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批珍贵信札看父辈革命情怀和友谊

书信作为一种文字载体，是人类传递信息的一种重要工具，它是亲人朋友间传递生活状况，交流思想感情的鸿雁。“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战争年代尤甚。

我在清理父亲杨应彬遗物时，发现父亲大量的往来书信，家书不多，大多是同志、朋友之间的书信。从这些书信中，可以感受到父辈们对党对人民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以及战友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现选部分书信予以刊登，敬贻亲友共赏。

一、父亲给王洞若老师的信

王洞若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他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教育运动，一直是党组织派到陶先生处的得力助手，生活教育社的骨干。1936年6月，经王洞若、王东方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给王洞若的信件原稿已经散失，但王洞若在1938年《战时教育》2卷8期杂志上，以《介绍一位青年的信并谈精神教育》为题，几乎全文刊登了父亲的来信，并作了热情的评论。父亲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从三月二十一日起下乡了，队里要我负责金华县东关乡的民众工作。洞若老师，你可以想得到的，以我这个人——能力，学习，经验都不够的青年来应付这个社会，来肩负这个重任，怎么会负得起呢？但是每逢我想到、唱到“一定要先克服工作，才能战胜敌人”时，我便拿出我最大的能力来工作了。“没有关系的，只要有热心、决心、耐心、虚心，工作是不分年龄大小的”——我常常这样鼓励我。

这儿的人都以惊奇的态度来看我：“奇怪，这样的小孩子能够什么都懂”，真的，我是以一个“什么都懂”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眼前了（其实我什么都不精，不过在这文化落后的中国，像我的知识程度也足够教育民众就是了）。

我自己觉得应当“什么都懂”才能应付目前的工作环境，因此我也就什么都学：学做歌（虽然作得不好），学编剧本（当然更学得不好），学写文章，我很伤心的是我没有学得会绘画（虽然我们队里有一位绘画的沈振黄同志），没有时间来学。

因为自己学习欲太强，所以工作的空暇是没有的，时常工作到一二点钟，但是疲劳在我的想象里是没有的。许多同志对我说：“小鬼，不要太用功了，你看你到队里以后从不见长大，将来永远会像现在这么矮”。……还有同志对我说：“你应当休息休息”，我说是的，但是每晚又是到十一二点钟。有一次我在日记上记着：“我需要休息，但是我更需要学习。”

还有一次，几个同志把被窝弄好，硬要我睡，把我的书、簿子都拿跑了。没有办法，我只好睡了……

队里的同志都下乡了，让实践的熔炉锻炼我，也锻炼你，锻炼一切向上的向善的朋友们……

王洞若一口气读完父亲的来信后，“不由自主地给激动了，它像投在我意识之流的一个巨石，浪花在我的周身飞溅。”他在评论中这样写道：“首先，值得我们感动的，就是应彬君小小年纪竟有了那样高度的自觉性和艰苦工作的精神。”“其次，是应彬君那种惊人的自我教育精神。这里表现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是具备如何惊人的学习的气魄。实践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第三，是应彬君那种丰富、淳真美化的感情。他这次，不但给我们寄来了这一封信，同时还寄来了 ‘献给母亲’一首歌曲。（自作曲和词，亦在本期发表）”

父亲于1938年春节在金华东关乡借宿的一间中药铺的楼上，想家了，想念母亲了，便做了一首白话诗：“分别四年了，苦难的四年间。祖国的河山残缺半边，慈母的心灵破碎片片。分别四年了，险恶的四年间。祖国的命运飘摇动乱，家庭的景况颠沛流离。富春江的激流，激流澎湃，象山港的怒涛，怒涛滔天，我伴着异乡亲热的弟兄，战斗于城镇，战斗于乡间，战斗到胜利的明天。收拾起你的泪，母亲！最短时间，我们不能相见。继续地战斗吧！再过四年，等大地回春了，胜利的旗帜，插上长白山巅。那时候，母亲呀，我们欢笑，我们团聚。”父亲边写边流泪边谱曲，一个晚上就写出了《献给母亲》这首歌。后来，战地服务队把这首歌和麦新、孙慎等人创作的《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救国军歌》等，在部队和社会上广泛传唱，起到教育大众团结抗战的作用。

父亲信件中所讲述自己在抗战斗争中刻苦学习、拼命工作的磨炼和经历，为他以后在统一战线的战场上，以及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发挥才干，做出贡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为张发奎将军遗骨落叶归根的书信往来

1980年3月10日，爱国名将张发奎在香港病逝，叶剑英委员长发唁电称“乡情旧谊，时所萦怀。”1990年11月1日，父亲收到张发奎夫人刘景容女士亲笔书信一封：

应彬副主席钧鉴：

久未联络谅贵体安康工作顺利。今年三月承蒙省政协主持编辑出版先夫北伐抗战纪实一书，以此纪念先夫逝世十周年。吾及儿女均甚为感动，特此致谢。

今年八月吾儿威立自美国返港曾商量欲将先夫及其弟等骨灰迁回乡始兴县清化新岭村祖坟处安葬，以偿亡者落叶归根之夙愿。不知有何手续，请予协助为感。

专此敬请

钧安

张刘景容 启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一日

1990年11月13日下午，父亲利用省委党史领导小组会议后的时间，当面向省委书记谢非和秘书长方苞作了简要汇报，并于当晚给省政协吴南生主席及省委领导写了一封长信：

最近，已故张发奎将军夫人刘景容女士从香港给我寄来一信，谈到拟将张将军及其弟等骨灰迁回原籍始兴县清化镇彩岭村安葬，不知有何手续，希予协助。现将来信送上，请审阅。

张发奎将军逝世后，张夫人开始与我驻香港机构和人士有些接触，八四、八五年左洪涛、郑黎亚同志和我赴港访问时，先后与张夫人见过面，从此开始有书信往来。今年夏，曾任张的副官的褟曼禾先生（在美，曾多次回粤）受张夫人委托，来广州向我探询张的骨灰迁葬事，现正式来函表示拟迁葬之意。信中未说明时间，但据从旁了解，张夫人意拟定于明年春暖时节，以便她行动方便。

张发奎一生大多数时间反蒋，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与我党关系都不错。日本投降后有一段时间打东江纵队是他的重大污点，但受命于蒋介石，且时间短，而与党合作之时间则长。解放初期，叶帅主粤期间及八〇年前后若干年，叶帅南来视察广东时，均曾亲自做张的工作；张逝世时叶帅亲致唁电，新华社总社还发了消息。这些都是张夫人近几年来态度明显转变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为了进一步做好海内外老四军旧部及其二、三、四代的统战工作，影响海外及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利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特作如下建议：

一．请省委、省政府研究后，批准张刘景容女士这一要求，并尽早确定下来，以便安排具体活动。

二．考虑到张是有影响的人物，虽生前不能回归，死后终能落叶归根，为做好家属工作，对张夫人及其家属护送骨灰时，请予必要的礼遇，省领导同志出面接见并宴请。

三．张的旧部和所办学校（志锐中学、风度小学，均有党支部在活动）学生，在广州和韶关的不少，是否要设简单灵堂或只在韶关一地设置，以便他们瞻仰？请考虑。

四．在广州的中转事宜，请省政府、省政协组织一精干的工作班子负责协助办理；在韶关及始兴的活动，则请当地市县负责。

五．活动完毕或在开头与结尾发消息。是否拍电视新闻？并拍录像（后者送家属）？请审批。

敬礼！

杨应彬 九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附张的回忆录一册）

父亲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角度，高度概括了作为中共高级统战对象张发奎将军的一生，大力促成刘景容女士迁葬张发奎骨灰回家乡的举动，在海内外反响很大。1992年11月6日，刘景容女士及其家属、旧部护送张发奎将军骨灰到达广州，父亲等有关领导亲自到车站迎接。翌日，广东省各界人士在当年张将军主持华南侵华日军受降的中山纪念堂，隆重举行缅怀张发奎将军仪式。11月9日，在父亲母亲和其他领导陪同下，张发奎灵骨安葬在始兴县清化镇彩岭村的青山绿水之间。父亲作诗一首，怀念这位忘年之交：

南征北伐光华夏，抗战军功耀日明。

伟烈英魂归故里，丹心共与碧山青。

三、父亲与赵紫阳同志的信件

建国后，父亲从1956年起一直在广东省委工作，与赵紫阳同志结下深厚的友情。1979年是陶铸逝世10周年祭，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为缅怀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意把父亲请到四川，帮他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一位卓越的共产党人——怀念陶铸同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赵紫阳并不隐讳这位伟人的不足之处，他和父亲在讨论如何全面评价陶铸时说，陶是大刀阔斧，能够很快打开局面的帅才，但他的不足之处是没能再深入下去，有些事情就不仔细了，没能办好了。父亲根据赵的这个观点，在文章中把这个意思也写了进去。

1981年9月，有关部门约请赵紫阳为陈郁老省长写篇纪念文章，此时赵已调到北京出任国务院总理。一是因为忙，二是因为他身边的同志对陈老不熟悉，于是他给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父亲写了一封信，想请父亲代劳。他在信中提出写陈老的两条意见，“一是老人家精神高尚，确是一位高尚之人；二是满腔热情，对党对人民对同志都是热心肠。希望着重从这方面写。”赵在信的末尾十分谦虚地征求父亲的意见：“不知你有无困难，可否答应？如同意，你可先考虑，写出个稿子来，待我有时间时（恐到11月初了），再共同研究修改。”赵紫阳尊重下属、倾听下面干部意见的民主作风，是共产党坚持了几十年的优良传统。同样，下面的干部敢于向领导干部提意见，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是批评意见，也是常有的事。

1982年10月22日，父亲在读到赵紫阳在驻外使馆政工会议上的讲话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对赵报告中第三部分有一处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并指出如不在文字上增加几句，恐怕会引起误会。一个省委秘书长敢于直接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提出不同意见，这也是老一辈革命家之间常见的优良传统。

四、父亲与黄文欢和诗励志

黄文欢（1905—1991），越南劳动党创建人之一，胡志明主席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曾任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团副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黄文欢不满越南亲苏政策被迫辗转至中国。他早年追随胡志明投身革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并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对中国古典诗词造诣亦很深。1980年，《黄文欢汉文诗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父亲即赋诗一首赠予黄文欢：“铿锵古律谱新声，革命生涯路万程。满腹忧民忧国意，行间化作剑长鸣。”在陪同习仲勋同志看望黄文欢时当面赠送给他。及后《沧海一粟——黄文欢革命回忆录》由解放军出版社、北京外国语出版社出版，父亲又作七绝《读沧海一粟感赋呈黄文欢同志》：“磊落生平列阵云，也曾孤胆御千军。金戈铁马当年事，写入文明启后昆。”黄文欢于1987年11月给父亲回信：

杨应彬同志：

来函敬悉，所给的材料很好。华章读后不胜感激。不揣粗浅，步韵一律以答盛意，希予指正为荷。

怒发冲冠望血云，仰天长啸遣孤军。

难能一粟填沧海，大业功成恃后昆。

耑此顺敬礼！

黄文欢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于北京

父亲于1987年12月8日给黄文欢回信：

尊敬的文欢同志：

大函奉悉。拜读和诗，教益良深。明公正义凛然，激荡风雷，大业功成，当不在远。敬祈为革命珍重，为越南人民珍重。朔风烈烈，时届隆冬，遥颂起居迪吉为祝。

陈宝仓烈士之女送来其父照片一帧及资料五份（诗作在照片后），今复印一套，送请惠览存念。

此致

敬礼！并贺

新年快乐！

杨应彬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八日

信中提及的陈宝仓在抗日战争期间与黄文欢和父亲都相熟。陈宝仓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副参谋长兼任四战区靖西指挥所主任，中将军衔，他与吴石参谋长后来去了台湾，担任军中高职。1949年吴石、陈宝仓协助中共在台湾的情报人员送出重要军事情报，不幸被叛徒出卖。1950年6月吴石、陈宝仓与朱枫、聂曦在台北被蒋介石以间谍罪杀害。毛泽东主席在获悉他们送出的军事情报后，十分欣喜地写下一首五绝：“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后因朝鲜战事爆发，解放台湾大计被迫耽搁，此是后话。

黄文欢看了父亲寄去陈宝仓的资料后，作《读陈宝仓烈士证明书》一首，寄托了他对陈宝仓烈士的哀思和赞誉：

陈宝仓、陈宝仓，你的为人堪表彰。

寒松却自铺郁绿，幽兰还自溢芬芳。

你处境多么黑暗，放眼看长夜茫茫。

四一年与你相识，已明知你在思量。

随即弃暗投革命，壮驹无伏枥之疆。

五〇年赴台策反，为统一事业争光。

事未成而谋先露，献身于台北刑场。

论英雄莫因成败，要看其气魄肝肠。

一个人为国殉义，千万人奋振激昂。

陈宝仓已成千古，英名长在放光芒。

2000年，在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就义的台北马场町河畔，落成了“马场町纪念公园”，纪念包括上述4位烈士在内的“一九五〇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饶有意思的是，该纪念公园是1998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决定修建，继任市长的马英九定的园名。与此相呼应的是，2013年底，在北京西山也落成了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广场的英雄塑像就是以吴石、陈宝仓四烈士为原型创作的。可见，吴石、陈宝仓等烈士得到海峡两岸各政治派别的认可，应验了黄文欢诗中的评价：为统一事业争光，英名长在放光芒。

五、父亲写信为“中青”正名

在整理父亲遗物中，还发现他为广州“中青”（中国青年同盟）正名的一封信。

1983年，父亲分管省委宣传文化战线，但仍兼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他认为，中央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是一个英明的重要决策，这样能把分散在大量档案资料中和老同志记忆中的史料迅速地集中起来，成为研究党史的基础。父亲在这段时间，倾注全力，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征集了大量史料，弄清了历史上一批长期有争议的问题，解放了一批受到党内不公正待遇的同志，解决了一些同志冤假错案问题，落实了政策，出版了许多史料、专著和人物传记，使进一步研究广东党史有了可靠的实在的基础。

1984年秋，父亲收到曾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永祥的一封来信，提出他在抗战前参加“中国青年同盟”这个党的外围组织，算不算参加革命工作的问题。父亲于当年9月10日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委常委王宁以及省委组织部两位副部长白修成、古志德写了一封信：

林若、王宁同志并修成、志德同志：

转上王永祥同志信一封，请审批。

据我所知“中青”是三十年代前期党的外围组织。我在上海工学团时，就同期有“左翼教联”和“中青”两个组织存在。“一二·九”后，上海党组织与中央取得了联系，鉴于这种“第二党”式的极度秘密的外围组织，已不适应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不是因为“关门主义”），即主动解散，公开成立“国难教育社”“青年救国会等”救亡团体，一部分具备条件的人即吸收入党。王永祥、温焯华同志所述与我在上海的经历差不多。上海历来把“教联”“中青”等作为计算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我是1935年10月参加“左翼教联”的，因此，计算参加革命的时间即由这个时间算起。参加“中青”的（如张劲夫的弟弟张健）亦然。我想，广东参加“中青”的同志亦应如此办理才好。

又，广东省委在1933年受破坏后，到1937年抗战开始，全省各地确有不少党直接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要确认其性质。这不仅是涉及许多老同志的工龄计算问题，且涉及党史、革命史的写法问题。建议同意王永祥同志的意见，请省委组织部牵头，有关单位和少数老同志参加，成立个小组，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革命组织的性质提出意见，报省委审批。

当否？请审定。

敬礼

杨应彬84.9.10

这封信以及后来中央组织部给广东省委组织部的复函，均收录在2015年12月广州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抗日——广州中国青年抗日同盟史录》一书中。父亲在信中指出“广东省委在1933年受破坏后，到1937年抗战开始，全省各地确有不少党直接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要确认其性质，这不仅涉及许多老同志的工龄计算问题，且涉及党史、革命史的写法问题。”他建议由省委组织部牵头成立一个小组，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对革命组织的性质提出意见，报省委审批。父亲的这封信很快获得回复，中央组织部于1985年1月19日给广东省委组织部复函，确认“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广州成立的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简称 ‘中青’），一九三六年五月正式取得党组织的领导，成为党的秘密组织。凡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 ‘中青’成员，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加入 ‘中青’之日算起。”

父亲的一封信推动数百名参加“中青”的老同志落实了党的政策，这其中包括在我省和全国各地工作的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如曾生、王作尧、梁湘、莫燕忠、王鲁明、梁嘉、陈健、梁奇达、罗克明、李超、张江明、黄庄平、温焯华等。这批老同志虽然绝大多数已经作古，但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的壮举和英名，将在南粤大地上永存，父亲的这封信札也成为广东党史上一件珍贵的史料。

六、父亲和黄埔军校学长王应锻的书信

1987年12月初，父亲收到海峡彼岸一位老先生王应锻的来函，十分欣喜。他于12月8日挥翰回复：

应锻学长道席：

暌违多年，忽接来翰，喜何如之？应杰兄亦有心人，一纸华笺，竟使天涯成咫尺，可见地球并不大，心有灵犀必常通。据杰兄云：学长一切俱佳，不仅儿孙满堂，且已成商场钜子。此亦足证中华儿女之不凡，黄埔袍泽之智慧不凡。诚为学兄贺！

弟自一九四七年离开张向公部，曾赴香港及十万大山、雷州半岛一带工作。及至回到广州，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农村及文教等工作。应杰兄即于数年前从事文教时识荆者。迩来转参与省政协工作，盖昔日就学于门下之青年亦已须发斑白矣。

台湾执政诸公决开放回大陆省亲之路，海峡两岸均额手称庆。血浓于水，炎黄一家，当年吾人之血汗流在一起，又分得清尔我乎？亟盼我兄命驾归游，重聚羊城，且可返罗定一走。我年初曾经去过，情况有较大变化，想必可慰藉故园之思也。

为表明年把晤之急迫之情，不揣鄙俚，吟成一绝奉呈：

犹忆当年古夜郎，如虹气欲吞扶桑。

春花秋月故园好，粤秀山前再举觞。

耑此颂

冬祺并侯合第万福！

又，湛业忆兄在增城新塘老家，高可安兄在南海西樵，各为增城、南海县政协委员，黎优兄仍在崖县，均曾谋面。

学弟 杨应彬上 八七．十二．八

父亲为何对王应锻回大陆省亲一事如此关切？除了配合蒋经国先生临终前作出“解禁”，推出台湾老兵回乡省亲的政策，推动两岸人民交流的因素外，还有一段被尘封经年的秘密：

1940年初，父亲受中共南方局的指派，孤身一人来到贵州独山，进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四分校（即黄埔军校十七期）学习了两年半时间。其间，曾因三位朋友的来信中有进步言论，父亲被军校当局怀疑是共产党。于是白天照常上课出操，晚上睡下后，就由区队长王应锻把父亲喊醒带到大队部，由区队、总队甚至是军校政训部的官员进行轮番审问。父亲沉着应对，并暗中通过原战地服务队成员彭朗带密信给郑黎亚，让她转告中共特支领导左洪涛设法营救。左洪涛立即通过四战区张发奎司令长官给军校韩汉英校长去信，解了父亲之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时任佛山市政协副主席的王应杰通过其在台湾的兄长王应锻了解到一个情况，说当年担任区队长的王应锻不忍心对杨应彬这样一位有才华的热血青年下毒手，有意拖延时间，这才救了杨应彬一命。王应杰向父亲转述了其兄的谈话内容，但父亲当时未了解内情，还不太相信。所以当王应锻来函表示要回大陆探亲时，父亲是十分欣喜和期盼的。

但老天不作美，王应锻决定于1988年启程回大陆前，例行去做体检，结果查出是肝癌晚期，半年后与世长辞。临终前，王应锻对大儿子王作台留下遗嘱，让他一定要亲赴广州，把当时的情形原原本本转告给杨应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任台湾“中央大学”气象系主任兼气象台台长的王作台到广州进行气象学术交流，他设法约见了杨应彬。王作台说：“我是1950年出生的，对独山军校的情况完全不清楚，所以对父亲讲的情况也不是很清楚。但有一件事是很确实的，在我父亲叫醒你送大队部谈话这一段时间里，曾奉命要暗杀你，但他十分犹豫。认为你刚刚考了总队第一名，又是张发奎将军保送来的，也没拿到违法乱纪的证据，怎么能随便乱杀呢？而且在学校营区内也不能随便杀人呀！给他交待任务的人说，你把他带到10队营房外的荒山野岭一下子把他干掉，埋了就是了，对队里学生就说杨应彬开小差跑了。由于我父亲没有立即奉命行事，争取了时间，张发奎的营救信又很快到了军校，你的问题便由韩汉英校长通知 ‘不再审问’了。”

父亲听完王作台的转述，十分震动，也十分激动。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频频制造反共摩擦，就在这件事结束后的一个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爆发了，军校要暗杀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是完全做得出来的。他对王作台说：“非常感谢你父亲对我的爱护，并请你回台湾后在清明祭祖时代我献上一束鲜花。”同样，父亲在给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曾庆榴同志的另一封信中，也提到军校大队长胡皓魂（白云）对他的保护作用。父亲在军校十七期23总队第3大队第10队学习，大队长是胡皓魂，湖北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上校军衔。父亲在信中说道：“我因外面的同志来信说了 ‘犯忌’的话，受到怀疑，第一位找我谈话的人便是他。态度还好，二十多天中，他谈了六、七次，从未申斥呵责。最后因张发奎来信营救，没出问题。我毕业离校时，他对我说：‘你跟向公，也好。’还送我一幅他写的文天祥的《正气歌》（他的魏碑、隶书很有功底），以后没有通信。解放后，我从10队同学高乃安（西樵人，罗卓英主政广东时，高曾任罗的随从副官）那了解到，解放前夕，胡任上海团管区司令，是征兵机构，仍是上校。高乃安告诉胡皓魂：‘杨应彬过去了’（意指离张投共了）。胡沉思后说：‘他也许是正确的’。以后也不知他所终。我在上世纪80年代，在广州见到了第10队副队长湛业亿（增城新塘人），我问湛，我在军校发生 ‘来信问题’他知不知道？（当时我的问题只在大队、总队处理，队内不公开）他说：‘知道，问题得到解决，很大原因是大队长爱才’。看来胡皓魂还是有 ‘政治良心’的好人。”

共产党人的信仰是真理，他们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必然赢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像国民党中央军校爱才的大队长胡皓魂以及抗命的区队长王应锻，都以不同方式保护了共产党人杨应彬免遭国民党顽固派的毒手，这是由于有正义感而冒险犯难见义勇为的壮举。

父亲给王应锻的这封信，揭开了70多年前国共两党恩恩怨怨的一段往事，让人们记住了两党交恶中的一位有良知的好心人。

七、父亲与任仲夷的书信往来

任仲夷是一位思想深刻、胆识卓越、性格幽默、语言生动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在广东开放改革开放初期凭借那些闪烁着真理火花、思想亮点的举措，化解了来自上面和八方的非议和责难，带领省委一班人渡过重重难关，攻城略地，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为广东的改革开放立下开拓之功。即使退下来后，他也常常发表一些好的意见，让人耳目一新。2001年秋，任老从内蒙古和西北考察回来，于10月28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向父亲询问“儒法之争”，父亲于11月1日给任老回信：

仲夷同志：

10月28日来示敬悉。金秋十月，驰骋于内蒙草原和黄土高原平安归来，可喜可贺！但长徒跋涉不利于疝气之病，至祈慎行。任老之健康是广东干部所望，广东人民之福。今以近九十之高龄，出席党的十六大，想是我党历届代表年高之最，亦为广东党组织之光荣。至盼于会期中劳逸结合为祷！

所询儒法之争，我不甚了了。我把此作为自己的一个学习机会，翻了一下辞海，摘出有关条目，似可看出点眉目。特请秘书张春扬同志打印出来，拟供参阅。另提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正于方家：

（一）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不是谁恩赐的，是在“周天子令不出都门”、各诸侯国纷纷争霸、杀伐的情况下产生的。他们都先在自己所在的国而后又在列国游说，推荐自己的主张。孔子先在鲁国被用过一段，游说时则没人买账。商鞅则被秦孝公所用，孙武则被吴国所用。命运各不相同。至于百家的学说，历史地、客观地评估，应当说大多数有其特点，也有其一定的真理性。就如被后人称为“诡辩家”的公孙龙子，其“白马非马”的观点也有一定的辩证观点在内。我想今人要继承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学术观点说，就是要吸取其真理性的部分，剔除其反真理部分。这同历代封建王朝为维持其统治是完全不同的。

（二）商鞅以其主张有利于秦孝公的崛起、李斯以其主张有利秦始皇的巩固大一统即受重用；董仲舒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加上“君权神授”有利于汉武帝在“文景之治”休养生息之后巩固其封建秩序而受重用，都是因为适合当时特定的统治者的需要而被推崇。比较起来，儒家学说更多地符合中国人民要求安定、和平、忠恕、中庸的心理，所以被利用为教化之用，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串在一起，作为正统，称为“王道”，而法家则因其严刑峻法，被称为“霸道”。但历代皇帝中也有不一定尊儒的。梁武帝萧衍出家当和尚；唐太宗派玄奘赴天竺取佛经；嘉靖皇帝信道教，称自己为“道君皇帝”，就更是老庄学说的信徒了。

（三）“文革”确实是“大革文化命”，主要是把历史传统一概归为“四旧”加以摧残，把合理的现实经验作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来批判，这只能是一场灾难。至于“批林、批孔”，其目的是“批周公”，“四人帮”是明目张胆地这样做的。“文革”开始便说：“北方有个叛徒网，其头子是刘少奇；南方也有个叛徒网……”明显是指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方局和南方各地党组织。（我所在的“特支”因为是南方局直接领导的，成为攻击周恩来同志的广东十几颗炮弹之一，被审查了十年之久）。“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时，又明白指出要“批周公”、“批宰相儒”。这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所以，林彪“四人帮”有时打着儒家、法家旗号，只是掩盖他们的阴谋，与儒家、法家学说中的某些真理性是毫无关系的。

（四）古代优秀学术的精华是可以继承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提倡“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就很好，真理是不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但要避免“历史周期率”，根本的一条还是要实行毛主席与黄炎培谈话时所说的“发扬民主”。在这个基础上“依法治国”“以德育人”才能见效。

本只想写几个字，不想信笔写来竟写了四页。刍荛之见，有扰精神，抱歉之至。

此致

敬礼！

王玄大姐均此致候。

杨应彬11.1晨

任老为什么要研究“儒法之争”？从父亲信中最后一段可见端倪。任仲夷对发扬民主极其重视，他于1998年在《百年潮》杂志上撰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文中说到：“到了60年代，由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已经受到严重破坏，权力过于集中在毛泽东个人身上，终于酿成了 ‘文化大革命’这个全面灾难性的大悲剧”。父亲在信的末尾也郑重指出：“要避免 ‘历史周期率’，根本的一条还是要实行毛主席与黄炎培谈话时所说的‘发扬民主’。在这个基础上 ‘依法治国’、‘以德育人’才能见效。”可见，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父亲与任老的见解是高度一致的。

2004年7月，广东省委老干部局主办的面向老年人的《秋光》杂志社，给该社顾问任仲夷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拟将刊名改为《秋光·健康生活》，认为这一改动有助于该杂志面向社会、面向市场。任老阅后在信件上批示：

应彬同志：《秋光》杂志这个刊名，是你起的，我认为很好，大家都赞成。这么多年，都叫惯了，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了，何必非在“秋光”之后，又加上“健康生活”四个字呢？叫起来，啰嗦得很。为满足读者的需要，多从内容上充实《秋光》不好吗？我看还是不改为好。仍然叫《秋光》这个老字号，《秋光》就意味着健康不是更好吗？国内外有些著名刊物，多是内容多有变化和充实而保持原名的，你意如何？

父亲收到任老的信后，浮想联翩，提笔给《秋光》社编委写了一封长信：

你们征求仲夷同志改革杂志的信，他已有批复，并征求了全国、林义、瑞芝等同志的意见。他们一致赞成不改名，也不加“健康生活”附名，只充实内容，革新栏目，以保留《秋光》有影响的“品牌”。我完全赞成任老等的意见，并再补充点想法如下：

回想《秋光》创刊前，曾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从刊物定位这点出发，并从毛主席诗词中的名句受到启发，建议叫《秋光》。由此生发开去，联想到许多，感到《秋光》涵盖内容丰富，当即写了一篇短文，叫《秋光赞》，登在创刊号上（复印附上）。现在看来内容还很实用的，多年来实践证明是好的。

后来我听你们说：全国老年刊物中，刊名以上海的《银浪》和广东的《秋光》较好，二者中，大家又认为《秋光》更好。可见是经受检验的，读者和业内是认可的。任老说是广东的“品牌”，是中肯的。任老说到中国名牌杂志中有的一直用一个名字不变，只是充实内容、改变栏目，我知道的有《东方杂志》，不久前才过了百年华诞。我是它的读者和一个时间段内的作者，就是抗战前胡愈之任主编，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薛暮桥主持刊内《农村经济》栏的时候。《东方杂志》长期不改名，是因为名字好，有特色，涵盖广，举凡东方（主要是亚洲，但又不点明）的经济、政治、文化、人文等都可包罗进去，以便与西方对比。中国自然是东方的主要地区了。……

广东老年刊物的这一“品牌”，有点像北京的“同仁堂”、“瑞蚨祥”，广东的“陶陶居”、“莲香楼”，不要随便湮没了。

祝

编祺！

杨应彬8.10

《秋光》杂志社编委会在收到任老和父亲的信件后，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没有更改刊名，保持《秋光》品牌，一直坚持办下来，而且越办越好。

八、赖少其同志的一封信

在父亲遗物中有一封赖老少其写给父亲的信笺，十分珍贵。

应彬同志：

吾经常参加市政协活动，故未与你见面请谅。

张凯帆同志身患重病，现住医院化疗，但仍怀念老友左洪涛同志，要为他写革命回忆录，望省政协能寄些左洪涛同志的资料给他，以帮助他回忆。

南生同志顺此问好。

致敬礼

赖少其 五月五日

赖老这封信没有标明年份，但从信中所提及的两位革命前辈张凯帆和左洪涛，可以推算出这封信的时间。左洪涛于1990年7月在广州病逝，张凯帆则于1991年10月因病在合肥逝世。而赖老信中提及张凯帆要为老战友左洪涛写回忆录，说明此时左洪涛已经去世，因此，此信应该是张凯帆去世前的1991年5月5日。

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1928年加入中共，历任区委书记、代理县委书记。1933年任中共上海吴淞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龙华监狱。在狱中服刑期间，留下了“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的传世佳句。

抗日战争期间，张凯帆出狱回到安徽，历任新四军五支队秘书长、中共来安县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中，先后任苏皖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共合肥市委书记等职。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部长，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1959年7月，张凯帆得悉其家乡无为县大量饿死人的消息后，到无为实地考察，斥责了县委书记，下令解散了无为县几千个“大食堂”，并开仓赈粮，救济百姓，史称其“大闹无为二十天”，被百姓呼之为“张青天”。但此举与当时的中央政策相悖，招来祸端。1959年9月9日，根据中央指示，安徽省委作出了“关于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张凯帆党籍，撤销了副省长职务，关押了两百多天。直到1962年才得到纠正。粉碎“四人帮”后，张凯帆历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他著有《张凯帆诗选》，其书法曾受到毛泽东赞誉。

左洪涛与张凯帆是国民党的龙华监狱里相识的战友，左洪涛在狱中写了一篇《沉痛的呼声》，托看守送了出去，很快便在杂志上刊登出来，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国统区炸开，引起巨大反响。1983年，当年的狱友，原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到广州探望左洪涛，当着他和赖少其的面朗诵并亲笔录下半个世纪前左洪涛在狱中写下并被狱中难友广为传诵的一首100多行的长诗，大家不胜唏嘘。

从赖少其的信中可以看到，左洪涛去世后，已重病缠身，住在医院作化疗的张凯帆仍惦记着老战友左洪涛，要给他写回忆录，嘱咐赖老向广东省政协要些左洪涛的资料。在赖老写给父亲的这封信发出后不到半年，张凯帆也离开了人世。

赖少其的这封三页纸的书信，不仅是难得的书法，而且是再现革命前辈之间战斗友谊的珍贵遗物，值得后辈铭记。

九、习仲勋同志的一封信

1997年9月18日，习仲勋同志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应彬同志：你好！

看到你写的“回忆习仲勋同志在广东的二三事”后，使我回想起我们在广东省委共同工作的日日夜夜。你的真实性文笔，把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种种矛盾，和我们呕心沥血为人民的丰衣足食而进行的拨乱反正，以及为广东经济腾飞打下坚实基础的许多事情跃然纸上。衷心感谢你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

顺祝身体健康，全家安好！

习仲勋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八日

由于当时习老身体健康的原因，信的内容是秘书记录后打印出来的，但落款是习老独特的亲笔签名。父亲写的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习仲勋革命生涯》。文章中讲的二、三事，其中就包括了习仲勋同志在清远县深入调研，从实际出发，支持清远农村在“洲心经验”基础上，大力开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支持清远工业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率先在企业管理体制上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父亲对习仲勋同志为老百姓的丰衣足食而敢于顶着巨大政治压力和风险的精神和举措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在陪同习老在清远调研期间，他就曾当场赋诗一首：“经验原从实践来，还凭妙手匠心栽。长征路上辟新径，带起群芳处处开。”称赞仲勋同志的开拓精神。1985年，父亲再到清远，又作“贺新郎·赠清远市”，词中吟道：“从来此处多新意。有无数人间奇迹，辉煌历史。农业洲心创联产，又工业责任制。闹扶贫、易地安置。体外循环能造血，真令人、大长英雄志。空今古，立天地。”

2002年4月，习仲勋同志去世后，父亲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写了一篇文章“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以王全国、杨应彬、张汉青三人名义在2002年第4期的《广东党史》上发表，并作七律一首：“北海鲲鹏南海来，风雷搏击上云陔。樊笼打碎心生翼，边境翻成聚宝台。农业承包跨大步，工商改革列前排。江山代有雄才出，执掌征帆破浪开。”对习仲勋同志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的丰功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