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庙堂无计：翁同龢的视角

甲午战争在庙堂之上，无疑也是一件牵动各方观瞻的大事，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留下了丰富的日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朝鲜局势突变之前，《翁同龢日记》甲午五月廿二日（6月25日）对此有所记载，对李鸿章处置方式多有不满，“朝旨屡饬李相添兵，仅以三千勇屯仁川、牙山一带，迟徊不进。嘻，败矣！”^〔47〕对于政敌的失误，似乎语带讥讽。

当时朝野上下，对于日本更多以蕞尔小邦视之，认为倘若开战，不难一举拿下。^〔48〕

翁同龢所欣赏的兵部主事傅云龙战前即在其条议题《机势在速议》，对于倘若中日开战相当乐观，而且主张速战速决：

而今之机势，则无论战否，中国之利在速。不速，则彼之战舰不止十增其六；不速，则彼之扼要不止十里一营；……彼初不料我之主战也，主战则彼万万不肯遽战，而又万万不言不战。此非徒以老我师，盖将有以弥其隙。彼多一日经营，则我少一分把握。与其让彼从容，孰若运我之筹算？^〔49〕

编修张孝谦甚至主张“宜练征徽之颍毫、苏之海徐、浙之宁台、闽之漳泉、粤之嘉潮凶悍徒卒，许令效力，以不次之官、不赀之赏，令竟由闽广径渡横滨，或绕东北由新澙登岸，分途讨扰，但得数万人登岸，直指东京，彼即全局震动”^〔50〕。这一构想不可谓不大胆，不过不由得不让人想起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时期所构想的民气可用。翁同龢文献所收类似主战、速战主张尚多。

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后来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此时也给他上了不少条陈，建议除了增派正规军，还要起用刘锦堂，“募哥老会二三十营，许其自新”。^〔51〕也正是张謇，在战争爆发后，弹劾李鸿章主张妥协不遗余力。

翁同龢除了常规的日记外，还留下了甲午战争期间的《军机处日记》，正如戚其章先生所说，“特别可珍贵之处是，它没经过任何修改，完全直抒胸臆，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感受，道出了大量鲜为人知之事。若与《翁同龢日记》对照阅读，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因为二者每天所记之事互有参差，即使所记为同一件事，也是或详略不同，各有侧重，或语气不同，甚至迥然相异。”^〔52〕

翁同龢作为帝师，在战争爆发后，成为了主战派领袖，因此与李鸿章势同水火。可是随着战局的演进，原本信誓旦旦的翁同龢，也起了不小的变化。战争爆发不久，前方清军一溃千里远远超过了翁同龢的乐观估计，很快又传来军粮被劫，“存粮不敷五日”的惨状^〔53〕（1894年9月12日）。次日，翁氏“申初闻雷，云阴如晦，申酉间雨作，五刻止，雷声轰然。天意如斯，可惧哉！”^〔54〕

9月17日，翁同龢得知“平壤告不能守，云敌在高山架炮俯击，人马糜烂也”，李鸿藻以为是李鸿章“有心贻误”张之洞与其争执，“他人皆不谓然”，翁同龢“左右其间，曰高阳正论，合肥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乃定议两层：一严议，一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恭候择定”，上谕果然发下，“李鸿章处分用拔去花翎、褫黄褂”。^〔55〕

9月18日，翁同龢被张荫桓告知“海军在大东沟外遇倭船十二只，我船十一只，济远逃回旅顺，而致远、经远、扬威、超武四船皆沉矣”，又闻平壤已失，益觉肝火上炎，不得不服药，中夜头痛方止。^〔56〕第三天，他感叹“天象殆示儆以败绩告耶，悚惧之至”，“连日军情水陆如此，鸭绿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57〕

他在奉命赴天津与李鸿章商议之前，应对慈禧太后的询问，说自己“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9月27日）。^〔58〕在天津，翁氏传慈禧、光绪上谕，责备李鸿章军事不力，李答曰“缓不济急，寡不敌众”。针对翁同龢的担忧“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李鸿章表示“奉天兵实不足恃，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59〕（9月30日）。

战争爆发才不到三个月，孙毓汶、徐用仪就急于求和。

《翁同龢军机处日记（二）》甲午九月十六日（10月14日）：“十五日，英使欧格讷由燕［烟］台抵京，即日到译署促邸会商，以两事要挟：一以朝鲜为各国保护之国；一日本须偿兵费。限明日三钟回复。是日恭邸有起，次余与李公，次军机。圣意于首一事固俯允，即第二事亦可商。”翁同龢入对时，“力陈允兵费不知为数多少，且驷舌难追。谕以若多仍不允。对曰：如此则备兵益急。因请饬九连城兵如能固守加懋赏，又旅顺船已修竣，饬北洋量遣侦击，皆允行而退”。他注意到，孙毓汶、徐用仪“意气甚盛，谓不如是则沈阳可危也”。^〔60〕

翁同龢对形势非常乐观，反对议和，主张加强战备，重赏士兵，不过显然已经日渐孤立。当日还有曹志清上折建议“直捣长崎”^〔61〕。

《翁同龢军机处日记（二）》九月二十七日（10月25日）：“昨恭邸拜各国使臣，俄使喀托病不谈，他国皆泛谈，不及东事。最后与英使欧格讷语，询以有无回信，答云日本所志甚大，不在赔款，各国私议，至少须二千千万元犹不能保无它索。中国果能致死，则将倭打入海去，更无它法。又云中国喜事似可不办，何暇更及筵宴事耶？又云倭布置已好，中竟是瞎子。语皆奚落狂悖。赫语亦决绝，云只可拼死打仗，他国友邦爱莫能助也。”前方军情紧急，张荫桓禀报恭亲王奕后，匆匆找赫德购买军火，因后者“有奥国来福后膛枪十八万杆，价八十万，带子。只得订定”。^〔62〕

对于这些外国使节露骨的嬉笑，同日《翁同龢日记》却毫无记录，只是记载其寻医问药，并记载“戴鸿慈等六十二连衔斥和议”，前方战事不利，显然给翁同龢造成了很大心理压力，翁同龢“夜梦拜母姨于高楼”，他对此的解释是“姨者，夷也；拜，伏也，非吉兆也”^〔63〕，可见他内心已经对于战局已经没有多大把握，自己做出如此解释，更是心绪的自然流露。

《翁同龢军机处日记（二）》十月初四日（11月1日）称，慈禧太后召见诸臣入见，“孙毓汶首以与各国照会，请其公断为言，朝鲜不为属国，赔偿兵费。并称翁某昨与臣商云云。余对以臣等办事如此，万死不足塞责。臣与孙某商者战事，亦兼及美国调处事。至偿款二千万万，中夏何以为国？臣不敢知。语甚长，不记。命偕李公再见汉纳根，盖余力保此人无二心也。退后往总署见汉、德两洋人，议稍有头绪”。^〔64〕最后，翁同龢只好问计于洋人，同日《翁同龢日记》记载，翁同龢与李鸿藻问汉、德二人“练兵十万、购船八只、购枪事，并以事急宜如何布置”，不过洋人“所言虽有条理，究无良法”，“闻旅顺警电，旦夕不保”。^〔65〕此前灭此朝食的豪情，一下子化为旦夕不保的惊恐心态。

过后几日，局势依然乏善可陈，不过让翁同龢略喜的是，光绪皇帝“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明，事理切当，天下之福也”，“语极长、极切、极细密也”，“召对枢臣时垂谕极急，并云不可早散”。11月6日，大连告警，随着形势发展，“臣奏电信极多，章京书写忙迫，而枢臣转不得寓目，请择要先写，而寻常者后递”。翁氏“得季士周电，旅湾万紧，请速调东军，并以汉纳根带海军赴援”。为了恭贺慈禧太后大寿，翁氏还安排人手代办贡物“缎二百八十二两，如意二百廿两，花费廿二两，共五百廿四两”。^〔66〕

十月十一日（11月8日），坏消息不断，“电报狎至，金州已失矣”，“南关岭已失，徐邦道败退，旅顺仅半月之粮，此绝证矣”，翁同龢甚至称“此数日日中有异气”，尽管后来他又特意批注“非也，讹传”^〔67〕，不过可见已有不祥之感。

十月十二日（11月9日），恭亲王面对危局，“对语颇杂，不得体，余不谓然”。^〔68〕

次日，言官“请下罪己诏，上深韪之”，翁同龢赞此为盛德，但下笔甚难，“假如土木、宦官等事，可胪列乎，抑讳弗著乎？讳则不诚，著则不可，宜留中省览，躬自刻责而已”，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志锐等依然志得意满，认为可以再战。^〔69〕11日，因为俄君即位要派专使去祝贺，枢臣不赞成，光绪皇帝“声色俱厉，意在必行”^〔70〕，这里面当然也不排除战事失败导致心境恶劣。

《翁同龢军机处日记（二）》十一月初三日（11月29日），翁同龢见到田贝，并得到日本的回话，“日本政事谓未惬，彼意须中国派头等全权大臣一二赍国书赴日本，日本亦派大员会商，再议和停战云云”。总署表示“须日本先说所有之意再议，仍烦美使调处，以符旧约云云”，恭亲王将此面呈慈禧太后，获准后孙毓汶再与田贝面商。高阳云：张鸿顺子遇自津急回致北洋语，谓洋务惟彼一人最澈，若欲和须费三千万，不割地云。高阳将信将疑，余亦唯唯否否。姑记于此。次日晤子遇云三千万下尚有一字，不肯说。又云若成则平壤或可商，朝鲜若驻日兵则俄必不许。^〔71〕

“高阳”“北洋”分别是李鸿藻、李鸿章，可见托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居间调处，“将信将疑”“唯唯否否”正说明了二位重臣的矛盾心态。而且传话之中尚有误读，赔款三千万显然还是一个较低的估价。

不过，就是在军情如此紧急的形势下，慈禧太后的六旬万寿照办无误，成了翁同龢日记中记载的另一大事。^〔72〕宫内听戏的规矩一直没有中断，《翁同龢日记》就经常出现听戏的记载，如十月初九日（11月6日）“诣宁寿宫听戏”、十月十一日（11月8日）“再诣听戏处”^〔73〕，难怪洋人会有“中国喜事似可不办，何暇更及筵宴事耶”的揶揄，可谓任它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十月廿七日（11月24日），旅顺于21日失守的消息传来，翁氏“为之惊悸……余与兰孙引咎，诸公则否。退后邀恭邸来商，庆亦来，敬君亦至，相对无一策。递电信及电旨，待至午正始下，却无起也。散至都虞司，不能睡，默坐永叹。……愤虑填膺，恨不速死，同侪中尚有谈笑自若者，噫！”仓促之中，“奏片抬写处皇上‘上’字讹写‘下’字，交议，真可怪也”^〔74〕，这种情形此前是极少发生的，可见慌中出错，心绪已乱。

十一月初二日（11月28日），翁同龢对于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记载颇多，光绪皇帝“颇责吴大澂挑沟之迟，赏聂仕［士］成、吕本元翎管、荷包，兵丁银一万，以其在连三［山］关击毙倭目富冈三造也”。慈禧太后则责备李鸿章贻误战机，“深虑淮军难驭，以为暂不可动”，还对光绪皇帝瑾、珍二妃“种种骄纵，肆无忌惮”严加斥责。^〔75〕初五日（12月1日），翁同龢与奕、奕劻商议拟派人刺探旅顺敌情，“并令前敌悬重赏募死士，酌加勇丁分等”。^〔76〕十三日（12月9日），翁与奕商议是否乘隆冬时节发动攻击，奕“亦无如何也”，“可恨者并未到齐，到亦无械，且须休息操练，然则终亦缓不及事而已”。^〔77〕类似这种揣测之辞，翁氏日记中尚多，而且在不断的奏折中，也有人担心暗中引发党争。二十日（12月16日），慈禧太后在听取翁氏等奏陈辽沈军情时，“为之怫郁，甚至沾襟”。^〔78〕

大势如此，十一月三十日（12月26日）：“昨夜小雨，夜冰如镜，此谓地介，咸丰三年曾见之。五更风起，午后益大，几于发屋，入夜益甚，晴而霾。天象如此，可畏哉！”^〔79〕前线军情的紧急，与天象的反常联系起来，让人更觉得前途堪忧。十二月初二日（12月28日），御史安维峻此前上奏请杀李鸿章，并弹劾枢臣无为，“最悖谬这谓和议皇太后旨意，李连英左右之，并有皇太后归政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惹得光绪皇帝震怒，拟交刑部议罪，后被劝阻，称市井之言不足听信也，最后革职发军台。^〔80〕

危机来临，“献策者多”，太医院医士徐延祚十二月初八日（1895年1月3日）条陈十二条，“诋神机营、海军衙门、提督衙门，语甚刻，惟太迂耳。候选县丞欧阳□□四川人。八条地营、纸甲、冲车、骁将、飞兵（奇）、精谍（更奇，用云南板衣苗人）。皆无可取。”^〔81〕可谓从低层官员到中枢大臣都还处于玄想阶段，翁同龢最擅长的似乎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82〕（1月15日），对于战局的应对，可谓一筹莫展。

是月下旬，军情愈发危急，“电报多，威海日逼矣，奈何奈何！”（1月21日），“廿五申刻荣城县失守，威海益迫，恐旦夕复失”（1月22日）。^〔83〕

1月25日是甲午年除日，翁同龢“自念以菲材而当枢要，疆事如此，上无以对大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于讲帷则无补救，于同列则致猜疑，疾病缠绵，求死不得，悠悠苍天，曷其有极！”^〔84〕以病体疲于应付，显然对于当时政情与军情已经相当绝望。

乙未年正月初五（1895年1月30日），翁同龢患腹疾，通过旁人送赫德信，称“得烟电，威海炮声隆隆”。翌日，翁同龢早上从电报“知威海南台不守”，随即来电告“南三台尽失，海舰依刘公岛泊，而岛上击沉倭船两只，一鱼雷艇、一兵船。大局糜烂矣。焦灼愤懑，如入汤火”。2月1日午后，众大臣在督办处商议威海之事，“竟不能发一策，可叹”。^〔85〕

正月初九日（2月3日），翁在督办处知“威海北岸三台尽失”，前方“请发重兵往援，相对默然，计无所出，抵暮散归。……寇深矣，若之何？”^〔86〕慈禧太后鉴于战事屡屡受挫，张荫桓等议和使臣被逐，想撤使归国，恭亲王等以为“宜留此线路，不可决绝”。慈禧考虑更多的是体面。^〔87〕随即刘公岛亦失去。

10日，光绪皇帝因唐景崧电有巡幸语，“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翁同龢“流汗战栗”，“退后郁郁不能食”。督办处请陈宝箴议事，因其曾从曾国藩幕，颇知兵事，陈宝箴建议“以游击之师为主，津北、津南须分两大枝兵御之”。一直居间沟通的田贝转告，日方认为张荫桓等不够格，“须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者方能开讲，张、邵不准驻彼境中”。^〔88〕次日，慈禧太后“肝气发动，身颤肢倦”^〔89〕。

1月20—23日，共两万五千名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很快威海卫失陷，进而用清军火炮攻击清军军舰，北洋水师宣告覆灭。清廷正式决定向日本求和乞降。

日方所提议和人选，当然非李鸿章莫属，此后细节已经为学界熟悉，此处不赘述。翁同龢面对台湾门人俞应震、丘逢甲电“字字血泪”，直言“无面目立于人世矣”（1895年4月23日）^〔90〕，光绪皇帝论及台湾民众死守之事，称“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91〕，诘责赏罚不严，有此败局。（4月23日）

所谓旁观者清，战前不少在华外国人对这场战争就有着清晰的判断。

其实，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早就对这一场战争的走势作出分析：“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能慢慢利用其持久的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中国能发挥持久的力量，在三四年内可以取胜。”^〔92〕

英国海军部情报处提供的中日战争报告也提出：“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总的来说，他们都是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没有合格的指挥人员。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譬如说两年或三年。”^〔93〕

10月31日，恭亲王奕与李鸿藻、翁同龢等在总署接见英国公使欧格讷，后者临别前有所建言，“自中倭讲和，六阅月而无变更，致西国人群相訾议。昨一电曰德欲占舟山，今一电曰俄欲借旅顺。由是推之，明日法欲占广西，又明日俄欲占三省，许之乎？抑拒之也？且中国非不可振也，欲振作亦非至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聚于一处，以为重立海军根本，而贵署不省。又曰练西北一枝劲兵，以防外患，而贵署不省。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鉴于恭亲王精力不继，“宜选忠廉有才略之大臣专图新政，期于必成，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就乎？”欧格讷坦言：“吾英商贸易于中者，皆愿中国富强无危险；吾英之不来华者，藉贸易以活者，亦愿中国富强无危险。故吾抒真心，说直话，不知王爷肯信否？即信，所虑仍如耳边之风，一过即忘耳。”^〔94〕

言犹在耳，欧格讷的话，很快就成了现实。甲午战争虽然尘埃落定，但并未激起应有的反思，从战前的速战、好战到战时的一筹莫展，再到战后的颟顸依旧，翁同龢的甲午战争记忆可以说是当时清廷中枢政治的缩影，这一幕幕记忆偶尔还会在随后的历史中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