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香港人的中山路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广东和福建的四个城市：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特区”的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简单来说就是要将这四个特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试点，广东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春江水暖鸭先知”，身为侨乡，中山凭借华侨众多的优势，开改革开放之先河。

霍英东与邓小平的“不走回头路”

1984年，改革开放进入第五个年头，囿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僵硬观念，国内许多人对外资大量进入广东，“三来一补”的工贸形式盛行持怀疑和批评态度。邓小平1984年1月在中山视察时一句“不走回头路”，显示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对广东改革开放的肯定和支持，“不走回头路”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念。这句话与香港实业家霍英东及他建设的中山温泉宾馆密不可分。

邓小平在中山三乡中山温泉宾馆旁的罗三妹山提出“不走回头路”的口号。这家因此闻名全国的宾馆是香港爱国实业家霍英东先生投资兴建的国内第一家内地与香港合作酒店。

1978年12月19日，《澳门日报》的一篇“中山县翠亨村将开为旅游区”的报道，吸引了霍英东的注意。他动身到中山县考察，发现三乡镇空气清新，风景优美，上有罗三妹山，下有温泉，是疗养度假的好地方。霍英东当即决定：建温泉宾馆！

就这样，霍英东成了第一个回国投资酒店的香港商人。

尽管爽快地决定了要在中山建酒店，但是引入外资，建设中外合作酒店对于霍英东和中山市来说也是头一遭，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光是草拟协议，就颇费心思——既不能套用独资的，又不能套用来料加工的。行政人员推敲了一个星期，也没有理出头绪。后来霍英东说：“叫补偿投资协议吧。”他表示赚钱后只收回成本，不计利息，不分利润。

随后，霍英东联合何贤、何鸿燊、马万祺等港澳富商，与广东省旅游局签署《补偿投资协议》，投资4000万港元兴建中山温泉宾馆。

霍英东想要办酒店的想法很简单：中山是著名侨乡，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大批华侨、港澳同胞回到中山，可是内地的酒店设施太落后，没冰箱，没浴缸，没热水，而且物资贫乏，交通不便，要回一趟内地委实是太累人了。“既然改革开放让人家来投资，首先必须有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生活环境，有个适宜的食宿地，使人进来了留得住。”霍英东回忆当年的决策时仍十分感慨，“老实说，当时若说我们搞宾馆是为了发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看到大陆在这方面很落后，觉得如果能经营好一间酒店、宾馆，作用可能会很大。”

中山当时还是县级行政级别，政府深知这个项目对中山县发展的重要意义，于是积极参与、配合，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也给予了大量的支持。但是，中山温泉宾馆毕竟是国家经历了十年内乱后的第一个中外合作项目，作为承办这一项目的开拓者，霍英东遇到的困难仍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合作的方式从无先例，国家经济极度困难，各种物资奇缺。正如廖承志当时对霍英东所说：“内地人力、砖头沙石都够你用，其他的我帮不上忙，得靠你自己进口了。”然而即使是人力到位了，效果仍是差强人意，多年的“大锅饭”让当地的工人养成了懒散的作息，“磨洋工”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筹建过程中，需要进口设备、建材、物料、食品，需要聘用海外管理人员，需要改革工资，需要订立打开大门做生意的制度，而且中山温泉宾馆拟在1980年12月28日正式开业，时间上非常紧迫。当时广东省的领导和朋友都劝霍英东不要赶时间开业，但霍英东还是按原计划送请柬出去，请了国务院侨办的官员，请了杨尚昆、刘田夫、梁威林等省领导以及港澳不少知名人士。霍英东认为路是走出来的，改革开放第一步很重要，应该敢冒风险，成败对错都能承担。“我计算过船期，对按时开张并不是完全没有把握。但那些货品运来澳门，再运到珠海拱北和中山，只有五个星期的时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误期。我那时这样做，可以说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当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评价霍英东说：“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合资经营、先行一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方面霍先生可称得上是一位有识有胆之士，是一位‘敢吃螃蟹的人’。投资于国内旅游业，在思想认识、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上都有许多实际问题，但灵活变通的措施，突破了旧体制的限制，温泉宾馆不仅如期开幕，而且摸索积累了一些兴建和经营旅游业的经验。打破了海外投资者对投资国内旅游业的神秘感，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为后来更大规模地吸收和使用外资作出范例。”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上，霍英东这位先锋功不可没。

1982年，中山温泉宾馆开始赢利，营业额仅次于广州的东方宾馆、上海的锦江饭店、四川的锦江宾馆和北京的北京饭店，跻身中国内地五大宾馆之列。

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广东。在1月26日看完深圳特区后，他转到珠海参观几间工厂，当晚入住中山温泉宾馆。1月28日，邓小平登上宾馆后面的罗三妹山，俯瞰中山的变化。下山时警卫建议原路返回，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就在这天晚上，邓小平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时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29日中午他为珠海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下午前往广州。深圳特区的同志得知邓小平为珠海特区题了词后，急派人员赶到广州请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邓小平欣然题写：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1984年1月26日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而邓小平则将日期写成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也就是说，邓小平为珠海、深圳特区题词是在视察中山温泉宾馆及会见霍英东之后。

中山温泉宾馆最初以接待外宾为主。出于争取客源的考虑，中山温泉宾馆开业不久，霍英东就提出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高尔夫球场的建议。当时，不仅普通的中国人，就连很多政府官员亦不知高尔夫球是何物。因此，霍英东的提议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甚至有人说：“改革开放，是否连这种很贵族化和很资产阶级化的玩意儿也引进来？”直到1982年高尔夫球运动被列入第九届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中山温泉宾馆高尔夫球场才真正开始动工。

中国中山温泉宾馆高尔夫球会成立后，霍英东从中山县农村挑选了19名农家子弟组建了中国第一支高尔夫球队伍。就是这样一支“泥腿子”队伍，后来多次在国际比赛中取得名次。

有人给中山温泉宾馆总结了几个第一：全国第一个中外合作经营管理的酒店；全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可以让群众参观的酒店；全国第一个对外销售以进口面粉做面包的酒店；拥有全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全国第一个实行工资改革的企业；全国第一个不用粮票进餐的酒店；全国第一个物价放开的企业：全国第一家实行商品价格浮动，不用专用票证，敞开供应的酒店；全国第一个工作服装改革的企业，男服务员穿西装、女服务员穿高跟鞋。

霍英东对中山温泉宾馆的投资，打破种种禁忌，创造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开放成果。中山温泉宾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中外合作企业，它的成功无疑是改革开放在中山试水的一剂强心剂，大大增加了各方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与信心，并对后来的城市发展与规划建设产生深远影响。这也明确地向世人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不走回头路”。

长江乐园：第一家中外合资大型游乐园

霍英东在中山兴建的中山温泉宾馆成功了，这为不少正处于观望状态的港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不少香港同胞也抱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来内地寻找商机。广东中山是不少人的第一站，中山温泉宾馆、长江乐园……旅游业曾经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全国旅游看广东，广东旅游看中山。”作为全国首个引进外资的大型综合游乐场，长江乐园在改革浪潮中诞生于中山。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位嗅到了“春天气息”的常往来于港澳和内地的香港商人及日本一家出租车的老板看中了中山这块正待开发的璞玉。多番考察之后，两人很快决定联手将在日本炙手可热的游乐园“复制”到中山来。

他们与当时的长江旅游发展总公司一起合作，由长江旅游发展总公司提供土地——有“长江叠翠”之称的长江水库一带，他们提供资金并从日本进口二手游乐装备，包括碰碰车、翻滚飞车、激流探险、旋转飞碟、空中单车等。这些如今已司空见惯的游乐设施对当时的中山人来说十分新奇，设备安装好后，在场所有人都大加赞赏，这也让他们更坚定了长江乐园会一炮走红的信心。

说到长江乐园游乐设施的安装，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20世纪80年代，如今的中山市游戏游艺行业协会会长、金马游艺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邓志毅还只是国有企业中山机床厂的一名普通销售人员。这一天，他听说同事们接到了一桩特殊活儿——安装进口游乐设备，需要高空作业——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邓志毅不明白什么样的游乐设备需要搞机床的人来安装，更没想到同事们安装的这些机动游戏创造了国内第一。

1983年7月15日，长江乐园正式开门迎客。作为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大型游乐园，长江乐园是国内最早具有现代化游乐设施的大型娱乐场。

长江乐园位于长江水库大坝下方，占地面积四万平方米，各种游乐设施星罗棋布，让人目不暇接。在当时，这些游乐设备让人大开眼界，翻滚飞车最具代表，人龙之长简直看不见哪里是尽头。为了坐一次翻滚飞车，人们起码得排上三四个小时的队，不少人从车上下来后还意犹未尽地要去排第二次，一边排队一边手舞足蹈地向身边人讲述车上是如何惊险刺激，配合半空轨道传来的阵阵“惊魂尖叫”，众人既担惊又期待。

当时除日本外，只有美国和联邦德国才有这些机动游戏，不少游戏机产品甚至早于港澳地区引进。来自内地和港澳的游客蜂拥而至，全国各地的旅游包车一辆接着一辆。不仅如此，我国内地最早的娱乐节目——广东电视台的《万紫千红》还把第一次节目的外景拍摄地点选在了长江乐园，可见当时长江乐园的影响力。

当年，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就吸引了全国各省市领导前来参观学习，长江乐园往往是各级领导考察的“第一站”。这些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游乐设施，吸引了杨尚昆、胡耀邦、李鹏、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领导和外国友人。

198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中山，特地到长江乐园调研。

胡耀邦对乐园内的各种先进游乐设施很感兴趣，不时询问身边陪同的中山市委领导。当胡耀邦一行人来到“翻滚飞车”的站台时，他更是健步跨上飞车，兴奋地挥手大喊：“开呀，快点开呀！”当时胡耀邦已年近七旬，出于安全的考虑，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忙把他搀扶出来。胡耀邦有点无奈地说：“我不怕翻滚，让我试一下嘛！”后来到“激流探险”处，胡耀邦又跃跃欲试。经讨论，大家觉得这个游乐项目安全稳当，于是就让他和几个省市领导一起乘船去“激流探险”。船到终点，他连说“好玩”，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次。

胡耀邦参观长江乐园时说：“我们要发展旅游业，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参观完毕后，他还在休息室即席挥毫，写下“发展旅游，促进四化”八个大字，以表达对中山发展旅游业的殷切期望。

中山长江乐园的成功经验如同蒲公英的种子一般，很快便在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催生出了中山乃至全国的游艺游戏产业。继长江乐园之后，东方乐园、南湖乐园、香蜜湖乐园、深圳湾乐园、珠海珍珠乐园相继在珠三角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全国各地也繁生出了众多游乐园：北京石景山、上海锦江……

游长江乐园、住中山温泉宾馆成为当年广东人最时尚的旅游路线，并派生出一种特别的旅游产品——中山面包。当时中山温泉宾馆、长江乐园都从香港聘请了专业的面包师傅，用外国进口面粉配上独特手法烤制面包。“去中山吃面包”很快便成为了当时年轻人的一个时髦风潮，堪比现在去中山吃乳鸽。

“北冰南移”的广寒冰宫

1984年11月，一座名为“广寒冰宫”的室内真冰溜冰场悄然在中山市开始动工，该溜冰场由中山市政府与香港同胞宋元生先生合资兴建，占地面积2700平方米，于1986年6月建成营业。作为我国南方第一座室内人造真冰溜冰场，广寒冰宫填补了我国南方城市没有人造真冰溜冰场的市场空白，很快便成为了中山乃至珠三角地区一道夺目的风景线。

80年代初期，中山籍香港商人宋元生希望出资兴建一所体育场馆来回报故乡人民，此时国家体育管理部门正筹备“北冰南移”的战略计划。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开始开展冰上竞技运动项目，由于当时室内没有滑冰馆，大多竞赛项目都只能在室外举行。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冰上项目中，只有速度滑冰进入过世界排名的前三，由于受地域、季节等条件限制，我国的冰上竞技运动一直“南北有别”。南方运动员在田径、游泳、跳水等项目上占有优势，而冰上项目则是北方运动员的优势所在。国家体委希望能实施推动“北冰南移”的战略计划，通过在南方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建造一批滑冰馆、建立专业滑冰队，把滑冰运动普及起来，进而推动中国冰上项目在南北方的共同发展。但当时很多南方城市受制于地理、气候因素，并不太看好发展冰上运动。

中山地方政府考虑到国家“北冰南移”的政策支持，又有宋元生资金的支持，便商议兴建广寒冰宫室内真冰溜冰场。中山地方政府部门在中山二路旧体育中心内（现中山体校学生宿舍附近）规划出2700平方米的土地，用于建设溜冰场。

广寒冰宫的溜冰场分两层，一层是一个600平方米的真冰场和一个600平方米的旱冰场；二楼有一个餐饮厅、一个交谊舞厅，还有一个迪斯科舞厅。

广寒冰宫真冰溜冰场的顶棚按照舞厅标准设计，安装先进的灯光照明系统，装配从澳门进口的高档音响。整套制冷设备从国外进口，旱冰场的地板也采用高档柚木制成。整个溜冰场华丽大气，全市罕有。

“进去以后，感觉就像是一个非常大、豪华的迪斯科舞厅，只不过人们不是在里面跳舞，而是溜冰。”张文建仔细地回忆道，作为广寒冰宫溜冰场招聘的第一批合同工，张文建自开馆便负责冰场的设备制冷和巡查冰面等工作。

同是广寒冰宫的第一批员工，曾任中山体校校长的黄社标，当时也和张文建一样在溜冰场内的行政部做管理工作。他说，广寒冰宫建成营运之前，很多南方人对于室内真冰溜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真冰场一建成，瞬间成为市民眼中的稀罕物，并很快将中山的滑冰运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热度。

“当时整个南方只有这一座溜冰场，广州、香港、澳门的市民都来这里滑冰。其中从澳门来的人最多，周末很多人会从澳门搭车来中山滑冰。”提起当年溜冰场内的热闹场景，黄社标直到现在仍记忆犹新。他说，当时很多赶潮流的年轻人滑冰技术不好，一群年轻人手拉手排起“冰上长队”，那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热闹场面，总让在外围的市民驻足观看。

“门票10元一张，团体票和学生票4 .5元一张，这在当时还是比较贵的。但开业初期还是很多人去溜冰，很多20岁左右的年轻人，会一大帮朋友一起购买团体票去溜冰。”张文建回忆，溜冰场当时营业时段分为下午场和晚上场，下午场营业时间为14：30至17：30，晚上场为19：30至23：00，每天都有近千人次来溜冰。到了周末，售票窗口前更是人满为患，等待入场溜冰的市民不计其数。

如今在全民健身广场担任副场长的伞彤彤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滑冰世家，17岁时曾在全国花样滑冰比赛中夺冠。中山“广寒冰宫”建成开馆后需要师资等配套的投入，便从东北吉林邀请伞彤彤的父母来中山任教。

据伞彤彤回忆，父母到中山两年后，自己从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毕业，便追随父母来到广寒冰宫任教。“那时候我父母都已经五十多岁，很多技术要领只能口头传授，没有办法再做动作示范，我就负责带一些队员开展日常的训练。”

1988年，伞彤彤的父母组织起中山市第一支业余溜冰队，还逐步将部分场馆内的工作人员训练成为国家二级裁判。为了甄选优秀的滑冰“苗子”，教练又通过当时中山市教委，将部分中小学的体育课搬到溜冰场来，并选材组队开展专业训练。

1988年至1995年期间，中山业余花样滑冰队一直保持着20—40人的规模，每年都会参加市里组织的花样滑冰赛事，成为我国开展冰上竞技运动项目较早的一支南方队伍。1990年前后，溜冰队员的技术已经可以正常开展周末的场内表演。队内几名表现优异的小队员后来还获得了前往香港、澳门等地表演的机会。1992年前后，一些已经接受了四五年训练的优秀队员，陆续获得了全国青少年花样滑冰赛女子单人滑的冠军、亚军，以及男子单项第二、全能第四等优异成绩。1990年，中山选派了高雅莉、彭宇靖两名队员参加第七届全国冬运会，开创了南方省市参加冬运会的先河，改写了中山群众体育活动的历史。

中山香港“前店后厂”优势互补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与香港经贸交流也进入全新时期。许多香港乡亲关心中山，积极捐资捐物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同时大批侨汇经过香港寄到中山千家万户侨眷侨属手中，在那个特殊年代，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山人的生活，这些侨汇也为当时受到帝国主义封锁的新中国国家对外贸易提供了大量的外汇硬通货。中山人也响应国家号召，为保障香港居民生活稳定尽心尽职。1953年起，中山每天都有一支由两艘船组成的特殊运输队把鱼虾等鲜活水产品运往香港地区。即使是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候，运输队也没有中断过。至1997年，中山“水出集团”出口的塘鱼类货品已占香港市场总份额的30％至40％。

改革开放后，中山与香港的经贸交往进入鼎盛时期。珠三角是内地率先实行同香港经济合作的重点区域。20世纪80年代初，适逢香港制造业向服务行业转移，珠三角以其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低成本优势，为香港的产业转移和升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空间。由此，两地创造了“前店后厂”的独特的经济合作模式。

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回乡观光、探亲的港澳同胞接踵而来，一部分具有远见者率先大胆投资，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外商在中山投资的序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由霍英东、马万祺、何鸿燊、陶开裕、何厚超等参与注资兴建的全国第一家中外合作旅游宾馆——中山温泉宾馆。沙溪申明亭村的旅港乡亲杨玉维、杨帝增、杨文立等，1979年冬趁回乡探亲之便，对本村加强村办企业建设的需要和可能，同村干部及群众交换意见。次年春主动捐赠衣车30台、资金10万港元以及配套零件和布碎一大批，同时提供裁缝师傅和技术资料，帮助申明亭村办起第一间村办制衣厂，也是全县第一间新型制衣厂。由于设备、技术、服装款式均适应新潮流，制衣厂业务发展迅速，两年后再扩建一间新厂。两间制衣厂共解决本村250多人的就业问题，还为全村100多名退休老人按月提供生活补助。村民说：“办起一间厂，富了一村人。”

小榄永宁村旅外乡亲投资家乡办企业的成绩也很可观。旅港乡亲李立为香港添利电子集团董事长，1983年便投资在永宁办起电脑版厂。旅港乡亲麦克贞为香港大华集团董事长，1984年投资1660万港元，同永宁村合办永大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永华胶带厂及永昌电工带厂等。这些企业引进国外80年代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是国内大型胶粘带生产企业之一。

石岐莲峰区旅港乡亲毛楚坚为香港晶苑纺织集团董事，也是投资家乡办企业的积极人士。1980年他率先在莲峰区办起第一间来料加工厂——莲盈毛织厂。随后几年中，他继续兴办中山织造厂、中山织造二厂、东凤毛纺厂、东凤染厂、湖滨制衣厂等八间工厂，为中山纺织工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南朗翠亨村旅澳门乡亲王启翔，家族三代管理澳门侨光公司。20世纪70年代末，王启翔与兄妹回家乡考察后，决定在南朗成立中山侨光纺织有限公司，独资办厂。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王启翔与工人们同甘共苦，使公司的生产蒸蒸日上，后来成为集毛纺、染整、毛织、针织、制衣于一体的大型毛纺织生产基地。

浪网旅港乡亲陈广球积极投资浪网镇工业。1980年他在浪网兴办“三来一补”企业——新华手套厂。随后五年间，他继续投资在浪网办起皮鞋、织布、服装等九间工厂，为本镇解决三分之一共3000人的就业问题。按1985年统计，这十间工厂工业总产值达到3000多万元。

港口镇旅港乡亲郑伯勋先生1981年回乡探亲，发现家乡几无机械铸造业，便提出兴办铸造厂。他无条件提供资金和设备，无私传授技术，使铸造生产持续稳定发展。该厂铸造的生铁排污水管质量上乘销路广，还解决了40多乡亲的就业问题。

还有不少港澳乡亲投资家乡渔农业。石岐郊区旅港乡亲蔡继有为香港新华海产集团董事长，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投资兴办横门机械捕捞作业队，共有新型捕捞渔船20多艘，使中山的海产捕捞业步入现代化。大涌的旅澳门乡亲李炳俊和萧文龙于1989年投资大涌镇，办起良种“妃子笑”、“糯米糍”荔枝园，同时兼办瘦肉型良种猪场。民众旅港乡亲梁炎胜、三角旅港乡亲吴程伟、沙溪旅港乡亲黄观金、王广连以及张家边旅澳洲乡亲陈炳林等，先后在本镇本村投资办起有一定规模的果场和农场。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山利用外资一直平稳增长，到1997年5月，全市已批办“三资”企业2000多家，其中港资企业在数量和资金上都占75％以上。1996年，中山“三资”企业全年实现总产值128个亿（港资企业占75％以上），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29％。

与珠三角大部分地区相似，港资企业在中山有三个特点：一是资金主要集中在制衣、制鞋、玩具和电子行业，如三乡宝元鞋城总投入达10亿元，嘉华电子城总投入也达5亿元；二是一般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多，附加值高的产业群组少；三是直接投入到制造业的多，投入到服务行业及通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产业的少。

除了“前店后厂”这种合作形式，中山与香港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合作也是空前的。广东省当年80％左右的出口通过香港，在中山对外出口总额中，直接出口到香港的也占80％。除淡水鱼类外，中山的许多农副产品如蔬菜、水果、“三鸟”及一些来料加工、净料加工品等也直接供应到香港市场。1996年，“中山水出”公司出口创汇4000万美元，“中山果出”公司出口创汇2000万美元，食品进出口公司出口总创汇也达500万美元左右。

香港也是中山名牌工业产品——“中山货”的主要市场和出口中转站。1980年，中山家用电器厂生产的“千叶牌”电风扇已开始风行港澳市场，“珠江桥牌”酱油也以名牌货姿态进入香港。1982年，“中山濑粉”在香港市场被誉为“广东米粉五大皇牌”之一。接着，“威力牌”双缸半自动洗衣机等一批新兴工业产品也先后在香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进入经济调整期和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是粤港经济合作的第一次机遇，那么“九七”香港回归无疑又成为粤港经济合作的新的契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七一”回归之前，香港实际上已完成了经济上的回归。据统计，回归之前，香港迁入广东的制造业工厂已有四万多家，雇用工人超过五百万人。专家指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寸土寸金，劳力和土地成本不断攀升，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竞争力大为降低。因此，在当前粤港两地科技工业水平都还不高的情况下，依靠高新技术来实现工业转型已势在必行。

由经济发展客观情况决定的粤港“厂店”合作关系的升级，显然也是中山与香港“九七”后经贸合作的客观需求。“九七”香港回归后，粤港合作方式转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山目前亟须在旅游业、房地产业、信息业乃至金融业和农业方面利用香港国际经贸中心的优势，展开“相互支持、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新合作。

展望中山与香港经贸合作的未来，中山学院经济系主任罗文彬认为，21世纪，中山与香港合作可望在生物工程、电子技术、资讯服务和服装制造四大领域有所作为。罗文彬尤其看好中山与香港两地在生物工程领域的合作前景。她指出，与内地相比，香港有非常好的中药提炼技术，但生产、加工能力不足，中山的国家高科技健康产业基地正好可以优势互补。