬、马文涛（2010）的研究认为中央银行需要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框架。

近期研究开始考察其他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并分析它们在政策绩效方面的作用。康立、龚六堂、陈永伟（2013）假定政府除货币政策之外还可以通过向企业直接提供额外信贷的方式来调节经济，结果显示当存在金融摩擦时，来自房地产部门的经济冲击会对制造业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而政府从量信贷政策对这一过程有缓解作用。康立、龚六堂（2014）进一步在开放经济环境下验证了当政府采取一个对风险溢价进行反应的信贷政策，发生在贸易部门的出口需求冲击对于非贸易部门的冲击会得到减轻，结论同样说明了合理的政府信贷政策能起到平抑波动传导和补偿消费者福利损失的作用。

除考察额外的宏观审慎政策外，另一条研究线索是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直接引入货币政策规则。马勇（2013）将资产价格、杠杆率水平和市场融资溢价等变量直接纳入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结论是基于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并不需要直接纳入资产价格、融资溢价和银行杠杆等变量，紧钉产出和通货膨账的规则依然可以作为稳健货币政策的基石。梁璐璐、赵胜民、田昕明、罗金峰（2014）为模型引入动态化的贷款价值比工具，并对家庭和企业进行区别调控，对各种扩展型的货币政策规则及其稳定效应和福利效果进行评估，结论是宏观审慎政策对于货币政策的效力并无副作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并不会对经济稳定产生剧烈影响。

通过对国内外现有关于银行信贷与宏观审慎管理的研究成果所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献在以下几个方面略有不足：

第一，在国外研究中，尽管金融危机推进了现有银行部门的金融摩擦模型的建模，但多数文献因其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各异，未系统地针对一个单一的经济体的银行部门、经济波动、宏观审慎政策问题进行研究，也并不重视发展一个研究上述问题的系统性定量框架。由于政策研究高度依赖于模型环境设定和参数取值，定量研究方面的欠缺使人们在判断银行部门对于货币政策评价和设计的影响时存在较大分歧。同时，相当一部分的政策含义和结论未经定量研究验证，可根据独特的经济环境或模型设定而得到的。

第二，国外现有相关文献是以美国和欧元区这类工业化经济体为对象，或是以韩国、秘鲁等小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为研究对象，而针对中国或具有类似发展程度及规模的经济体的研究十分罕见。比如，有关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一体化、金融开放及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联系的问题，乃至它们是否在国外金融冲击传导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现有研究未予以关注和解答。只关注工业化经济体或小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忽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关注，无疑会削弱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同时也可能会遗漏一些潜在的、可能的理论创新之处。

第三，国内外研究中有关宏观审慎政策的研究通常基于封闭经济小型DSGE校准模型。相对而言，在货币政策评价与设计领域中使用的模型，通常是引入大量名义和实际摩擦的、使用贝叶斯极大似然方法估计的开放经济中型DSGE模型。即便有关经济波动研究的定性结论对于不同模型环境和校准选择有一定稳健性，但模型的政策含义无疑是高度依赖模型设定和参数估计值的。由于现有相关研究使用的模型环境和定量研究方法较为简单，这限制了其政策研究能力，削弱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适用性。

第四，从国内的研究情况看，与货币政策效应福利绩效、宏观审慎政策相关的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都还比较少。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研究主要表现为在小型DSGE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校准研究，对模型定量结果和数据拟合程度的评价尚显不足，缺乏引入银行部门、分析银行行为和国际金融联系的结构宏观计量研究。在政策研究方面，缺乏考察银行部门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政策效应和福利绩效方面影响的研究，特别是缺乏采用最优货币政策的研究方法，评估货币政策规则及潜在的宏观审慎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社会福利影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