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神话：民族精神的隐喻与存在境况的省察

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曾说，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神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1]。希腊神话和传说正是以隐喻或象征的形式反映了古希腊人意识的真正觉醒。美国著名文化学学者伯恩斯和拉尔夫在其《世界文明史》中说，古希腊人是“这样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崇拜有限和自然，而不是超凡脱俗的崇高理想境界。为此，他不愿使他的神带有令人敬畏的性质，他也根本不去捏造人是恶劣和罪孽造物的概念”^[2]。所以，希腊神话和传说中的神和英雄具有很强的世俗性。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与英雄具有理想人物的自然形体与自然人性，珍视和热爱感性的现实生活。“在古希腊人眼里，理想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感觉敏锐的心灵，而是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身手矫健、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3]“希腊人竭力以美丽的人体为模范，结果竟奉为偶像，在地上颂之为英雄，在天上敬之如神明。”^[4]古希腊诸神与英雄不仅在形体上都强壮、健美，具有一种令人陶醉的肉感与风韵，而且具有人的各种欲望。奥林波斯诸神大多是风月场上的老手，具有强烈的性爱冲动，希腊传说中那些半神半人的大英雄如赫拉克勒斯、忒修斯、阿基琉斯等就是神灵们思凡恋俗的风流产物；而这些大英雄们也难逃情欲的诱惑，毫不掩饰自己对美丽肉体的占有欲望。《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战争就起因于对神界与人间“最美丽”荣誉的争夺和占有，十年你死我活的民族战争正是起源于对人的自然形体即肉体之美的极力推崇和欲求，以致将其升格为一种民族荣誉加以维护。

世界上有不少民族认为，人死之后的灵魂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是由他活着的时候的行为、表现所决定的。因而有些人宁愿在尘世受苦，以求得死后进天堂，或是来生享福。这种宗教观念，使得他们消极地对待现实生活，安于他们不幸的命运。古希腊人恰恰相反，他们酷爱感性的现实生活，被现实生活的强大魅力所吸引。对他们来说，享受现实生活，就是神的恩赐。他们追求自然的美景、追求物质的享受以及文化艺术的赏心悦目，并衷心地感到愉快和幸福。正因为如此，古希腊人对奥林波斯诸神的信奉几乎完全不具有宗教气息。他们对死后的世界的态度，与其说是冷淡，不如说是厌恶。譬如在特洛伊战争中战死的阿基琉斯的魂魄曾对奥德修斯说：“与其在地狱中为王，毋宁在人间为奴。”可见，他对死后的世界是极其反感的。正因为希腊人不重视死后而着意在现实，所以他们没有世界末日的观念。

伯恩斯和拉尔夫对希腊人创造的文化做了这样的描述：“在古代世界的所有民族中，其文化最能鲜明地反映出西方精神的楷模者是希腊人。没有其他民族曾对自由，至少为其本身，有过如此炽烈的热心，或对人类成就的高洁，有过如此坚定的信仰。希腊人赞美说，人是宇宙中最了不起的创造物，他们不肯屈从祭司或暴君的指令，甚至拒绝在他们的神祇面前低声下气。他们的态度基本上是非宗教性和理性主义的；他们赞扬自由探索的精神，使知识高于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发展到了古代世界所必然要达到的最高阶段。”^[5]古希腊人创造的以追求世俗自由为特征的文化，形成了他们特有的“自由人”概念；“自由人”不仅享有世俗自由，而且在现实世界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与尊严（包括欲望、幸福、利益和权利等）。这种以世俗个体自由为重心的人文精神，就是古希腊文化的根本精神。

整部希腊神话，除少数神祇和传说（如普罗米修斯及其故事）外，行为的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他们的“冒险”，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健美、勇敢、技艺和智慧，是为了得到权力、利益、爱情和荣誉。在他们看来，与其默默无闻而长寿，不如在光荣的冒险中获得巨大而短促的欢乐。阿基琉斯正是这种民族精神最充分的代表。他那丰厚热烈的情感、无敌无畏的战斗精神，特别是明知战场上等待他的是死神也决不肯消极躲避的人生价值观念都是典型希腊式的。对希腊人而言，战死沙场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一种宿命，他们还不习惯用善恶苦乐的现代伦理观念考虑人生。他们更坦然地面对强弱的纷争、生死的转换和神或命运的任意安排，他们更含混地看待苦难；同时，他们留出更多的时间关注自己的耻辱和尊严，关注自己的行为是否具有神的品性或具有神一样的高贵气派^[6]。别林斯基曾对阿基琉斯的形象做过这样的评述：“长篇史诗的登场人物必须是民族精神的十足的代表；可是，主人公主要必须是通过自己的个性来表现出民族的全部充沛的力量，它的实质精神的全部诗意。荷马笔下的阿基琉斯便是这样的。”^[7]忘我的战斗精神、温厚善良的情感和捍卫个人尊严的敏感意识，作为三个顶点构成了阿基琉斯的性格三角形，其中对于英雄荣誉的理解与追求则是这个三角形的核心。

W．格雷在《从荷马到乔伊斯》一书中指出：有三个希腊字母可以代表荷马时代盛行的英雄符码（the heroic code）：aristos（英雄本色）、aristeia（英雄行为）、arete（英雄荣誉）^[8]。aristos的本义是指最优秀者，所谓“英雄本色”是指战时勇于杀戮、平时是堂堂男子汉、航海时舵手，总之无论在各种情境下都有最佳表现。要成为最优秀者，必须凭借aristeia，即通过勇于开拓冒险的“英雄行为”来实现自我价值，从而赢得“英雄荣誉”。荷马笔下的阿基琉斯一旦因愤怒从战争中退出，他就不再具有“英雄本色”，即不再是爱琴海岸的最优秀者了；他不再以冒险精神和“英雄行为”来博取功名，就只配穿着女人的裙裤待在帐篷里歌咏他人的“英雄荣誉”。阿基琉斯允许好友帕特洛克罗斯穿戴自己的铠甲参战，是一种重获“英雄荣誉”的悲壮的替代性仪式；他因好友战死而再次愤怒以致重新参战，也是英雄符码使然。帕特洛克罗斯的死不仅揭开了到达最后高潮的序幕，而且标志着非英雄的阿基琉斯象征性地死亡后重获了新生。在阿基琉斯的第一次愤怒中，不仅蕴藏着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对个人英雄的崇拜，而且包含着他们对个体尊严的极端重视；而阿基琉斯的第二次愤怒则完全是出于对英雄荣誉的恢复和追求，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命运的独特理解——嗜杀的人间英雄阿基琉斯不顾神谕“杀死赫克托尔后不久自己也会死去”的警告，勇敢地正视了自己的命运，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英雄本色”与民族精神。

古希腊人以不同于其他民族部落的特殊方式，譬如海盗掠夺、海上殖民、海上贸易、海上移民、内外交战、取消王权、建立城邦等，于公元前8世纪步入了文明时代；酷爱冒险和斗争的征服性格决定了他们自由奔放却躁动不安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清明恬静却变幻无常的性情。作为一个海洋民族，古希腊人特定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他们富有想象力、充满原始情欲、崇尚力量与智慧的民族性格，也培养了他们注重个人地位和尊严、追求个人幸福和生命价值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们被称为人类“正常的儿童”^[9]，希腊神话和传说正是人类童年时代天真与浪漫的完整记录。通过诸神和英雄的享乐与追求，希腊神话和传说流露出鲜明的个人意识，展示了生命的个体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透过这些鲜活的艺术形象，人们不仅能够把握古希腊民族丰满而活泼的心灵感觉，而且可以体味到他们在追求生活欲望的满足或与命运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最完整的人性和最浪漫奔放的自由精神。

古希腊神话既富有情趣又极其深刻，许多故事都寓意颇丰、发人深省，成为后世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包孕着不朽的现代性内涵，譬如潘多拉的盒子、不和的金苹果、赫拉克勒斯选择人生道路等故事。希腊神话认为，人类的不幸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谓“天灾”，二谓“人祸”。所谓“天灾”是指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后，天神之父宙斯为了惩罚人类，派美女潘多拉带礼品盒子下到人间，打开盒子从中放出各种灾祸，使数不清的形形色色的悲惨充满大地，唯独把“希望”关闭在盒子里面。所谓“人祸”则是指人类的各种情欲。潘多拉之所以降灾人间，也是因为人类被她的美色所惑而接纳了她，所以情欲实在是“万恶之源”；但另一方面，人活着就要追求各种情感和欲望的满足，所以它又是“万乐之源”。幸福与罪恶、快乐与灾祸就这样相伴相随，希腊神话深刻揭示了人的欲望冒险带给人们的悲剧性与喜剧性的人生体验。

希腊神话里有关“金苹果”的争夺则是另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传说。这里的“金苹果”代表着古希腊人对色欲、财欲、物欲、权力欲、个人荣誉等等生活欲望的追逐，他们为了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往往全力以赴，犹如飞蛾扑火一般拼命，即便自己死掉或招致灾难也在所不惜，而由此带来的纷争与杀戮便具有了一种盲目的性质。近乎完美的希腊英雄阿基琉斯独自一人静坐在营帐中拒绝出战的日子里，曾就战争与荣誉问题做过深入地反省：这个从来自信天下无敌的勇士，自己虽不惧怕战场上的残酷激战，但他一想到战场上无数生命的无谓夭折，对战争的必要性和死亡的含义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怀疑，对自己视若性命的荣誉和高贵也产生了质疑。正是有了这种深沉思考和自觉意识，才使战场上凶猛残忍的阿基琉斯转瞬之间被特洛伊老王的跪求所感动，显示了富于人性光辉的同情心对暴戾“愤怒”的强大消融力。

神话故事的特点是隐喻。古希腊神话中有许多天才的臆测和机智的隐喻，譬如在有着健美身躯与高强武艺的民族英雄阿基琉斯身上留下一个致命的弱点——阿基琉斯的脚踵，将无畏的性格与致命的弱点相统一，体现了古希腊人对自己民族精神的辩证认识和深沉思考。“阿基琉斯的愤怒”作为西方古典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了古希腊人重视生命对于个人的价值，曾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但阿基琉斯式的自由放任、漫无矩度的个人主义也给西方社会带来难以治愈的社会痼疾；对于个人权利、个人能力、个人智慧的体悟与运用一直都是西方社会前进的助推力，但是个人本位思想又像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剑”始终悬在西方人头上，影响和制约着西方社会的发展与人际关系。在希腊神话中还有一个美少年那喀索斯，他只钟爱自己而蔑视周围的一切，爱神阿佛罗狄忒为惩罚他，使他爱恋自己水中的倒影，最后憔悴而死。这则神话作为一种隐喻，同样表现了对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由此可见，希腊神话本身既是民族的，又包含着普遍的人性内容；民族的特性展现得越充分，它所显示的人性内容也越发深刻。因此，希腊神话不仅构成希腊艺术的土壤，而且为世界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若干重要的母题，后来的许多文学经典都在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讲述着古希腊讲述过的一些故事。

[1] 朱光潜：《维柯的〈新科学〉简介》，《国外文学》，1981年第4期。

[2]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6页。

[3]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4] 同上书，第92页。

[5]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8页。

[6] 潘一禾：《故事与解释——世界文学经典通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7] 别林斯基：《文学的幻想》，满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66-467页。

[8] W．Gray，Homer to Joyce，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7，p.1．

[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