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骑士制度的观念
总体看来，中世纪人的思想处处渗透着基督教信仰。与此相似，只是范围较小一些，生活在宫廷和城堡中的中世纪人思想中也渗透着骑士制度的意识。认为骑士制度统治世界这一幻想浸润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这一观念甚至进入了超验的领域。让·莫林奈就把大天使米歇尔最初的赫赫武功赞誉为“骑士最初的伟业，武士前所未有的英勇”。“尘世的骑士和人间的骑士制度”即源自这位大天使，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上帝王座之侧的那群天使的仿效。
这种将骑士制度视为社会基础的幻念与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冲突。编年史家在撰写自己时代的历史时，述及时代的贪婪、残暴、冷酷的谋略运思、众所周知的自私自利以及外交策略要远远多于述及骑士制度。但所有人仍然照例声称其编纂是为了纪念骑士制度这一世界的根基。弗罗亚沙、蒙斯特莱(Monstrelet)、埃斯库希、夏特兰、拉马歇、莫林奈，所有这些人——只有菲利普·德·科米内(PhilippedeCommines)和托马·巴赞(Thomas Basin)是例外——都在开始写作时高声宣称其目的是赞誉骑士的勇敢和嘉德，是录下“高贵的谋划，攻城略地，英勇的伟绩和赫然武功”，“大战所带来的丰功伟绩”。对他们来说，历史正是因为骑士理想而更为辉煌。然后，在写作中，他们或多或少地忘却了这一点。弗罗亚沙，他自己是一部极其浪漫的骑士长诗《梅拉多》的作者，但在著作中却无休止地叙述叛乱和暴政，丝毫意识不到他记述的内容与他所持有的观念之间的矛盾。莫林奈在他的编年史中，不时地忆起他的纪念骑士制度的意图，于是就打断正在阐述的史实，吐露一番不着边际的心曲。
骑士制度的观念为这些史学家提供了一把神奇的钥匙，借助这把钥匙他们得以解释历史与政治的契机。这个时期的混乱的历史现象对他们来说过于扑朔迷离，他们便将骑士制度视为背后的动力（当然，并非有意识如此），从而将历史简化。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虚幻而肤浅的观点。历史画卷何等浩大，其中包含着多么丰富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动因呵。但这种视骑士制度为社会基础的观点，无论多么肤浅和荒谬，却仍是他们在普遍的政治思想方面最好的一种观点，这成为他们以其窘困的方式理解复杂的世界的一个法则。他们所见的最初只是暴力和混乱。十五世纪的战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包括无数的奔袭与入侵；外交则大多是郑重其事又冗长乏味的过程，其间的大量司法细节问题与通行的传统规范和荣誉完全相左。能帮助史学家分析社会进步的概念极为匮乏。然而，他们需要某种形式的政治观念，于是骑士制度的观念就应运而生了。借助这个传统的幻念，他们得以尽其所能地解释历史的动机与进程。于是历史被缩减为君主的荣誉与骑士的美德的展示，成为在高尚、壮观的规则下进行的一场高贵的游戏。
这种观点作为史家原则是很不高明的。它所书写的历史成为赫然武功与巍然典仪的缩影。杰出的历史学家则成为预言者和司玺者(King-at-arms)——弗罗亚沙就这样认为——因为他们是这些伟业丰功的目击者。他们熟悉荣耀英名，而记述历史就是要铭记这些荣耀英名。金羊毛勋位法令(statutes of Golden Fleece)规定骑士的武功战绩必须记录下来。这种预言家与史官结合的类型就是金羊毛骑士团的勋位总管——勒费弗尔·德·圣雷米(Lefèvre de Saint Remy)及吉尔·勒·布费尔(Gilles le Bouvier），人称“贝里的纹章官”。
骑士制度作为一种崇高的尘世生活的形式可以视为一种带有伦理理想外表的美学理想。英雄的梦想和浪漫的情感是其基础。但中世纪并不允许高贵的生活形式脱离宗教而存在。因此，虔敬和美德应当是骑士生活的本质。但是，骑士精神始终缺少宗教的伦理功能。它的尘世的起源摒弃了这一点。骑士精神来源于追求美的自豪，这种自豪感又促生了荣誉感，荣誉感则是贵族生活的支柱。布克哈特(Burckhardt)说，荣誉感这种良心与自我中心的奇特混合物，“与许多恶行相符，又极易受妄想幻念的影响。然而，人心中所有纯净与高贵的事物又能从中获得支撑，从中汲取力量”。当夏特兰这样倾诉时，他表达的不正是这种情感吗？
荣誉敦促每一种高贵的品质
去爱人心中所有高贵的事物。
贵族在其上又加上公正。
他又说：“君王的光荣即在其荣誉，在其自承苦难；所有重要的力量汇于一点，此即荣誉。”
据那位名闻遐迩的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说，追求个人荣誉是文艺复兴时期人的特点。据他说，中世纪时人只知道荣誉存在于群体中，只归于团体及等级，有阶层的荣誉、阶级的荣誉或职业的荣誉。他认为，是在意大利首先产生了受到古风影响的对个人荣誉的追求。布克哈特在这儿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夸大了意大利和其他西方诸国之间、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的距离。
文艺复兴时期人对荣誉的渴求基本上与此前时期人的雄心相同，与其法国源头的骑士的追求也是一致的。只是它甩掉了封建的形式，披上了古代的外衣，渴望自己能饮誉天下，声显后世。这一向往同时是十二世纪文雅的骑士与十四世纪粗鲁的统帅的美德的源泉，同十五世纪的“才子们”(beaux-esprits)是一样的。当博马努尔(Beaumanoir)和巴勃罗(Bamborough)在备战著名的“三十人之战”(Combat of Thirty)时，那位英格兰名将——据弗罗亚沙说——自抒心怀道：“让我们就在那儿倾力战斗，让后世之人在厅堂、在宫殿、在全世界谈论我们的美名吧。”这种说法可能并非确实，但却让我们了解弗罗亚沙的想法。
追求荣誉同时伴随着英雄崇拜，这种英雄崇拜或许也可以看做是文艺复兴的先声。1300年以后的欧洲宫廷中充满了辉煌的骑士制度复兴的征兆，这种复兴已和文艺复兴有了真实的联系。它是文艺复兴的天真的序幕。诗人和君王通过复兴的骑士制度感到他们回到了古代。在十四世纪人的意识中，“古代”的概念尚未摆脱圆桌骑士的神话世界，古代的英雄身上仍普遍披着浪漫色彩。一方面，亚历山大的形象很早以前就进入了骑士制度；另一方面，骑士制度被认为源自古罗马。“他完好地维持着骑士制度的原则，如同罗马人以前做的那样。”
一位勃艮第编年史家这样称誉英格兰的亨利五世。在关于勒内王的传奇中，恺撒、赫克勒斯(Hercules)和特洛伊罗斯(Troilus)的盾形纹徽与亚瑟和兰瑟洛特的纹徽放在一起。某种术语上的巧合也部分地导致人们将骑士制度的起源归于古罗马。人们怎会知道古罗马作家笔下的“miles”（军队）这个词并不等同于中世纪的拉丁词“miles”（士兵）呢？换句话说，骑士，即古罗马的“eques”（骑士）并不同于封建骑士。结果，罗慕路斯(Romulus)因为养有一支骑马的千名武士队伍，而被当做骑士制度的奠基者。
骑士的生活是模仿，君王的生活有时也是如此。没有人像大胆查理那样自觉地为古代的楷模所激励，也没有像他那样表现出欲与古人匹敌的渴望。年轻时他命他的侍从为他诵读伽文(Gauvain)和兰瑟洛特的光辉业绩。后来他又选择了古人。在休息之前，他要听一至两小时的“罗马的非凡历史”。他尤为敬慕恺撒、汉尼拔和亚历山大“这些他亟欲追随和效法之人”。他迫切地希望仿效古人，他的同时代人对这一点极为重视，一致认定这是他行为的主要动因。“他渴望殊荣，”科米内说，“正是这种渴望使他发动战争——他向往着与那些为后世谈论不休的古代君王比肩。”有则轶事广为人知，格兰逊之败(defeatofGranson)之后，他的一个弄臣对他说：“陛下，这次我们真的成了汉尼拔了。”夏特兰曾注意到他的这种对古代风格的“丰功伟绩”(beaugeste)的喜好。当时是1467年，在麦什林(Mechlin），大胆查理作为公爵首次来到该地。他要惩处一次叛乱。他面向断头台而坐，断头台是为处决叛乱首领而架设的。刽子手已经抽出剑，正准备奋力一砍。“住手，”公爵说，“给他取下眼罩，扶他站起来。”“于是我觉察到，”夏特兰说，“他满怀远大不凡的志向，渴望伟业丰功所带来的荣耀令名。”
这样看来，对辉煌的古代的渴慕这一文艺复兴的特征，在骑士理想中已有根源。在勃艮第人的沉闷精神与意大利人的古典天性之间只有一点细微的差别。大胆查理所钟爱的仍是华丽的哥特形式，而且他仍读着翻译过来的经典。
骑士精神的因素与文艺复兴精神的因素在“九杰”(lesneufpreux)崇拜中也是混淆着的。在十四世纪初的一部著作——雅克·德·隆格庸(JaquesdeLonguyon)所作的《孔雀之誓》中，第一次出现了三个非基督徒、三个犹太人和三个基督徒的英勇事迹。书中所选择的英雄显示出与骑士传奇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九杰是赫克托耳(Hector)、恺撒、亚历山大、约书亚、大卫、犹大·马加比(JudasMaccabaeus)、亚瑟王、查理大帝(Charlemagne)和布永的戈德弗莱(Godfrey of Bouillon)。艾斯塔什·德尚从他的老师吉约姆·德·马绍(GuillaumedeMachaut)那儿借用了“九杰”的概念，为此写了许多歌谣。中世纪时人们对于对称有着强烈的喜好，这就要求这个英雄系列应当有一个女性的对应才显得完整。德尚做到了这一点，从传说和历史中选择了一群相当奇怪的女英雄，其中有彭忒西莱娅(Penthesilea)、陶蜜丽斯(Tomyris)和塞弥拉米斯(Semiramis)。他的想法是成功的。文学作品和艺术挂毯使得女英雄和男英雄一样流传开来。她们也有了自己的盾形纹徽。1431年，英王亨利六世进入巴黎时，由十八名男女勇士引导着他。莫林奈所创作的戏仿作品《九个贪吃的勇士》可以证明这种观念在当时是多么流行。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I)有时仍“按古制”穿戴，以模仿其中的一位勇士。
德尚走得更远。他在九杰之外又加上了第十个，伯特兰·德·盖克兰(BertrandduGuesclin），法兰西正是凭这位勇武谨慎的武士之力才从克雷西和普瓦提埃之败中恢复过来。这样德尚就将对古代英雄的崇拜与新生的对国家军功的追求联系起来。他的观点被普遍接受了。奥尔良的路易把盖克兰的雕像作为第十个“勇士”陈设在库西城堡的大厅里。他之所以要纪念这位保安长官，是因为盖克兰曾在圣洗礼的圣水盆旁扶着他，在他的小手中放了一柄剑。
勃艮第公爵的清单上详细列举了古代与近代英雄的古怪的遗物，比如“圣乔治之剑”，上面有他的盾形纹徽；“另一柄属于伯特兰·德·克列昆大人的战剑”；“一枚大野猪的利齿，据说是加林·勒·洛埃兰的野猪的利齿”；“圣路易的圣诗集，在童年时他常展读不已”。在这里，想象、骑士传奇及宗教尊崇是多么奇特地与即将到来的文艺复兴精神混合在一起！
1300年左右，据说在伦巴底(Lombardy)的一座古墓中发现了“特里斯塔姆爵士(SirTristram)之剑”，上面带着一句法文韵文的铭刻。[1]这儿我们距教皇莱奥十世(PopeLeoX)只有一步之遥，他庄重地收下了一块李维(Livy)的肱骨，认为这块由威尼斯人交给他的肱骨是一件古代遗物。
衰落的中世纪的英雄崇拜在有关完美骑士的传记中得到了文学表现。在这一类型中，新近的历史人物逐渐取代了诸如吉龙·德·特拉采尼(GillondeTrazegnies)之类的传奇英雄。有三位当时的杰出骑士是典型的，尽管他们三个彼此迥异。他们是马歇尔·布西科(Marshal Boucicaut)、让·德·布耶尔(Jean de Bueil)和雅克·德·拉莱因(Jacques de Lalaing)。
让·勒·麦格雷(JeanleMeingre），姓马歇尔·布西科，他出身行伍，既经历了“尼科波利斯之败”，又经历了阿金库尔战役。阿金库尔战败后，他被俘入狱，六年后死于囚禁之中。早在1409年，他的一个崇拜者就根据可靠的材料为他写了一部传记，但目的并不是写作一部当代史，而是表现骑士生活。这位将军与政治家的坎坷生涯就消失在理想的英雄气概的外表之后。这位保安官被描写成一位节俭的、虔敬的骑士。他并不富裕，他的父亲既不愿增加也不愿减少他的财富，说道：“如果孩子们忠诚勇敢，他们自会丰衣足食；如果他们一无是处，留给他们财富则是遗憾。”布西科的虔敬带有清教徒的意味。他黎明即起，整整祈祷三个小时。无论多忙，他总要一天两次跪着听弥撒曲。星期五他身着黑装。星期日和节日里他步行朝圣，讨论圣事，或让人为他诵读圣徒的事迹或“那英勇的逝者——罗马人或其他人”的故事。他为人谨严，不苟言笑，开口则总是谈及上帝与圣徒，骑士和美德。他使仆佣们习惯于力行虔敬，举止合宜；他们还改掉了随口咒骂的习惯。我们看到他又成了一位虔敬圣洁之爱的宣传员，又成了一位“维护高洁妇女骑士团”的奠基者，以保护妇女。为此克里斯丁·德·比桑曾赞誉过他。作为法国的摄政，在热那亚，有一天他彬彬有礼地向两位向他行屈膝礼的妇女答礼。“大人，”他的扈从说，“那两位你向她们鞠躬的女人是谁？”“胡圭宁，”他答道，“我不知道。”他的扈从说：“大人，她们是妓女。”“妓女，”他说，“胡圭宁，我宁可向十个妓女致敬，也不愿因此错过了一位尊贵的女士。”他的回答经过重新整理和神秘化，变为“你所愿者”(What you will)。
虔敬、刻己、忠诚，这就是闪烁于理想的骑士形象之上的色彩。真实的布西科与这个形象并非完全一致，没有人会这样认为。他既非远离暴力也非不贪婪，这在他的阶级中只是普遍的瑕疵而已。
然而还有另一种类型的骑士制度。让·德·布耶尔的生平传奇，名为《青春》，部分地体现出这两者的差异。这本书写于布西科的《勇行录》之后半个世纪。让·德·布耶尔在圣女贞德麾下作战。他参与了“布拉格叛乱”及“公益”(dubienpublic)之战，死于1477年。他不为国王宠幸，于是大约在1465年，向他的三个侍从口述（毋宁说虚构）了他的生平。这本书与布西科的生平不同。布西科的传记中历史形式未能隐没其传奇的目的，而《青春》则在虚构的外衣下包含着大量真实的信息。至少，在其第一部分中是如此，因为再往后作者便迷失在令人乏味的猎奇与幻想中了。
让·德·布耶尔在向他的抄写员口述其武功业绩时一定是相当逼真生动的。在十五世纪的著作中很难再找到另一本书能像《青春》那样严谨有致地描写当时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军旅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及军备匮乏、枯燥无味、备受困苦、勇历险境等。一个城堡的领主集合他的部队，他们只有十五匹羸弱的战马，大多未钉马掌。
他让两个人骑一匹马，但士兵大多或盲或跛。他们出发去占领敌人的洗衣铺，以便缝补将军的衣服。一只被捕获的母牛在敌方将军的请求下又被彬彬有礼地归还了将军。阅读夜行军的描写时，我们几乎可以感觉到夜色的寂静和清新。不用说在这儿文学中表现了法国的军事，它将诞生出“火枪手”(mousquetaire)、“近卫军老兵”(grognard)和“战士”(poilu)[2]。封建骑士混入了现代士兵的身影之中，普遍的和宗教的理想在变为国家的和军事的理想。书中的英雄不讨赎金就释放他的囚徒，只要他们愿意成为好法国人。在获得尊荣殊誉之后，他憧憬着古老的历险和自由的生活。
《青春》表现的是真正的法国人的情感。勃艮第的文学则更为富于旧时尚、更为封建化、更为庄重，未能创造出一个现实的骑士形象。
与《青春》相类，十五世纪的埃诺型(Hainaultpattern)骑士的形象——雅克·德·拉莱因，是古人的苗裔，他或多或少是模仿前代的游侠骑士。《骑士雅克·德·拉莱因大人功业录》关注骑士比武大会与马上长枪比武远胜于关注真实的战争。
在《青春》中我们读到对尚武、勇敢的心理的绝妙描写，朴素动人，难于超越。“战争是快乐的……你在战争中如此深爱你的同伴。当你看到你的争辩是公正的，你的鲜血洒得其所，你会热泪盈眶。当你看到你的朋友无畏地曝身前行，完成创世主的命令，庄严与怜悯之情会祥和地充溢心胸。于是你决定与他共生死，出于爱而不抛弃他。此外，心中还会升起欣悦之情。那些未历此境的人绝不配说什么是欢乐。你认为他会惧怕死亡吗？绝不！因为他强大无比，自豪不已，完全不知自己身处何地。事实上他无所畏惧。”
这些情感并非骑士或中世纪所特有。一名现代的士兵也可能说出这些言辞。这些言辞使我们看到了勇气的核心：处在险境之中，却能摆脱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那种为战友的英勇所激发出的难言情感，那种忠诚与献身的欣悦——概而言之，一种原始的自发的禁欲主义，此即骑士理想的基础。
[1] 一柄特里斯塔姆之剑亦出现在约翰王(King John)的珍宝中，这批珍宝于1216年的清洗中遗失。
[2] poilu,法文，指勇士、战士，后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军士兵的绰号。——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