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根据的本质 ^[1]

第三版前言（1949年）

《论根据的本质》一文作于1928年，是与讲座《形而上学是什么？》同时作的。后者是对无的思索，而前者说的是存在学差异。

无是对存在者的不，因而是从存在者方面被经验的存在。存在学差异则是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不。 ^[2] 可是，作为对存在者的不，存在并非在nihil negativum［否定之无］意义上的一种无，同样地，作为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不，存在学差异亦非仅仅是一种高贵理智的构成物（ens rationis［理智存在者］）。

前一种无的不化着的不（nichtendes Nicht），与后一种差异的不化着的不，诚然并非一个东西，但却是同一者（das Selbe）——在那个在存在者之 ^[3] 存在的现身本质中共属一体的东西意义上的同一者。这个同一者乃是值得思的东西；我的这两篇蓄意地分开做的文章，就试图把这个值得思的东西带到一种沉思近处，而又不能胜任这种沉思。 ^[4]

倘若沉思者终于在运思之际着手探讨这个二十年以来一直等待着的同一实事，情形又会怎样呢？

亚里士多德把他对ἀρχή［本原、始基、原因］ ^[5] 一词的多重含义的分析概括如下：πασὦν μὲν οὖν κοινὸν τῶν ἀρχῶν τὸ πρῶτον εἶ ν北 ὄ θεν ἢἒστιν ἢγίγνετ北 ἤγιγν蠟σκετ北［“全部本原的共同之点就是存在或生成或认识由之开始之点”］。 ^[6] 借此，亚里士多德得以显突出我们一般所谓的“根据” ^[7] 的各个变式，即：什么存在（Was-sein）的根据、如此存在（Daϐ-sein）的根据，以及真实存在（Wahr-sein）的根据。但除此一外，亚里士多德还试图把捉这些“根据”之为“根据”的一致之处。这些“根据”的κοινόν［共性］乃是τὸ πρῶτον ὄθεν，即“第一起源”。除了对最高“起源”（Anfänge）的这三重划分之外，亚里士多德还把αἴτιον（即“原因”）四分为：ποκείμενον［基体］、τὸ τίἦν εἶ ν北［是其所是］、ἀρχὴ τῆς μεταβολῆς［变化之始点］和οὖένεκα［何所为］； ^[8] 这种四分在后世的“形而上学”和“逻辑学”历史中始终是指导性的。亚里士多德虽然认识到了ὰρχαί［本原］的πάντα τὰ αἴτια［所有原因］，但上述划分与其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仍然晦暗不明。而且，甚至人们是否能够借助于一种对根据的各个“种类”的“共性”的描绘来发现根据之本质，也还必须受到怀疑，尽管我们可以承认这是引向了一种对一般根据的源始揭示。仅仅捡起“四因”，亚里士多德也是不放心的；相反地，亚里士多德努力想理解“四因”的联系，论证这四个“因”。不仅是《物理学》第二卷对“四因”的详细分析表明了这一点，而且特别是《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三章至第七章对于“四因”问题的“问题史的”探讨也显示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做的这种探讨最后提出了以下断言：ὄτι μὲν οὖν ὀρθῶς δι拉Gριστ北 περὶ τῶν αἰτίων καὶ πόσα καὶ ποῖα，μαρτυρεῖν ἐοίκασιν 擄μῖν καὶ ο ὖτοι πάντες，οὐ δυνάμενοι θιγεῖν ἄλλης αἰτίας，πρὸς δὲ τούτοις οτι ζητητέ北 αἰ ἀρχαὶ ἤο櫓τως ἄπασ北 ἤ τινά τρόπον τοιοῦ τον δῆλον[“这样看来，我们在数目上和性质上对原因的分类是正确的，似乎所有这些人都给我们提供了证据，因为除了这些之外他们找不出其他原因来。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对本原的探索或是全部这样或是某种诸如此类的方式”］。 ^[9] 前亚里士多德的和后亚里士多德的“根据”问题史，我们在此不得不撇开不谈。不过，鉴于计划中所设定的问题，我们还要作下面的回顾。众所周知，在莱布尼茨那里，根据问题表现为principium rationis sufficientis［充足根据（理由）律］的问题。克鲁休斯在其《关于普遍确定的充足根据律的运用和限度的哲学论文》一文中（1743年） ^[10] ，首次专题论述了“根据律”；最后，叔本华在他的《论充足根据律的四重根》（1813年）一文中， ^[11] 亦专题论述了“根据律”。但是，如果说根据问题已经与一般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扭在一起了，那么，即便在根据问题并没有在人们熟悉的形态中被论述之际，这个问题也必定是活生生的。因此，表面上看来，康德对“根据律”兴趣并不大，但无论在其哲思的开端 ^[12] 还是在其哲思的终点 ^[13] ，他都明确地探讨了“根据律”。而且实际上，“根据律”就处于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中心地位上。而谢林的《关于人的自由的本质以及与此相关的对象的哲学探究》（1809年） ^[14] ，对于根据问题也并非无关紧要。这里，我们指出康德和谢林，就已经提出了如下疑问：根据问题是否就是“根据律”的问题，根据问题是否根本上也仅仅是随着“根据律”问题而被提出来的。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根据问题首先就需要一种唤醒，而这并不排除：一种对“根据律”的探讨能够引起这种唤醒而且给予最初的指示。另一方面，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就等于赢获并且标示出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根据之本质获得了讨论，而又不要求一蹴而就地把这种本质置于眼前。超越（Transzendenz）被显突为这个区域。这也即说：正是通过根据问题，超越才本身更为源始和更为广泛地得到规定。一切本质之揭示作为哲思的揭示，亦即作为一种趋向内在的有限努力，始终也势必要证实那种非本质（Unwesen），后者与一切本质（Wesen）一道推动着人类的认识。因此，我们下面的讨论就有三个环节：一、根据问题；二、超越之为根据之本质问题的区域；三、论根据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