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第一年

坐了一宿的火车，8月30日上午到了北京。出站以后，看到很多大学的接站牌，却竟然没有找到北大的接待站（可能是太紧张了）。我只好根据《入学通知书》上给的北大乘车路线，自己前往北大。先是乘103无轨电车，到西直门后改乘32路公共汽车到中关村下车，可笑的是到了中关村也不知道北大在哪里，经人指点，我从北大南门进入学校。那时各系的接待站没有设在南门的路两旁，而是设在一教，于是我又找到经济系在一教的接待站，见到一位女老师，后来知道她是姜明老师，姜老师非常和蔼地给我办了入学手续。有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带我去宿舍，经济系的宿舍楼是37楼，我被分配到136房间。到吃晚饭的时候，还是高年级的那位同学领我去小饭厅（现已拆掉，在“三角地”的北面）用临时餐票吃饭，我吃了烙饼、一碗白米粥还有咸菜，我感到已经很好了，因为我在东北时，每人一个月只供应一斤白面和一斤大米，吃的基本上都是玉米面和高粱米。当天我没有找到托运的行李，只好在铺有草席的床上合衣睡了一宿。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后，我迫不及待地逛北大校园，早就听说北大校园非常美丽，但没有见过，甚至都没有见过照片。一位高年级的同学主动给我当向导。我们从37楼（校园最南端）出发，经过其他学生宿舍楼，一斋到十几斋（大都是阅览室、图书馆等），大饭厅、小饭厅，还到老二教看了一下（共两层，每层都有三间大的阶梯教室，每间教室能有200多人的座位），同学告诉我各系开大会和上大课大都在二教。

再往前走，眼前出现典型的大屋顶楼群，同学告诉我这些楼大都是教室，也有各系的办公室，有哲学楼、地学楼、生物楼，还有一教等。这些古朴又庄重的楼群看了使人感觉北大有一种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文化气息。再往前走，就到了我一直向往的未名湖畔，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高的塔，同学告诉我这座塔叫博雅塔，虽然造型是古塔形，但建造的年头并不是太久。其实它是一座水塔，北大主要用它来抽地下水。再往前走，眼前呈现出一片宽阔的水面，不用他介绍我就非常兴奋地说，这肯定是未名湖了！未名湖真是美极了！未名湖坐落在绿树古建之中，从东岸望去，湖心岛上的岛亭若隐若现，岛边有一座石舫，同学告诉我，那是清朝和珅花园中的遗物。从北岸看去，湖光塔影，红坊青坡，美不胜收。在北岸的正中央矗立着四面石匾，中间有描写风光的字，同学说那是圆明园的遗物。在未名湖北岸有一些仿古建筑，就是德、才、均、备、建斋，后面还有全斋。红柱、白墙、琉璃瓦同未名湖的碧水、绿树、青岩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同学说还有好去处，他把我从未名湖的西北角带上一个高亭，从亭子望去，绿树成荫，古树参天。在这中间竟有一个游泳池，有不少学生在里面游泳。同学说，这是红湖游泳池，是北大同学用义务劳动的办法自己建的。

紧接着同学领我去了办公楼礼堂和北大图书馆，这是两座中式仿古建筑，大屋顶盖在上面，屋檐下面雕梁画栋，好不气派。我们又去了办公楼西侧，台阶两侧有两个石麒麟，台阶中间有一块雕有龙腾图案的云石。面对办公楼的是花坛、草坪和绿树。同学说：“我带你去看北大的正校门（西校门）。”我们经过一座白玉栏杆的石桥，石桥两边的池子里竟有小鱼在游动。我们到了西校门，西校门是古式建筑，也是大屋顶，红漆大门，雕梁画栋，在门上方有一块牌匾，上面用毛体写有“北京大学”四个大字，校门两旁有两座威严的石狮子。看了西校门，感到北大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我们从另一条路返回宿舍，从办公楼南侧的林荫小道又走到未名湖边，从西面看未名湖和博雅塔更妩媚动人。我们爬上山坡，见到一个钟亭里面悬挂着一口大钟，大钟上刻有很多文字，同学告诉我这口钟有时还会被敲响，就是停电的时候，用敲钟来提示上下课时间。我用手拍了一下大钟，它发出低沉的响声。从山坡上下来，看见一片竹林中有一个小院，里面有古香古色的房屋，同学告诉我那就是临湖轩，是以前的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办公的地方（北大现在的校园是原来燕大的校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北大在城里的红楼），后来是校领导接待外宾的场所。

我们往回走，路过俄文楼，同学指着对面的两座漂亮的小楼说，“那是南阁和北阁，曾是司徒雷登两个女儿的住所”。再往前走，是一片草坪，草坪的两侧有六个院落，里面都是二层小楼。同学告诉我说，那是一至六院，是各系办公的地方。我们系在四院办公，他带我去四院转了一下。四院有两个系在办公，前面是法律系，后面是经济系。推开楼道门，小院里绿草茵茵，院门前的两棵紫藤花开得正旺。从四院出来继续往南走，前面有一个绿树荫荫的大院子，同学告诉我那是燕南园，里面一座座小洋楼里住的都是高级教授，周培源、冯定教授就在那里住。我们从燕南园穿过，踏着石板小路，望着一座座小楼，对教授们产生了一种敬仰之情。

下午，我们班的班主任王永治老师带我们全班同学去颐和园参观（我们那届政治经济学专业招收60人，分为两个班，我在的班是（2）班，30人），昆明湖比未名湖要大多了。我们主要在佛香阁附近游览，参观了石舫（当时是可以上去的），在佛香阁前面合了影。合影的照片我现在还珍藏着。

9月1日正式开学，对新生进行入学教育。我记得是在二教开的全系师生大会欢迎新同学。由当时的副系主任胡代光先生（系主任是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作《如何学好经济学》的报告。他用四川话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懂，好像就听懂了学习经济学要掌握“三基四性”（好像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理论性、科学性、实践性，还有一性怎么也没听懂）。

入学教育以后我们新生并没有上课，而是参加国庆群众游行方阵。那时每年国庆都要举行天安门前的游行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当年北大学生参加的是仪仗队方队，仪仗队一百人一排，一百列，要一万人组成，经过天安门东西华表之间要走正步。于是我们每天都进行正步练习，由部队的同志指挥，正步走的要求是“绷、直、高”，指挥员喊“抬左腿”，我们必须绷直了抬起，指挥员检查每个人是否合格了，由于他半天不换口令，我们就用单腿站着，时间长了站不住，东倒西歪不可避免，但这就算是不合格，练到后面我们站多长时间都不会倒了。九月的北京还是骄阳似火，练了一天不仅汗流浃背，而且腰酸腿疼。但一想到去天安门能看到毛主席，一身的疲惫就一扫而光了。九月中旬开始上课了，但每天下午还必须练。经过分练、合练后（北大人不够，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夜间到天安门广场彩排了两次（穿上发的统一服装，好像是白上衣、灰裤子）。

记得十月一日我们深夜两点起床，两点半集合出发。由于各路人马都往天安门集中，因此行车很慢，凌晨五点左右到达。我们仪仗队由于在前边出发，因此在南池子胡同等候，其他方队在东长安街的各个路口等待。早上九点半左右，我们到达长安街上排好队列等候，谁也不准乱动，上厕所也不允许。大约十点，天安门广场响起东方红的乐曲，毛主席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好像是北京市市长彭真主持大会，没有领导人讲话，直接宣布群众游行开始。我们前面是旗队，然后就是我们仪仗队方队。广场上响起《歌唱祖国》的乐曲，我们踏着乐曲的节奏，开始踏步和齐步走。当我们的方队走到东华表时，有人高喊“正步走”，于是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地走进天安门广场。当时要求一百人的队列要走成一条直线，不能出弯。队列按大小个排列，我排在第45位，在中间，我偷偷左右看了一眼，走的还真够齐的。当时要求仪仗队队员只能向前看，不能看天安门，否则队伍可能会乱。但是当队伍走到接近天安门中央时，我还是忍不住向天安门城楼上看了一眼，看见站在城楼中央的那个人穿着一身灰色制服，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正在向游行队伍招手呢！那人无疑就是毛主席！我看到毛主席了！我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来了！事后我给母校扶余七中写了一封信，把我参加国庆游行、见到毛主席的消息告诉了母校的老师和同学，学校在大会上宣读了我的信，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很多同学都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考到北京去，去见毛主席！遗憾的是，我的下一届同学由于赶上“文化大革命”，停止了高考，失去了到北京读书的机会。

那时学校没有奖学金，只有助学金。当时最高的助学金19.5元，主要是给孤儿；农村的18.5元、17.5元；家庭有工资收入的15.5元、11.4元。我父亲有工资收入，我就申请了11.4元，但系里考虑到我家里的实际困难，给了我15.5元等级的助学金。那时的15.5元真管用。当时学校实行的是饭票制。我的定量被核定为每月35斤，无论粗粮还是细粮都是每斤2角钱，我用全国粮票换了35斤饭票，花了7元钱，每天3角钱菜金（发两张印有日期的纸，一张是午餐菜金票，金额2角；一张是晚餐菜金票，金额1角。每天按日期撕下午餐票和晚餐票），9月份30天，共计9元钱。我花了16元买了9月份的饭票。助学金15.5元，我再交0.5元就够了，等于国家给我解决了每个月的饭费。助学金不但解决了我1个月吃饭的钱，我每月的零花钱也从这里出。因为菜金票是可以退的，而我晚上一般都不吃菜，这样一个月就可以退回两三元钱，我就用这些钱买些文具、纸张和洗漱用品等。大学几年家里很少给我寄钱，我就是这样过来的。那是不是太苦了？实际上真的不觉得苦，因为在家里几乎吃不到大米白面，在这里几乎天天吃。中午2角钱菜金，一勺子肉菜，一勺子素菜，吃得很好。早上咸菜不要钱随便吃，我就用茶缸盛一缸子咸菜，留到晚上就粥和馒头吃。当然，这种吃法就是盐吃得太多，吃出了高血压。

入学不久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每月月底，班级生活委员把每人的饭菜票买好、包好发给每个人。那个月我领了饭菜票后就放把它到我的桌子抽屉里了，抽屉没锁，而我的桌子紧靠房门。放下饭菜票后我去打开水，不大一会儿工夫就回来了，结果发现饭菜票没有了！问同屋的同学，他们说他们也没在屋，没看见我的饭菜票到哪去了。我顿时慌了神。我身上既没钱也没有粮票，下个月的日子怎么过呀！我找到系办公室，系办公室的姜明老师说：“系里可以考虑给你临时补助下个月的伙食费（15.5元），但是我们没有粮票呀（那时就是到外面的餐馆买一个油饼也必须要粮票）。”于是我拿了系里补助的钱重新买了菜票，饭票先向同学借着用。赶紧给家里写信，让家里寄点全国粮票来（那时一封信往返需要半个月的时间）。那个月总算熬过去了。过了些时间校保卫处的同志找到我说：“你是不是叫曹凤岐？”我说是。他说：“你的饭菜票是不是丢了？”我说是呀！他说：“你的饭菜票被地质地理系的一个学生偷去了（地质地理系的男生住在37楼的3、4层，经济系住在1、2层），这个学生在做别的案子的时候被抓到了。有人看到他用写着‘曹凤岐’名字的菜票吃饭（生活委员在发饭菜票时为了不搞错，都在饭菜票后面写上名字），你到保卫处去一趟吧。”我去了保卫处，保卫处的同志让我在一张表上写上我的饭菜票丢了，并签上字。然后一脸正经地对我说：“已经确认那个小偷偷了你的饭菜票，但是只能遗憾地告诉你，你的饭菜票已经被他挥霍光，找不回来了！你回去吧！”我一脸茫然。让我去一趟就是让我证明一下他们抓的的确是小偷，至于我的损失他们是不管的！同时我也很感慨，考入北大的都是优秀的学生，怎么会出小偷呢？偷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偷我的饭菜票呢？

9月16日，开始正式上课。第一学期开了政治、外语、统计、会计等基础课，还开了门专业课——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统计和会计课程分别是胡健颖和闵庆全老师开的，两位老师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教学态度和负责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由我们的班主任王永治老师开的，用的教材是苏星、于光远合著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资本论》的缩写本，因此，我们当时就接触到《资本论》原著了。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我们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如价值、价值规律、必要劳动、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剥削等。学习了这部分内容后我认识到资本家剥削的可恶，资本主义如果不改变，丧钟就要敲响了。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是傅骊元老师开的，主要讲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有几大特征，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学过以后我也产生过疑问，为什么资本主义的丧钟至今没有敲响呢？为什么帝国主义垂而不死呢？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乐趣。当王永治老师讲到价值规律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价格）时，举了一个例子：一个老太太抱着一只老母鸡到市场上去卖，那么这只鸡能卖多少钱，是由这只鸡有多好和市场上有多少只同样的鸡所决定的。本来这是很容易懂的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例子，结果有一位广东汕头来的同学却提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他问老师这个老太太有多大的劲呀，怎么能抱动一只老母猪？原来广东话中“鸡”和“猪”都发“jī”的音，他把老母鸡当成老母猪了！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在第一学期学习期间，我利用北大图书馆资料多的特点，看了很多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的文章，也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材料，比如看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我当时就觉得没什么错误啊，看到经济学界六大“右”派的言论（包括经济系的陈振汉教授），也没看出错在哪里。总之，在北大学经济引起了我对经济理论和现实的诸多思考。

从小没有离开过父母，初入大学时还真有些想家，但是大学丰富的生活、同学之间的谈天说地，逐渐淡化了想家的念头。当时周末时北大在哲学楼101和未名湖岛亭会放电视（我第一次看电视），我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看，偌大一个教室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远处根本看不清楚，但还是人满为患，去晚了根本占不到座位。

很快就放寒假了，我急切地踏上了回家的火车。我没有钱给父母和弟妹们买过年的礼物，于是我用没有花完的饭票，买了20多个馒头背回家。那时我们学校吃的是加拿大进口面粉，戗面砍刀馒头，馒头可以一层一层揭开，很好吃。拿到家里被我的弟妹们一下子就给吃光了。春节也没什么好吃的，但放鞭炮、看秧歌、拜大年，也很热闹和开心。

春节很快就过去了，我该返校了。还是坐汽车到三岔河（现在的扶余县），然后乘火车到北京。但是却发生了一件差一点把我冻死在路上的事。本来从扶余到三岔河的汽车票只要2.4元，父亲也可以给我买票。但我们院里的一位先生是县运输公司的调度，他对我父亲说，“老曹，你就不要给你儿子买汽车票了，我派一个车给他拉到三岔河，你也省点钱” 。我父亲不知是怕驳他的面子还是真想省点钱，就答应了他。走的那天早上我很早就到了运输公司，等他给我调度车送我。早上有一趟去三岔河的班车，早8点开车，我眼睁睁地看着车开走了，但送我的车却迟迟不见踪影。直到10点多钟调度把我领到一辆解放牌卡车前，指着一位司机师傅说，“你就坐这辆车副驾驶的座位，让这位师傅送你去三岔河吧”。我说谢谢师傅。师傅瞟了我一眼，很不高兴地对我说：

上车吧。车开以后司机师傅一路骂骂咧咧，大意是本来没事，就为了送一个臭小子就让我去趟三岔河。我没敢出声，听着就是了。一路上鹅毛大雪下个不停，能见度很差。开了一个小时左右，他突然把车停在路边，说“你下车吧，我不去三岔河了”。我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把我放在这，我该怎么办啊？”他说“我不管，反正我不去了”。我哀求他说：“你把我放到一个有车站的村子边吧，如果下午有班车过来我也好搭车。”他还算有良心，最后把我拉到一个村子旁边的车站后把我放下，自己掉头回扶余了。

我站在车站里一直等着，看是否有路过的车。天上下着鹅毛大雪，路过的车很少。我拦了几辆，有的根本不停车，有的停下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一声不吭地开走了。雪越下越大，我只穿了一件薄棉袄，冻得透心凉，手脚都冻麻了。我想自己今天可能要冻死在这里了，心里十分委屈，也埋怨父亲为了省2.4元钱就把儿子扔在冰天雪地里不管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直等到下午3点多钟（我没有手表，不知道确切的时间），终于看到从扶余方向开来一辆班车，我急忙招手让车停下，车门开了，我抓住把手登上车，售票员问我去哪，我说去三岔河，售票员说现在车满员，没座位，不能拉，说着就往下推我，我死死抓住车门不肯下去，说我在这等了一天了，我要去赶火车，必须上车，没座位我坐地上。僵持了一会儿，有的乘客说这孩子挺可怜的，就让他上来吧。售票员才让我上车。上车一看果真一个座位也没有。我只好坐在车门口的地板上，把脚放在门沿下，又坐了两个小时的车，终于到了三岔河。到火车站一看，从三棵树（哈尔滨）开往北京的66次快车还赶得上，于是买了票（学生半票）在车站等车，这时我才想起来自己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我从背包里拿出我临走时母亲塞给我的一个玉米面贴饼子（已经冻得邦邦硬了）在车站的火炉子上烤热了，就着凉水吞下去。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很多，过道里挤满了人，根本找不到座位，于是就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记得过了长春我才坐下。后来我想起这件事就想哭，但我从来没跟父亲提起过。现在看来，这也是对我的一种历练，经过这件事后，后来遇到再难的事我也能坦然面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